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还在梦回萦系中

董之林

今天，当我们享受二十世纪革命的成果，或者沉浸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中重新审视革命，反思革命在追求公平正义过程中的严酷与不公正性，甚至以为在商业化大潮中总算松一口气，可以说“告别革命”的时候，却突然意识到，无论正着说还是反着说，革命如同梦魇，不仅缠绕着亲历者，也在他们一代又一代后人中被不断地反复解读，反复定义，期待还历史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答案。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转型期小说《魅影魂踪》（The Texture of Shadows，董志雄译，即将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是南非黑人作家曼迪拉·蓝加（Mandla Langa）从文学角度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精彩呈现。

一

强调作家的黑人身份，固然是由于蓝加一九五一年出生在南非德班市斯丹格尔镇一位黑人神职人员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投身非洲解放运动，一度流亡海外，参加武装斗争，对于冷战背景下，南非最终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多元进程感同身受，是“名副其实的那一代非国大的内部人”（本文所引曼迪拉·蓝加的话均见于《魅影魂踪》中译本，董志雄《译者的话》）。这种出身经历，使蓝加与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白人作家库切明显不同，对了解非洲的黑人写作具有不可或缺的认识价值。但就小说写实迹象而言，蓝加小说的意义，不在于他传承了怎样的故事方式，而在于他以自身的方式锻造了独特的故事结构，故事不可复制性的原因在于，作家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

如小说英文题目“The Texture of Shadows”所示，《魅影魂踪》重点揭示革命的暗影或不清晰的部分，以及这暗影是如何以复杂的形式编织起来的。如此说来，假若你以为这是控诉革命对人的伤害，声声血、字字泪的“伤痕文学”，那就大错特错了。小说中心事件是一支南非解放运动小分队返回故乡。小分队成员分别来自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各地，为反抗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政权斗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告别故乡南非，已经在非洲丛林作战近二十年，而敌对双方分别得到以美、苏两国为首的冷战双方的武器支援和军事技术训练。一九八九年底，南非“非国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还有一年即将从罗本岛出狱，南非白人政权迫于各方政治压力，准备与黑人解放运动实现和解。在此背景下，在种族隔离政权覆灭前夕，那些少小离家、分布非洲各个战场的游击队员们，也即将完成历史使命解甲归田。

然而回家的路布满杀机。从这支十二人小分队踏上归途，最终完成使命回到南非德班地区，把一批历史记录交给解放运动主席派来的涅丽莎手中，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整个过程像一部一路遭遇追杀的惊悚片：小分队成员刚聚在一起准备回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来不及互诉衷肠，其中八人瞬间身首异处。活着的人来不及掩埋同伴的尸体，必须马上应对下一轮生死搏斗。情节之紧张、惨烈，使小说与悲天悯人式的滥情描写无缘。

二

杀机与阴谋源自一只装有重要历史记录的箱子。游击队员转战于非洲各地，是受白人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因此不得不更名改姓。于是他们的个人身份存在一个悖论：为保护家人和组织不受政府迫害，小分队每人都有一串不同的名字，或者以树为名。而一旦他们在战斗中牺牲，或亡故于异国他乡，人们搞不清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又如何把他们的尸骨带回家乡，通知亲人，让生死与共的战友魂归故里？因此，游击队各路人马都有记录员，专门记录游击队员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履历，然后归档保存。

