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工具·幻想
——杰克·齐普斯童话批判理论三个维度

○黎潇逸



权力·工具·幻想
——杰克·齐普斯童话批判理论三个维度

○黎潇逸

将童话作为一种文类从单纯儿童文学中分离出来，德裔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并不是第一人；但是延续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在社会政治语境下对童话进行批判性研究，他可谓做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有益的探索。作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童话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齐普斯写作了一系列关于童话研究的书籍，如《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Breaking the M agic Spell：RadicalTheoriesofFolk and Fairy Tales)、《童话与颠覆的艺术：一种为儿童的经典文类与文明化进程》(Fairy Tales and the ArtofSubversion：The ClassicalGenre for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Civilization)、《童话何以挥之不去：一种文类的演进及其意义》(W hy Fairy Tales Stick：The Evolution and Relevance ofa Genre)等。他从社会政治批判的角度对前人的童话研究，如布洛赫和托尔金的童话观、精神分析学和当代女性主义童话研究等进行了分析评述，并结合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对西方文化工业下童话的兴盛和流行化趋势进行批判。

《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是齐普斯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已然呈现出高屋建瓴的研究视野和严密清晰的研究方法。书中第一章从历史观念出发，提出整体的观点和批评方法，并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论述；二三章结合口传民间故事向文学童话的转变以及德国浪漫派童话的崛起，从社会历史层面将童话与时代因素结合起来；第四章主要延续法兰克福学派批评传统，探讨文化工业逻辑下童话作品的商品化发展；第五章则将布洛赫与托尔金的思想进行对比，论述童话作为解放性生活方式的指南而要被认真对待的必要性；第六章则从贝特尔海姆的思想来分析和质疑童话的精神治疗功能。在2002年对此书再版时，齐普斯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并增加了全新的章节，以哈利·波特、怪物史莱克等童话故事中的英雄和反英雄为例强调童话作为流行文化的道德本质和政治分水岭。

综观全书，笔者提取“权力”“工具”“幻想”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来解读齐普斯的童话批判理论，以此理解激进批判的姿态背后对童话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思索，以及对“冲破魔法符咒”之祛魅的努力。

一、权力：民间故事和童话历史政治学

近四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大量关于童话故事口述传统和文学文本的多层面研究，尽管有不少优秀的女性主义批评和社会批评，人们仍讳言社会阶级和思想意识的冲突。在《冲破魔法符咒》2002年再版序言中，齐普斯指出自己发表本书的初衷，即在当代众多直率袒露、简单易行的心理分析模式中另辟蹊径地采用政治批评模式，思考文学艺术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以及经济和技术本质。因此谈论童话政治学，所说的不仅仅是童话故事框架内的国王与农民、女巫与士兵，还有童话背后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冲突。

在本书的讨论中，民间故事与童话故事并不能被混为一谈，民间故事指向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口传故事传统，而童话则属于拥有独立艺术形式的现代文学传统的范畴，谈论二者之中内在的政治学，既是思考从口传民间故事向文学童话故事转变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为审视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理论提供政治学的基础。

