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声东：文化具备让人仰视的魅力
——访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原社长刘声东

文/洪大鹏

刘声东：文化具备让人仰视的魅力
——访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原社长刘声东

文/洪大鹏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约瑟夫·普利策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在人民军队一路向前的航程里，新华社高级记者、解放军分社原社长刘声东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屹立在船头的“瞭望者”。

自1979年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以来，刘声东长期从事军事宣传工作，他的军事新闻实践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不仅见证和反映了新军事变革背景下人民军队铿锵前行的步伐，而且浸润着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胸怀时代大局的广阔视角、饱含深情的赤子情怀。在长达36年的新闻生涯里，刘声东既是参与者、见证者，又是开创者、推动者。在他的笔下，马列理论播火者许志功、廉政典型范匡夫、独臂英雄丁晓兵、爱兵模范王庆平、“大漠骆驼”宋晓国、“天山猛虎”胡筱龙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成为经典的军人形象，长久地留在读者的心目中。

近日，记者与刘声东有一番长谈，在感悟他深邃的思想眼光、宽广的历史胸襟、精湛的专业素养之余，更品味到了他作为一名军旅“文化人”的责任担当。

“探寻人性深处的力量”

进步的人类追求真善美，对真善美的倾心追求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始终。新闻宣传说到底就是向大众传递“真、善、美”的优秀文化。“记录生活对心灵的撞击，最需要沉静如渊的心气。碰触用文字刻录的心迹，最需要纯洁如玉的诚意。”这是刘声东36年笔墨生涯的自律，也是他在采写、编辑新闻的心得。

记者：您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是在军事记者这个岗位上度过的，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华，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走上军事新闻宣传这条道路的？

刘声东：这基本上是属于命运的安排。我当兵是在原福州军区第29军87师260团，新兵连时政治处干事给所有新兵出了一篇作文题目《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当时我们都不知要干吗，我很快就写了一篇。但到了晚上，正好是我站岗执勤，年轻的士兵在扛起枪的时候内心总是会萌生一些崇高的想法，我也不例外。于是，我又想起了下午那篇命题作文。过去想起雷锋时，自然就想到上学时学到的东西，比如他努力做好事、为人民服务等。而现在，我也参军入伍，像雷锋一样成为一名解放军，对雷锋应当有不一样的理解。我就决定要推翻重写，重点写入伍以后对雷锋产生的新看法。我越想心里越是兴奋。站完岗时已经是凌晨3点，我索性就不睡，来到了连部重新写了一篇，第二天一早交了上去。出乎意料的是，团新闻干事很快打来了电话，把我写的作文好好表扬了一番，并把它作为最好的一篇选出来给政治处主任。政治处主任看后说：“新兵连结束就把他放到报道组。”就这样，我新兵连一结束就到了营报道组，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道路。第一年，我就在福州军区的《前线报》上了5篇报道，立了三等功。第二年我到了团报道组后更加刻苦，一整年没有睡过一个午觉，一年发稿47篇，见报数量在全师排第一，又一次立了三等功。

提干以后，我相继在师、军担任新闻干事，后来进入军报工作，成为一名专职记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重新写了那篇雷锋的作文，那以后的一系列命运改变或许不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记者：我们军队历来有宣传先进典型的传统，但客观地说，现在的典型人物宣传时轰轰烈烈，但宣传后却很难保持生命力。您在军报工作期间，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有血有肉的先进人物，您认为典型宣传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您自己在采写典型人物时，有哪些感悟和经验呢？

刘声东：典型宣传的生命力最终要体现在人性上，在人性上面的研究越深、越贴近，在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力会越持久。我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最终是人在消费。所以，把人性深处的东西研究透、挖掘出来，这是典型宣传成功的基础。而现在我们很多记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条。

我始终认为，典型宣传更多的是通过典型个人来传达作者内心的积淀和感受。例如我写丁晓兵时，主要写了血性丁晓兵、理性丁晓兵、人性丁晓兵、悟性丁晓兵，就是把社会大众对于军人的期待，和我内心深处对军人、人性的理解，以及丁晓兵身上的先进事迹和独特个性联系在一起，找到了对接之处，所以能打动别人。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那种人性深处的善良，全世界谁不向往呢？典型的力量说到底是源于人性深处的需求和渴望，这是支撑典型宣传拥有穿越时空长久生命力的前提。

