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的人性书写

○徐诗颖



论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的人性书写

○徐诗颖

陈残云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见证者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电影剧本等。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研究陈残云小说创作的热情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从现有对小说研究的学术成果来看，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共和国时期的陈残云小说创作，研究者普遍认为它们的整体质量要比民国时期的小说创作好。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的创作和发表时间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刚好处于中日抗战和国共内战这两个时间段。研究者对此更多着眼于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从不同角度揭露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以及人民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苦难。那么除了政治和道德的层面，是否就没有更多可挖掘的有价值的地方呢？“小说表达的是生命的哲学，它和现实中的人类，共享着同一个生命世界”①，如果没有人能与小说反映出来的生命图景有所共鸣，并对其进行独特且合理地阐释，那么这在陈残云小说研究领域里必然会留下一个重大的缺失。此外，《〈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这篇文章也是本文选择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的人性书写这一视角作为研究切入点的一个重要原因。《〈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②是陈残云对成名作中篇小说《风砂的城》③所写的一篇反思性文章，可是否真如他所说是一篇失败的、思想不健康的作品呢？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由于《风砂的城》出版前后香港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陈残云最终选择无条件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作立场，并贯穿了此后的一生。尽管这种自我批评的语气是真诚的，但实际上更多还是一种策略，即通过所谓的“纠正态度”来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立场。人性在不同时期所展现出来的面貌是不一致的。尤其在战争这种极致的环境下，人的行为会折射出其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秘密。研究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的人性书写，我们不仅仅可以目睹战争时期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可以感受到作者潜藏其中的对人性原罪的反思，即关于“罪与悔”战争观的思考。

一、遭受扭曲的人性：对权欲和物欲的追逐

在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里，人性沦陷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性格扭曲，具体是战争时期不少权势者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手上的权力来掠取各种利益，并为此做出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物欲。这让底层人民既要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又要为满足权势者利益而被迫牺牲自己的权益，严重者还要为此献出无辜的生命。著名作家张炜曾说：“观察一个作家是否能够‘直面人生’，主要得看他对灵魂的揭示是否锐利，是否能让人心战栗。”④面对人性的扭曲，在进入人物灵魂时，陈残云是带着理解之心来深入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和道德责任。《风砂的城》里的梁主任是女主人公江瑶过去的领导，一方面，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领导代表之一的梁主任为了实现权力而不择手段，梁主任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把江瑶吸收进在桂林的国民党特务圈，其语言的威力让江瑶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矛盾、痛苦和警惕的状态中。海德格尔认为：“当语言成为一种负担和暴力的时候,那么语言也会将人逼上绝境,并使人陷入无限的精神苦恼之中。”⑤另一方面，作为机关中层干部的他还要完成由上面压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任务。鲁迅曾对此类人物的人性作过很精辟的论述：“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到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⑥陈残云虽然把梁主任的灵魂写得极为惊悚，但内心对已迷失人性的他是充满理解和同情的。人类“一旦心灵为任何情感感动，它就很难局限在一种单独的情感中而不发生任何改变。人性是不断变化的”⑦，如果要探究战争环境下人性到底在哪里迷失了，对权和欲的追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战争有它的外在根源，也有它内在的根源。战争固然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厮杀，组织者有具体的责任，但战争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亦在于人性的欲望、自利的动机和狭隘的利益追求。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所有暴力都存在着人性的基础”⑧，所以说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不义的，牺牲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已经扭曲的“人性”。

再往深处思考，能感受到他内心真诚的诉求，即没有一个人能逃避承担战争中的道德责任，包括他自己。人性的沦陷不仅明显体现在当权人物身上，在普通人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陈残云非常关注普通人在战争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因为从日常生活中，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肌理和人物生存所遭遇的酸甜苦辣处境，而不仅仅局限于交战双方的言行思想。的确，普通人大都属于被压迫、被摧残的受害者角色，可同时，战争也为他们的人性沦陷提供了表演的机会，欲望膨胀让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失去了承担良知责任的意识。陈残云在小说里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被虚荣心驱使、瞧不起周围的弱势群体并用言语行为对其施加压力，以示自己显赫的地位，可到最后均以失败的结果收场。《我的邻居》里的黄脸婆依仗着丈夫李先生在广九路上与军人合作走私发了财，便显露出自私自利的本性。她的丈夫李先生也只是慨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为自己从事“走私”行业的行为产生任何负罪的心理，反而把最后失败的责任和贫穷的根源全部推给世界。短篇《邻人》里的老虔婆也是如此，善管闲事，冷漠贪婪，向来不大看得起大陆人，不仅对来自广州的“我们”时常冷嘲热讽，而且也对在内地辛苦参加抗战并混得满脸寒酸气回来的大儿子和媳妇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可见，战争扭曲了老虔婆的人性，她的良知也已沦陷到很深的程度。

