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塞尼《群山回唱》中的负罪意识

内容摘要：《群山回唱》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新作，作品始终充斥着负罪意识。这种意识高频率出现，是受到伊斯兰教文化和阿富汗战乱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心系阿富汗的胡塞尼怀着对祖国和同胞的负罪意识，将探索个人命运延伸到探索民族命运，从而使其负罪意识得到了升华。

关键词：《群山回唱》 胡塞尼 负罪意识 升华

《群山回唱》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后的又一力作。作为一名移民作家，胡塞尼始终心系阿富汗，至今他的三部作品均是以阿富汗战乱为背景。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一个阿富汗移民“罪与救赎”的过程，《灿烂千阳》描绘了两个阿富汗妇女在旧家庭制度下的挣扎与觉醒，而新作《群山回唱》则是胡塞尼对阿富汗民族命运的探索。《群山回唱》以家庭生活为线索，围绕着亲人、朋友之间的爱与伤害，背叛与牺牲，分别以九个主要人物为叙述主角，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部作品始终充斥着一种负罪意识，这种意识在萨布尔、帕尔瓦娜、纳比、伊德里斯等主要人物身上都能寻觅到。本文试从作品文本出发，分析负罪意识产生的原因，探讨胡塞尼本身和作品中的人物负罪意识的升华这一内涵。

一.负罪意识的缘由

对阿富汗有着深厚情感的胡塞尼极其关注阿富汗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伤害，而他本身对祖国和受难同胞就有着一种负罪意识，所以在《群山回唱》中，不仅能看到人们对他人所产生的负罪意识，还能看到一部分人对苦难中的祖国和同胞产生的负罪意识。负罪意识在这部作品中频繁出现不仅是胡塞尼个人情感的导向，还有宗教思想和民族苦难对阿富汗人民价值观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人性本身的复杂多样。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影响着人类各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在《群山回唱》中，各色人物负罪意识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了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阿富汗虽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99%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阿富汗人民的价值观。作品中，阿富汗裔美籍医生伊德里斯和胡塞尼有着几乎一样的经历，可以说，伊德里斯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缩影。伊德里斯说：“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有资格把自己放进去……”[1]这也正是胡塞尼的想法。伊斯兰教虽然主张和平，但当其利益受到侵犯时还是主张以暴力来抵抗敌人。胡塞尼和伊德里斯都因自己不仅没有履行保护祖国和宗教的义务，还在阿富汗同胞遭受着战乱的摧残时逃离了祖国，他们因此而产生了负罪意识。

现代阿富汗内战不断，再加上苏联的侵略和塔利班的控制，这让阿富汗人民长时间在贫穷、战乱和流亡的道路上踉跄前行。作者笔下的人物正是在这条充满痛苦的道路上演绎着他们之间爱恨交织的故事。然而，苦难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伤害。贫穷使萨布尔最小的儿子奥马尔被冬天的寒冷夺去了生命，他为儿子的死感到自责和愧疚。而当又一个冬天来临时，萨布尔不得不将小女儿卖给瓦赫达提夫妇抚养。这件事又在萨布尔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使他陷入了感情的阴影之中，从此萎靡不振。

人性是复杂多样的，“人性的自然属性就包括占有性……嫉妒性、悟识性、从属性等等。而人性的社会属性则包括信仰性…‥道德性、献身性等等。”[2]这注定了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群山回唱》中的帕尔瓦娜正是一个复杂多样的人，她的“嫉妒性”致使姐姐终身残疾，而“道德性”又让她产生了负罪意识，为弥补自己的过错，她用美好的青春时光来照顾姐姐。当她一直喜欢的人萨布尔打算娶她的时候，她选择将姐姐丢弃在荒野之中，这又体现了她的“占有性”。人性的复杂性使得帕尔瓦娜徘徊于“善”与“恶”的边缘。最终，走向新生活的希望压过了她对姐姐的愧疚，或者说是她的私心一时战胜了她的罪恶感。帕尔瓦娜虽然卸下了身上的包袱，但此后她内心将背负着一个更加沉重的包袱——嵌入灵魂深处的负罪意识。

