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对民国刻铜艺术的影响

2016-11-20 08:43孙爽天津
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6年10期
关键词:金石学金石篆刻

◆孙爽(天津)

金石学对民国刻铜艺术的影响

◆孙爽(天津)

朱剑心在《金石学》指出:金石之学,实为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研究对象主要以铜器和石刻为主,包括礼乐器(图一)、度量衡器、兵器、符玺(图二)、钱币、服御器等物。刻石包括碑碣(图三)、摩崖、造像等石刻文字或图像,其他如甲骨刻辞(图四)、竹木、陶器、砖瓦等有文字图像者。

金石学始于宋代,欧阳修之《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都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代表。元明时期衰,后复兴于清。清乾隆嘉庆年间,金石学大兴以考据为特色,标榜师法汉儒,是当时文化界一个重要学派。钱大昕、翁方纲、桂馥、阮元、黄易、陈介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金石学从此进入鼎盛阶段,《西清古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金石索》等著述代表这一时期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思想。至晚清民初,安阳商代甲骨、敦煌汉晋木简和写经的出现,及大量汉晋南北朝碑刻的出土,更拓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孕育了一批将诗书画印熔为一炉的艺术家,被称之为金石派书画家。学术上罗振玉、王国维等利用历史上和新发现的金石材料,将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等结合研究成绩斐然,他们是这一时期金石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图一 西周牺尊

图三 汉三老碑

图二 战国鄂君启舟节

图四 甲骨刻辞

图五 如是庵校碑图

前人在金石学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金石实践活动中“访碑”在清代渐成风气。清人以金石考证经史,搜访金石资料。清初朴学大师顾炎武称:“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访碑活动在乾嘉时期达到高潮,其代表人物如黄易,他不但将访碑、升碑、洗碑、拓碑的过程写成访碑日记,还有画访碑图,有《嵩洛访碑图》存世。清末著名金石家吴大澂受黄易访碑图的直接影响,曾作《访碑图》三十二贴,表达他对黄易和翁方纲等乾嘉先贤的敬仰。这一遗风在民国时被延续,如陈师曾画铜作品有《如是庵校碑图》(图五),就是这一活动的真实写照。

金石传拓是实践活动最主要的方式,传拓起源很早,在唐代已有。而至清代逐步完善,“全形拓”在乾嘉年间出现。当时金石文字为考经证史的重要材料,备受学者的重视,文人学者访寻捶拓古代金石铭刻,蔚然成风,从而推动传拓技法的进步。全形拓是一种通过墨拓古物立体形状的特殊传拓技法,在过程中辅以线描、绘画、传拓、剪纸形等技法,它在这一时期的出现与当时的学术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被清代著名金石家阮元称为“金石僧”的六舟和尚(图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后,陈介祺与吴大澂都对这一技法进行改进和探索。至民国周希丁、马子云结合前人的经验,将全形拓的技艺发扬光大,逐步推向巅峰。

在金石传拓过程中,书画家、文人、学者普遍参与其中,通常有机会钩摹拓本,钩摹拓本给他们带来玩赏金石拓本的快感和创造的冲动。博古图这一艺术形式就这样出现了。光绪年间黟山派篆刻创始人黄牧甫,在金石传拓过程中受西洋写真的影响,结合运用照相技术,在器物全形博古绘图方面成就突出(图七)。黄氏早年曾在照相馆谋生,故能运用其技术于博古图绘制,所做多以《西清古鉴》为本,制作博古图,运用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洋写真结合,构图准确,水墨渲染得当,并辅之书法考释,花卉点缀备受世人喜好,开一时风气。博古图题材作品在民国时期的刻铜作品中大量涌现,也是受这一传统的影响。

说到颖拓艺术,最重要的实践者就是民国时期的金石书画大家姚华。颖拓是用毛笔等工具临拓古代钟鼎铭器、石刻、瓦当等的一种艺术,郭沫若先生在题茫父颖拓的诗句中说;“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假则何足贵,君不见绘画,摄影术虽兴,画笔千金价。”颖拓各器拓,实为画,追求作品的形神、气韵如同拓的一样,要求作者具备金石、书画、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精于此道者不多。清末陈介祺、黄士陵,民国姚华、张海若、许以栗等皆是高手,而姚华先生成就最大(图八)。