为出征者安魂的善良愿望，却同时造成政治阴谋家觊觎权力的可乘之机。效忠南非白人政权的特工、种族主义者扬·斯丹德上校发现，通过这份记录，可以找到解放运动高层人士叛变的蛛丝马迹，这在日后与“非国大”解放运动组织谈判、建立新政权的权力分配上可作筹码。与此同时，本来距离新政府权力宝座一步之遥的叛变者，也必欲使这份记录化为乌有，因为叛徒比革命的旁观者更遭人厌恶，并且面临严酷的死刑。另外还有一批看大人物眼色行事的底层人，没人告诉他们箱子里装的只是记录文档，他们揣测那只沉甸甸的箱子里一定藏着真金白银，不然不同政治派别的官员，比如代表白人政权一方的斯丹德和代表解放运动一方的阿布萨龙·帕奥威尼将军，就不会携手共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在惯盗斯特雷拉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斯特雷拉曾混迹于不同的政治武装，他的最终结论是，政治学习不过是宣讲一堆无用的教条，连宣讲者本人也不相信；反倒是苏、美训练基地教给他的靠杀人求生存的本领，才是在乱世火中取栗的唯一途径。但他也因此一生注定在逃亡路上，万劫不复。

上述三种人是解放运动的对立面。他们的出身背景、手段和目的全然不同，但急于获取并占有历史记录，却使他们结为短暂同盟。或者说，历史记录也是一种叙述，因其真实的品格受到各方重视。对于反派人物，如斯丹德需要它作为操控新政权的筹码；如帕奥威尼将军、加博里奥（或诺兹沙达），历史记录就是一份判决书；如斯特雷拉，一切历史言说背后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钱。而对于正面人物，受解放运动主席派遣，到三十七军区四十六号营地调查违纪事件的女牧师涅丽莎，拿到这份历史记录就是掌握了判断正义与不义的主动权。由于各方执意坚持，使人物情节都染上了寓言色彩，尽管蓝加一点儿也没有追随文坛上流行一时、以表现第三世界历史著称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风范，但《魅影魂踪》对历史的重视，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以命相搏的地步。

有人把历史比作雄伟壮阔的高山大河，以此言说历史之美。上个世纪，对非洲人民结束殖民统治的历史，人们也经常有“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汹涌澎湃”之类的比喻和概括。但这不是蓝加要讲的故事。《魅影魂踪》不仅摈弃貌似悲天悯人、实则滥情式的忧伤，同样也不以标语口号式的激情造势。历史转折关头，泥沙俱下，是非公道很难说清，但小说家似乎就是要从这种大而化之的混沌入手，如剥茧抽丝，把事件的肌理纹路一一揭示出来。使人看到，反抗种族歧视与压迫的斗争是正义事业，但即使无比正义的事业也无法掩盖人性致命的缺陷—贪婪、背叛、残暴、恃强凌弱；同时人类的正义事业又十分不幸，往往与人性缺陷以及这些缺陷造成的罪孽同行。小说中特别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南非一些离乡背井十几年从事游击战的黑人士兵，生活艰苦，官员腐败，同胞之间互相残杀，使许多人已经忘记参加游击队的初衷，他们要么化作非洲丛林里的累累白骨，要么成为吸毒者或艾滋病患者，成为革命祭坛上的牺牲品。

不因为革命合理性而掩饰自身缺陷，也不因为上述牺牲而否定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作为一名斗争亲历者，蓝加对革命的诠释非常理智而别具一格。他也因此得罪了习惯站队，秉承“非左即右”思维方式，把一切都看作“非黑即白”两个阵营的人。据蓝加回忆，小说出版后一些过去的同志不再“友好”了。当然他也收到了另外的反应：“刻骨铭心。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自己。”蓝加对此“不乏幽默地说，这不过是一部小说，愿意对号入座者只是自取其辱”，“我将继续前行，随它去吧”。话中虽有调侃，但不得不说，小说或文学为历史叙述提供契机—不是说，小说家描写的人物事件与历史分毫不差，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而是说，小说不局限于一人一事，对历史的折射反而有真实记录一人一事所不具备的内涵。如鲁迅当年所言，“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因此“我宁看《红楼梦》，也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三闲集》，《鲁迅三十年集》之十八第29页，《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版）。好小说使人“假中见真”，不仅有助于领悟历史，也使历史拓展出新的层面。