由此可知，战争环境下每个人都逃脱不了道德上应承担的责任，最根本的原因是欲望和良知本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在陈残云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不仅是统治阶级，连不少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竟然也是思考如何在战争过程中或战后获取较大的收益。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对他们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而他们更不会为自己所犯下的法律或道德之罪进行忏悔，反而把战祸变本加厉施压给其他人，让其他人在遭受这些苦难时不堪重负。面对这些情形，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夏志清向我们提出的如下疑问：“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被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⑨因此，陈残云通过一系列的小说让我们看到战时生活的人性沦陷，从而更加清楚一幕幕悲剧在战争结束后依旧不停上演的原因。

二、陷入迷失的人性：物质异化和革命理想下的产物

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注重深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观察人性在战争环境下的变化，描写内心因在欲望和良知发生冲突后所产生的撕裂、矛盾和焦灼感。在两者的作用下，已陷入迷失的人性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甚至是严酷的拷问。

战争时期人被物质异化后所受到的身心摧残是陈残云关注人性迷失的一个重要方面。萨特认为匮乏是异化的根源，而且克服匮乏的办法是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互相利用。在战争期间，匮乏是常有的事，尤其是物质上的匮乏。许多女性为了生计，虽有犹豫，但还是选择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中出卖自己的身体，甚至是良知。短篇《鞭子——〈沉沦〉的曲序》里的彭玄英和程碧珠就是其中的代表。程碧珠对这种因战乱而让她突然偏离正常轨道的生活是无法完全适应且存有强烈的抗拒心理。当程碧珠鼓励彭玄英去从事战时桂林新兴的女人“职业”时，小说并没有向我们直接展示在进行抉择时彭玄英内心的冲突与对话，但能确定的是生活的艰辛让彭玄英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最终陷进了“丑恶的生活圈”⑩。小说描写了彭玄英从桂林奔赴香港途中的心情，从一句“她是一个自作自受的负伤者”⑪就可以感知到在这个过程中良知与欲望两种声音不断在彭玄英身上激荡回响，但两种声音都无法说服对方，良知提醒她“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⑫，但生活的艰辛又让她产生不甘就此过平庸生活的欲望，所以两者之间的对话让彭玄英既卑怯又自责，只能带着“负罪”的心情度过余生。在另一个短篇《财路》里，陈残云同样把着力点放在了关注战后人类受物质异化后的表现。圩镇经历大劫后又遭遇荒年，很多人已无法生存下去，于是才会做出铤而走险的事情。在军队看仓的王排长偷卖村庄物资，圩镇上不少平民百姓为了生存愿意冒险与王排长做这门交易，所以人性的险恶和阴暗在这场买卖中不知不觉露出了原形。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产生过任何需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意识。其中，王排长想的是发财后如何推卸偷卖物资过多的责任，其他受害者想的是如何杀掉王排长，所以这场悲剧不会因为大头炳的死而结束。物资的极度匮乏让人们不得不相互利用，甚至为抢到生存物资而不惜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为严重的是还要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生存物资已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着人，使人性从此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除了物质异化让人性陷入迷失外，革命理想对人性的影响也是没有办法被忽略的。革命理想之于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需要个体的外在行动与内在感知达成一致，以至于当个体利益与革命理想相冲突时，个体便只能自觉或被迫牺牲自己的欲求来实现这一“伟大”的革命理想。小说《风砂的城》就体现了陈残云对战争时期革命理想的理解，使我们关注和思考革命理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意义何在。小说里的江瑶和姚贞内心常常受着良知和欲望的双重拷问，身陷人生绝境后也不知道路在何方。然而，内在清醒的良知给了她们忏悔的机会，虽不知路在何方但还不至于走向穷途末路。小说里江瑶的处境是艰难而尴尬的，面对启蒙者冯灵的不辞而别以及梁主任的多重进攻甚至侮辱，她要反抗这个世界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事实上，她的内心并没有“革命”的概念，只是觉得愧对了芸大姐的帮助，辜负了冯灵的期待，更对不起姚贞的牺牲，内心的负荷实在是太重了，所以才无时无刻不处于忏悔的状态里。对于结局的安排，过去不少研究者批评陈残云为江瑶选择了一条沉落的道路，但我更愿意对此作如下的理解：假如把以前的生活当作尘缘，那么最后她选择归隐乡村就有“出家”的意味了。简而言之，就是江瑶放下了我执，只希望远离尘缘，以求达到个体生命的完成，并获得灵魂的救赎。而另一主人公姚贞的处境比江瑶更为艰难，因为她已经是国民党的特务，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当上级命令她去摧毁一条正处于青春年华的生命时，她的内心是极其痛苦与备受挣扎的，后来还是决定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再犯下这种布满鲜血的罪行，并且希望通过拯救江瑶以赎回做人的良知及换回内心的安宁。小说提到她已经无法摆脱黑暗与绝望，只能每天带着它们前行，而目前唯一能走下去的路就是继续做“杀人不见血”的无名英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国的“革命理想”奉献一切，包括无条件地牺牲生命。姚贞不仅受着肉体上的折磨，也要面对良知和欲望这两种声音在其内部不停进行对话的情形。然而，这无法解决的对话最后只能转变成对灵魂的严酷拷问。直到实在无力再承受这种拷问时，姚贞就决定自杀。