图六 西汉雁足镫拓本

图七 陶陵鼎博古

图八 埃及残石颖拓

在金石活动中,考证和题跋是文人学士最乐于参与而乐此不疲的,对金石内涵的不同诠释、相互交流、题跋和诗咏,使金石审美的理念得到新的飞跃,文人学者在金石拓本上、书画卷上,在印章的边款上,在砚台、紫砂、竹木器上,凡所有能题跋或刻铭之物上,表达对金石中的感悟、观点和心得。金石实践活动对这些艺术门类的探索,为未来金石学在刻铜上的创新和运用起到铺垫的作用,前人在金石实践活动中将金石资料与书画有机结合,从访碑到传拓、摹拓,再到考证、题咏,每个环节都和文人书画活动相关,因此随着金石资料的不断积累,金石本身所带的书画属性也同样得到积累,金石的书画功能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热点,起到推动作用。文人学士的考证和题跋不仅从文字角度记载所拓金石的文化内涵上,而且以跋者精良的书法、合适的跋文位置,以及印章的钤盖点缀组成了丰富的拓本画面,他们给金石的内涵带来视觉的冲击,形成民国时期的独特风尚(图九)。民国时期擅长题跋书法的人车载斗量,其中梁启超、罗振玉、姚华、张伯英、叶恭绰等人的题跋、考证风格独特,具有代表性。

说起金石学,就不得不提及北京金石书画团体。这些社团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前后,受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其成员有书画篆刻家、文人学者、遗老遗少、各界精英,比较著名的如:

宣南画社,1915年由余绍宋发起,汤定之为指导,参与者有梁启超、姚华、陈师曾、贺良朴、林纾、陈半丁、王梦白等,以吟诗作画,探讨文艺为主。

中国画学研究会,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陈师曾、贺良朴、徐操、徐宗浩等组成,宗旨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巩固,然后发展其本能,对与浪漫伧野之习,深拒而严绝之,以保国画固有之精神。”

冰社,1921年由易孺、罗振玉、丁佛言、寿石工、马衡、梅兰芳、尚小云等各界人士数十人发起成立,以发扬国粹为宗旨,开展学术研究,由易孺担任社长,周康元任副社长。集会时出示所藏金石文物,进行考释鉴藏及技艺交流等。民国时期,在冰社中汇集了一大批京城内外的金石篆刻名家,壮大了北方金石研究队伍,其知名度一时间甚至可与西泠印社媲美。

北平艺社金石书画会,1924年由林彦博发起,罗宝珍任会长,以研究中国古代书画为宗旨,会员有关颖人、金孟仁、杨仲子、寿石工、邵逸轩、贺履之。

图九

松风画会,1925年由溥雪斋、溥心畬等发起。会员有陈宝琛、罗振玉、袁励凖、宝熙、溥松窗等,以传统为主题,以切磋笔墨功力为平台,倡导新知识和科学。在北京诸多金石书画社团中,松风画会是最具遗老特色的艺术创作团体。

湖社画会,1926年会长金城去世,金城长子金开藩任总干事,惠孝同任副总干事。主要会员有胡佩衡、陈咸栋、陈缘督、秦仲文、徐操、马晋、吴镜汀、吴光宇等人。办有《湖社月刊》杂志,除连载了一些古代绘画作品及书画论著外,还将会员作品及著述逐期刊出,如方若的《阁帖传真录》、寿石工的《书学讲义》。

其他的金石书画社团还有以杨仲子、寿石工等为首的四宜社,以王福厂、马衡为首的圆台印社。

北京金石书画社团的蓬勃发展,使近代金石学、绘画理论、先进的艺术思想相融合,从而带动了这一地区艺术风格的转变和创新,为这些新旧文化精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这些人的朋友圈与民国书画刻铜的朋友圈高度重合,他们在学术理念上得到统一或认同,为民国金石书画刻铜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和人脉的准备。