三

把历史汇聚于丰富多彩的人物命运，通过这样的艺术特点，可以发现蓝加青年时代在南非福特哈尔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学习所受的影响，即人物形象和小说情节的“莎士比亚化”。蓝加早年参加武装斗争并涉足政坛，但以文学为南非当代史作传是他的最终选择。他认为，历史被神化了，真正实现南非种族平等、社会进步的斗争，其复杂性与艰苦卓绝，远远超出任何教科书或革命理论所能概括的范围。“在赞赏我们同志的勇气和友爱的同时，应该揭示出我们队伍中无法恭维的那些东西，背叛、贪婪、腐化和通敌也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对历史叙述另辟蹊径，成为他小说不拘格套、人物情节引人入胜的关键。

迪亚戈是小分队幸存的两人之一，其个人经历与蓝加有相似之处。迪亚戈的父亲是传统黑人牧师，相信上帝通过白人统治世界，而黑人处于世界第二等级。迪亚戈在博茨瓦纳作战时母亲病故，他未能赶回家参加葬礼，与母亲道别，这是他内心永远的伤痛。迪亚戈是一位勇敢的游击队战士，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有质疑一切的勇气。当小分队准备回国，在集合地听解放运动领导人帕奥威尼将军训话时，同伴用西谚“好奇害死猫”提醒他别多嘴，却阻止不了他不停地发问。迪亚戈不是不知道革命阵营内斗残酷，许多质疑领导的游击队员没死在战场，反成为自己人的刀下鬼。但迪亚戈始终坚信，他投身黑人解放运动，并不意味着盲从某些不值得信任的领导，或者变成貌似正确的说教的附庸和牺牲品。事实证明迪亚戈是对的，正是这位帕奥威尼将军与白人政权特工勾结，出卖了小分队。另外当小分队回到南非，队友们不听他劝阻，非要去惩治街上的小流氓，看似痛快淋漓，实则暴露了小分队的行踪和那只保存历史档案的箱子，引来各路追杀他们的反派角色。伴随迪亚戈对解放运动从高官到士兵行为的不断质疑，故事逐渐进入高潮。到小说结尾部分，反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展开绝杀，造成重大伤亡。其中有同情解放运动的平民，有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家乡的游击队员，也有当地解放运动组织成员。这还不包括那些本可以从中获取更多情报供新政权参考的反面人物，由他们操控的地痞流氓，以及正常办案的地方巡警。

正面角色敏锐的分辨力和斗争勇气，使笼罩在解放运动上空的阴影被逐渐清晰地揭示出来。除迪亚戈之外，女牧师涅丽莎是故事最重要的牵线人。涅丽莎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的南非有色人种，因此她会说葡萄牙语、英语、阿非利康语和祖鲁语等多种语言，是南非国家多元化的生动例证。虽然她不是黑人，本可以享受比较舒适的生活，但反对种族压迫、投身南非解放运动是她的人生目标，为此她曾被捕遭受酷刑，后来又被炸弹炸伤，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当她发现解放运动需要一种精神，支撑人们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沿正道继续走下去，便毅然决定用她在宗教学方面的知识为斗争服务，并成为解放运动组织内部的女牧师。解放运动高层领导人支持她这种选择：一是以牧师身份为死难者祈祷安魂是前线亟需，也得到地方政府、南非国防军等各方认可；二是因其合法身份，可派遣她到各地巡视，比如对安哥拉三十七军区四十六号营地监狱进行调查，发现组织内部滥用职权问题。