可见，陈残云事实上是无意苛责笔下人物的选择，因为在战争环境下人们渴望过上安稳的生活是符合情理的。为了能够在如此不安定的环境中顺利生存下来，无论需要使用何种方法，尤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保存生命才是他们当前需首要考虑的问题。陈残云在书写人性迷失时添加了“罪”的维度，使笔下的人物有了忏悔的意识，为自己当初所犯下的过失自悔其罪，所以小说笔下才会有良知和欲望这两种声音不停对人性进行拷问的情形。这也是本文认为陈残云在书写人性迷失时所体现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地方。

三、备受压抑的人性：战争环境和封建礼教对主体的压制

战争是无情的。人性在战争中也会面临巨大的考验，主要表现在战争破坏了人类稳定的生存秩序和整体利益，个人的主体欲求或多或少会受到无情的压制。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把压抑的本性释放出来，以求在物质和心理上获取最大的补偿。然而，这一切在陈残云笔下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报，反而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困境，因为一旦欲望过度膨胀，内心没有经过欲望与良知的双重紧张对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找到结束苦难的道路，更不可能产生赎罪的想法。因此，即使战争结束，人性受压抑的情形也不会得到丝毫改变。

本文第一章讨论了战争时期人性的扭曲，掌权人物为了权和利而不惜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血汗。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他们又何尝不是同样受着战争的无情压制呢？陈残云在小说里就提到这些掌权人物要时常承受来自各个方面所施加给他们的压力。为了释放这些压力，也为了及时完成任务，他们只能无情压榨老百姓，这体现了鲁迅所说的“吃人”法则。鲁迅曾在《坟》里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⑬《救济品下乡》里的唐乡长就典型体现了这一点。整篇小说谈到的都是大家面对救济品时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由于生存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不断膨胀的欲望让大家都无暇思考自己的道德责任。在这个短篇里，陈残云开门见山点出了唐乡长的困境，即在抗战时代，慑于皇军的威势，不得不为他们服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新一军、十三军、五十四军等相继路过乡村，也要唐乡长无偿提供物品，拖延几天就被这些军队骂为“活该做奴才！”⑭同时，县政府和区署的任务又一层层地压下来。此外，兵荒之后，旱灾来袭，更让唐乡长的处境雪上加霜，所以唐乡长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只能牺牲乡民的切身利益。可以说，陈残云写出的是战争环境下的压抑让掌权者不敢直面欲望与良知之间的冲突，忘记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相应地，从牛精桐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在生存还是精神方面，老百姓在这场战争中也备受压抑。牛精桐的激愤让他失去了理智，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对这批救济品作一个了结。这些不理智的处理方式只能使乡村继续凋敝，人们的生活也将陷入更为困难的局面。这种长期受压抑的本性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积极寻求物质和心理上的最大补偿。因此，战争环境下统治阶层对老百姓的施压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如果存在于老百姓内心的国民劣根性没有得到根除，那么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依旧不会因为战争结束或政权更替而得到丝毫改变。