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唐曹懷直墓誌》所見安史之亂前後粟特武人動向研究*

陳　瑋



新出《唐曹懷直墓誌》所見安史之亂前後粟特武人動向研究*

陳瑋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之《唐曹懷直墓誌》，爲新近出土的唐代禁軍粟特武將墓誌，詳細記載了曹懷直的先世源流，自曾祖以下的家族世系，曹懷直本人於安史之亂前後在禁軍、隴右軍中的仕宦經歷。該墓誌爲研究唐代宮廷宿衛系統中，粟特武人世家之仕履升沉、政治立場及其與唐皇室之間的政治隸屬關係，提供了重要文物資料；也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在朝野上下極端憎惡粟特胡人的社會環境下，忠於唐皇室的粟特武人，其族屬意識的變化。

關鍵詞： 曹懷直墓誌敦煌粟特安史之亂

粟特人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於絲路東西的商業民族，其入華以後圍繞商業網絡建立了許多聚落。魏晉以降，中原板蕩，大量在華粟特聚落都擁有自己的鄉團武裝，*蘇航《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鄉團武裝述論》，《文史》2005年第4輯，頁173—185。力量雄厚，逐漸引起當朝統治者的注意。隨着入華日久，不少粟特人以其驍勇、忠直爲中原王朝統治者所賞識，被納入宮廷宿衛系統。自唐初至唐末，就有相當數量的粟特武人活躍於北衙、南衙禁軍，子孫相襲，成爲所謂禁軍世家。二十世紀以來，由於大量墓誌出土，一些不爲史籍記載的唐代禁軍粟特武人世家開始浮現於世，學者對其進行了精細研究。*參見魏光《何文哲墓誌考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頁47—52；盧兆萌《何文哲墓誌考釋——兼談隋唐時期在中國的中亞何國人》，《考古》1986年第9期，頁841—847；李鴻賓《論唐代宮廷內外的胡人侍衛——從何文哲墓誌銘談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頁39— 43；李鴻賓《何文哲墓誌銘再考——兼論粟特人漢化問題》，《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305—308。2009年，又一反映唐代禁軍粟特武人世家歷史的《唐曹懷直墓誌》出土於西安南郊，爲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該墓誌志蓋爲籙形頂，高、寬均爲60釐米，厚11釐米，陰刻篆書“大唐故曹府君墓誌銘”。誌石高、寬60.5釐米，厚12釐米，楷書銘文28行，行27字。*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98。墓誌對於研究安史之亂前後粟特武人在唐宮廷之活動極有裨益，但學界尚未措意。筆者不避揣陋，現將《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所收錄的該墓誌志文迻錄並考釋如下，祈請方家指正。

大唐故雲麾將軍守右龍武軍大將軍上柱國祿福縣開國男曹府/君墓誌銘并序

一　墓誌所見曹懷直族屬辨析

誌文稱曹懷直祖先出於疏勒王族裴氏，因遷徙至敦煌所以以敦煌爲籍，在唐初被賜姓曹氏。疏勒自西漢以來與敦煌聯繫緊密，敦煌懸泉漢簡記載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有疏勒使者段君爲疏勒王子所命前往長安進貢，途經敦煌。*閻盛國《漢簡所見少數民族進貢現象及其文化影響》，中共金塔縣委等編《金塔居延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200。東漢時期，疏勒侍子前往洛陽亦都經過敦煌。敦煌太守徐白曾以“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闐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後漢書·天文志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244。疏勒還曾進攻敦煌附近的張掖、酒泉。《後漢書·黨錮傳》云：“先是，羌虜及疏勒、龜兹數出攻抄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後漢書》卷六七《李膺傳》，頁2191—2192。疏勒王族裴氏最早見載於唐代史籍。《通典》云：“今其國王姓裴。”*杜佑《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疏勒》，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頁5226。但據吐魯番出土文書，鄰近敦煌的高昌在高昌國時期即有疏勒王族裴氏居住，董永强先生據中、日藏吐魯番文書人名索引指出高昌國時期“再有西域城郭諸國王姓，主要有尚、鄯、龍、白、裴等”。*董永强《四至八世紀吐魯番的胡姓與民族》，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6。由於歷史上的緊密聯繫，加之敦煌、高昌均處絲綢之路交通要道，不排除有定居高昌的疏勒王族裴氏流入敦煌的可能。敦煌所出《天寶十載敦煌縣差科簿》記有裴奉宣、裴郎將、裴延壽、裴元賓，這些人都居於敦煌從化鄉。池田溫先生認爲《差科簿》反映出粟特人爲從化鄉居民主體，包括裴姓在內的“這些爲數很少的漢姓人氏，一定是出於某些特殊原因纔雜居於胡姓聚落當中”。*〔日〕 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5。從從化鄉名稱來看，即爲安置胡人之鄉，其本身又有大量粟特人聚居，因此裴奉宣、裴郎將、裴延壽、裴元賓極有可能出於疏勒。