民国初年北京艺坛,群英云集,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帝都,文人学者、通学大儒、书画名家多汇集于此。朝代的更迭使人们冲破旧制度旧思想的牢笼,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思想、新知识和西方人文主义及美学思想的影响,使新文化运动兴起,不同的艺术主张、不同风格倾向汇聚,创新变革形成百花齐放的思想和艺术形式。此刻金石学再度兴盛,它继承了前人金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成果,运用了新思想、新金石材料,为各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无论诗词、绘画、书法、篆刻都从金石中汲取新的表现形式和创作动能。这时期诞生的民国金石书画刻铜,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器物上的铭刻是中国古代金石文化重要的传承形式。传统的礼乐器、石刻之外,尚有甲骨、陶器、玉器、竹木、砖瓦、砚台等,而文房重器莫过于砚台,它是文人最心仪的玩赏实用之器,并通过砚台上的书画、铭刻,将文人的思想理念、精神追求完美表现,是文人学士重要的金石实践活动平台(图十)。可见历史上砚台对文人学士多么重要。清末民国,随着刻铜墨盒的出现,逐步有取代砚台之势。而新出现的作为文房之首的刻铜墨盒在文士眼中必应是大雅之物,必是传达个人思想、理念的文化艺术之品,而他们金石思想自然贯彻其中,这也是众多当时的书画家、文人学者、社会上层人士乐于参与其中的关键所在。

图十 吴昌硕铭生圹后志砚

民国书画刻铜,由书画家或文人学士绘制其稿,金石刻铜家雕刻完成。当时从事这一雕刻工作的艺人很多,最有名的如张樾臣、张寿臣。而二张都是篆刻家出身,对篆刻艺术的理解,运用到刻铜上,才使其作品得书画精妙之神,不失原作韵味,并彰显纸绢无能企及的金石神韵,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童衍方先生曾指出篆刻是书法艺术的一种重要来源形式,用刀在石头等材质上来表现古代篆字之美,金石学研究的重点是器物上的古文字,大多数金石家对古文字的熟知使他们易于篆刻艺术的创作,从篆刻艺术的发展史看,也佐证了金石家艺术实践的重要方向即在篆刻之中。同时篆刻艺术的平台也成就了许多富于创作成果的学者成为金石家,陈师曾就是金石篆刻家。张樾臣、张寿臣在长期的金石篆刻生涯中对金石学和篆刻艺术会有更深的不同常人的理解,而刻制铜印是张樾臣同古堂的一大特色,其技法上应与刻制铜墨盒的技法一脉相承,至少可以大量借鉴,他们应该是在篆刻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形成代表民国书画刻铜最高水平的“二张流派”。我们对民国时期的这一批书画家和文人学者参与创作的刻铜作品一直没有比较准确的称谓,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新名词“金石书画刻铜”,这个名词能更好地诠释民国书画刻铜的内涵,搞清其中的渊源。民国书画刻铜的金石性是决定这一艺术的诞生和发展的源动力,全方位重新定义民国书画刻铜是必要的。

民国金石书画刻铜实际上是一种“士”的艺术,它的创作群体以书画家、文人学士为主,在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过程中,将金石学、文字学、考古学、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最完美地结合,在艺术思想、审美意识、境界追求上通过金石刻铜家的刀笔淋漓尽致的抒发展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艺术家与工匠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独特的艺术思想、精神上的追求,而后者仅是单纯的技术操作和工艺重复。民国金石书画刻铜的创作主体是一大批包括身份多元的金石家,而他们多为书画篆刻家,其学术研究取向、兼收各类学术观点与审美思想,在他们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在金石学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并在刻铜领域进行创新,取得探索和突破。

以陈师曾、姚华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和以“二张”为代表的一批金石刻铜家或称工艺美术家,相互合作开时代新风气,形成独特刻铜文化现象。他们这些人受金石学的思想和理念影响极大,从他们的学养、著作、师承、艺术实践活动等方面皆可看出端倪,这其中包括很多文化巨人。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图十四图十五

图十一 梁启超书法墨盒拓片(朱瀚藏)

图十二 马衡摹延寿宫金文墨盒(杨未君藏)

图十四 罗复堪书桓谭语墨盒(铜仁堂藏)

图十五 余绍宋山水墨盒拓片(孙爽藏)

图十三 张伯英临皋亭下书法镇尺(范大鹏藏)