记者：您是一位非常擅长塑造人物形象的记者，在这方面写了很多经典稿件，您曾说过：“不会写人物，就不配当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刘声东：总体上而言，文学就是人学。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的实践创造出来的。写一篇新闻，如果对人的行为描绘不好，对人的内心把握不准，那怎么能写好新闻呢？从新闻史的角度看，无论是范长江、邹韬奋，还是普利策这些新闻名家，他们都非常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只有把握清楚人性深处的东西，包括人文、人本，才能写好新闻。

“生命只有在拓展中才能实现壮阔”

刘声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始终坚信“只有闲人，没有闲职”。当记者和编辑时，他提出“思辨性新闻”这个概念，不断探索如何做一名“思想型”记者；当解放军报社记者部主任时，他提出军报要适应媒体发展的新形态，力主“报网融合”推动记者队伍全媒体转型；到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任社长后，刘声东更是大手笔不断，成立新华军网，用中、英两个频道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军队的声音，策划推出“两院院士谈强军”“走访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等系列报道和文章，都引起了超乎预料的强烈反响。尤其是2014年在《参考消息》策划推出的“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甲午战争的巨大浪潮。

“生命只有在不断拓展中才能实现壮阔”，带着这样的理念，刘声东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业绩，并在不断开拓创新中收获了生命的精彩与丰厚。

记者：在新媒体时代，对新闻稿件的要求可能是“短、平、快”，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记者可能往往会追求速度而忽视了稿件的质量，甚至变得比较功利，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刘声东：任何时候，传播既有永恒不变的规律，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客观地说，目前的社会比较浮躁，深阅读很难有。但完全被动地消极地适应这个社会，我也是反对的。任何时候，内容做得怎么样还是非常重要，这也是现在强调工匠精神的原因。作品是记者的名片，记者生产出的产品，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

另外，这也是一个文化底子的问题。有文化的人，任何时候站在马路边上、蹲在石墙下，讲的话都是好听的。没有文化底子的人，即便在大课堂上、在电视镜头前，讲的话都是不好听的。在文字上，我主张记者多吸收，少拿出来。多吸取知识，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少而精。现在有的作者，吸纳得很少，吐出来的却很多，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这一点上，做人与作文恰恰相反，做人要多给予别人，少从别人那里获取。

我的新闻作品量不算特别大，但无论消息还是通讯，哪怕是一篇简单的读者来信，我都非常认真地加以对待。采访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定要依靠自己的深入采访，而不是别人提供的材料。在采写范匡夫和丁晓兵时，不少记者都觉得材料已经够多了，拿到材料就回去写稿。我却坚持留下来多采访了一个星期。正因为这样，我写的东西才能更加丰满，也更能打动人。

记者：长期在军事宣传的岗位上工作，很有可能进入一种模式化、程序化。但读您的文章，却始终都能感受到一种创新的激情。您是如何让自己充满活力、保持激情的？

刘声东：新闻，以新打头。这里面不仅是新鲜的事，还要有新鲜的表达、新鲜的传播，而这一切都需要激情。只有在保持激情的时候，我们干的才是事业，等到没有激情的时候，我们顶多是在保持一份职业。有激情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化，一旦没有激情，只能称之为捉笔。纵观人类历史，从音乐到语言再到文字，人类的文化就没有停止过创新。有这么个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千百年前的事都需要以现代的视角挖掘它们、审视它们，更何况新闻这样一种新近发生的事实呢？

就记者这个职业而言，职业生命力跟激情生命力是成正比的，如果失去了激情，那么再干下去就是一种浪费，既浪费了自己和读者的时间，也浪费了岗位。

“不弃文化身份，对社会对民族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刘声东认为，“传承文化是媒体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人应该是文化的使者。”自从踏入记者的行列后，刘声东就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身份认定，大大方方、实实在在地亮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他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策划的每一个专题，都要求写出一些文化味。

