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男性主体性形象的建构

张雪迟

合肥师范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安徽合肥，230601



《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男性主体性形象的建构

张雪迟

合肥师范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在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时代文化变局中，寻找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文化哲学命题。向来多产的罗斯历时五年之久创作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试图用语言来揭示那根本不可言说的男人的主体性。小说主人公塔诺普由男孩到男人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想象界中父母和周围人的侵凌，在象征界的自我建构中遭遇大写他者的异化，最后在语言表述的断裂处窥见了真实的自我。塔诺普反抗侵凌，试图表述自我时失去自我，而在他放弃追寻自我时却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因此，主体只有在语言表述的断裂处才能透过象征界窥见真实的自我。

关键词：主体性；侵凌；大写他者；象征界

1研究背景

菲利普·罗斯的第八部作品《我作为男人的一生》(1974年)的创作始于《波特诺伊的抱怨》(1969年)之后，完成于《乳房》(1972年)之后，历时五年之久，这部作品倾注了作者对于男性主体的严肃思考，在这五年期间他还创作了《我们这一伙》《伟大的美国小说》和《乳房》三部喜剧色彩较浓的小说作为调节。罗斯在1974年与Joyce Carol Oates那次著名的谈话中说：“我几个月前刚完成的那部小说《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自《波特诺伊的抱怨》出版以来，我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创作的。每当我放下它，我就写一部‘轻松’的书——可能写这部书的困难所带来的绝望促使我在写其他的书时表现得越发轻松。总之，当《我作为男人的生活》那严肃的思考让我窒息的时候，我就写了《我们这一伙》《乳房》和《伟大的美国小说》。”[1]99可以说《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罗斯苦心孤诣的一部精品。Mark Shechner断言：“罗斯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在他创造中的位置相当于《赫索格》和《最后的分析》在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位置或者《堕落之后》在阿瑟·米勒作品中的位置。”[2]51-52

《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开创了罗斯作品具有明显自传性特色的先河，在10多部作品中出现的朱克曼首次出现在这部作品中，此后朱克曼成了罗斯的第二自我，不过在这部小说里朱克曼是作为塔诺普的第二自我，而塔诺普又是罗斯的第二自我。塔诺普和罗斯本人非常相似，在1959年，27岁时，他们都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并广受好评，都在这一年结婚，对象都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他们都获得过古根海姆奖金，到过罗马，1960年在加利福利亚作过公开演讲，并于同年在美国中西部的州立大学任教，都在1962年至1967年之间与妻子分居并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他们被疏远的妻子都在中央公园中遭遇车祸丧生。写作之时，作者已近40岁，而故事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作者二三十岁的时候，即作者从男孩步入成年男子、确立男性身份的这一时期，因此，这部作品是40岁的作者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一转型期的反思。虽然《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具有较强的自传性，这部作品并不只是关注作者个人或者塔诺普的这段经历，而是以此探讨当代美国男人成长中的普遍的主体性困惑。正如Patricia Waugh在《元小说》一书中所言：“写自己也就是写别人。”[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ernard Rodgers F.JR.称这部小说为“所有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他进一步指出，“罗斯安排他的同时代作家(塔诺普)隐退到夸塞，因为在那里他发现‘除了五个人之外，所有来夸塞隐居的人都处于或逃避，或躲藏，或愈合状态——由于不幸的婚姻，离婚，感情纠葛’。”[4]111

罗斯本人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关于成年男子身份所带来的震惊，《欲望教授》是关于欲望所带来的震惊，《鬼作家》是关于作家职业所带来的震惊。”[1]xi罗斯所说的成年男子身份的确立涉及到离开父母，进入社会，进入婚姻，由想象界到达象征界和真实界，成年男子力图挣脱父母、婚姻和社会的侵凌性控制，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在语言的背后窥见自己的主体性。

2转型期的反叛

《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关于塔诺普从男孩走向成年男子的转型期的描述，而故事发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又是美国社会由保守向激进的转型期。尤其是作为第二代犹太裔美国人的塔诺普，在经历这一转型期时还承载了犹太文化传统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塔诺普转型期的反叛凸显了家庭、种族和社会历史方面的激烈碰撞。

男孩成长为男人必须要粉碎童年的权威——父亲，确立真正的自我，而在当代社会，父亲的权威已经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所否定，因此父亲成了男孩成长过程中所攻击的权威的替罪羊。而作为第二代移民的美国犹太人塔诺普对父亲的否定更为彻底，他在离开冒琳后选择了同样不幸的苏珊有部分原因就是对父母的反叛。在小说的结尾，塔诺普的父亲在电话里对他讲述了他四岁半时的一件事，那时他上幼儿园才一周，傍晚时雷雨交加，他母亲担心他淋雨，给他送来了雨衣和靴子，而他见到他母亲时冷冰冰地看了她一眼，就径直冒雨冲回家了。“走了出去，经过她面前，在暴雨中走回家，而她(母亲)在后面追赶。你一定要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去做，来显示你是多么了不起”，最后，他父亲恳求他，“至少就听家里这一次话吧”[6]330。