作为故事牵线人，涅丽莎至少牵动解放运动三部分人和两个代际。第一部分以迪亚戈、列克斯·马比纳、萝拉、姆兹·塔比兹，以及穆勤达、恩格比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善良、勇敢、目标明确。虽然每个人都有弱点，比如涅丽莎异常敏锐地发觉了姆兹的妻子萝拉与恩格比斯的婚外情，提醒恩格比斯不要因此影响解放运动内部团结，但这些情感瓜葛在作家笔下充满温情，最终化解为战火硝烟年代中富于人性温馨的记忆。第二部分以三十七军区四十六号营地为代表，表现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等非洲各地处于解放运动底层的游击队状况。二十多年在非洲丛林生活的斗争经历，复杂的国际背景，使许多人已经迷失方向，有的变卖国际援助物资以换取食物、奢侈品和毒品，有的变成抢劫、偷盗和杀人的罪犯。但大部分人都想回家，尽管家乡饱受种族主义势力欺诈盘剥，已经毒品泛滥，衰败不堪，但与现实的无望相比，那里还有亲人和故土气息，有他们挣扎着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在涅丽莎眼里，这类人也许还应该包括像朱莉恩那样的白人女孩，她在纳米比亚翁丹瓜接受白人特工斯丹德训练，并成为斯丹德阴谋的牺牲品，被诺兹沙达囚禁在营地监狱饱受摧残，后被人民军俘虏，她向涅丽莎交代了诺兹沙达叛变的消息后，不知所终。第三部分是最早投身南非解放运动的“非国大”老一代领导人，他们对同胞满怀悲悯仁慈之心，而且意志坚定，是为争取种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甘愿把牢底坐穿的一代人。像派遣涅丽莎到三十七营地调查虐囚事件的解放运动主席，还有已经从罗本岛出狱的杰菲特·马昆加老人，也就是加博里奥（即诺兹沙达）的父亲，均属于这一代人。

杰菲特·马昆加和加博里奥这对父子对解放运动持不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解放运动中代际的差异。在马昆加看来，反抗种族歧视的黑人解放运动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但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看不到终点，但以暴易暴会使事情走向反面，绝非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案。加博里奥认为，父亲的罗本岛经历尚有可利用价值，但要想斗争胜利，必须靠武力夺取权力，美其名曰“人民的权力”。他鄙视上代人对诗意的追求：“当我从流放和寂寞的土地上回来，/请不要给我鲜花”，认为那简直就是虚无缥缈的颓废。然而在位于安哥拉的三十七军区四十六号营地，加博里奥所谓的“人民的权力”袒露真相，那是由“淫猥体制”统治的一座人间地狱。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加博里奥不仅走向解放运动反面，成为白人特务组织的鹰犬，杀害了自己的父亲马昆加，并在他亲手制造的一系列杀戮中得到报应，被复仇者套上灌满汽油的轮胎烧死。

权力使诺兹沙达一叶障目，也使小说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超越种族和阶级矛盾，成为革命者必须反思的问题。对此，小说流露出深深的忏悔之情。当涅丽莎掌握诺兹沙达在三十七军区四十六号营地的种种罪行后，蓝加这样写道：“在这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我的解放运动，以及她的军事组织—人民军。我们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听着那些淫猥体制的设计师们制造出来的女儿们的倾诉，这只是因为我们在政治需要的祭坛上牺牲了我们的人性。”

四

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蓝加小说非但没将一切矛盾平面化，在平面化处理背后表现一种无望，而是使所有人物都卷入善与恶、对与错的激烈交锋，并因此加强每个人物所构成的故事的力度，显示出南非黑人写作的独树一帜。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反面人物白人政府特工扬·斯丹德上校。如果说，在经历了残酷的追杀后，迪亚戈们发现杀人者和被杀者几乎都是黑人，解放运动似乎是黑人之间的自相残杀；那么，读者通过故事线索随即发现，杀人者斯特雷拉、诺兹沙达，还有追杀阴谋设计者帕奥威尼等，这些黑人背后都有斯丹德的影子。斯丹德通过各种手段搜罗和培训解放运动叛徒，为扶持自己的眼线，巩固种族主义政权，他希望无知、愚昧、暴力和毒品充斥黑人居住区。随着斯丹德的罪恶企图不断实施，越来越多早年投身解放运动的人深感幻灭。当把自己的初衷与后来变成走私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人生是一个无比冷酷的“大笑话”，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运动。当年种族主义政权公开镇压未能达到的目的，却由斯丹德在政权转换之际来完成。