陈残云在不少乡土题材作品里提到了这点。乡亲们对乡长等人的罪恶行径敢怒不敢言，这无形中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甚至有时候还间接成为陷害别人的刽子手。像《还乡记》里面的伯庭叔，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乐意帮助罗闰田度过难关的老乡，但实际上成为了李乡长坑害罗闰田的“帮凶”。又比如，谈到国民党理发兵，在征丁题材《兵源》里，陈残云虽然对理发兵着墨不多，但写出了理发兵矛盾和受压抑的人性。这里表现出来的悖论是一方面理发兵为战争造成人们妻离子散的处境慨叹，而有限的力量只能使他成为“被吃者”。另一方面，他的职业无形中又促使他成为“吃人者”，因为他也参与了推动更多人卷入这场战争的罪行。如上所述，为求生存，老百姓不得不做出许多压抑人性甚至违背自我良知的行为。

由于奴性和懦弱深深扎根在国人的思想里，所以除了战争影响和自身力量有限外，封建礼教传统继续在战争环境下扮演压抑人性的重要角色。黎鸣曾经对儒家礼教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劣根性进行了批评：“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百分之百的奴性。”⑮事实上，战争因素在陈残云探讨人性受压抑的过程里只是起辅助性作用，而他把更大的着力点放在了挖掘潜藏在灵魂深处的人性之罪。讨论“封建礼教传统与个体欲求之间矛盾冲突”主题较为明显的是《新少奶的苦恼》。这个短篇围绕着冯惠宜“该走还是留”的念头铺展开来，让我们看到冯惠宜既尴尬又矛盾的处境。本来，作为大学生的她和炳生是有着共同的理想才走到一起。可婚后，封建家庭的生活方式逐渐磨平了冯惠宜理想的棱角，战争也成为阻碍冯惠宜实现理想的绊脚石。面对这一切，她以自己弱小为由，选择了等待。然而，这种等待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不得而知。冯惠宜的等待充满了荒诞感和孤独感。她并没有物质匮乏的焦虑，只是在苦苦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即虽然走在历史的道路上，但不知道哪里才是她最终的归宿：“走到那里去？冯惠宜想不出自己的去向。”⑯面对失去精神支撑后无所适从的迷失感和无家可归感，冯惠宜只能选择继续承受这种不可知的沉重命运。

“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⑰，因此，作家需要做的是深挖人的内心，探究人性表现“恶”的动机，并用善意和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陈残云笔下的人性并非只有单一的维度，且不会对他们作“是与非”的道德判断，很多时候只是呈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痛苦与绝望的状态。更为可贵的是，陈残云同样把自己放进小说里，与小说人物共同忏悔和承担责任，具体表现为时常对笔下人物的灵魂作欲望与良知的论辩，这实际上也是陈残云为自己的灵魂所作的论辩，所以在字里行间会感受得到他所流露出来的对笔下人物的理解、怜悯和宽恕的情怀，希望能与他们共同找到“反抗绝望”的超越性视角。

四、人性走向救赎的可能性

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的真》里曾说：“文学的价值与灵魂有关,她担负着个体灵魂出路的拯救问题,拯救不是解放,而是涉及人类的整个生命的意义的获救。”⑱陈残云民国时期小说从不同侧面剖析了战争环境下人性的“恶”，给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探究人类心灵内在秘密的通道，以唤起人类的道德责任。那么，陈残云所出示的救赎之路有效吗？能够彻底将人类从现世的绝望里拯救出来吗？事实上，要想真正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就要“进入灵魂的深处，就必须逼近彼岸，然后在彼岸发出呼号并与此岸展开对话”⑲。如果按此标准来判断，陈残云的叩问是不彻底的，依旧带有强烈的现世色彩，而缺乏与彼岸展开灵魂的对话。