二.负罪意识的升华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的功能主要是升华作用，而“升华（sublimation）原是一个物理学术语，指固态物质超越了液态而直接变为气体，后引用到文艺学，指人的精神得到提高。”[3]也就是人格高尚化了的意思。在《群山回唱》中，一部分怀揣负罪意识的人物通过自我救赎使他们的负罪意识得到了升华。而胡塞尼则是怀着对祖国阿富汗无限的挂念之情和负罪之感，以阿富汗为写作对象，将对祖国的丝丝关切转移到创作上来，并对阿富汗民族命运进行了探索，这是胡塞尼负罪意识的升华。

胡塞尼虽早已移民到了美国，但他始终心系祖国阿富汗。在他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中，一个美籍阿富汗裔男孩阿米尔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兼同父异母的弟弟哈桑，多年以后，阿米尔为了赎罪，回到战乱中的阿富汗救出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灿烂千阳》中的莱拉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逃离了带给她无数痛苦的阿富汗。当战乱平息之后，她又回到了阿富汗，为重建阿富汗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以说，阿米尔和莱拉都是作者胡塞尼为自己幻化的影子，而从把索拉博救回美国的阿米尔到回归阿富汗的莱拉，这是胡塞尼怀着对苦难中的祖国和同胞的负罪感去探索个人命运的过程。然而，这样的探索还不够深入。因此，在《群山回唱》中胡塞尼将探索个人命运延伸到了对阿富汗民族命运的探索。

在《群山回唱》中，胡塞尼并没有像前两部作品一样对战争进行细致的叙述，而是通过写战争给阿富汗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来侧面描写战争的残酷。他没有局限于描述一个或两个人的命运，而是将描写的对象扩大到一群人。所以，我们除了看到了亲人、朋友之间的爱与恨之外，还能看到阿富汗苦难下异化了的人性，以及战乱给阿富汗带来的种种问题。

30年的战争烟雾笼罩着的阿富汗大地，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能够幸存下来的难民大多流离失所，流亡国外。对于阿富汗人民来说，战争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击垮了他们的肉体，还重创了他们的灵魂。随马科斯到纳比家的翻译是喀布尔当地人，他在听到纳比不收马科斯租金时表示难以置信，他不明白纳比为何不趁机大赚一笔。在纳比给马科斯的信中，他说：“这个国家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4]胡塞尼在此揭露了苦难使一部分阿富汗人人性异化的社会问题。胡塞尼还批判了那些利用阿富汗难民的悲剧去谋取私利的人的不耻行为。比如说，罗诗的舅舅就利用罗诗来向伊德里斯寻求怜悯，从而获得利益。胡塞尼在《群山回唱》中还借荷兰女护士阿姆拉之口，批判了把像罗诗那样的阿富汗难民的悲剧当作“展览品”的阿富汗裔外籍人。

阿富汗战乱不断的原因，除了外国的侵略，还有阿富汗各民族、各派别之间的分歧。“胡塞尼是站在一个深深爱着自己祖国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敢于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解剖，敢于面对可能面临的批评甚至生命危险。”[5]他探索着阿富汗民族的命运，虽未明确指出出路，但从他揭露的这一系列阿富汗社会问题来看，阿富汗的重建决定着阿富汗民族的命运，而重建阿富汗则需要阿富汗全体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化解各族、宗教各派别之间的政治矛盾，消除军阀割据局面，凝聚各民族、各派别、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共建国家。”[6]

综上所述，在《群山回唱》这部作品中，胡塞尼用细腻柔和、深刻悲怆的笔调描绘了苦难中的阿富汗人民的艰难生活和心灵创伤，并将负罪意识嵌入到各色人物身上，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这部作品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种意识。然而，负罪意识能够在《群山回唱》中的人物身上普遍存在，是受到了伊斯兰教思想和阿富汗战乱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性。胡塞尼怀揣着对祖国和同胞的负罪意识，带领着他作品下的“负罪”人物寻觅着救赎之路，并把探索个人命运延伸到探索民族命运，最终使其负罪意识得到了升华。

参考文献

[1][4]（美）卡勒德·胡塞尼.群山回唱[M].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48，129页.

[2]刘春魁，柳国强.论人性的层次性和复杂性[J].理论探讨，2005年第4期.第61页.

[3]金元浦主编.当代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85页.

[5]刘义敏.文化身份的寻求[D].苏州：苏州大学，2011年.第53页.

[6]刘青建.阿富汗重建失效之分析[J].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14页.

（作者介绍：刘毕琼，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