雖然疏勒王族裴氏有可能居於敦煌，但是徙入內地的疏勒裴氏基本上沒有改姓，仍然以疏勒作爲自己的籍貫。如洛陽出土的《裴沙墓誌》稱“公諱沙，字鉢羅，疏勒人也。地秀靈傑，得友姓於金方；族茂忠貞，作酋門於玉塞”。*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頁462上。《宋高僧傳》記唐長安西明寺高僧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08。只有數世居於中原者纔以內地爲籍，如裴玢爲“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爲京兆人”。*《舊唐書》卷一四六《裴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969。

誌文云曹懷直曾祖曹車在唐初因功被賜姓爲曹。馬馳先生指出：“藩將最常見的賜姓，是賜以國姓李氏，……被賜以國姓的，不限於入朝藩將，但以入朝藩將最爲普遍，尤其是任禁軍將軍、大將軍之李姓藩將。”*馬馳《唐代藩將》，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頁37。曹車被賜姓時任左威衛中郎將，正爲南衙禁軍藩將，其不被賜姓李而被賜姓曹，殊不可解。誠然有藩將被賜以國姓以外的他姓，如諾思計降唐後被“敕賜盧姓，名庭賓，望范陽郡”。*《故投降首領諾思計墓誌》，《全唐文補遺》(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頁378下。盧姓爲范陽大姓，諾思計被賜以盧姓並以范陽爲其郡望，無疑提高了他在漢地的社會地位。另外，唐玄宗曾賜竇姓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新唐書·西域傳下·寧遠》云：“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250。將外戚之姓賜與阿悉爛達干代表着阿悉爛達干與外戚同族，十分榮耀，與賜國姓意義近乎相同。以上二例説明對藩將、藩王賜以他姓，多以名門望姓。但曹車隸籍於敦煌，曹姓在唐初敦煌並非顯姓，榮新江先生即指出敦煌曹姓在東漢時期有名望者爲曹全，但曹全與譙郡曹氏不是一支，曹全這一支“在敦煌的歷史上也幾近絕迹”。*榮新江《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爲粟特後裔説》，《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67。因此曹車以疏勒裴氏被賜曹姓顯係僞造。

曹懷直家族先世出於疏勒裴氏爲僞，還體現於曹氏家族的封爵、贈官上。唐制大臣“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李涪《刊誤》卷下《封爵》，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2。因此裴玢五代祖裴綽被封天山郡公。而曹懷直之父曹法智被封酒泉郡公，贈武威太守。曹懷直本人亦被封爲祿福縣開國男。酒泉郡、祿福縣均位於河西走廊，祿福縣還爲酒泉屬縣。可見曹氏與裴氏並非一支。

