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盡信的《通鑑胡注表微》

楊　訥



不可盡信的《通鑑胡注表微》

楊訥

《通鑑胡注表微》是陳垣先生的名著，是他自稱的“學識的記里碑”，涉事廣泛，體例獨特，問世七十年來一直受人推崇。但如認真檢閲，不難發現書中錯誤不少，有的“表微”實爲虚構，故作此文辨之。

關鍵詞： 陳垣胡身之乃馬真后表微

一　來自夏承燾的評論

1947年9月30日，詞學家夏承燾先生收到陳垣送給他的《通鑑胡注表微》(下或簡稱《表微》)一部，當晚在日記中寫道：

陳樂素送來其尊人援庵先生《通鑑胡注表微》二册，燈下閲數頁，甚精深博贍。

次日，夏氏續讀《表微》，在日記中又記曰：

閲《通鑑胡注表微》，似亦有失之貪多處。如上册一二九頁以魏高貴鄉公作潛龍詩見忌於司馬昭，爲身之有感於皇子竑被廢於史彌遠之事，此等殊近附會，可以節省。*《夏承燾集》(6)，《天風閣學詞日記》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23。

兩篇日記相隔一天，夏氏對《表微》的評説已在“甚精深博贍”之餘追加了“似亦有失之貪多處”，“殊近附會，可以節省”等字，可見夏氏看出的問題當不止皇子竑一處。

我不知道夏氏當初有否將他日記上的評語公之於衆。但即使有所傳出，僅憑這三言兩語，恐怕也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1980年史學界紀念陳垣百年誕辰，受到特别推薦的還是這部《通鑑胡注表微》。1997年夏氏日記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其中對《表微》的批評仍未引起重視，《表微》仍是一部分史學工作者的經典，就像夏氏的批評從來不存在一樣。然而夏氏的批評不爲無據，只要認真檢閲該書，就會找出“表微”的不少錯誤、附會，甚至是虚構。我的這篇文章，就是檢閲《表微》的結果。受本人知識面的限制，我在這裏只講兩個元人的事，一個是元太宗皇后乃馬真氏，一個是《胡注》作者胡三省(身之)。希望透過這兩人的事揭示《表微》存在的一些問題。

二　關於乃馬真后

乃馬真后是元太宗窩闊台的六皇后，名脱列哥那，乃馬真是她的姓。1241年冬，太宗卒，她稱制攝政四年餘。1246年七月，扶長子貴由即汗位，是爲定宗。胡身之注《通鑑》，一次都没有提到乃馬真后，她出現於《通鑑胡注表微》，是陳垣闡釋《胡注》的結果，是陳垣改寫《胡注》的“牝雞”條造成的。這裏就從《胡注》中的“牝雞”説起。

(一) “牝雞”謂誰

“牝雞”，見於《表微·倫紀篇》“漢安帝建光元年(121)”條的《胡注》。《通鑑》此條主要講本年三月去世的東漢和帝皇后鄧綏(和熹后、太后)，她自元興元年(105)和帝去世後臨朝十六年，其治績《通鑑》有褒有貶。陳垣僅引《通鑑》的一段褒詞，謂：“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内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其下引《胡注》評和熹之政，僅十七字：“和熹臨朝之政，可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矣。”接着便是陳垣的“表微”：

《鑑》文於后無貶詞，而《注》云云者，爲元太宗、定宗后言之也。宋理宗淳祐間，元太宗窩闊台殂，皇后乃馬真氏稱制，越五年而始立長子貴由，是爲定宗。定宗殂，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稱制，又三年而拖雷子蒙哥立，是爲憲宗。憲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屬意者，太宗之孫失烈門，憲宗立而定后賜死，失烈門遠竄，太宗后及諸王皆徙極邊，骨肉參夷，至此而極。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殆指此。*《通鑑胡注表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245。

