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权衡”史论方法

朱灵群

安庆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安徽安庆，246011



王船山的“权衡”史论方法

朱灵群

安庆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安徽安庆，246011

摘要：王船山把“权衡”运用于历史评论中，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从辨正“权衡”内涵着手，廓清“权衡”在儒家文化中的本义；他通过分析和论证，强调“权衡”对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彰显历史主体的历史见识、政治能力和道德素养；他在历史评论中自觉地运用“权衡”方法，主张斟酌情理、因时制宜、不可执一。他的这些认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王船山；《春秋》；“权衡”；史论方法

王船山毕生撰述宏富，思想博洽，尤其对经史之学极深研几。《读通鉴论》《宋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1]，《春秋》乃王船山家传之安身立命之学，其一生之撰述，除根植于《周易》之哲学外，则以渊源于《春秋》之史学为大宗[2]。本文试以“权衡”为切入点，探讨《春秋》对王船山史学的影响。

1“权衡”内涵的界定

“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原则，在先秦时期被广泛应用。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提出“权”的观点。他在《论语·子罕》篇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3]167对此，孟子进一步加以明析，“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3]407。可以看出，孔子“权”的本意指通权达变而合于道，或者说道德原则在具体情景中可以作合理的变通[4]。正因为“权”有变的意味，后来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往往出现分歧，产生“权变”之论。对此，王船山多有详细辨证，谓：“朱子之言权，与程子亦无大差别。其云‘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与程子‘权轻重，使合义’，正同。‘曲尽其宜’一‘宜’字，即义也。”又说：“朱子曲权汉人‘反经合道’之说，则终与权变、权术相乱。”[5]738-739故“权之义，自当以程子为正”[5]741。王船山认为：“所谓权者，亦非轶可否之两端，以有其神变也。立者因道，权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权者道从心。”[6]204意思是：人们对事物的考量，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要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因地制宜，各得其所。其次，“衡”也有多重涵义，在王船山看来，主要是平衡的意思。王船山说：“《春秋》之教，悬其实以待人之求，功罪得失，咸取照于平衡。”[6]233“衡”作为评价的准则，体现平衡的意义，而作为评价的方法，则有衡量、斟酌的意思。通过对“权”与“衡”的分析，王船山谓：“权衡者，无所激昂，恒平以待人之求也。”[6]232总的来看，王船山认为“权衡”作为历史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应权得其宜，至于平衡。其实，在王船山之前，北宋经学家刘敞在《春秋权衡序》中认为：“权，准也；衡，平也。物虽重必准于权，权虽移必平于衡。故权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轻重无隐也，所以使低昂适中也，察之者易知，执之者易从也。不准则无以知轻重，不平则轻重虽出不信。故权衡者，天下之至信也。”[7]虽然刘氏是从经学评论的角度说的，但实质上与王船山的认识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权衡”与微言大义有密切关系。王船山说：“正大义者，其惟权乎。权，轻重之准也。移轻于重，则重者轻；委重于轻，则轻者代重而重者虚矣。《春秋》之法，不舍贼而求贼，弗移轻于重也；不许贼之治贼，无委重于轻也。曰：可与权者，其惟圣人乎！义正焉耳矣。”[6]225正是圣人有“大义”，可以与权；同样圣人有权，故能正大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史家为了追求对某种理想的价值判断，而行使“权”的职责，发挥“权”的功效。诚如向燕南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这种以史为法，发挥史之政治批判意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史学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可以说是把‘史’之制衡政治权力的政治批判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8]因此研读《春秋》不可以不领悟圣人“权”的深刻内涵。王船山进一步强调：“《春秋》无恒予夺，《六经》无恒进退，故学者不可以不知权。”[6]198学者只有懂得“权”的真谛，才能对圣人“予夺”“进退”有辩证的认识，抓住其精髓，阐明其深意。

2“权衡”的重要性

在对《春秋》“权衡”精义和方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王船山十分强调“权衡”对于历史见识的重要性。他说：“汉王甫破项羽，还至定陶，即驰夺韩信军，天下自此宁矣。大敌已平，信且拥强兵也何为？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既夺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缓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据，信兵不可夺矣。夺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修命，而人得以生。”[9]82又说：“或曰宋太祖之夺藩镇也类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怀德之俦匹也。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非陈桥拥戴之臣主也。故宋祖惩羹吹齑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抑乱，审轻重者唯其权，不在形迹之间也。”[9]82从表面上看，宋太祖削夺藩镇兵权与汉高祖类似，但从藩镇割据的具体情况而言，二者不同，表现在：宋初藩王多有拥戴之功，而汉初藩王多居功割地而王；宋太祖鉴于唐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沉重教训，以“杯酒释兵权”的形式削夺藩镇兵权，而汉高祖则大力剪除异姓王。遂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宋初大将无权，内重外虚，边疆危机，致使有宋一代积贫积弱，所谓“惩羹吹齑而自弱”，而汉高祖则是“拔本塞源以抑乱”。故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唯有“权”者能深思熟虑，而不被行迹所泥。换句话说，“权衡”的评价方法要求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酌量轻重、得失，不被表象所迷惑。