塔诺普在摆脱家庭对他的影响后，并没有像他姐姐那样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让自我消失在社会所提供的物质享乐之中。他和他哥哥一样，对于琼沉迷于物质享受同样反感。他所寻找的是既不属于家庭也不属于社会的独特的自我。

3他者的侵凌

塔诺普赶走了父母的权威这个他者之后，并没有能够树立真正的自我，而是被众多的他者所占据，成为伪自我。这些他者并不是外部的暴力，而是一种甜蜜的强制，就是拉康所谓的他者对于主体的侵凌性(aggressivity)。“侵凌性是一种与我们称之为自恋的一个认同方式有关联的倾向，这个认同模式决定了人的自我结构形式，并也决定了他的世界特有的实体域记存的结构形式。”[8]89他者构成了“自我”的镜像，侵凌性是“自我”建构过程中对他者的对象性误认，人确无意识地拥抱这种侵凌性强暴，并将先行的侵凌本身认同为自己最重要的存在。塔诺普进入社会后遭遇的就是这种异化的强制性自我误认。罗斯在1974年刚完成这部小说之际，在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那次著名的谈话中说道：“当然，‘遭受他人的荒诞投射’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要与之抗争的对象。在我看来，随着美国社会对其成员成为某种可以把握和可以定位的身份的要求不断提高，日常生活的核心就是要么竭力抵制众多的荒诞投射，要么顺从它们。大众传播媒介和广告无情地向社会中的每个人投射出最粗糙的、简化了的自我，邀请他们在仪表上去效仿，而与此同时，与自己有着亲密个人交往的身边人又对他们形成种种期待，他们当然又要抵制这些期待。其实，这些在平常的人际关系中形成的‘荒诞投射’就是我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所关注的焦点——这部小说也可以取名为‘不要把你的意愿强加给我’。”[1]90

罗斯这里所说的“他人的投射”也就是“他者的侵凌性”，它表现为大众媒介和广告炮制的理想形象，或者亲人朋友的期待所引发的主体的镜像自欺。罗斯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所关注的就是他者对于主体的先行性篡位，对于真实自我的奴役。

当塔诺普自以为已经摆脱了家庭的影响，自主地选择与冒琳结婚，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时，他是被当时的意识形态绑架了。1950年代的男性气质被定义为“得体与成熟，一个年轻人的‘严肃’……这个世界明显是属于男人的，只有在婚姻中女人才有希望找到平等和尊严”[6]169。在它的背后是“关于男性坚不可摧性……男性主宰和威力的神话”，而女性的特质则是女性的依附性——“那种无防卫能力和脆弱感”[6]172。在社会中，男人总是强大的迫害者，而女人总是无助的受害者，因此，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在婚姻中保护柔弱的妻子。由此可见，塔诺普选择与不幸的冒琳结婚正是因为他认同了1950年代理想的男性形象。结婚后，冒琳总以受害者的角色自居，指责塔诺普为迫害者。米兰·昆德拉认为，“她(冒琳)从痛苦的深渊中，把所有的指责都对准他(塔诺普)，要求他对她的一切负责——对她的性冷淡负责，对她的不幸童年负责，对在他之前遭遇的几个糟糕男人负责”[9]。他无法忍受这种他者的侵凌，无法认同冒琳所指认的塔诺普，于是他与冒琳分居，要求离婚而未能如愿，最后冒琳的意外死亡让塔诺普重新获得了自由。

然而，在他获得自由后，塔诺普又一次遭遇他者的侵凌。经过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后，对男性气质的构建中已不再强调男性的道德责任感。在冒琳去世后，他只与苏珊保持同居关系，而不愿和她结婚生孩子，组建家庭。塔诺普在第二个虚构的故事《闯祸》中安排主人公朱克曼在1950年代与不幸的莉迪亚结婚，在1960年代当莉迪亚死于车祸之后，与她的女儿莫妮卡同居，使她成为自己的洛丽塔。此时的塔诺普又受到1960年代意识形态的侵凌，并没有成熟起来，也没有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子汉，组建和谐的家庭。