出于自身成长的文化环境和研究背景，齐普斯主要把讨论限定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德国童话故事政治学。对于口传民间故事的讨论涉及到民俗学研究范畴，前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的方法，如斯蒂斯·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式研究，接受学的传记批评模式、荣格学派的童话故事精神现象学与任务集体无意识原型、形式主义批评的童话故事形态模式与结构分析等等。相较于上述忽视政治学维度的民俗学研究，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对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意识形态予以重视，但同时造成冲淡这些故事的社会-历史隐含意义的后果。齐普斯则在集中探讨18到19世纪的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政治因素并着力呈现它们被打上的社会历史语境烙印，通过重申它们在政治及阶级斗争的历史起源而展现它们在当代历久弥新的原因。他辨析德语中童话和民间故事的词源和语义流变，以及进入现代法语和英语中的意义转换。童话故事在英语（fairy tale）和法语（conte de fées）都意指“仙女故事”，这种以故事的奇幻色彩和超自然力量取代原有含义更广的民间故事含义，表明了在意识形态中所谓“高雅”和“低俗”文化的分离——那些带有关于阶级冲突和反抗的母题和象征因素的口传民间故事，被教会势力和世俗权力判定为受到魔鬼诱惑的邪恶行为，而童话则成为16-18世纪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作家改编创作的文学故事类型。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阐明了故事的产生、流传以及在现代的逐渐消亡。这种上承史诗的文学艺术必然流传于拥有完整而连续的经验的族群内，通过记忆连结传统的链条，将一代代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意义以故事的方式传承下去。讲故事从不要求听者的专注倾听，故事本身也往往拒斥诸如隐喻、心理分析等结构方式，因此，讲故事者与听者始终保持着自由闲散而又纯真自如的关系，在分享故事的同时分享真挚的情谊。而这种被本雅明所高度赞誉的艺术，在封建社会中能被统治阶级接受只因为故事所带来的愉悦，故事依然被看做是农奴或艺人的手段而非一种艺术。民间故事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出现的艺术形式，经过民众代代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言语的不确定历经岁月的磨蚀尽管逐渐替换故事形式和内容细节，却依然保持了其整体的完整，正是得益于民间故事的风格和形式所偏爱的那些坚如磐石的东西，多种母题共同呈现出了一个稳定坚固的世界。在这个永恒不朽的世界中，现实里中世纪的父权制、君主制和专制主义的观念渗透进去，其中没有资产阶级、没有机器和大工业，有的是国王、王后、王子、公主，农民、工匠、士兵以及各种动物和超自然力量的角色与事物。民间故事所关注的那些王位、土地和财富的问题，不外乎封建社会中的人物关系和权力分配问题，现实中的阶级矛盾、权力斗争落入口述传统的话语，也呈现出一种齐普斯所归结的“强权创造公理”的主题。只有那些最强大的人才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去赢得公主和王位，他们所拥有的能力以道德的合理的方式展开，为他们获得丰厚的报酬和显赫的地位；下层民众在生活中受到经济和政治等多重压抑在民间故事中的想象性解决方式恰是以更强的力量去赢得那些压迫者的财富，重新占据这个权力结构中的上层。

当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兴起、旨在推动教育革命时，民众趣味与资产阶级主导者的偏离以及对民间故事的压制就产生了矛盾，童话故事在德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审查和改革过程。从格林兄弟对民间故事进行采集并风格化改写，到报刊杂志登载的教育故事、寓言故事和训诫言说对民间故事的替换，民间故事的出版发行不再是下层阶级故事讲述者所呈现的原貌，而处处彰显新兴中产阶级的神圣化利益，民间故事因其粗俗和缺少道德观念而被打上低俗文化的标签。相应地，童话则在封建主义社会晚期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应运诞生，成为一种替换性的民间艺术样式进入资产阶级文学话语之中。

以流传最广、名气最大的格林童话故事集为例，齐普斯选取了《六条好汉闯天下》和《韩歇尔与格莱特尔》两个童话，解析它们平民视角的出发点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内容。这些搜集而来的民间故事经过改编虽然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审美模式，但内容和母题的转变却反映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童话故事的改写成为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艺术家自由地自我表达的途径，通过有意识地利用民间故事的母题来传达进步因素和政治立场。兴起的德国浪漫派童话不但成为一种叙事手段，更是一种投射了社会和文化尚未满足的愿望的隐喻空间。所谓“强权创造公理”的主题不仅体现在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内容中，同时存在于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对这二者命运发展的主导中，从口传故事向文学童话的转变、从粗俗内容向风格化故事的改写、从下层民众闲暇消遣的娱乐方式到资产阶级教化训诫和解放自我的想象途径，阶级和权力贯穿始终。

