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日亮小说的“文化审视”特征

⊙于仲慧［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春　130024］

新世纪吉林文学研究

论朱日亮小说的“文化审视”特征

⊙于仲慧［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春130024］

朱日亮的小说往往从文化角度对民族、阶级、女性、人性等问题进行思考与阐释，这可以看作是朱日亮小说的一种特征。因此，本文将以朱日亮的短篇小说《旗人》为例，从传统与革新、大众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偏见和人性救赎的角度，探讨朱日亮小说中的“文化审视”特征。

朱日亮没落贵族人性救赎女性形象文化审视

“五四”启蒙以来，文学作品开始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与大众文化。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文学政治作用的加强，文化角度的审视书写大都被阶级叙事所替代。之后，这一角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复苏，但却在90年代以后的商品化书写中被驱向边缘。

朱日亮的小说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文化审视传统。早在他那篇带有“元叙事”的小说《我的蝴蝶》①中，便从文化角度重构了知识分子与两性关系的固有价值。之后，他在《树上有鸟飞》②中塑造了一位不负责任，常做“坏事”的父亲形象。这篇小说与“五四”以来的“审父”作品不同。作者抛开固有的文化体认，表达出一个儿子对“坏”父亲的人性感悟。后来，朱日亮在《恐惧》③中又从叔本华的哲学出发，探讨人性本能与理性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来的恐惧。因此，朱日亮小说中的文化审视是值得阐释的。本文将以《旗人》为例，分析朱日亮小说中的文化审视。

《旗人》最初发表于2003年的《花城》。朱日亮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再现了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真实。2003年左右正是新历史小说书写的高潮，朱日亮也做了颇多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大都摆脱不了新历史小说本身的窠臼，但从文化审视的角度来看，却可看出这一系列小说的代表性，尤其是《旗人》。首先，《旗人》从文化继承与断裂的角度探讨了传统与革新的问题。其次，朱日亮在《旗人》中通过女性的书写，反思了社会文化影响下的大众对女性认知的固有偏见。最后，《旗人》通过人性救赎的书写，探讨文化对于个人品性与命运的深刻影响。

一、没落贵族的挽歌

《旗人》首先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主人公端方是旗人家庭的二少爷。他家本是汉军正白旗，但又改成了满洲正白旗。同时，他的父亲早年做过驻德公使，办过国家外交。因此端家是带有西学背景的汉人家庭，却又是守着“礼儿”与“排场”的旗人家庭。

在《旗人》中，朱日亮将主人公的家庭背景设置成“改成满旗的汉军旗”和“做过驻德公使的人家”是带有文化审视意味的。作为改成满旗的汉军旗家庭，他们是贵族却不是显贵，他们是旗人却也是汉人。而作为参与过“现代文明”，有着西学背景的“旧式”家庭，端家有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与推崇，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与沉迷。于是，当阶级身份与民族身份、现代身份与传统身份彼此纠缠的时候，作者在书写这一家庭的没落上便呈现出一种双重性的文化隐喻。其一，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这种没落象征着一个阶层的没落；其二，这种没落也可以象征着汉民族一种文化信仰的没落。

一方面，朱日亮通过写主人公端方的母亲，完成了一种两代贵族间的纵向对比，将阶层没落的文化问题隐喻其间。端方的母亲是一位懂戏、懂规矩的大家闺秀，她在端方父亲死后撑着这个没落家庭的最后排场。作者将其与有着西学背景却四处胡闹的端方进行对比，展现了作者对于“一代不如一代”问题的文化思考。于是，端方母亲追寻的不过是传统贵族阶层残存的影子。那些“礼儿”与“排场”在子一代的端方身上已大都消失了。但唯有对戏曲的热爱和痴迷还延续了下来。那么这里的贵族阶层便有了两层隐喻，一层是形式的，一层是精神的。显然，作者认为形式的贵族虽然没落了，但精神层面的并没有失落。