当塔诺普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时已是1970年代，社会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理想男性形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发现最难让读者相信的就是他选择冒琳的理由。他在《真实的生活》中要作的是向1970年代的读者解释他1950年代的荒诞决定，由此他也整合了占据他的主体位置的不同他者，在整合中寻找真正的自我。“就整体而言，《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表明作为流氓的塔诺普给作为教授的塔诺普带来了另一种经历，这些经历使他成为更加完满、不再单纯的个人，促使他扩展他对自己的定义，丰富自己的人性，增添自己人情味。”[10]主体无法清除他者、完全抵制他者的侵凌，建立独立的自我，因为“拥有我的那个他者，他通过拥有我使我存在”[11]。主体只有在审视自我，协调窃据自我位置的不同他者时，才能建构独立的独特自我。

4在语言中的自我建构

他者对主体的侵凌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主体的确立也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塔诺普对于斯皮尔伯格对他的分析和定位一直能接受，直到斯皮尔伯格将塔诺普作为案例写成文章发表在期刊上，使塔诺普的主体由具体个人进入超越个体的公共语言。Mark Shechner认为，“对语言的敏感构成了这部小说对于精神分析的最后评判，因为语言最终引发了塔诺普与斯皮尔伯格之间的隔阂……斯皮尔伯格在向研讨会提交的关于塔诺普的‘有用的虚构’中……暴露了他对于语言驾驭能力的匮乏”[2]57。塔诺普发现，一切对于自我的确认和诊断都要诉诸语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其中而生存，同时看护存在真理”[12]。因此，他放弃了心理分析治疗，隐居到夸赛进行写作，作为作家的塔诺普认为他比斯皮尔伯格更有资格用语言准确地描述自己，而这种通过语言的准确描述可以促成真实自我的呈现，确立成熟的男人身份。罗斯本人在分析这部作品时指出：“对于塔诺普来说，呈现或描述他自己最为棘手——也一直没有解决。在我看来，塔诺普通过准确的语言实现他自己的努力——正如之前他努力通过正确的行为实现他自己——是这部作品的中心，也是我把它的虚构作品同他的自传并置的意图所在。从整体上解读这部作品时，我希望它应该被理解为塔诺普为了获得一个准确描述的艰辛历程。”[13]84

当塔诺普在语言中展现他自己时，发现必须在过去的经历中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寻找自己，在参照冒琳的日记和斯皮尔伯格的文章对他的扭曲中，才能定位他自己。他在语言中遭遇侵凌他主体的不同他者，而并不是他的自我本身，他只有通过自身以外的东西来确定自己，这样，他的语言总是在指向他者，构成一个互文网链，成了一个语言的牢笼。结果，塔诺普拟了很多稿件，都因不能准确表现他自己而半途放弃。塔诺普自己说：“或许我要说的就是，词语作为词语，只是接近真实事物，所以，不管我如何接近真实事物，我只能是接近而已。”[6]231

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是主体存在的唯一方式，但是语言在展现存在的同时，又在遮蔽存在、扭曲存在，因为语言是外在于主体的大他者。语言在表现自我时又是对真实自我的杀戮，真正的主体——那具有生命的、变动不居的主体，总是由于语言符号的象征性在场而缺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Patrick O'Donnell说：“这部作品是‘我’留下的尸体，‘我’收集了一堆关于自我的故事、关系和表述，按照静态生命的模式组织起来，组成了‘塔诺普’。”[14]因此，真正的自我总是在别处，塔诺普抵制他者的侵凌，用自己的语言构建的真实主体结果却是另一个他者，他挫败地发现与这个建构的自我的认同同样是异化的误认。

虽然塔诺普建构真实主体的努力充满挫败，但是这种通过语言的建构是他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是他由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转折点。斯皮尔伯格诊断塔诺普的问题为“自恋”，尽管塔诺普不能接受，但它指出了塔诺普的症结所在。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自恋是出于镜像认同的想象阶段，主体关注的是宾格的“我”(moi，ego或me)。拉康在《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中区分了主格的“我”(Je，I)和宾格的“我”(moi，me)来分析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男孩成长中经历的奥狄帕斯情结。拉康以男孩由想象界中对“moi”的关注发展到象征界中对“Je”的关注为男人成熟的标志，即由“Who am I?”到“I am what?”的关注。海德格尔的支配主体的语言被拉康称为“大他者”，又称“父之名”。进入了语言的象征界也就是进入了原始父亲所代表的现实世界[8]218-219。然而，进入象征界的塔诺普首先遭遇的是主格之我与宾格之我的分裂。