很奇怪，《胡注》講“牝雞之晨”明明是指“和熹臨朝之政”，怎麽一經陳垣闡釋，就成了元太宗后和定宗后之政了？陳垣有甚麽理由嗎？從《表微》的文字看，惟一的理由就是“《鑑》文於后無貶詞”。陳垣的意思是，“牝雞”是貶詞，只能用於《通鑑》已加予貶詞的女主，而《鑑》文於和熹后“無貶詞”，故而“牝雞”不會是指和熹后，依陳垣看來，是指乃馬真后與斡兀立海迷失后，只是胡身之不便明指，所以用漢和熹后來頂替。照陳垣的意思，這纔是胡身之的本意。

初，鄧太后臨朝，(杜)根爲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1609。

太后從弟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資治通鑑》，頁1607—1608。

對和熹后來説，上引杜根、鄧康的上書是褒語還是貶詞，是一目瞭然的，故而她閲後“大怒”，必欲置根等於死地。《鑑》文據事直書，不爲后隱，將鄧氏之攬權暴露於史册，怎麽能説“《鑑》文於后無貶詞”呢？明明《鑑》文於和熹后有貶詞，是陳垣有意避開不引罷了。而且我還要提醒一句： 在《鑑》文所據的《後漢書·杜根傳》中，還講了“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後漢書》卷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839。可見從《後漢書》到《通鑑》，在指責鄧氏把持漢朝政柄上是一致的，實際上均視和熹后爲“牝雞”。身之稱和熹后爲“牝雞”，既承繼了前代史書的看法，也是他本人的判斷。陳垣無視《通鑑》對和熹后的貶詞，强行以乃馬真后替換和熹后，反道《胡注》講“牝雞”是“爲元太宗、定宗后言之也”，未免隨意曲解過甚。

(二) 晚年與歸宿

“牝雞”問題已如上述，但陳垣對乃馬真后的議論到此並未結束。與《倫紀篇》相隔一篇，在《邊事篇》“後梁均王貞明三年(917)”條中，我們又看到了陳垣對乃馬真后的議論。這次陳垣引的《鑑》文，是講契丹主耶律阿保機的述律后(879—953)勸阻阿保機攻打幽州的事。其下《胡注》評論述律后之言曰：“婦人智識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爲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内虚其國，又不能爲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囚乎？”身之這段話不算很短，但仍未提及乃馬真后，在這一條裏提出乃馬真后的，還是陳垣。《表微》説：

身之不滿於述律后，爲元太宗后乃馬真氏言之也。述律后佐阿保機得國，《歐史四夷附録》稱其“多智而忍”，後爲其孫兀欲囚於木葉山。乃馬真后稱制四年，《元史·耶律楚材傳》稱其“崇信姦回”，後爲太祖孫蒙哥徙於極邊。二后晚年所遇相同。並見《倫紀篇》。*《通鑑胡注表微》，頁304。

乃馬真后比述律后晚三百多年，兩人的事迹實在没有多少可比的。至於“晚年所遇相同”，更是子虚烏有。從史籍看，蒙哥確曾徙太宗后於極邊，但被徙的太宗后並非乃馬真氏。請看《元史·憲宗紀》憲宗二年(1252)這段記載：

夏，駐蹕和林。分遷諸王於各所： 合丹於别石八里地，蔑里於葉兒的石河，海都於海押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擴端所居之西。仍以太宗諸后妃家貲分賜親王。*《元史》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45。

三　隱士胡身之，備見天下事——兩個胡身之

本章的標題可能讓讀者感到費解，但其意不出於我，而出於陳垣，我只是會其意而用之。

胡身之入元後隱居不仕，被陳垣稱爲“有迹無名之隱士”。陳垣説：“身之宋亡後謝絶人事”，“山中注書”，“杜門不出”，“不輕與人往來”，“隱居二十餘年而後卒”，“殆可謂真隱”。*《通鑑胡注表微》，頁60，66，69。這是陳垣介紹給讀者的第一個胡身之，隱士胡身之。

