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真实的世界

2016-07-22 10:04杨庆祥
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28期
关键词:心灵史张承志宝贝

杨庆祥

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我还在安徽的一个小城读本科,那个小城是文化的边缘之地,时代的一切流行似乎都和它没有太多关系,或者说,时代的流行总是要以很慢的速度很偶然的方式才能与那里相逢。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到了90年代最流行的小说《上海宝贝》。

我记得是一个周末的晚上,空旷的校园没有几个人,百无聊赖的灯光也稀稀落落。我信步走到校园一角的一个小书店,书店不但卖书,也租书,这样的书店现在已经绝迹了。我当时想去租一本武侠小说消磨时光,虽然已经跨入了21世纪,但人类消磨时间的方式其实一直很有限。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谈恋爱,看电影,读小说,打扑克,大概也就这些了。集体活动几乎没有,课程也乏味,一种不明所以的压抑笼罩着我的青春时代——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上海宝贝》,封面有点破旧,显然被很多人翻看过,而作者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卫慧。我站在书架前一口气将其读完,等我抬起头,已经是灯火阑珊。

张承志(摄于1984年)

那本小说向我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由不受控制的欲望、即时性的满足和对人生满不在乎的态度组成,与此相伴的,还有那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金钱和才华。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面的主角并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一切,而她的才华,似乎也在一堆外国名词中喷薄而出。我承认,我当时被震动了一下。我对里面的生活不仅有一种好奇,同时也有少年的嫉妒和羡慕,还有因为不可超越的差距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是的,我得承认这一点,自卑占据了我的心,我现实生活中的庸常、贫穷因为与小说世界的对比而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那个学期结束,我立即利用假期的时间专门去了一趟南京的新华书店,我在里面找到了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这是在《上海宝贝》里面被频繁提及的两本书。我那时以为,通过阅读,我可以接近甚至模仿小说里面的那个世界,即使物质意义上不可行,至少也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同步。但实际上,我从那两本封面花里胡哨的“南北回归线”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一点营养。

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次浮夸的、充满了自我幻觉的阅读经验。在一种褊狭的存在状态中,我通过小说世界里面夸张的欲望加深着自我的私欲,在这种欲望的投射和附加的过程中,自我和这个世界并没有进行真正有效的交流,一种虚假的生活和一种虚假的想象在这样的阅读中被交换。那是90年代意识形态的折射,它从世界资本中心的上海层层扩散,最后也不经意地抵达了我所处的那个小城。未经反思的欲望,个人道德上的利己主义,解构一切严肃思考的历史虚无主义,构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全部。《上海宝贝》不过是这一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一次具象化,而我在那个冬日夜晚的阅读和陶醉,今天看来,恰好是90年代在一个个体终端上的社会化呈现。

90年代终结于何时?新千年的来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或者更具体,是一个个事件的排列:澳门回归、“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这些构成了2000年以来的基本历史语境,它们以一种外在化的方式作用于每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而内里质地的变化,却缘于不同的机缘。就我个人而言,这一机缘的获得,缘于与另一本书的相遇。2014年的某一天,我和作家蒋一谈一起去找批评家李陀聊天,当时李陀刚刚从美国回来。在聊天的过程中,李陀突然问我们:“你们愿不愿意花点钱买一本书?”然后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修订版《心灵史》,这是一本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书,限量印数750册,作者张承志的毛笔签名,厚厚的牛皮封面,封面上镶嵌着一块纯银徽饰符号,每本定价1500元。面对我们诧异的眼光,李陀解释说,张承志想通过这种方式募集一笔钱,送给巴勒斯坦的难民。蒋一谈当场买了两本,其中一本送给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心灵史》,同样是在晚上,当我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发现,这才是我要找的书——一部真正能够照亮我的灵魂和精神的大书!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闭门不出,完全沉浸在张承志所讲述的那个世界里:大西北的沉默和坚韧;贫穷的人民和他们坚持的正义;弱者的呐喊和抵抗;知识者的反思和忏悔。这个世界如此真实,以致我在阅读时不得不经常性中断,以此来平复自己汹涌的思绪。这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故事或者散文,或者说,它是这一切的综合体,它以一种杂糅的方式将自我的历史和他者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在对苦难的人民和苦难的宗教的追溯中,它试图寻找到精神的源头,以此抵抗一个时代的媚俗。这个时代,正好就是我生活着并将继续生活着的时代,这个时代,曾经以《上海宝贝》的方式戏剧性地与我调情,而现在,通过《心灵史》,我将我自己治愈。尼采曾经说过瓦格纳就是他的疾病,对我来说,以《上海宝贝》为代表的那种“小资想象”就是我的疾病,我曾经如此病入膏肓——万幸的是,我遇到了《心灵史》这一味时代的良药。

《心灵史》封面上的纯银符号的中文意思是:他与他创造的。我的理解是,因为有无数的他者,这个世界才得以被创造。只有尊重这创世的无数他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他者是谁?是你,是我,是无数劳动着的、生活着的普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心灵史》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众多陌生的脸孔,而我,正是在对这些脸孔的理解和思考中,在我自己身上终结了90年代。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近20年的时间,我的阅读史大概就是一部寻找真实世界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景观化已经征服一切,大多数文字的书写,都在景观化中流于肤浅和狭隘,自私自利并以此为荣成为道德的玫瑰,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代人在修辞的自我安慰中走向彻底的平庸。像《心灵史》和张承志这样的为文为人,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孤绝。我反复阅读这种孤绝,并将其内化为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

2014年,张承志来人民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他一张张展示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照片,他将《心灵史》募集到的钱交到那些贫穷苦难的人手上,和他们拥抱、喝酒,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找到了他。

2015年,我最终完成了一本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在这本献给我的同时代人的书中,我和盘托出了我的困惑和思考:小资产阶级之梦幻灭之后,我们的路在何方?对于“80后”甚至更年轻的代际而言,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当世界已经重新变回为旧时代,我们怎么寻找奋斗和自我革新的方法?

历史就在脚下,世界从来就不虚无。《80后,怎么办》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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