崇明岛社会文化生态调查：“光棍危机”

朱善杰

这一情况，完全颠覆了此前我对崇明岛婚姻状况的想象。同时，也颠覆了过去我只知道上海有“剩女”的知识。

最近，我在上海崇明岛所进行的社会和文化生态调查，有些内容已发在2016第13期的《南风窗》。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呈现崇明在人口结构方面正在发生的改变。

这次的调查区域，我选择在竖新镇、中兴镇和陈家镇这三个地方。因为竖新镇在崇明岛中部，陈家镇在最南部，中兴镇在这二者之间。所以，它们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娶妻难

“娶妻难”已是中国某些贫困农村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没想到，在崇明，有的村子居然也盛产“光棍”—竖新镇中部的一个村子就是这样。

村子不大，中间有一条主街，把村子一分为二。家家户户都是盖的三层小楼，看上去好像一家比一家大，应该是互相攀比的结果吧。一般地，紧挨小楼而盖的是两间平房，其中楼房是中青年人住，平房留给老人住。在这个村里，已见不到青年人，他们都进城工作了，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上海市区就业，个别的在县城驻地城桥镇干活。

该村的两个特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性别很失衡。五六十岁的老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在家，因为女性进城帮儿女照看孩子去了，于是他们也就成了“留守男人”，而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没有这一区别。这些留守男人，一方面在家里干点杂活或农活，另一方面照顾年迈的父母亲。

二是没有留守儿童。原来小孩都跟着父母去城里生活了，由奶奶帮助照看着。这与我在山东南部农村调查时所看到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均大量存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村里30岁以上还没有娶媳妇的男青年，比比皆是。其中有两个亲兄弟，家里盖了两座三层小楼，一个45岁，在市区开出租车；一个42岁，在县城打工。但两人至今都还没娶到媳妇。老母亲70多岁了，整天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一晃20多年，现已愁成了满头银发。

她一直对人说，自己快要急死了，将看不到任何一个儿子娶媳妇的那一天了。最近两三年，父亲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整天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还有点儿老年痴呆，走路也踉踉跄跄的。

还有一户人家，在10年前就盖好了三层楼房，总面积在260平方米左右，儿子今年38岁，在浦东金桥的一家外国软件公司打工，月工资一万元左右。2010年，由于才进城工作不久，就决定先攒三年钱，然后在单位附近买套房，再娶个媳妇，计划得挺好的。

哪知道，正要准备动手，从2013年6月起，单位附近的房价再一次大涨，然后一涨再涨。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在浦东买房的梦。

母亲是二婚，现年72岁。第一次婚姻是在苏北，丈夫去世后，在家乡吃不饱，又不好意思在当地改嫁，最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把孩子留给了婆家，自己远嫁他乡，来到了崇明。她说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今年初当上爷爷了。她自己呢，还在着急当婆婆。

但也有状况不同的。住在村头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家里也是三层楼，在市区和县城都没有房子，也没买私家车。他今年28岁，女儿4岁。他多年前就喜欢上网，出租车换班时，除了睡觉，就是利用各种聊天工具加好友。

2009年，他通过QQ与一个河南女孩认识了，那时女孩刚刚来上海打工三个月，他能说会道又贴心，在2011年，女孩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同意与他“裸婚”了，于是就嫁到了崇明，目前在该村的一家种植有机蔬菜的公司工作，他则继续留在市区开出租，一周回家一次，孩子在本地上幼儿园，一家三口过得虽不富有，但很温馨。他的经历，不知艳羡了多少邻家的大妈。

如不是靠自己谈恋爱且能谈到走进婚姻里，而是要通过媒人介绍来娶媳妇，那经济压力就会骤然增加数倍。一位大伯告诉我，现在要想娶个媳妇，一般的条件是在上海有房有车，最差的也要在县城有房有车，并且订金还要二三十万，有的高的，今年已达到80万了，他的侄女是在2014年订婚的，订金18万，创下了近5年来该村彩礼的最低记录。

第二天，我去了中兴镇的一个村子。该村不大，有200户人家，四周都是田野，远离交通主干道，进出不是很方便，也极容易迷路。之所以来这个村，是因为听说该村在1980年前后，曾是该镇有名的“启东媳妇”村。也就是，当时该村的媳妇很多都是从启东那边嫁过来的。最初是几个嫁过来，后来每个人再把自己的小姐妹介绍过来，这样慢慢地，人数就越来越多了。

我采访了一位60岁出头的阿姨，人很健谈，曾是该村的“第一媒婆”。她笑着告诉我，自己现已“失业”了。我问她当年嫁过来时的一些情况。她说，自己是1970年代末经亲戚介绍，从启东坐船嫁过来的，当时在启东吃不饱。崇明土地肥沃，又靠近上海，政策比较好，不会饿肚子，解决温饱问题要比启东早好多年。她嫁到这里后，又介绍了很多姊妹嫁到本村和邻村。当时，她们都很愿意来。