刘声东强烈主张媒体人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正因如此，他将媒体人的文化功能概括为“良知守护、道义担当、思辨升华、爱美识美”。

记者：读您的文章，有一个突出的体会：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充满对军队、军人的深厚感情。有观点说，记者应该是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也有人认为“记者应是多情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的。

刘声东：这两个观点我认为并不矛盾，一个很客观中立的媒体人，他对于所在的组织、单位，表现出来的深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深情更加理性、纯洁、高尚。如果对军队和国家不是深爱，那反而无法保持客观，陷入人云亦云。我们这个时代走到今天不容易，尽管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磨灭。这是军队媒体人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正因为有这种客观中立，我们宣扬的深情才具有理性力量。我在采写典型时，不愿意把人物描写得高高在上，我希望用一种更有亲和力的语言，真实展现人物的性格，让更多的读者接受。我认为这就是我对军队的深情和客观的新闻态度之间的结合。

记者：2014年您悼念母亲的诗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至今还会有很多人念起。当时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首诗的，有没有想到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力？

刘声东：母亲去世后，我从老家办完丧事回到北京，那一天爱人出差，儿子在外上学，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索性就起来在军报的院子里散步。我曾经无数次在这个院子里望着星空，都没有那一次那么有感触。过去，总觉得我的背后有一双眼睛看着我，耳边有个声音在呼唤着我。那一天，我觉得这一切都没了。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只有妈妈才喊我儿子。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一辈子儿子都做完了。

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12点，躺在床上还是无法入睡。我打开台灯，拿起床边的本子，把絮絮叨叨的感情都写了下来。写的时候都没有段落，写到哪里算哪里。把最想对母亲说的话，写下来，写完一段觉得还有话要说……写了半个多小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一看，发现笔迹都是歪歪扭扭的。最初我根本没想着要发表，只是准备把这首诗放在纪念母亲的影集里，作为一种怀念。然后我就找军报的一个小伙子帮我打印出来，没想到他一边打印一边哭。打印完他念给他爸爸听，他爸爸也是一边听一边哭，并让他把这首诗发给他哥哥。他哥哥看完后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就这样，这首诗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我想，这首诗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转载量和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引发了大家内心深处的共鸣。另外，文字上写得非常真实、朴实，完全是我的真情流露。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首诗的传播，检验了这个时代的孝道。因为微信朋友圈的使用者大部分是年轻人，我相信，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了传承。

记者：2014年，有一股风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入思考和长久讨论，那就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联合推出的“甲午殇思”系列。我们知道，是您最先拿出这个策划的，您当时是如何想到要推出这么一组策划？

刘声东：严格来说，这样的策划不属于军分社的常规业务。当时促使我去做的原因，既有军人的使命感，也有我作为文化人的使命感。台湾有个学者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观点不对，他认为人人有责，实际上是说人人无责，天下兴亡最大的责任在于文化人、在于知识分子。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关于甲午战争120周年，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可能不知道背后的含义，而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未必有平台来做一些事情。作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社长，我当时感到一种恐慌：如果我不站出来做点什么，那么我就是失职的。我是军人，又是媒体人，而且我是在新华社工作。120年前，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连影子都没有；甲午战争一甲子的时候，我也还没出生；等到下一个甲午年，我的生命都化成了泥土。所以，这个2014年，我必须做一些事情。

我曾经讲过一次课，题目叫《大悲悯：大记者的大追寻》，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媒体人，一定要有历史眼光、社会良知、家国情怀。如果没有这些，只是从新闻业务的角度出发，我或许就不会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来促成这项工作。

我始终相信，我们的正面教育是可以引起社会关注，并引导社会舆论的。不能总是让别人设计话题，让一些负面的东西成为社会热点。当时，我找到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提出给我们30个版，尽管也有人不看好这种策划，我却坚定地认为当下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反思。而且，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信仰和信赖。我坚信文化永远都具有令人仰视的魅力。事实证明，我们的策划是成功的。《甲午殇思》这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习主席先后4次点名表扬，中宣部还将它评为2014年宣传教育的典型案例。★

责任编辑：曹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