曹懷直家族先世出於疏勒裴氏雖係僞造，但亦表明其家族血統源於西方。曹懷直家族以敦煌爲籍，敦煌早在三國時就有粟特商人活動。《三國志·魏書》云倉慈任敦煌太守時，“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三國志》卷一六《魏書·倉慈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512。馬雍先生指出，這些“西域雜胡”中包含有粟特商胡，其以敦煌爲根據地，或由此前往洛陽貿易，或由此返回家鄉。*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53。敦煌長城烽燧出土的粟特文2號古信札寫到粟特商人“從敦煌直到金城，在……賣，亞麻布正在銷售(賣得很好？)，……至於我們——住在從金[城](？，也可以復原成“姑臧”)直到敦煌的(地區的)這些人，無論是誰”。*畢波《粟特文古信劄漢譯與注釋》，《文史》2004年第2輯，頁83。粟特文5號古信札寫有“我到了敦煌，(但是)因爲迷路(？)，我被迫滯留在外面(中國境外)。……我當時(？)(本想)留在敦煌，但是他們(指那些粟特居民)卻毫無指望”。*畢波《粟特文古信劄漢譯與注釋》，頁90。榮新江先生認爲這些信札反映出“早在四世紀初葉，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爲主體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隨有祆教祠舍”。*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56。他還指出出土墓誌所見粟特人康哲、曹惠琳均以敦煌爲郡望。

曹姓爲敦煌粟特人著姓，池田溫先生指出：“西魏大統十三年(547)瓜州(效穀郡？)計帳樣文書中的曹匹智拔、曹烏地拔二人，假如不是匈奴人，就應出自粟特地區的曹國。”*〔日〕 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頁43。敦煌所出《天寶十載敦煌縣差科簿》記載的曹姓粟特人就有曹咄利支、曹忿、曹伏帝延、曹羅漢陁、曹米氈、曹磨色多、曹寧力、曹染磨、曹悉加耽延、曹引吐迦寧、曹安國、曹崇諫、曹崇俊、曹大賓、曹大明、曹大慶、曹海元、曹好兒、曹鬍子(二人)、曹南達、曹奴子、曹思鸞、曹游庭、曹元慶、曹忠兒(二人)、曹稍稍、曹屯屯等。曹姓粟特人在敦煌長期發展，至唐末形成强大勢力，進而取代張氏歸義軍政權。

據榮新江先生研究，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境內對胡人極爲排斥，世代追隨唐室的武威安氏向朝廷請求改姓李氏及徙籍京兆，大多數粟特人則通過改變自己的籍貫和郡望來與胡人畫清界限。*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二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09。與曹懷直共同任官於禁軍的安暐即被唐肅宗“特賜嘉名，改氏皇姓”，*《李國珍墓誌》，《全唐文補遺》(二)，頁30下。從武威安氏轉變爲李國珍。另一任官於禁軍的曹惠琳“本望敦煌康氏”，*《曹惠琳墓版文》，《全唐文補遺》(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頁209下。也改爲曹氏。在這種政治形勢的影響下，曹懷直通過將祖先世系附於西域疏勒王族裴氏也就不難理解了。一方面通過攀附疏勒裴氏，曹懷直可以消除己身爲粟特胡人的印記，減少受政治風波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疏勒裴氏同爲西胡，曹懷直又可令後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祖源、血緣的記憶。

二　墓誌所見曹懷直仕宦經歷

根據誌文，曹懷直逝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享年四十三歲，則其當生於唐玄宗開元五年(717)。曹懷直曾祖曹車於唐初爲左威衛中郎將。左威衛爲南衙禁軍十六衛之一，按《唐六典》，左威衛翊府中郎將爲正四品下。曹懷直祖父曹鎮爲從三品左金吾將軍。左金吾衛亦爲南衙禁軍十六衛之一。《唐六典》云：“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將軍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凡車駕出入，則率其屬以清遊隊建白澤旗、朱雀旗以先驅，又以玄武隊建玄武旗以後殿，餘依鹵簿之法以從。若巡狩師田，則執其左、右營衛之禁。”*《唐六典》卷二五《左右金吾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638。畢波先生指出進入南衙禁軍系統的粟特人，能升至正三品的諸衛大將軍者人數極其有限。*畢波《中古中國的粟特胡人——以長安爲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30。曹鎮能任從三品左金吾將軍，在左金吾衛中僅次於左金吾大將軍，實屬難得。