我问，现在呢？她说，情况大变了。现在，启东农村的小姑娘也不靠种地吃饭了，都在苏州、无锡一带打工，谁还会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嫁人啊？况且，即使现在嫁到崇明，也不再种田了，还是要进城打工的，那还不如在启东本地或附近嫁了算了，根本没必要折腾到这里来，年轻人现在也都很实际的。

就这样，崇明在1980年代及之前在婚配问题上所具有的相对地区优势现已没有了。所以，这些年，左邻右舍中的大龄“剩男”就也多了起来。她由于“职业病”的原因，心里和嘴上还是很着急的，但在现实中已是爱莫能助了。她叹了口气地说：“形势总是比人强嘛。”

同时，她似乎也已意识到，自己这一代，很可能是崇明的最后一代“启东媳妇”了。

挑着嫁

适逢周末，我们谈话间，村里开进来了一辆7座的SUV车，停下后，下来了两个孩子，一对青年夫妇，一对老年夫妇。我站的地方，正好是他们的家门口，也就自然地打了个招呼，并开始聊天。

两个孩子今年5岁，是龙凤胎，正在市区上幼儿园，母亲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研究生学历，父亲是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大学学历。他们在市区有两套房子，住一套，出租一套，一对老人跟着看孩子，一家6口过得其乐融融。他们这次是趁周末带孩子来田间玩的，顺便到亲戚家采摘一些水果蔬菜带回去。

孩子的母亲很热情，明白了我的来意后，愿意与我分享一些她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她说自己早年谈了一个男孩，大学同班同学，来自山东临沂农村，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又多，经济负担比较重。男孩人长得特别帅气，像极了某位大影星。但她的母亲坚决反对这场“上海女”与“凤凰男”式的恋爱，当然还反对她找崇明本地人，只希望她能在市区找一户家庭条件好的人家。

由于她非常孝顺，最后怕母亲气出毛病，更重要的是，房价每年都在让人心惊肉跳地翻着番儿，她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婚姻已变得不得不充分地考虑物质基础了，而男朋友则是“零基础”甚至“负基础”。

于是，就在自己毕业前夕，忍痛毅然决然地与男朋友分手了，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然后，一切重新开始。在与男孩含泪离别时，他们约好了“下辈子再做恋人”。

后来，在同事的介绍下，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接下来的故事，她说已与别人的并无两样了，一切都按部就班，谈婚论嫁，结婚生子，一晃孩子都这么大了。

分手之初，她还曾憎恨过母亲，有一年多时间里不与母亲说话。等自己也做了母亲，也就理解了当年自己的母亲。两个孩子平时的吃喝拉撒和入托入园，已是一笔巨额的家庭开销，更不要说房价已贵上天了。

后来，她常常觉得，如果自己要结婚，并且还要生孩子，同时还不愿意离开上海，确实是根本无法与前男友走下去的。有时候，她看着自己心爱的两个宝贝，竟然还会对母亲当年的决绝态度和狠心的做法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激之情。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那你不相信爱情了吗？”她皱了一下眉头，脱口而出道：“人就活一次，爱情那么美好，谁不愿意相信啊！可是，那也要有条件的好吧。在当前这么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在上海，又有谁赌得起呢？一不小心，就会输个满地的。”

然后，她缓和了一下语气，笑着告诉我，她老公常常给她说，自己是“面包”，而她的前男友则是“玫瑰花”，可是，这是一个可以欣赏“玫瑰花”，但必须要与“面包”作伴而活着的时代。

我不愿耽搁她更多的时间，因为两个孩子已经在吵着找妈妈了。聊天结束了，我告诉他，自己就是山东临沂人。她的眼睛里“忽地”闪过一道激动的亮光。看来，确实如此，眼睛是最不会欺骗心灵的。美丽的容妆掩盖了她脸上岁月的痕迹，但眼睛最终还是出卖了自己。

这次访谈，留给我很多的触动和思考。与之类似的，还有在陈家镇的调查。

陈家镇，在崇明所有的乡镇中，应该是最靠南部的了，因再往南走就是前哨农场了。一直以来，该镇交通条件都比较优越，在通了长江隧桥以后，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它处于桥的起始端。该镇经济条件向来不错，现在已更好了。比起其他的镇，该镇要繁华很多，有很多价格昂贵的别墅楼盘在此地。

我在该镇的访谈，关注的是“崇明女儿”，也就是崇明女孩的婚嫁状况。在此，限于篇幅，只讲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例吧。