5本真主体的暧昧呈现

真实主体在想象界中由小他者的侵凌而异化为宾格之我，由象征界中的大他者而再度异化为主格之我，至此真实主体已经远离了自身，然而，这种远离自身的异化却是主体的存在方式。约翰·巴斯在《路的尽头》中说：“把经验转化为语言——也就是对经验进行划分、归类、概念化、语法化、句法化——总是对经验的一种背叛……但是只有在这种背叛中才能处理经验，也只有经过这种处理我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15]拉康在《〈失窃的信〉的研讨班》中引用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一句话“真理只有在遮蔽中才能最真实的显现自身”来说明真实主体的存在方式，即主体只有在遮蔽中呈现[8]15。

在作品的结尾，面对父亲和苏珊这些他者侵凌的塔诺普突然之间窥见了自己真实的主体，“而我！这个作为我自己的我就是我而不是别人！”(And me! This me who is me being me and none other!)[6]330。罗斯本人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当然，塔诺普为他所犯的错误而极度懊悔，然而正是这些懊悔(以及他痛苦的呻吟)表明他的错误完完全全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错误多么鲜明的带有塔诺普的个性。他就是他的错误，他的错误就是他。‘这个作为我自己的我就是我而不是别人！’《我作为男人的一生》的这最后一句话旨在指出对待自我和自我的过去的更为严厉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反讽地接受’”[1]95。

塔诺普不管是在想象认同中，还是在语言建构的象征界都极力粉饰自己的错误，而被他在各个阶段拒绝认同的那一部分恰恰就是他真实的自我，比如斯皮尔伯格所说的自恋，他父亲所指责的一味地特立独行，冒琳指责他为不成熟的男孩子等。罗斯本人说：“如果塔诺普无法接受斯皮尔伯特眼里的他，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无法以塔诺普的眼光看待塔诺普自己。”[13]84因此，这些他者的话语中也部分地道出了塔诺普的本真自我，自我表述的挫败让他得以辩证地看待他者的话语，正如Jay L. Halio所说：“‘真理’不必然在这个人物或者另一个人物的话语中出现，而是部分由这些话语之间的辩证的展开中展现的，部分由作品在以后的发展中提供的。”[16]

无论是塔诺普自我表述的话语还是他者的话语都属于语言这个大他者，而语言的象征性又使得自我成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然而，语言又是自我的唯一的存在之家，主体只有在语言表征的断裂处窥见真实的自我，因此，塔诺普在寻求所有语言描述都告失败之时可以自信地宣称“我就是我而不是别人”，发现自己的独特人格，最终成长为成熟的男子汉。自此，成熟的男性主体带着回归真实自我之乡的乡愁，动态地维持主格之我与宾格之我之间的平衡。

这部小说的结构也表现了主体呈现的暧昧性，为了读懂塔诺普，读者必须剥开好几层文本的面纱：封面、罗斯本人的生平简介、三张标题页和题词页，还有致读者的话。致读者的话交代了小说第一部分中两篇虚构的故事和第二部分中真实的自传都取自彼特·塔诺普的稿件。第一部分两篇虚构故事的主人公朱克曼和第二部分真实自传中的塔诺普都是对塔诺普作为男人主体的不同形式的表述。作者将虚构故事与真实自传并置，意在表明本真自我已经超越了虚构与真实的层面，这一点罗斯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事实》中有明确的表达。罗斯之前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在读了《事实》后给罗斯的回信中说：“在你的自传中，你似乎并没有心情、胆量、勇气表现你最本质的部分，你把这些本真的部分放在你的小说里。”[17]而《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又是罗斯的一部带有很强自传性的作品，在朱克曼和塔诺普的背后又是作者罗斯本人作为男人的主体性探索。正如朱克曼是塔诺普的第二自我，读者据此可以断定塔诺普是罗斯的第二自我。从塔诺普的“真实故事”中可以发现朱克曼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塔诺普的真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塔诺普的虚构，但是，无法确定塔诺普与罗斯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小说所探讨的作为男人的主体在叙事层面上已经被层层包装起来了，而罗斯本人作为男人主体从未在作品中直接出现，因为它不可言说。

6结 语

向来多产的罗斯历时五年之久创作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试图用语言来揭示那根本不可言说的男人的主体性，展现了由男孩到男人的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父母和周围人的侵凌、在语言中的自我建构以及在语言表征断裂处本真自我的呈现。作品中的纳什·朱克曼又是罗斯此后10多部作品的主人公兼作者的第二自我，此后的朱克曼三部曲中，罗斯致力于对语言的思考，探讨作为作家的主体性，就此而言《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也是罗斯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由对男人成长中与父母的冲突、对男人身体和欲望的关注转向对语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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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小阳)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6.07.018

收稿日期：2016-03-09

作者简介：张雪迟(1974-)，安徽灵璧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文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6)07-00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