文学永远不会停止对苦难的诉说。尤其是20世纪以来，当现代人认同“上帝已死”这种观念后，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空前的彷徨、焦虑与绝望。到了战争时期，这种绝望感和荒谬感更加明显。面对罪与绝望，人类如何才能真正走出来呢？我认为人类必须对自身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处境给予郑重的审视和真诚的忏悔。这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就是“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⑳。伟大的作家绝不会永远沉浸在对欲望、黑暗和恶的书写里。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一定会有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因为人心不甘于屈服在现世的层面，而会对更高远的世界充满向往，包括希望、想象和梦想。《风砂的城》就是一篇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品，其中尤以江瑶和姚贞所具有的忏悔意识为典型，陈残云借此探索战争环境下人类“如何才能走出绝望”的救赎之路。江瑶和姚贞虽然经历苦难，但并没有与这个风砂满地的山城桂林妥协，内在的良知从未泯灭。她们都愿意承担自己身上的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忏悔和救赎自我。另一方面，《风砂的城》虽然已涉及叩问存在的意义，但依旧没有完成对灵魂纯粹的审判和救赎。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是把构成所犯之罪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时代和社会，直言对各种黑暗的仇恨，不惜与现世同归于尽。她们因绝望而发出的呼号是与现实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没有表现为是对灵魂作纯粹形而上的拷问。总而言之，她们渴望来自社会的救赎，却不是自己的灵魂，所以审视灵魂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在战争时期，谈及理想，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能过上生存有所保障和精神有所安顿的和平日子。在陈残云的民国时期小说里，它们主要关注战争环境下普通人的理想和在追求理想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迷失及其救赎。战争、社会和人心等力量打碎了他们本已编织好的理想。艰难的处境使他们陷入压抑与苦闷，甚至还走向绝望。这就是陈残云笔下所展示出来的残酷的社会现实。《还乡记》里面的南洋伯罗闰田带着明确的理想回乡：“希望回到复活了的祖国，认真打一点根基。南洋到底是客居之地，有了钱，一样受专制倒不在话下，就连万一有遗产也要受到人家的限制。况且祖宗坟墓，儿女的读书和将来的出处，在在都是与祖国抛不开的。”㉑只要在生意上找到门路，他就会处理掉所有南洋的资产，从此“落叶归根”。另外，还有《煤油灯下》的“我”的理想，《新生群》里的梁筱玲的理想等。有理想固然是好事，可为什么大多数情况下实现起来却如此艰难？相信陈残云在写作过程中也曾面临过类似的犹疑和矛盾，因为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被各种不利因素无情碾压成碎片。一旦理想的碎片与这些不利因素相结合，它们就会变得复杂和歧义，增加了实现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便很自然地有了真理想和假理想的区别。面对真理想，不少人因追求失败而陷入压抑和苦闷，像罗闰田，虽很想坚持回乡“落叶归根”，但周围的条件不允许，个体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遭遇被摧毁的命运。另一方面，当所追求的理想与自己的本心不相符而呈现出虚假面貌时，人性也有可能一步步走向非人性的悲剧。《风砂的城》里的姚贞年轻时就是如此。那么真实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小说所展示出来的人物理想是否会随时被更为庞大的恶所吞噬呢？如何才能在追求真理想时救赎自我呢？在小说里，我们能看到真实的理想是不会向权威屈服的，也不会为了假理想而牺牲自我。校园题材《新生群》里的学生梁筱玲就是如此。自由并不等同于无所顾忌和摆脱一切束缚，而是建立在现实根基上的自律。虽然梁筱玲在追求自由的理想时遭遇挫折，但周围的人给了她信心，让她更好地在现实中认识自己，并确立了坚定从容走下去的信心，因为一方面，她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福祉；另一方面，即使需要面对更大的绝望，她也不会轻易放弃人生，而是用耐心和从容去面对和处理即将来临的一切。相反，如果一味意气用事，她将会被更大的绝望所吞噬，而不可能有继续追求自由的机会。与此同时，梁筱玲的失落、迷惘而受压抑的人性也会在继续追求和坚守真理想的过程中得到救赎。可以看出，这就是陈残云出示给我们的真实、坚韧和持久的理想。