然而，還是陳垣，又向讀者介紹了另一個胡身之，即一個“能備見成宗初政”的胡身之。*《通鑑胡注表微》，頁209。身之在成宗統治時期生活了八年，自元貞元年(1295)至大德六年(1302)，説他經歷了成宗初期，當然没有問題，但説他“備見成宗初政”，那就大成問題了。因爲“備見”兩字凸顯了他對時政的關心和了解，這與一個“謝絶人事”的隱士是格格不入的，兩者不能兼容於一身。這中間的距離，是習慣於應用邏輯思維的學者一望便知的。可是，陳垣顯然不這樣看，他既堅信胡身之是“真隱”之士，又確信自己能够證明胡身之“能備見成宗初政”，我們可以從陳垣的《表微》中看到不少他持以爲證的事例。

事證一，見《表微·治術篇》“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條。此條引《通鑑》述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鑑》文下《胡注》曰：“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省，非篤論也。”《注》下陳垣“表微”曰：

康澄史無傳，疏見《舊史·明宗紀》。古者君主尊嚴無上，惟天變足以儆之。若以是爲不足懼，則更無可以致人主修省之術矣。《元史·成宗紀》： 大德三年正月，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説耳，豈可一一聽從耶！”身之所云，蓋有感乎此。*《通鑑胡注表微》，頁220。

陳垣是説，《胡注》所言乃有感於朝中君臣的議論而發。然而區區一個邊遠地區的山中注書人胡身之，是怎樣得悉朝廷議事内容的？陳垣於此，理應交代他的史料根據。如無根據，只憑一句“身之所云，蓋有感乎此”，即作猜想與虚構，如何取信於人？

事證二，見《治術篇》“梁武帝天監十一年(512)”條。《鑑》文引武帝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其下《胡注》曰：“所謂寬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亂也。”《注》下陳垣“表微”曰：

元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大都路總管沙的，坐贜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罪，俾仍舊職。明胡粹中評之曰：“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特減其罪，則廢法矣，法廢而欲治天下得乎？其後江浙平章教化、的里不花、南臺中丞張閭，互相告劾，兩釋不問。元之政綱，淩遲墮廢，不待至正之末而後見也。”語見《元史續編》五。教化與的里不花、張閭，互劾贜污事，見《成宗紀》大德三年三月條，皆身之所親聞者也。*《通鑑胡注表微》，頁203—204。

沙的之事見《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陳垣是説，沙的貪贜罪及教化等互劾事皆獲朝廷寬宥，爲身之所“親聞”，故身之以梁武帝之政譏成宗。與“事證一”一樣，陳垣在此也應交代自己的史料根據，因爲沙的、教化等人被寬宥的事亦非山中隱士能够聞知的。而最讓我不解的是“親聞”一語。怎樣算是“親聞”呢？是朝廷議決寬宥時身之在場嗎？顯然没有這種可能性。這個問題，令人愈想愈不明白。

事證三，見《出處篇》“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條。《鑑》文述隋故官張玄素出仕竇建德事。其下《胡注》僅十二字：“史言隋之故官，漸就仕於他姓。”此《注》言簡意明，本已無微可表，用夏承燾的話講是“可以節省”的，想不到陳垣還能表出這樣一段文字：

張玄素先辭後起，以江都之敗否爲衡，所謂投機耳。崖山既覆，宋遺民亦漸有出爲告糴之謀者，如月泉吟社中之仇遠、白珽、梁相皆是也。……仇、白、戴(表元)、牟(應龍)之就微禄，則身之所親睹也。……故身之唏嘘言之。*《通鑑胡注表微》，頁279—280。

這裏我先對陳垣講的仇、白、戴、牟四人作點介紹。

1. 仇遠(1247—？)，錢塘人，字仁近。元初不仕。大德二年(1298)後出爲鎮江路學正，以杭州路知事致仕，有《金淵集》傳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428下。參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24。

