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谋生职业之上的“神性”

朱善杰

金色的9月，又一批怀揣金色梦想的青年学子迈进了玫瑰色的大学校园。

我的堂弟就是其中一员，他是我叔家的孩子。按理说，他读大学，我应倍感高兴才是，一如20年前的此时，自己第一次出门远行。

但我心里却颇为沉重。不为别的，只因他选择了医科，将来也许又会成为一名乡村医生。这搅动起我长久沉淀在心底的记忆。

那要从我的童年说起。

曾祖母之死与我的大学

我有一位爱我的曾祖母。她是我祖父的继母，对继子非常不好，却对我很溺爱。可好景不长，就在1984年暮春的一个午后，传来她去世的消息，那时我正在小河里捉鱼。这对我，正如晴天霹雳！明明刚才在她家还看见她挺好的，一会儿的工夫，怎么就去世了呢？我匆忙收起渔具，疯了似地往家跑。

我看到了闭上了眼睛的曾祖母，便嚎啕大哭起来。等哭累了、倦了，才听到祖父给人说，“她是被村里的医生给‘打死的”。我在院子里随手摸起一根木棍，嘴里喊着“找他算账去！”，就一下子冲出了家门。但没跑多远，就被父亲捉了回去，他让我安静地跪在曾祖母的床前守灵。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天我从曾祖母家里出来以后，她就去村里的诊所看病了。她有心脏病，不小心患了感冒，不幸在注射时发生了意外，当场死亡。

曾是县医院里最有名的中医的曾祖父，在生前无数次地告诫儿子，医生这一职业是如何充满风险，立志做乡医的祖父能感同身受，也非常理性地看待医疗事故，于是阻止家人去诊所闹，也没追究那乡医的责任，更没有向他索赔一分钱。

曾祖母的死，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都让我噩梦连连。即便如此，这也没有改变我子承父业的梦想。我自认为出身于医学之家，从小就听祖父讲，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做过乡间医生，再往上几代，他就记不清了。只是到了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他父亲才把巨额家产捐给了公家，从此，自己由传统的乡医转变成了县人民医院的老中医。

所以，当我读小学时，年少的我就已坚定理想，考大学时报考中医学，光复家族古老而辉煌的传统，更主要的是，能为一方百姓救死扶伤，因为我小时亲眼见过太多乡亲的病痛。

但好梦并不长，身为当地名医的外祖父，决绝而无情地打碎了我年轻的梦。他给我父亲说，持续几代的家族医生，必须在我这里打住了。因为，他认为做一名医生，尤其是乡医，是一只脚诊迈进了诊所，另一只脚踏进了地狱。

在外祖父和父亲的共同要求下，我无奈地在高中时选择了文科，后来读了大学中文系。但在我看来，同胞妹妹远远比我幸运，她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继承传统医学的梦想，多年以前就已成为了一名中药师。也许是因为在她读高中时，作为地方名医的外祖父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的缘故吧。

两位做乡医的亲人

但这个夏天，我却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了莫名的“幸运”。只因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时，我正在看书，突然手机响了，里面传来妹妹焦灼的声音：“哥哥，你知道咱一位做乡医的亲戚出事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医疗事故？”妹妹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慨叹道：“干乡医的，还能出什么事！”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

后来，妹妹慢慢告诉我，亲戚的诊所出了大事，病人在注射时，当场死亡。亲戚曾长期跟着我外祖父学徒，并在新世纪初创立了自己的诊所，那时外祖父还在那里坐诊，不仅继续教他西医知识，还传授他中医学。一个耄耋老人，恨不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把自己建立在对医学精湛理解基础之上的毕生功力，全部传输给他的徒弟。

2006年5月，外祖父去世。从此，他这徒弟干起了“夫妻店”，自己做医生，妻子当护士。这些年，日子本来过得红火，没想到竟出了这种医疗事故，紧接着就是诊所关门，夫妻中年改行。目前，他们还在等着一场法院的判决。

这个暑假，我本来打算是要去看望这位亲戚的，想安慰一下他，虽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回家见到父亲，便再也没敢提这事，因为在父亲脸上，我看到了多年不见的一种阴云，映衬着他满头白发，是那么的刺眼。就在10多年前，叔叔所工作的诊所也出了重大医疗事故，病人也是在注射后立即死亡。父亲为病人到悲痛，也为他的兄弟担心。那时父亲难看的脸，令我终生难忘。

所以，当我再次看到他那张类似的脸时，就不愿再提、再想当下的事及往事了。同时，我也知道，出了这种事后，我与叔叔、与亲戚，说任何话，都不能缓解他们内心的痛苦、无奈与惶恐。他们的遭遇，是无人能切身体会的，还是不说的好吧。

