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抗谕旨”促动留欧实业教育

李书纬

晚清学子自发地留学英、美、法、德、俄等欧洲国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官派留学的发展，这些取向各异的留学生使留学欧洲渐成风景。当时，爱国学子走出国门，寻求救国之道，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各国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吸引了他们。晚清学子留学欧洲成为潮流，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朝廷中一些开明人士的积极推动。

在朝廷正式饬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之后，出国学习实业，学习欧洲自然科学、文化、先进技术也成为朝野的愿望和呼声。

1895年冬，总理衙门奏请朝廷派遣学生“分驻俄、英、法、德四国肄业，国各四名，共十六名”。此后，朝廷又多次派人到欧洲学习实业，如朱敬彝习制造铁路，王汝淮习矿物等。1896年2月，正式派遣唐宝锷等13人留日之前，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留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学堂屡派学生赴英、法国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于史册、地志、富国、交涉、农事、商务、武备中，选习数门，预定中学、大学各三年、六年为期，先派40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不过，这一颇具规模的留欧计划并未能实行。

1899年，派往欧洲的留学生主要学习军事技术、语言文字，而对实用的实业技术都很少涉猎，而欧洲农业、工商业、矿务都比较发达的现状，朝廷认为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实业是必然的选择，于是谕令总理衙门制定相关的章程。

很快总理衙门制定了一个章程，内容主要是“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业专门之学也”、“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也”、“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也”等。

这个章程的拟定，反映了清廷对全面学习西方科技、实业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渴望通过学习实业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个章程的实施，将使留欧教育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这个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实业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反对变法维新的慈禧太后一面在打击帝党的同时，也感到变法必不可免，因而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新政。要推行新政就需要各类新式人才，此时朝中的一些被慈禧太后所倚重的大臣，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也积极推动，使留欧事业教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局面。

在清廷的官员中，端方当属留学欧洲教育的一个切实的推动者。1861年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险遭不测。不过，端方这个人很善于察言观色，说白了就是知道为官之道。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太后要拿维新党问罪，端方一看大事不妙，立即写了一首《劝善歌》，对慈禧太后大唱赞歌。是人都喜欢听好听的，慈禧太后也不能免俗。看了《劝善歌》，慈禧太后哈哈大笑，十分高兴。朝中的保守派看慈禧高兴，就命天下张贴。端方也因祸得福，赦免了罪行。京中称之为“升官保命歌”。端方能够获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也比较注意维护慈禧的权威。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端方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有着一定的争议性，他既是一个洋务派人物，对镇压革命力量又不遗余力。他能够进入慈禧太后的视线，成为晚清政治的一个要角，除了进呈《劝善歌》外，应该说1900年庚子之难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当年，当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天津、北京，慌乱的慈禧太后急忙携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此时，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之职。关于端方得到慈禧的赏识，逐渐得到重用，川人胡延在《长安宫词》中这样写道：“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禀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

因为在灭洋教的洪流中，端方“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安宁，也使得西安成为了慈禧太后的避难所，所以他逐渐从陕西巡抚的位置，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1902年，端方代理湖广总督，自此成为地方实力派。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积极推动留学事业，鼓励学子出洋留学。

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奏请派遣学生赴欧学习实业。他在《选派学生游学折》中说：

查近日泰西各国，讲求实用教育，以为富强之基。其实业学校如工业、商业、农林、路矿，无不精研实验，各有专门。……中国地大物博，实甲环球，惟于工艺素少讲求，器械未能自制。开矿修路等事，均须雇用洋匠，以致事权旁假，大利难兴……

奏章在提出派遣留欧学生学习实业的同时，还主张到费用相对较低的比利时学习。在此之前，端方就多次上奏朝廷说明到欧洲留学的重要性。为此，他曾经发生过抗令不遵的事情。1903年2月，端方连续接到清廷上谕和户部咨文，严词要求他立即将光绪二十八（1902）、二十九（1903）两年湖北应协东北边防之饷8万两白银“依限解交部库”，但端方都予以拒绝。

一身兼任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两职的端方之所以敢回绝朝廷的解款命令，也许有仗着在陕西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背景。但端方作为一名官场老手，也不会傻到直通通地回绝的地步。他的理由很充分，湖北近来财政告竭，诸如兴修水利，拿盐税抵还洋债，江汉关茶税减征，使得财政用款十分紧张。总而言之，请朝廷理解湖北的难处，湖北已经无款可拨了。

让朝廷哭笑不得的是，也就在端方回绝朝廷的解款命令的当月，他却上了一份《选派学生游学折》的奏章，奏请朝廷批准湖北派遣学生出洋，而这项留学的经费，每年也在8万两上下。

端方回绝朝廷的解款令，却上折恳请朝廷选派学子赴欧游学，轻重取舍之间，反映了端方对留学事业的重视。

在端方之前，身为湖北督抚的张之洞就十分重视留学教育，端方到湖北后，更希望把湖北的留学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当时，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转到了日本。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日本留学，形成了一股留学热潮，也给日本教育界增加了压力，教学质量不断下降。这种弊端，端方在给朝廷的《选派学生游学折》也有体现。