2. 白珽(1248—1328)，錢塘人，字廷玉，號湛淵。以薦授太平路學正。大德四年(1300)轉常州路教授，後以蘭溪州判官致仕。有《湛淵集》傳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頁1429上。參《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一)，頁263。

3. 戴表元(1244—1310)，奉化人，字帥初。宋咸淳進士，建康府教授。入元後長期未仕。大德六年(1302，身之去世之年)始被薦，授信州路學教授。有《剡源集》傳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頁1424中。參《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四)，頁2063。

4. 牟應龍(1247—1324)，吴興人，字伯成。宋咸淳進士。元初不仕，後爲溧陽州教授，晚年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元史·儒學傳二·牟應龍》，頁4337—4338。參《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一)，頁334。今《全元文》收其文五篇。

從仇、白、戴、牟四人的簡歷看，他們的確是在成宗前期仕元的。但是，僅此一點就能斷定胡身之“親睹”了這四人的仕元並爲之“唏嘘”了？須知我們完全不知道身之與這四人有甚麽關係。身之的書中没有提到他們，他們的文章也没有提起身之。如果這樣就能斷定身之“親睹”了他們仕元，那麽再找十個類似例子也不難，但是這樣做能算是史學研究麽？

事證四，《邊事篇》“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條。本條《鑑》文謂：“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唐顏師古曾注《漢書》“得職”爲“皆得拜職也”，身之不予認可。《胡注》曰：“余謂顏説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注》下陳垣“表微”曰：

宋南渡之初，使臣聘金者，每被抑留，强使拜職。如司馬朴、朱弁、王倫、宇文虚中之徒是也。朴、弁在元遺山《中州集》南冠五人中，倫、虚中則《宋、金史》皆有傳。身之以顏説爲非者，蓋有感於此。德祐之末，參政家鉉翁亦以奉使被留二十年，强授以官不拜，元人高之，元貞元年乃放還，此身之所親見也，故益不以顏説爲然。*《通鑑胡注表微》，頁287。

陳垣這段約近二百字的“表微”，舉出了五個宋人，都是使金被拘留過的，下面是他們的經歷：

1. 司馬朴，陝州夏縣人，字文季。以外祖范純仁遺恩入仕，累遷兵部侍郎。靖康初，隨徽欽二宗被金人虜往北方。徽宗死，爲之服喪，朝夕號哭。後卒於真定。*《宋史》卷二九八《司馬朴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907—9908。

2. 朱弁(？—1144)，徽州婺源人，字少章。朱熹族叔祖。建炎初，以通問副使赴金，言和戰利害，爲金拘留。紹興初，金人迫仕僞齊，誓死不屈，被留十七年始得歸。著有《曲洧舊聞》、《南歸詩文》等。*《宋史》卷三七三《朱弁傳》，頁11551—11553。

3. 王倫(1084—1144)，大名莘縣人。建炎元年(1127)，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使金，被拘留。紹興二年(1132)，放歸。七年，又充迎奉梓宫使赴金。九年，充迎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被金拘於中山府，終以不屈被殺。*《宋史》卷三七一《王倫傳》，頁11522—11526。

4. 宇文虚中(1079—1146)，成都華陽人。大觀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曾上疏諫阻引金攻遼。金兵南下，爲軍前宣諭使，數使金營議和。建炎二年(1128)，使金被留。歷官金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號國師，曾多次諫阻金兵南下。後被誣謀反，全家被焚死。*《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傳》，頁11526—11529。

以上所述五人，前四人司馬朴、朱弁、王倫、宇文虚中均南宋初人(司馬朴生卒年無考，但其主要事迹在徽、欽二朝，可視爲當時之人)。朱、王、宇文三人均卒於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或十六年，沒有史料能證實身之一定知道四人之事。至於家鉉翁，生卒年亦失載，但成宗時尚在世，可算與身之同時代人。只是上文已言及他對元朝的態度前後是有變化的，云其“得職”已稍勉强，説身之“親見”其事，更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