蒙曼先生認爲唐元功臣中的何德、史思禮爲粟特人，*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軍制度研究》，頁97。其中何德之母爲酒泉安氏，其終官於右龍武軍將軍同正員，史思禮爲武威人，終官於右龍武軍翊府中郎將。畢波先生指出這些粟特人“皆爲隴右胡人，出身較低，父、祖或不仕，或官位不顯”。*畢波《中古中國的粟特胡人——以長安爲中心》，頁135。曹法智直以敦煌爲籍，亦出於河西胡人，説明龍武軍中粟特武人在地域出身上有親緣關係，龍武軍中極有可能存在一河西胡人羣體，但由於曹法智出身於南衙禁軍世家，何德、史思禮在龍武軍中的地位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曹法智逝後被贈以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武威太守，其本人事迹被誌文贊爲“盛業巨集勳”，記載於唐國史。出土墓誌所見被載於唐國史的粟特人極爲罕見，可見曹法智與唐皇室之緊密關係。從誌文來看，曹懷直爲曹法智長子，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東封泰山時以曹法智爲唐元功臣被授一子官，解褐右清道率府長史，時年九歲。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唐玄宗封禪泰山禮畢後，大赦天下，對文武百官、宗室大行封賞。其《東封赦書》云：“唐元六月二十日立功官人，往屬艱難，能盡忠義，今成大禮，何日忘之，宜各與一子出身；無子者任回與周親之人，有司試策三道等第收獎。”*《唐大詔令集》卷六六《典禮·封禪》，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72。“唐元六月二十日立功官”即指參與唐隆元年六月政變之唐元功臣。《册府元龜》同樣明載：“唐元立功官人，往屬艱難，能盡忠義，今成大禮，何日忘之，宜各與一子出身。”*《册府元龜》(1)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938。右清道率府長史爲東宮屬官，官正七品上，屬於右清道率府高級文官，統領右清道率府諸曹。

此後不久曹法智逝世，曹懷直丁憂去官，但很快即被隴右節度使哥舒翰上奏起復，從長安前往隴右擔任哥舒翰麾下討擊副使。哥舒翰從長安引進的武將還有魯炅。《舊唐書·魯炅傳》云：“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别奏。”*《舊唐書》卷一一四，頁3361。《新唐書·魯炅傳》云其“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别奏”。*《新唐書》卷一四七，頁4751。哥舒翰於天寶六載十一月任隴右節度使，其上任伊始就引進魯炅。曹懷直或在同時來到隴右。曹懷直何以被哥舒翰賞識，誌文沒有細述，但哥舒翰在王忠嗣麾下起家，王忠嗣陷獄時，前往長安積極營救，而王忠嗣與太子關係密切，曹懷直又曾爲忠王府官屬，因此哥舒翰上奏將曹懷直起復任於本軍頗具政治意味。天寶初年，李林甫爲動搖東宮儲位，先後興起三次大獄，曾爲忠王友的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在太子爲忠王時與其遊處的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均慘遭貶逐，這對隴右地方軍將來説必有重大震動；但皇甫惟明案、王忠嗣案反映了隴右地方軍將對唐朝中央政治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了西北地方軍將集團在唐朝中樞政局內政治地位”。*任士英《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頁121。繼王忠嗣任隴右節度使的哥舒翰在滿朝噤聲的情形下，積極營救王忠嗣，又將曾任忠王府官的曹懷直納入麾下，頗能説明隴右地方軍將與太子的政治親緣關係，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哥舒翰個人的政治傾向。

曹懷直在哥舒翰麾下擔任討擊副使。哥舒翰任隴右節度使時，其麾下任討擊副使者被史籍明確記載的僅有魯炅、彭體盈、郭英乂，據墓誌可再補曹懷直。墓誌云曹懷直在建立戰功後被授予加官左清道率，佩紫金魚袋，仍任討擊副使。左清道率爲太子左清道率府長官，官正四品上。任士英先生指出：“在一定意義上來説，藩鎮衙將所加領的東宮官對於他們具有‘階官’作用，就像唐朝職官體系中授予那些職事官的散品官階；亦即所加領的東宮官只用於表明這些藩鎮衙將作爲官人的身份地位，而與他們的實際職事之間並不存在直接關係。”*任士英《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頁186。但由於曹懷直曾爲忠王府官屬，因此其被授予左清道率無疑加强了其與太子的政治隸屬關係。天寶十三載(754)哥舒翰上奏爲其麾下將官敍勳，其中“隴右討擊副使、右領軍衛員外大將軍魯炅”被授予雲麾將軍，“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彭體盈並爲左羽林軍員外將軍”。*《册府元龜》(2)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賞二》，頁1397。魯炅的加官右領軍衛員外大將軍及郭英乂、彭體盈的加官左羽林軍員外將軍均爲南衙禁軍將銜，其他被敍勳的隴右大將，其加官也多爲南衙禁軍將銜，只有曹懷直的加官爲東宮官，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曹懷直在隴右軍中太子軍事代表的身份。