只是叔叔与那位亲戚不同，他没有改行，而是继续做着乡医，近几年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我有些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把儿子送进医学院呢？为此，我悄悄地问了父亲。

父亲说，“知子莫若父”，叔叔认为儿子干什么都不够料，只是从小跟着他耳熏目染，对中医学很有兴趣，他思来想去，判定学中医应是儿子今后可谋生的唯一可行的路，最后也就随了孩子的愿。

当我责备叔叔太粗暴时，父亲怒斥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就别再多管闲事了，干好你自己的事情！小孩长大了总要以混碗饭吃为先，他还要娶媳妇，没门手艺怎么能行？现在做乡医的，都是把养家糊口放在第一位，哪还有先考虑救死扶伤的？”

气氛缓和了一会儿，他说自己也曾是乡医，并且从“救死扶伤”中的环境和舆论里长大，青年时代当过多年的服药医生，“抗战”过疟疾，1980年代中期，与我姑姑和祖父一起开了家诊所。

他又说，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做乡医时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自己的祖父和岳父这两代医生，都是“救死扶伤”了一辈子的。他亲眼所见，自己的祖父是“穷人看病不要钱，全部身家捐医院，散尽一生钱财在人间”。

其实，我也亲眼所见，他的岳父，即我的外祖父，也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漫长而辛苦的一生，献给了生养自己的这方水土上的父老乡亲，为了他们的健康，一辈子救死扶伤无数，而自己常常是没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他去世已整整10年了，至今乡亲们还在怀念他的恩德。

乡医的现状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今天，在乡医的头脑里，似乎只剩下“谋生”这一根弦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的心里，放不下额外的东西呢？这要从我一个月前的调查谈起了。

暑假里，我回到家乡的某个镇，主要访谈了三位乡医。

其中，年轻的一位乡医姓于，今年38岁。我去找他已是晚上10点多了，诊所里还有3个病人在输液。这也是一家“夫妻店”，他当医生，妻子当护士并管财务。进门时，他正忙着与13岁的儿子一起写材料，整理诊所的档案，而他妻子正趁夜晚没人时，一张张地打印着一些票据。

我才注意到，诊所大厅正中，就是一个档案柜，里面满满地、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蓝色档案盒，都是分类过的，有居民健康档案、上级文件资料、重症精神病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等。而居民健康档案盒最多，不算他正在整理的，已有200多个了，每户村民一个档案盒，上面写着编号和户主姓名，里面装着该户每口人的个人健康基本信息表、健康体检表，还有家庭基本信息表等。

我不禁唏嘘感慨档案如此整齐有序，立即问于医生：“这么好的档案，都是什么时间做出来的？”他说：“都是晚上，因为白天太忙，没时间。”我又问：“盒子里的这么多信息，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采集来啊？”此时，他支支吾吾起来，接着转移了话题。站在一旁的老婆，给他递了个眼色：“你就如实说吧，都是假的，没关系啊。”他的脸慢慢地在变红，我也就没再多问。

接下来，他抱怨现在干乡医太难了：一是挣不到钱，二是要造很多假，三是风险太大。

他解释说：“挣不到钱，是因为现在诊所主要靠公共卫生经费和药品零差价返还这两项而存活。公共卫生经费是从2011年开始，由政府按村里人口数量每年拨给诊所的，目的是让乡医做好为村民健康服务的工作，包括建立公共卫生信息档案、为村民上门服务等。但这笔经费，必须由镇医院经手，而在发放给诊所时，是一笔糊涂账，非常随意地给一些。”

据他估计，每人约40元的公共卫生经费，镇医院实际拨给各诊所的，约三分之一。他的诊所还算是好的，有的诊所在镇医院考核中达不到60分，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却还照样要签拿了钱的字。“可被签了字的经费，诊所并没拿到，最后去哪里了呢？”他非常不解地自言自语。

说起药品零差价返还，他更是满腹不满：“所谓零差价返还，就是县卫生局招标办公室招标来一些药厂，然后从中进货，并定价药品，镇卫生院按此定价从卫生局进货，诊所按此定价从镇卫生院进货并按此定价卖给病人，中间环节无差价。镇医院按每个诊所所卖药品总额给予提成，我估计比例是10%左右。之所以要估计，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笔糊涂账，镇医院从来不给诊所医生说明提成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反正我拿到的不多。”

他叹了一口气：“乡医根本挣不到钱。诊所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除了看病，还要干农活。否则，只靠诊所盈利，不够一家人的花销。”