二、工具：童话与文化工业

上文提到民间故事向童话故事转变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因素，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工业的兴盛，民间故事这一口传的叙事艺术模式面临着消亡，而童话却以文化表达的身份进入机械复制和技术生产领域，以商品的形式获得新生——齐普斯将之归结为“幻想的工具化”。

在文化工业领域中，童话故事虽在内容上仍采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本母题，但却经历了作家的创作和改写，“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之间亲密无间而又纯真自如的关系被打断；而以文字刊行的出版物以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段流传的童话故事，也成为被固定下来的文字和影像，不再具有口传故事那种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次的讲述而细微变动的蓬勃生命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言：“艺术作品的即使是最完美的复制品也缺少一种因素：它的时间和空间的在场，它在它碰巧出现的地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艺术作品存在的独特性决定了在它存在期间制约它的历史。”①童话故事的批量生产和机械复制也使之失去了灵韵（aura）而沦为一种工具。

联系自身的研究背景，齐普斯沿用法兰克福学派批评传统对童话与文化工业的问题展开论述。他引用了马克思·霍克海默创作一个小童话，讲述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喜欢在父亲的商店里与店员攀谈并广受爱戴，而在他父亲破产后他照例与店员谈天却受到厌弃甚至被自己贫穷的女友抛弃，用童话的方式独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真相。将童话置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讨论的文化工业背景下，可以很好地理解其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像商品一样被生产、组织和交换的过程。文化工业利用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得理性工具化，将人类和他们的文化表达变成商品，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消融到文化产品的程式化和齐一化模式的表现中，每一个体极富有生活情趣的个性特点以及创造性都因顺从这种齐一化模式而变成了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媒介极力推崇的样板生活的拷贝。在对大众文化平民化保持拒斥态度的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对高层文化的向往，如马尔库塞指出在功能意义和年代顺序的意义上这曾是一种前技术文化，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这种文化的生存土壤是一个落后的前技术世界，马尔库塞作了一番浪漫的、想象性的描述：“在那个世界中，劳动仍是一种注定的不幸。不过，那个世界也是人和自然尚未被作为什物和工具而组织起来的世界。通过运用各种形式和风格的代码，运用文学和哲学的体裁、术语，那种已成往昔的文化表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节奏和内容：在这个世界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栈、贵族和村夫、沙龙和庭院都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所表现的节奏，是那些信步漫游或驾车逡巡的人的节奏，是那些有时间和雅兴去苦思、冥想体验和讲述的人的节奏。”②他对于前技术文化的肯定本质上是对机器文明、技术理性的反感，因此对于现代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也持否定态度。对他而言，大众传媒与其说是文化民主化的一种手段，不如说是大众统治的一种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齐普斯对此并不抱有全然消极的态度，当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将批判重点放在文化工业中文化艺术品的商品化和人类想象力和理性自主的消失时，齐普斯却看到了文化产品脱离创造者的控制而获得生命力的可能，看到了童话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文化力量所具有的当代潜能。他以《白雪公主》《星球大战》等四部作品为例，探讨科学技术对童话故事的影响。当这些民间故事母题经过装饰和改头换面，加入歌舞、特效等要素，以奇幻的方式展示在荧幕上，吸引民众步入影院为之贡献票房，它们已进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逻辑，成为被大众传播媒介运载的文化形式。最典型的便是迪斯尼文化工业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儿童乐园、电视广告等产业链。迪斯尼反复利用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母题所打造的梦幻吸引人们去观看影片、悬置自己的现实感，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让人们接受童话商品化的逻辑，接受童话幻想的工具化。如同好莱坞文化工业，文化产品的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参照商品逻辑，是否达到行业商业规范性标准，是否获得足够丰厚的投资回报率。正因如此，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才批判大众传媒为蒙骗大众所使用的幻象，认为其抑制了创造性艺术的解放性潜能。而齐普斯依然看到即便是在商业性的框架下，也有不少作家在文学童话的创作中写出了严肃的童话故事，表达了对市场和公共领域的批判。在商业逻辑之外，对童话故事的文化意义衡量标准依然是其能否从文化工业的一般产品中脱颖而出并对文化工业本身保持一种批判态度。在迪斯尼影片所附着的性别歧见、感伤主题和贫乏思想色彩之外，童话本身所带有的解放性意象和乌托邦因素并未消失；倘能沿袭奥斯卡·内格特与亚历山大·克卢格提出的“平民的公共领域”构想对文化工业进行替换性改变，即由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创造替代性机构来表达和保障自己的利益，以此反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策形成，则可能使幻想免于沦为工具化。虽然这样的想法需要人们依靠自己，看似回归了霍克海默等人的考察，但探索童话故事的乌托邦因素，探索那些现实中缺少的东西，正是对人类充分认识自身和利用创造性价值的肯定。所以传媒化了的童话依然能够投射出希望的光芒。这在之后关于童话乌托邦因素的篇幅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三、幻想：童话的乌托邦