曹懷直任官隴右期間立有戰功，據《舊唐書·哥舒翰傳》，隴右唐軍與吐蕃在天寶六載有積石軍之戰，天寶七載有神威軍之戰，天寶八載有石堡城之戰。另據《舊唐書·王難得傳》，難得於“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子婿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舊唐書》卷一八三，頁4750—4751。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上奏爲其屬下敍勳即因爲九曲大捷，但是在敍勳名單中並未出現曹懷直，曹懷直或參加天寶十三載以前的隴右對吐蕃作戰。

龍武軍自太子與唐玄宗分道揚鑣後分爲兩支，一支隨唐玄宗入蜀，《通鑑》云唐玄宗至散關時，“分扈從將士爲六軍”。*《資治通鑑》卷二一八唐肅宗至德元載五月壬寅，頁6978。至蜀後，以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爲六軍兵馬使。又在蜀地招募羽林軍飛騎。蒙曼先生指出杜甫詩《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中“所描述的飛騎家在劍南，應該是‘安史之亂’時唐玄宗入蜀後招募的”。*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軍制度研究》，頁183。在唐肅宗《收復兩京大赦文》中，明確提到扈從唐玄宗在蜀的龍武軍將領有“右龍武大將軍潁川郡公陳玄禮、開府儀同三司左龍武大將軍田長文、開府儀同三司左龍武大將軍張崇俊、特進右龍武大將軍杜休祥”。*《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三《政事·平亂上》，頁658。可見隨着權力中心的二元化，龍武軍也形成了成都與靈武兩個系統。

蒙曼先生指出隨太子北上靈武的龍武軍，“本來是唐玄宗的親兵，與太子關係不深，到達靈武時，已經逃散殆盡，太子(肅宗)乃另行組建親軍神武軍”。*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軍制度研究》，頁193。但墓誌云曹懷直其時在靈武任龍武軍將軍知軍事，可見龍武軍在靈武仍然具有一定兵力。關於在靈武扈從肅宗的部隊，林偉洲先生指出至德二載(757)十二月神武軍、英武軍等“禁軍系統設置完成前，護衛肅宗行在安全的應是李輔國所掌禁軍(羽林軍)及關內王思禮所統河西、隴右部隊”。*林偉洲《安史之亂與肅代二朝新政權結構的開展》，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71。其時在靈武之禁軍不惟龍武軍，還有南衙衛軍。《曹景林墓誌》云：“至德初，二京陷覆，肅宗遷幸靈武，以警從授左武衛翊府左郎將。”*《曹景林墓誌》，《全唐文補遺》(一)，頁212下—213上。《收復兩京大赦文》提到“右□□大將軍右羽林軍宿衛內供奉王兟”。*《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三《政事·平亂上》，頁658。