我问他：“据你所知，各个诊所实际上都是怎么活下去的？”他一脸难堪地说：“怎么活啊，还不得自己想办法，反正是一家老小都要吃饭的。我们就在新农合报销程序中造假，套医保的钱啊。”

然后，他心忧地谈到了第三点：“其实，我们乡医，挣钱多少倒是其次，最大的困难是个人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主要是医疗事故无人管。一旦诊所出了这种问题，不管是不是乡医的错，都要独自扛着，镇医院不负责，也不做任何协调工作。乡医面对家属闹，政府躲，只能从此关门。”

限于篇幅，简单地说一下另外两名乡医。

中年乡医姓林，今年44岁。他认为该镇乡医目前面对的困难，除了于医生上面谈到的三大点外，还有三小点：一是当地的监管和执法部门形式主义的检查太多，滥整顿太多，他们一年当中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用来应付各种检查。而为了检查，就忙于造假。二是主管部门收费太多，让诊所配齐很多设备，像电脑、各条专业网络和专用手机等，这些费用都很高，还全要诊所承担。三是房屋租赁费、装修费、取暖费和水电费等成本也很高。

年老的乡医姓张，今年67岁。他出身于乡医世家，17岁当赤脚医生，到现在，已在乡医岗位上工作40年了，其中在该镇干了37年，还在苏州蔬菜市场摆摊专门为打工的老乡们看病3年。他坚决阻止任何一个子孙辈的人学医，目前儿女都在城里打工，就不再子承父业了。

“经济人”，还是要有点“神性”

除了上述三位，我还大致调查一下其他乡医。总体来看，该镇乡医的现状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一些乡医不再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是处处想着怎么能赚钱和多赚钱，且有的赚钱途径明显不合法。一些胆大无良的乡医就很有钱；而坚守医德和政策规章的乡医连养家糊口都困难，有的人干了一辈子，穷了一辈子。由此，就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人心浮躁，难以安心和专心给病人看病。对此，用一位朱姓乡医的话说是“该镇多数乡医都在坑国家害人民”。

二是该镇乡医全都对目前当地的医改政策不满。一位马姓乡医认为，现行政策不仅留下了让诊所、镇医院、私人医院乱套医保费的漏洞，而且让镇医院过度管理和控制乡医但又不管和抛弃他们，也不给他们发工资，而是让其自谋生路。至于管理的方式，有开会、查岗、收费等，让乡医不堪其扰。

三是乡医后继无人。据朱姓乡医统计，10年前，该镇有120多位乡医，现在只有70名左右了，且剩下的这些人中，年龄主要介于50岁至70岁，于医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了。他又说，乡医的后代中，95%以上的人都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子承父业”了。年轻人大多数进城打工去了，剩下的也甘愿在当地做别的小买卖。像我叔家弟弟这样的，实属罕见。由此造成的，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民间医术主要是有关中医方面的药方失传。当然，从没有干过乡医的人家，更不会想着让孩子来学这一行了。

我不再对上述三点都做具体分析了，只简单地说一下第一点。

毫无疑问，目前该镇乡医被置于了历史的夹缝之中，并在其中艰难和彷徨地求生存。他们也渐渐地被物欲紧紧裹挟，互相攀比，都以挣钱为目的，以谋生为要务。

然而，卫生行业和教育事业一样，不应成为仅仅盈利的机构，还应有一定的社会公共担当。

对此，该镇乡医颇为无奈，也深有苦衷。林姓乡医说，他曾和一些乡医去搞得比较好的临镇观摩过，那个镇，管理得很严，不存在私进药品和套取病人医保卡等行为。但是，每个诊所每个月的利润只有600元左右，不用说养活一家子人了，连一口人都困难。因此，这个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乡医全是50岁以上的，50岁以下的一个都没有，而是纷纷改行，有的进城打工了，有的在镇上做点生意，有的在村里种大棚蔬菜。

然而，无论是沿着该镇目前的“路数”，还是按照林医生说的临镇模式，乡医似乎都没有未来。可是，在农村，他们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因为，村民不能大病小病都靠跑到乡镇或县医院去治疗，普通的病，还是要以就近治疗为主。就此而言，乡医是农民健康的守护神，其身上不能只有经济属性甚至把其无限放大，还应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神性”，这一点不可或缺，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它显得更为重要。

也许可以说，当下该镇乡医所存在问题不是个别的，在全县、全省甚至全国更广袤的农村，可能还有一些乡镇的状况与其相同。这只是我的一个大致预估，至于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实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