在考察童话故事的乌托邦精神时，齐普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布洛赫与天主教主义者托尔金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建构了乌托邦哲学的布洛赫无论在流亡和动荡中还是在大学执教时都坚定地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反对派群体，而托尔金则尽可能地避开公众生活和政治生活，对天主教及传统文化怀有极大热情。表面上看来二人并无任何相似性和可比性，但正如齐普斯所言“以童话的名义，一切皆有可能”③，他们都捍卫幻想文学，用童话故事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并在其中描绘了一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图景。

作为一个重视童话历史政治学并对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作了详细区分的学者，齐普斯对布洛赫和托尔金二人缺乏历史维度的童话观表达了不满。布洛赫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论及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齐普斯引出了其中一篇短篇《童话故事在时间中的逍遥之游》（The Fairy Tale Moveson its Own in Time）的全文，辨析布洛赫脱离历史语境造成的对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混淆，认为他有意忽视二者的历史性理论而旨在建立关于童话的普遍美学理论，由此强调应忽视布洛赫在这方面的含混模糊而去关注他所阐明的童话故事的乌托邦功能。托尔金的童话观在《论童话故事》（On Fairy-Stories）中基本展现，包括界定童话故事的概念、追溯童话故事的根源、探讨童话故事的功能。他对想象（imagination）和幻想（fantasy）作了区分，认为幻想是一种介于想象与作为结果的替换性创造间的媒介的艺术形式。由此进入《霍比特人》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托尔金创造的幻想文学作品中蕴藏的巨大的爆炸性力量。

对比布洛赫与托尔金的童话与乌托邦精神，首先在于“小人物及其不满”。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总是被压迫者、最贫穷的人、年纪最小的孩子和对生活最心怀不满的人，在现实中亦即中下层阶级、年轻人和边缘化的人群，童话故事的叙述都始于一个看似毫无希望的处境。正如托尔金创造的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小人物的身上往往拥有巨大的潜能。他们在生活中受到压抑，充满了最易引发乌托邦冲动的不满情绪。由于社会经济的过快发展，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落后缓慢的经验世界不复存在，社会引发的冲突矛盾带来人们的失落、不适应和不满，这种存在与意识的割裂是一种“非共时性”的后果。人们在过快地随同社会前行时也不断回顾和期盼。童话故事作为民众最重要的艺术表达形式，正是文学的疏离和陌生化过程，不但投射了叙述者和听众的希望，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还能反过来重新唤醒人们的自主意识。或者用更为激进的批判观点，正是这些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身上才能爆发出反抗和革命的最强力量。如马尔库塞所说：“他们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体制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是从外部打击现存制度因而没有被该制度引向歧路；它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并在这样做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的根本力量。当它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公民权聚集起来走上街头的时候，没有武器、没有保护，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警犬、石头和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是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④