战争具有毁灭性，最残酷的莫过于对生命的毁灭。同时，战争也能让人性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其实，相较于生命的毁灭，人性的沦陷更加可怕，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成为了战争环境下“毁灭生命”的帮凶。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人的内心还是存有爱与善的种子。陈残云的小说着力发掘残存在人间（尤其是普通人）的爱与善，相信它们能最终拯救人类于绝望之中。

爱可以表现为很多方面，而在陈残云民国时期的小说里首要表现为两性之间的爱情。在陈残云的小说里，爱情是人性得以救赎的潜在动力。《小团圆》里的黑骨球和《这就是恋爱》里的女房东就是因为爱情的力量净化及拯救了本已迷失的人性。爱情让黑骨球重新找回自我，找回良知，为以前所犯下的过失忏悔。同样，《这就是恋爱》里的女房东曾是一名妓女，每天都过着放浪不羁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不少苦难，也厌倦了这种无依无靠的生活，所以她最渴望得到的是真爱、温暖与慰藉。既然现在有人如此真诚地爱恋她，她也就愿意付出自己的爱与真心，并且对于这份爱情是持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可以看出，女房东真诚的人性在爱的召唤下走向了复活。既然爱有力量唤醒迷失的人性，那么爱在战争环境下也有可能被恶放逐。在陈残云的小说里，不难发现寻找爱本身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像《还乡记》里面的李乡长，表面是在关心罗玉玲的人生大事，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丁连长下达的任务。在校园题材里，这种“己所不欲”的爱常表现为孩子由于父母之命而被迫与不喜欢的人结婚。《姊姊》里秦玉慧差点就在父母的安排下与表哥结婚，后因反抗成功而幸免于难。相较而言，《新生群》里郑碧芝的处境就没有秦玉慧如此幸运了。父母之爱成为了郑碧芝的人生负担，但郑碧芝毕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面对这些无法承受的沉重的爱，她不愿意因个人追求自由的爱情而让家里人为她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她的人性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被压制的命运。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在绝境中真正救赎自我呢？耐心和坚持在此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小说提到郑碧芝对自己这段婚姻的看法：“我这样年青，有很长时间可以摆脱，可以反抗。”㉒由此可见，郑碧芝的选择是一种耐心和坚持的表现，是目前对抗无法挣脱的绝境的最佳办法。