小说关于革命不清晰部分（shadows）的揭示，多来自以斯丹德上校为代表的南非种族主义势力对非洲解放运动编织的阴谋。但《魅影魂踪》又不是一部对阴谋论津津乐道的小说。在对斯特雷拉、希腊人为首的小分队，以及诺兹沙达等人物的描写中，的确有许多基地训练给予人物技能方面的描写，也有对阴谋过程极为曲折繁复的表现。这些作为一部惊悚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却没有冲淡小说家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斯丹德高超的个人手段与种族主义观念紧密相连，并成正比上升：他越是武艺高强、狡猾奸诈，越说明他的种族主义立场是何等顽固，而且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小说对此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例如，斯丹德对合作者帕奥威尼内心充满不屑，但为利用他，又始终压抑着不屑，并欺骗对方。帕奥威尼是南非祖鲁人，祖鲁人在十九世纪的“血河之战”中曾重创“大迁徙”中的阿非利康人（即南非荷兰人）。在去德班的路上，帕奥维尼让斯丹德看祖鲁人雕像：

在明亮的高压黄钠街灯的映射下，一队蹲卧着的在阴暗中伏击的班图武士们看起来活灵活现。斯丹德哆嗦了一下，闭上眼睛驱赶走刚才在他思想中一闪而过的一个亵渎神明的形象。他对帕奥威尼有点儿烦……他妈的，这些流亡者和他们对进步的孩童般的好奇！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些摩天大厦、桥梁、柏油路，感谢上帝，全都是白人建立起来的。好，我们也给黑鬼他们应得的吧。白人带来的是知识和资源，而黑人们只能提供肌肉，好不好？他回想起一个卡通片故事，一个乡巴佬似的人，穿着猎装短裤、戴着软塌塌的帽子，蹬一双沙地鞋，坐在树阴下监督着一个工地上的劳工。“只要给我四十个黑鬼，”他自豪地说，“我将用一只手建设起这座城市。”他笑了。

随着政局变化，斯丹德极力想从即将掌权的黑人手中分一杯羹，这是他非常不情愿，又不得不做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结局，斯丹德、帕奥威尼和诺兹沙达死于一群并不属于解放组织的黑人之手，这些人恰恰是他们以为不配做他们对手的人。这样的结局也不是由于迪亚戈、萝拉、姆兹·塔比兹或涅丽莎这些解放运动的正面形象有多么高超的手段，挫败了斯丹德的阴谋，反而是斯丹德勾结解放运动变节者，使涅丽莎等人处处陷入被动，伤亡加剧，使读者不断为之扼腕、叹息。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源于戏剧性的一起“车祸”。为了获取那只箱子，斯丹德和帕奥威尼的汽车与飞速赶来的诺兹沙达的汽车相撞，又遭炸弹致命一击，身负重伤的斯特雷拉逃进丛林，车上奄奄一息的受伤者被一群赶来复仇的民众捆绑起来，于是就有了恶有恶报、皆大欢喜的故事结局。

一出革命大戏落幕，后续的人生故事将由此展开，正如箱子里的文档还没最终解密，嗜杀者斯特雷拉的身影如幽灵一般还徘徊在丛林。蓝加的小说不仅使人看到人性的历史基因链—在反抗种族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有忠勇与仁慈，也有形形色色的阴谋与背叛；同时使人看到小说家对历史的辨析，以及独有的一份清醒。小说永远不可能成为教科书，却提供给我们比教科书更生动可感的人生故事，引发我们对生活的联想，不仅限于南非，或某一国家、地域，或者某一种族……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蓝加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一六年七月七日农历小暑

完稿于北京原生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