上面我們讀了陳垣爲證實身之“備見成宗初政”提供的四條事證，其證全靠陳垣不斷宣告身之“有感於”、“親聞”、“親睹”、“親見”來支撑。至於陳垣是從何得知身之“親睹”、“親聞”的，陳垣没有舉出一條史料，也就是説，史籍根本没有記載。所以説，這些“親睹”、“親聞”，不過是陳垣的虚構，是不可信的。

真相難知，虚構易爲，陳垣從而出現了夏承燾所説的“貪多”現象，以致連通常的資料考訂工作也省而不做，把成宗身後之事當作身之“備見”的“初政”來看了。此事見《治術篇》“唐太宗貞觀六年(632)”條。《鑑》文記太宗與魏徵論爲官擇人。《胡注》僅十六字：“觀此，則天下已定之後，可不爲官擇人乎！”其下的“表微”卻説出這樣一大段話：

“天下已定”，爲元初吏治言之也。今《元史》本紀，悉本於官修實録，事多隱飾。然貪賄之事，猶史不絶書，如《成宗紀》大德七年條，言“所罷贜污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時身之卒後一年也，則成宗初年之吏治可知矣。《元史》一七六《王壽傳》，載：“壽大德中爲侍御史，論事剴切，嘗言：‘世祖初置中書省，安童等爲丞相，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左右之，當時稱治。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八都馬辛是一人，非兩人，陳垣誤。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摇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如此。臣今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懲其既往，知所進退’”云。所謂近者，即指成宗初政。然其實世祖時吏治已壞，廉希憲、許衡之徒，混一後不久即逝。所相與圖治者，如盧世榮、桑哥等，皆蠹國病民之尤，而用之於天下既定之後，故身之爲之喟然。*《通鑑胡注表微》，頁210—211。

《胡注》十六字本來是泛泛之言，卻引來陳垣近二百字的議論。陳垣釋王壽説的“近者”爲“成宗初政”，其用意無非是説胡身之有感於王壽所言。可是陳垣錯了，身之聽不到王壽的話，這不僅因爲身之遠離朝廷，更因爲王壽説這些話時身之已離人世數年。這裏的鐵證是王壽講的“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摇神器”。這是發生在大德十一年(1307)春季成宗去世以後，以成宗皇后卜魯罕、安西王阿難答、左丞相阿忽台爲一方，以懷寧王海山(武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右丞相哈剌哈孫爲另一方的帝位之爭，以前一方的失敗告終。阿難答、阿忽台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八都馬辛等被殺。此事研究元史的人大多熟悉，本文没有必要多費筆墨。既然王壽講了這次帝位之爭，他上奏的時間只能是在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以後。因此，當我看到陳垣釋王壽説的“近者”爲“成宗初政”時，一度懷疑此條“表微”恐非出於熟諳《元史》的陳垣之手。當然，《元史》編纂者對這個錯誤的造成也負有一部分責任，是《元史·王壽傳》先把王壽的話錯置於大德九年之前，然後纔有陳垣未能甄别之錯。

現在可以斷言，陳垣爲把胡身之塑造成“能備見成宗初政”之士的努力完全失敗了。認真想想，這是必然的，否則胡身之還成其爲“真隱”嗎？

結　　語

以上是我對《通鑑胡注表微》部分“表微”文字的批評，發表出來，供讀者評議。

《通鑑胡注表微》的重心應該在《胡注》。“表微”成績如何，首先看它對《胡注》之“微”的闡釋是否精確到位。即使“表微”作者欲借“表微”之酒杯澆自身之塊壘，也須與《胡注》原意相應不悖並證以真人實事，不得曲解，不可虚構。可是，在陳垣的“表微”中，“殊近附會”者有之，張冠李戴者有之，時間顛倒者有之，自相矛盾者有之，隨意虚構者亦有之。在此情形下，縱有“精深博贍”之篇章與之並存，還可奉爲“經典”嗎？

2016年5月於温哥華

(本文作者係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