我来到的，应是陈家镇中较小的一个村子，一条小河贴着村边流过，道路笔直。之所以来该村，是想访谈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是一个“启东媳妇”的女儿，在新世纪之初考上了大学。天公作美，正好她假日也回家看看，于是就见到了面。

她说，自己谈了好几次恋爱，但最终结婚的，不是最爱的那一个。这倒不是因为别人的干涉，而是因为她性格太过于理性，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之所以不断地谈恋爱，就是为了有机会找对人。她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嫁”原则：一是不嫁崇明人，二是不嫁外地人，三是不嫁长得帅的。她所指的外地人，是指上海以外的人。

最终，她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上海市区的，谈了两年就结婚了。2011年生了一个女儿，2012年就让老公把父母家的一套位于郊区的还在出租着的房子卖掉，在徐汇区置换了一套50多平米的学区房，然后把女儿的户口迁进去。这样，5年以后，这个房子的户口就符合上海学区房的政策了，女儿正好能赶趟，可就近入他们心仪的小学。

2015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她说自己喜欢孩子，至此，感觉人生才是完美的。但如第一个是儿子，就会吓住她了，怎么也不敢生第二个的，因为万一再生的又是个儿子，她这辈子就把自己全搭上了，这也是她不愿意的。

她认为爱情和婚姻并不是一回事，谈恋爱可以什么不管不顾的，只要两个人好，只对两个人负责就行。但结婚不一样，如再喜欢孩子的话，就要对上面的老人和下面的孩子都负责，这样就不可马虎，也许一步走错，就会错上三辈子。

爱情是可以不太讲物质条件的，但婚姻做不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出了家门，一步也离不开钱，而在家里，住着的房子更需要钱。她又觉得，太富了对老公没有安全感，太穷了对孩子没有安全感，而怎么平衡家庭中的贫富关系呢，前提就是要仔细挑选好结婚对象。

我问她：“主动不与自己最爱的那个人走进婚姻，难道不遗憾也没有后悔过吗？”她只用一句话回答了我，但听起来，却颇有点儿哲学的味道：“誓死相爱终将相忘于江湖，相视无言还要相伴到终老。”

颠覆了

一圈调查下来，不难发现，今天崇明年轻人婚姻的基本状况是：一边是娶妻难，一边是挑着嫁。这样一个正反合的作用，加剧了崇明社会婚配关系的不平衡。

这一情况，完全颠覆了此前我对崇明婚姻状况的想象。同时，也颠覆了过去我只知道上海有“剩女”的知识，没想到在上海的这个县，很多村子里都有不少的“剩男”存在着，而他们无疑是“光棍”的后备队伍。

我一直认为，崇明在外界的名声很大，靠近大都市，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独特。村民应该是在全国农村中率先实现小康的，同时年轻人就业、升学和做生意的机会都会比其他省份的农村要多很多。

况且，在过去的几年，我曾数次到过崇明，每次都很赞叹甚至羡慕那里家家盖起的那么漂亮的三层“独栋别墅”，要知道，如要这是放在市区，那可是几千万元一幢的价格。因此，光房产就很值钱了，年轻人还愁娶不到媳妇吗？

从这次的实地调查结果来看，我先前的印象和预设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的。也许，一切东西，似乎都是看上去很美，而当真正走近了以后，就会发现此前的乃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至此，我蓦然地似乎已完全明白了此前在调查出租车司机时，那位健谈的舍有德师傅，为什么无数次庆幸地告诉我们：“多亏我生的是个女儿，否则我这辈子完蛋了！”当时，我还觉得他可能是带着情绪讨论问题的。现在一切终于豁然开朗了：是生活教会了他一些常识。

看来，即使在崇明这种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已是条件非常好的农村，仍然不仅存在着一些因病致贫的现象，而且还存在着不少因生子而致穷的问题。

其中，竖新镇开农家乐的一对60多岁的夫妇，因生了两个儿子，整天起早贪黑地卖着命地干活，老太太除了要经营自家的生意外，还在外面兼了三份职，整天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为的就是想给两个儿子在市区分别买一套婚房。

而两个儿子，都在市区上班，工作也都还不错，一位是大学老师，一位是事业单位的职工，但靠各自的收入，都根本看不见上海市区的房价。那么，他们一家四口这样地绑起来，就能看得见了吗？

这个家庭，当年可是村里最耀眼的“状元之家”，但17年下来，却成了最穷的之一了，因为两套房子，是个无底洞。两个儿子现都已30多岁了，没有一个有结婚对象的。这对夫妇说，这几年，他们老两口，感觉明显地老得快了。

更进一步地说，这样的家庭，已不仅是因生子而致穷那么简单了。上述那位72岁的老妈妈，当年是为了希望，逃离苏北，来到崇明的。可现在呢，用她的观念看，不如自己那位远在苏北的第一个儿子更能看得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