同样，唐高祖是个善于持“权”的人，故能平定天下，安定人心。王船山说：“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9]736王船山突出强调“权”的用意，“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故对于轻重应适如其数，持平而不忧其变。对于李密降唐，唐高祖善于审权，授以光禄卿，致使其既无可怙之恩，也无可怨之言，顺心而安位。“权衡”之妙用，只有大有为的人可以于此，如王船山所说“于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无很也；至诈者，无诈也；量各有所止，机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适如其分，则于道不失而险阻自消。天下定于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为者，不足以与于斯”[9]737。虽然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而蕴育于其中的“道”则有“常”，所谓万变不离其综，只要抓住这个“常”，并作出适当的举措，就不会违背历史的法则，从而达到消除困难。这充分说明了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心”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只有“有为”和“有心”的人才能做到持“权”，而“道不远人”即体现这样的道理。

为进一步阐明“权衡”道德价值判断方法，王船山认为“权衡”有精义，离义无所谓“权衡”。对于“义”，他从“正义”“大义”“通义”上加以辨析，言之凿凿，鞭辟入里。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亘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9]535王船山细致地厘定了“义”的不同层次、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正义”与“大义”，他论道：“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9]535-536对于“通义”“大义”，他说：“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9]536三者之间，公私之辨，孰轻孰重，“权衡”至为重要，否则对历史不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相反，不知“权”，则造成人心乱、风俗坏。王船山说：“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托孤之寄，任心膂之重，义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则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与同昏，恶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则恶有一心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无所往而不保其禄位，此心也，胡广、孔光、冯道之心也。全躯保荣利，而乱臣贼子夷狄盗贼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权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画然若好色恶臭之不待图惟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则宋之诸王无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门也，贾而居肆也，皆一于利而无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说，廉耻丧，忠孝亡，惑人心，坏风俗，至此极矣。”[1]854-858他指出“心者，人之权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画然若好色恶臭之不待图惟也”，而张岱之心无“权衡”，不知君有别，有可事不可事之分，妄为邪说，意在贪位、保身、谋利，以致蛊惑人心，败坏风俗。

3“权衡”的运用

王船山不仅十分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权衡”的重要作用，而且自觉地运用到历史评论中。他对“权衡”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衡量公私义利、得失利弊、本末轻重等方面；在具体要求上，斟酌情理，因时制宜，不可执一。

王船山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突出地表现在公私之辨上，他认为朝代兴亡只是一姓之私，而天下兴亡则是天下之大公。对此，他多处加以辨明，如：“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而抑非一姓之私也。”[9]1175“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9]68“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9]611“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9]669“五帝、三王之明德，汉、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孙仅存者不再兴，而君天下者不一姓。”[9]762“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10]王船山对中国古代历史兴衰成败深刻认识的基础，衡量历史变故，朝代兴亡，总结出“公义”与“私义”，严厉驳斥正统论，体现他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的认识逐渐深化。

综上所论，王船山深受《春秋》“权衡”方法的影响，既得其精义，又能融会贯通，运用于历史评论，做到“达时知权”，从而凸显历史主体的自觉意识。他的“权衡”史论方法，既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又为今天的史学评论提供了借鉴，值得认真总结。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8

[2]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M].香港:活史学研究社,1978:1

[3]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4]杨国荣.儒家的经权学说及其内蕴[J].社会科,1991(12):31-34

[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船山全书：6.长沙:岳麓书社,1996

[6]王夫之.春秋家说[G]//船山全书：5.长沙:岳麓书社,1996

[7]刘敞.春秋权衡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向燕南.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J].文史哲，2009(4):95-101

[9]王夫之.读通鉴论[M]//船山全书：10.长沙:岳麓书社,1996

[10]王夫之.黄书[M]//船山全书：12.长沙:岳麓书社,1996:519

[11]王夫之.四书训义[M]//船山全书：7.长沙:岳麓书社,1996:382

[12]王夫之.周易内传[M]//船山全书：1.长沙:岳麓书社,1996:75

(责任编辑：胡永近)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6.07.023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简介：朱灵群(1978-)，安徽灵璧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文艺学、古文字学。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6)07-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