另一方面，《旗人》写出了作者对于民族文化信仰问题的思考。这一点首先通过戏的兴衰表现出来。在小说中，戏作为线索贯穿全篇。男女主人公因戏相识，也因戏分开。戏一直作为男主角情感依托的外在表现。比如，当端方听到哥哥的故事，他写出了《哭坟》的戏文。同时，这种没落也通过中医表现出来。在作品中有端方请德国医生为哥哥治病的情节。但与“五四”时期的一些小说不同，西医不再是万能的存在。它与中医都没能治好哥哥的病。在这里，展现了作者对于国人崇洋媚外行为的文化审视，也再一次寄托了作者对于民族文化信仰没落的叹惋。

可以说，作者对于传统与革新的文化审视是带有悲观色彩的。这体现在他对贵族阶层子一代的塑造上。首先，作者让大少爷重病且性无能，其次又让端方在最后得了花柳病。作为旗人贵族的男性代表，其生育能力代表了一个家族的传承，但更代表一种文化一个阶层的延续。当作者剥夺了贵族新一代的生育能力，其实是剥夺了贵族阶层与文化延续的可能。但又可以看出，作者内心是倾向于那些传统中美好的文化可以保存，而不是一味地以新代旧。这种文化审视来源于作者的知青身份，也与他本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相关。

二、女性问题的重新解读

在社会文化偏见的共同作用下，女性身份本身便成为一种捆缚。然而这种社会文化偏见却往往隐含在一种文化下的集体无意识中。于是，女性身份的禁锢性便被隐藏了起来。朱日亮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女性身份偏见完成一种文化审视。

朱日亮在《旗人》中主要写了戏子喜奎、妓女小青、母亲、丫鬟素荷和老妓女。这些女性虽然身份不同年纪不同，但都由于大众对女性存有偏见而身不由己。

戏子喜奎是端方精神爱情的寄托者，她的呈现总是在端方的视角下，这与鲁迅《伤逝》中带有“缺席审判”意味的写法颇为相似。但作者也安排了三次喜奎的视角。这三次恰好完成了大众对于女性身份偏见的一种文化审视。第一次是喜奎与端方的初见。作者以喜奎的视角描绘了端方的外貌，并点出喜奎对于端方是“不讨厌”的。这里呈现出喜奎作为女孩见到年轻男性的心理特征，是一个少女出于本能的反映。第二次是喜奎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裸体。这是喜奎有意识地认识到女性身体的美好。男性的端方于喜奎来说，带有精神和性启蒙者的成分。第三次，是喜奎跟着赵少爷出入建国饭店的情节。写出了少女喜奎对于虚荣繁华的好奇与崇拜。显然，作者在这里写出了一个少女从无意识、认识外在的自己到认识外在世界的全过程。然而这种认识皆不是喜奎的自我选择，她只是被动的承受者。少女喜奎不论是在情爱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被迫“启蒙”的那一个。从一开始，文化形态便被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

朱日亮在描写妓女小青时凸显了她的有情。比如小青向端方要玉佩，不是因为玉佩有多贵重，而是她想留下一样端方的东西作为“念想儿”。此时，玉佩的作用已从物转为了情感寄托，暗含着传统戏文里以玉佩“私订终身”的文化含义。然而，端方却对小青讨要玉佩，这源于小青的妓女身份。同时，小青与喜奎也构成了“婊子”与“戏子”的对照。这里暗含了作者对“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文化思考。小青是“婊子”，本该无情，但她却对端方有情。喜奎是“戏子”，本该无义，但她却对戏班有义。于是，朱日亮对传统女性身份定义的怀疑便呈现了出来。即婊子可以有情，戏子也可以有义。

最后，朱日亮还写了端方的母亲。她是以没落贵族的贵妇形象出现的。但无论是她对于端方哥哥的诸种做法，还是对端方的管教与溺爱大都限定在“当家女人”的贵妇身份上，而非“母亲”身份上。这其实是一种大众文化偏见对女性身份的禁锢。此外，作者还写了丫鬟素荷和老妓女。素荷与端方间的关系限定在“丫鬟与少爷”的身份模式下。而老妓女与端方间则限定在“嫖客与妓女”的身份中。这些同样是大众文化偏见对女性的禁锢。