端方在奏章中对日本和西方教育环境及体制做了分析比较，说日本的学制也是从西方搬过来的。且留学生到日本后，受革命党的影响，并不能专心向学。据此，端方认为西方的教育环境和教学质量远比日本要好，主张加大力度，派送学生前往欧美留学。仗着慈禧对他的喜欢，他大胆直言：如果朝廷目光短浅，顾惜资费，势必会造成“习于近便，继往无人”的状况。

端方认为，应该改变群起到日本留学而丢弃西学的现状，重视到欧美各国留学。1904年3月，端方做出了一个旨在扭转中国学子留学偏重日本倾向的举动。他一次选派45名学生分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美各国留学，端方说虽然派员到欧美留学路途远费用高，湖北的财政也十分困难，但关系到培养人才的大事，不得不勉为其难。况且要得到具有实学真才的人才，晚派不如早派。

1904年10月，端方提出“中国行省文武实业各项学堂均已次第兴办，而规模粗具，但研究未精”，非“多派学生出洋不能网罗英俊宏济艰难。早有一日之经营，即早收一分之效验，断不可置为缓图”。面对日益凸显的人才真空，端方的举措无疑是开明之举。

端方认为既然派出就要真正达到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目的。1904年，四川省急于求成派遣的一批留学生，竟然有一些目不识丁的人，端方对这种盲目的做法很是反感，他说这样的留学毫无实效。

端方的积极行动，对朝廷留学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影响。1905年9月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多派学生分赴欧美留学的谕旨。朝廷发布谕告的第二天，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促动了晚清留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朝廷的这些谕旨颁布后，端方更积极推动学子赴海外留学。1907年6月，端方利用他先前与耶鲁、哈佛等大学校长的关系，争取到近二十个留学名额。在端方的督促下，经过宁、苏、皖、赣各省推荐和复旦校董严复主持的会考，三省择优选出胡敦复、王季香等人前往留学，这些学生中，有男有女，从而也开启了官派女子留学的先河。

在当时的中国，推动学子海外留学，经费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因而，端方也不得不考虑向费用少的国家派出留学生。他把目光投向了比利时，因为比利时的留学费用比欧洲其他国家相对较低。

端方之所以把留学欧美的目光也聚焦在比利时这块不大的国土上，还因为比利时也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比利时原属荷兰的一部分，1830年受法国民主革命的影响宣布独立，并与欧洲列强达成协定，比利时为永久中立国。这个协定决定了军队和外交都不是比利时的急务，和平的内外部环境使得其“立国之要，则在奖励工商农三业以为致富之原，其铁路、矿务、制造诸工，早为欧洲各国所推许”。比利时重视发展工业，而工业需要大量人才。因而，其十分重视教育。

比利时的教育、工业、技术、制造、矿业都有专门的专业学校。商业有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农业有高等农会，等等。比利时教育发达，特别是铁路和矿务的专业教育程度是欧洲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况且，比利时作为一个协定中立国，没有国家和种族的歧视区分，朝野上下对中国留学生持欢迎态度，政府并为此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

1903年，庆亲王奕劻的长子、皇族“宗社党”的腐败典型载振游历比利时期间，还算干出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到比利时游历后，也认为比利时是中国留学生留学的可选之地。

留学比利时学习实业成为热潮，在当时，驻比利时公使杨兆鋆也在积极地奔走呼吁。

杨兆鋆是浙江乌程人，他生于1854年。1866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兴建江南制造总局，后来在容闳的建议下设立江南制造总局附设学校，杨兆鋆就被送到这里读书。后来，曾国藩发现他十分聪明，勤奋好学，就把他送到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学习。1879年，杨兆鋆从同文馆毕业，任苏松大道公署翻译，1884年，随许景澄出使德国。1893年回国投身教育，督理学堂事务，成效显著。1902年5月19日，他被朝廷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他到比利时后，对比利时这个小国的教育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他和端方的教育主张趋向一致，很快形成了合力。

杨兆鋆1902年奉朝廷谕令以四品衔出使比利时后，这个新兴的中立国家给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不像欧美其他国家和日本那样，对中国人多有侮辱和歧视。身在比利时，比方的官员对他很是热情，这使杨兆鋆没有身在异乡的孤独感。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城市文明，实业和教育的快速发展，这使他感到中国要发展要自强，比利时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国家，因此，他多次上奏朝廷，希望派出留学生。

1904年9月14日，杨兆鋆上《详陈比国学费较廉可遣游学疏》，陈述了留比学习实业的优势：“以比利时论，其路矿、制造诸学见重列邦，自设使臣以来，华生就学者日众，旅学二费亦较他国为廉……每生需比银岁一千六百佛郎，以视近年江鄂诸省派一学生岁需银一千六七百两者，廉至三分之一。”他把留学生的年龄、品行、身体健康状况、中文和所在国语言的通晓程度视为派出留学生的重要标准，显示了他留学教育主张的理性和成熟。

在端方、杨兆鋆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学子留学欧洲，留比学习实业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