其次在于“另一个世界”的创造。根据托尔金的观点，童话故事的价值取决于陌生化疏离的功能，它创造的奇境世界并非将读者带入虚幻不实的世界，而是一种真理的替代性创造，将我们转换到另一个更好的、能让我们充分洞悉和主宰自己的力量的世界，他发掘出了被掩埋和压抑的未实现的梦想的非共时性因素。同样在布洛赫那里，童话故事并非行动的替代而是行动的预示，于他而言，相对于理性用来为非理性目的服务的现实世界，童话故事的世界具有矫枉过正的功能，对乌托邦的期盼视野正是对平庸日常的批判，并且颠覆了对理性的滥用。童话故事中包含着“升华的时间”，即消解了正常的时序进展模式，而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融合起来。但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官僚化体制和工业生产渐趋理性化，时间成为严格规范的重要衡量尺度。当童话故事的时间不再按照物理客观的尺度而可以被创造或改变，蕴含着在现实时间的框架之外建立新秩序的观念，反秩序和反资本主义立场便在故事中的超越的自由时间中展现。童话故事所包含的那些奇异的幻想，虽然是零散的敞开的，其中却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宝贵启示，这种想象的手段并非一种向永无岛或是奇境的逃离，而是通过脱离令人挫败的绝境引向解放的可能。所以童话故事建构的批判性乌托邦世界并不旨在勾画一个明确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而是一种澄清人类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谬误、并让社会注意力复归到民众上来的努力。

最后则是“宗教的世俗化”的问题。作为一个在商业出版取得巨大成功的流行幻想文学的创作者，托尔金的作品中几无出现基督教教义问题，或是更多从世俗的意义上涉及童话故事隐含的基督教思想，这似乎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参照框架作出的一种妥协。他创造的神话国度旨在表明人类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宗教信仰以抵抗非人性化的力量。因此于他而言，童话的幻想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宗教，表达人类获得救赎的一种世俗化的宗教观。这个层面上，作为天主教主义者的托尔金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洛赫在思想上有了某种亲近的联系。当然托尔金与布洛赫的乌托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但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替代性创造者，他还是激进地表达了一种期盼性的假想和解放性的冲动。布洛赫也并未抛弃宗教，而是将宗教冲动、宗教中关于来世和天堂等承诺渗透入人类在人世间完成这些承诺的潜能。这种被世俗化的信念是对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弥赛亚王国的信念，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弥赛亚精神，对宗教进行关于人类为自身奋斗而努力的行动的改造，并指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真正的历史才能出现。

齐普斯在卷首语中列了几则很有象征意味的小童话，一个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在我们这个童话故事已经消失了的时代坚持寻找童话的故事，一个是关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世界大会上提出美好社会的构想却惨遭政治家们耻笑的故事，一个是仙女教灰姑娘用“妙洁先生”牌清洁剂擦地板的广告，等等。这些故事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童话是否依然存在，童话母题的传媒化和商业化是否消解了童话的解放性。面对这样直指当下的疑问，齐普斯一反那些更为宽容和精密的研究模式，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展开对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研究和论述，从历史文化层面到社会政治层面，这种童话批判理论的研究始终是针对现实和当下的。

作为全书标题的“冲破魔法符咒”在全书中多次出现，这里的魔法符咒不仅指童话故事中的魔法、巫术等超自然力量，更现实的意义是当代文化工业运用的传媒娱乐手段对童话故事造成的神秘性诱惑。面对幻想故事的被工具化、严肃童话故事所带有的解放的力量被淡化和消解的危险，重新认识和发现童话便很有必要，辨析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区别，把握童话的政治性因素，认识童话的乌托邦冲动所带有的解放潜能，并对当代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流行童话保持清醒的审视态度，冲破魔法符咒才有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C]，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4页。

②④[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第230-231页。

③Jack Zipes,Breaking the Magic Spell:RadicalTheories of Folk and Fairy Tales [M],(New York:Routledge,1990),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