三、人性救赎的文化观照

中国文化一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荀子有“人性本恶”的主张，但作为正统的儒家所奉行的依旧是“人性本善”说。这与西方宗教“人有原罪”的观念恰好相反。因此，在中国文学中通常是“惩罚”“劝谏”的书写而不是“救赎”的表达。朱日亮的小说中鲜少有对所谓“坏人”的“正义审判”，他通常以救赎的方式达到人性的思索。于是，这种解读便带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关照，即重新审视传统价值下的“坏人”“坏行”。

端方是纨绔子弟的典型代表。他是民国时渐渐没落的旗人家族的二少爷，沉溺于传统的八旗子弟的享乐方式；他也是受过西式大学教育的新青年，然而在端方身上却找不到新青年对于旧式生活与父辈传统的反叛。他只是耽于享乐的浪荡子，是与英雄对立，带有“坏”特征的小人物。

面对端方，朱日亮一改传统批判的写作方式，他让端方在吃喝玩乐中表现真我，完成一个纨绔子弟的救赎，并在救赎中思考人性，使这个带有虚构性质的过去故事存有文化审视意味。

小说中，端方的救赎不是一蹴而就的。朱日亮反复皴染，使这种救赎从无到有。小说一开始，作者反复强调端方的浪荡子形象。仿佛他去找喜奎，也和一众老套的富家子包养戏子的故事一样。但其实，端方在喜奎身上寄托了他对于美的追求。这份美不仅是外在的、肉体的美，更是端方对于传统戏曲美的追求。比如，端方初次被喜奎吸引便是喜奎在台上唱戏的时候。之后，端方与生活中的喜奎相见，却有些恍惚，甚至一时没有认出喜奎。因此，化身为戏的喜奎才会吸引端方，端方对喜奎的喜爱更有精神的需要。再比如，端方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喜奎的身体。作者在这里用了“好看”一词。于是，端方对女性的身体是赞美与欣赏的，这与肉欲观念形成了对比。最后，作者反复让端方强调“喜奎，我和你学戏吧”，并且这话总是在调笑间以一种认真的语气说出。这说明端方真正喜欢的是会唱戏的喜奎。于是，作为浪荡子的端方，在突破自我的肉欲占有与精神爱恋间完成了第一层人性救赎。

同时，作者安排了赵明候这一角色。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浪荡子，对于喜奎的追求是出于肉欲的。在这里，赵明候与端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在听了喜奎的《哭坟》后，端方发现了戏的不足，他认真修改，希望自己可以帮助喜奎在戏上有所发展。赵明候则为了得到喜奎而一味地捧她，并在得到后抛弃了喜奎。在这种对比下，端方完成了第二层人性救赎。

小说最后，作者让端方得了花柳病。但作者并没有以一种惩罚的方式来书写，反而是以一种人性救赎的方式呈现。比如，端方住院的时候，无论是妓女小青还是喜奎的师叔刘六子都以一种同情和惋惜的心情来看望端方。这使端方在他人的同情中完成最后一层人性救赎。

除了端方，《旗人》还让喜奎通过回归戏曲完成救赎，让妓女小青通过照顾端方完成救赎。于是，主人公在救赎中完成了人性的再现，其是作者对于“人性本善”“恶有恶报”的文化审视。

总的来说，朱日亮擅长从文化角度入手，对民族、阶级、女性、人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于人物塑造、情节推演间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与大众文化。并且，朱日亮善于在艺术自觉的前提下完成文化审视。这是朱日亮小说的长处，也是他的一种创作特征。

①朱日亮：《我的蝴蝶》，《作家》1994年第12期。

②朱日亮：《树上有鸟飞》，《花城》2003年第2期。

③朱日亮：《恐惧》，《作家》2011年第2期。

［1］朱日亮.旗人［M］.花城，2003（1）.

［2］洪治纲.虚构与真实——朱日亮的小说 ［J］.文艺争鸣，2003（5）.

［3］艾云.恍惚的勇气——关于朱日亮和他的小说［J］.作品，2007（2）.

［4］洪治纲.万物花开随风舞——《花城》2003年小说评述［J］.花城，2004（3）.

作者：于仲慧，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B51）：《新世纪吉林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