在陈残云的小说里，善与爱构成了人性不变的内核，但善同样面临着被恶和绝望放逐的危险。即便如此，陈残云还是坚持劝善。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劝善远比扬恶更为艰难，但陈残云坚定地走这条路，内心始终相信善没有在人间消失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只是暂时被日益增长的黑暗、丑陋和不安遮蔽了而已。既然如此，陈残云劝善的目的达到了吗？细读小说后，我们知道陈残云没有仅仅停留在劝善的层面，而是更为推崇对善良的多维度思考。盲目赞赏善良的姿态是可疑的，因为恰恰相反，真正的善良是与恶并存的。只有洞悉和评估了恶以后，善才会从恶当中浮现出来。在陈残云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到善良也有遭遇尴尬的时候，其中混杂着很多滑稽和绝望的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还乡记》里面的罗闰田，怀着“落叶归根”的理想回来，力所能及地支持家乡的发展，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所做的一切让自己跳进了李乡长早已设计好的骗财圈套，所存入国家银行的钱也在快速贬值。一片善良之心最后竟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包括自己充满眷恋的祖国在内的无情践踏。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㉓这正道出了罗闰田绝望的心境，因为善良也会无时无刻遭遇到困难、过时和破绽百出的情况。那么陈残云是否会任由这种绝望无限膨胀，最后把善良给吞噬了呢？恰恰相反，他在小说里展示给我们的绝望程度是温和的，并不是给人以撕心裂肺的感觉。他有着一颗温润的心，对这个世界还是心存慈悲和善良。即使表面上将事情写得很绝望，但实际上还是蕴含着很大的转机和希望，而善良在其中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既然如此，那么陈残云如何让善良真正制服恶和绝望，从而使迷失或扭曲的人性得以救赎？一方面，善良使人变得有耐心。在陈残云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耐心正是恶和绝望的天敌，一次次的磨难并没有减损小说人物善良和爱的品质。虽然并不能真正改变“存在的不幸”这一事实，但由于耐心坚韧地存活着，所以它滋养了一颗颗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灵，有效遏制了恶和绝望的进一步蔓延，人性在此得到了真正的救赎。《小团圆》里的黑骨球当兵8年，让整个家庭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我们没办法看到这8年来黑骨球和苏女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但能确定的是对彼此的爱和思念使他们有勇气和耐心克服无数的恶和绝望，从而迎来夫妻重聚的一天。另一方面，善良使人保持敬畏之心，不至于轻易让欲望有无限膨胀的机会，致使人性陷入迷失和扭曲的绝境。这一点在陈残云的校园文学作品里表现得较为明显。小说提到不少青年的内心虽然对父母的安排产生过无奈甚至憎恨的情绪，但实际上又表现出非常矛盾的想法，即如果违逆了家人的安排，这肯定会伤害家人的心，可他们又不愿意完全把命运托付给家人。因此，他们更多选择与家人商量的形式，即使最后出现吵架抑或是被迫使用威胁的口吻，也不会真把出走或自杀作为人生最后的归宿。《姊姊》里的秦玉慧是一个懂事的女孩，为做出因反抗而让妈妈的心受到重创的这一行为感到愧疚。还有《新生群》里的梁筱玲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顶撞妈妈后“似乎觉得自己太过分，太使慈爱的母亲痛心”㉔。相反，如果一味安排青年出走，那么出走后的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假如有一天遭到上天的惩罚，他们的心灵会得到安宁吗？他们身上的罪能得到有效的救赎吗？许翼心对《新生群》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处于‘未死与方生’的时代冲突中，作家所希望于青年的，正是让他们走向新生。”㉕的确，这种新生是真实可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展现了青年经历苦难后的真实感受以及在“如何救赎自我”这一存在命题上给出了属于青年自己选择后的答案，而其中内心的善良使这种选择不至于让他们失去对长辈的敬畏之心。

“文学作为精神的事业，要思索我们精神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同时也要追问那些安慰精神的力量在哪里”㉖，在战争时期，陈残云积极观察和反思人性的存在困境，在探索人类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上加入了“罪的意识”的维度，让笔下人物在自我忏悔中坚守本心，用耐心来重拾破碎的理想，用善良和爱来呵护人类高贵的灵魂。这些成为了他在写作中所追问的精神母题，使其具有了较为深刻的价值和内涵。然而，这样的追问力度还是不够的。陈残云小说所出示的救赎之路是在此岸世界就能实现，却缺乏彼岸世界的声音，所以它们在剖析人的内在精神以及展示丰富心灵的维度上还十分有限，而且也没有为人类生存的新的可能性给出自己思考后的答案。如果陈残云能一直凭借“良知”来捍卫人性的高贵而不是皈依主流，那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或许会比现在更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①谢有顺《品尚书系消夏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②该文发表在《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年第8期。

③不少评论家认为中篇小说《风砂的城》是陈残云的成名之作，陈残云曾表示不确定这是否为本人的成名作。此说法详见《陈残云自选集·序》和《文海风涛：陈残云作品研讨会论文集》。

④张炜《文学是生命的呼吸：与大学生对话录“节选”》[J]，《作家》，1994年第4期。

⑤[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A]，见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08页。

⑥鲁迅《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⑦[英]休谟《人性论》[M]，张同铸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9页。

⑧⑲刘再复，林岗《刘再复作品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119页，第237页。

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⑩⑪⑫⑭⑯㉑陈残云文集编委会《陈残云文集》（第一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第216页，第217页，第151页，第207页，第89—90页。

⑬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⑮黎鸣《问人性》[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页。

⑰[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⑱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5页。

⑳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㉒㉔陈残云文集编委会《陈残云文集》（第二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第67页。

㉓[奥]卡夫卡《卡夫卡散文》[M]，叶廷芳、黎奇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㉕广东省作家协会《文海风涛：陈残云作品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㉖谢有顺《文学写作的精神通孔》[J]，《青年作家》，2007年第10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批准号：13BZW00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