從誌文看，唐肅宗返回長安後，曹懷直因在靈武扈從之功被授予武散官從三品雲麾將軍，其武職事官不久即升爲正二品右龍武軍大將軍，勳官也被升爲視正二品的上柱國。乾元二年(759)，曹懷直突然逝世於右龍武軍官舍，肅宗派遣宦官前往弔祭，贈以內府絹布，又以隆重的儀仗將其葬於永壽原。唐廷派遣宦官弔祭大臣在肅宗之前較爲少見，在玄宗統治時期僅見高力士曾前往弔祭大臣。肅宗派遣宦官弔祭曹懷直從側面反映了其時宦官與禁軍之間的密切聯繫。曹懷直逝世時執掌禁軍軍權的正是大宦官李輔國。《舊唐書·李輔國傳》云李輔國於“天寶中，閑廄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宮”。*《舊唐書》卷一八四，頁4759。馬嵬之變時，李輔國又扈從太子並有定策之功。因此李輔國與曹懷直具有東宮同僚之誼，肅宗派遣宦官弔祭曹懷直很可能出於李輔國之意。李輔國早在靈武時就參與指揮行在扈從部隊，《舊唐書·李麟傳》云：“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舊唐書》卷一一二，頁3339。《舊唐書·李輔國傳》亦云：“肅宗即位，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舊唐書》卷一八四，頁4759。在肅宗返回長安後，李輔國更是專掌禁軍，甚至由禁軍護衛，《舊唐書》本傳云其“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頁4760。在長安盜賊出沒頻繁時，李輔國還“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舊唐書》卷一二六《李揆傳》，頁3560。《舊唐書·蕭華傳》亦云“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舊唐書》卷九九，頁3096。可見以李輔國爲首的宦官系統對禁軍指揮系統的全面滲透，同時也體現了宦官作爲皇帝家奴、北衙禁軍作爲皇帝私人扈從部隊之間的內在緊密聯繫。曹懷直之子曹漸時任正七品上左清道率府長史，與乃父解褐任右清道率府長史頗爲相似，表明曹氏後人通過擔任東宮官延續了擁護太子的家族政治傳統。

三　結　　語

綜上所述，曹懷直出身於以敦煌爲郡望的河西粟特人家族。該家族自唐朝立國之初即投身軍伍，隸籍於南衙禁軍，世爲南衙禁軍中層武將，至曹懷直之父曹法智始轉入北衙禁軍。曹法智因參與唐隆政變而與唐玄宗產生了密切的政治聯繫，其在萬騎一系的龍武軍中節節高升，最終成爲左龍武軍最高軍事指揮官左龍武軍大將軍，其生平事迹被載入唐朝國史。曹懷直正是受父蔭解褐授東宮官，此後又擔任忠王府僚屬，開啓了其與唐肅宗之間的政治隸屬關係。在天寶年間李林甫動搖東宮的政治風波平息之後，曹懷直被在政治上傾向於太子的隴右節度使哥舒翰上奏起復調入隴右軍中。曹懷直在隴右任官時不僅是哥舒翰的麾下大將，一定程度上由於其東宮官的加銜還成爲太子在隴右軍中的重要軍事代表。安史之亂爆發後，哥舒翰及其所領隴右軍精銳大敗於潼關，留守隴右的曹懷直被唐肅宗追徵赴靈武，參與了行在龍武軍系統的重建，成爲行在右龍武軍的實際最高軍事指揮官，反映了隴右軍將在安史之亂以後對禁軍系統的滲透。唐軍收復兩京後，曹懷直扈從肅宗返回長安，作爲靈武功臣被擢爲右龍武軍大將軍。曹懷直逝後有宦官前往弔祭，體現了肅宗朝宦官勢力緊握禁軍軍權的背景，其子曹漸擔任東宮官亦顯示了曹氏家族與皇室之間緊密的政治關係。作爲禁軍世家的曹氏家族既經歷了開天時代的蒸蒸日上，又感受了安史之亂的浮華墜落，整個家族的仕宦升沉均與唐皇室及中央政局息息相關，反映了入華粟特人中的宮廷宿衛世家在唐廷權力核心系統中的生存實態。作爲唐宮廷宿衛世家的曹氏家族，其政治抉擇與安史之亂中參與叛亂的地方軍鎮中的粟特武人形成了鮮明對比。正是基於效忠唐皇室的政治立場和安史之亂後朝野上下憎惡胡人的社會風氣，曹懷直墓誌在行文中隱瞞了本家族族出粟特的歷史事實，通過攀附西域疏勒國王族裴氏，巧妙地將族屬、血緣作了轉變，隱含了其家族源出西方的族屬事實。

(本文作者係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誌蓋　大唐故曹府君墓誌銘

唐曹懷直墓誌銘并序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西夏番姓大族身份認同研究”(項目編號： 2015M580808)及特别資助項目“西夏番姓大族研究”(項目編號： 2016T9088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