如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罗振玉(1866—1940)是中国近代甲骨学的奠基人,甲骨学又称“罗王之学”,可见其影响。他集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收藏家于一身,擅长书法和篆刻,最早提倡甲骨文书法,还将甲骨文入印进行创作,带动了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发展,为甲骨文书法刻铜的引入作出突出贡献。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人物。“康梁变法”对近代思想影响深远,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著名学者,著作《饮冰室合集》世人皆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派领袖,而且是清末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碑学巨擘。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很早就开始研究碑学,重视金石考据,他在书法上将隋唐楷法和汉隶融入魏碑,刚柔相济,倚古而出,在刻铜墨盒上任公也有尝试。(图十一)

马衡(1881—1955)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论》《凡将斋金石丛稿》等。他治学上遵循清代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精于金石之学,善治印,曾任“西泠印社”社长。书法诸体皆工,尤擅篆书隶书。有“摹延寿宫金文”墨盒存世。(图十二)

张伯英(1871—1949)为“旧京四大书家”之一。张伯英以擅书闻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姚华、于右任等名流往来,其书法风格代表民国时期碑派书家的创新成果。(图十三)

罗复堪(1874—1954)也为“旧京四大书家”之一,有“现代章草第一人”之美誉。罗复堪是康有为的弟子,精于书法,尤擅章草,其书古雅凝重、洪肆雄健,章草取法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索靖的《出师颂》等。(图十四)

余绍宋(1883—1949),章草大家。余绍宋曾担任多家美术院校教授,与京城名士多有交往。他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个性,曾主编《金石书画》,其书画在民国时期影响极大,章草水平成就极高。(图十五)

王福厂(1878—1960)、寿石工(1885—1950)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篆刻家,王福厂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其篆刻书法享誉近代印坛。(图十六)寿石工是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精于书法篆刻,与陈师曾、姚华常有交往,切磋技艺。二人皆有书画刻铜作品存世。(图十七)

溥心畬(1896—1963),清宗室恭亲王之后,皇族名家松风画会主要成员,延续了清代宫廷画风,以传统为主题,碑学和帖学兼顾,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是清代皇族画家中成就最高的。他以宋元为宗,受马远、夏圭影响较多,作品轻灵淡雅,灵活变通,有自家风范,与张大千被称为“南张北溥”;他还长于金石考证,有《金文考略》《陶文存》等著作,书法风格秀逸清新、平中见奇。(图十八)

民国政要的代表徐世昌与丁佛言。徐世昌(1855—1939)曾为民国总统,他学识深厚,故又有“文治总统”之称。徐世昌书法多以行草示人,书风端正浑厚,富于变化,草法中时现篆隶笔意,尤为高古雄奇,兼攻山水花卉,颇清秀古朴。近年发现其为晚辈所作山水书画墨盒存世。(图十九)丁佛言(1878-1930),曾任民国参议院议员、总统府秘书长等职。他是民国初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是民国政坛书法家的代表。丁氏精研文字学、金石学,广泛临习前人金文、甲骨文、秦诏版、陶文之精华,形成结体严谨、笔力凝重的书法风格。他还曾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审查委员会”委员,藏金石拓片等古物近万种,潜心研究,成就斐然。近见其临汉碑墨盒,隶法古拙,形制奇特(图二十)

图十六

图十七

图十八

图十九

图二十

姚华先生(1876—1930)多才多艺,他精通书画、诗、词、曲、碑版古器及考据等并都有极高成就,而后人知者不多。《金石系》《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说文便读》《贵阳姚华茫父颖拓》等都是他的代表著作。他的书法在民国书坛独树一帜,早年从《皇甫君碑》入手,后学《醴泉铭》《麻姑仙坛记》,再学《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礼器碑》《史晨碑》《石门颂》《曹全碑》《石门铭》等秦汉碑版,其书法受清末民初金石学极大影响,将篆隶书法融为一炉,参以金文、印玺、碑额等,形成雄浑壮美、气势磅礴的姚氏书法。姚氏在艺术实践中好古而不泥古,善于学习前人精髓,又富于创新。“颖拓”的创始人就是他,其作品古拙脱俗,金石味道浓厚。陈叔通和郭沫若皆大力鼓吹之。金石考据题跋更是其专长之一,他的题跋旁征博引,考证详实,字体古拙,极富金石之趣。这类题材也常见于他刻铜作品上(图二十一)。好的题跋反应出自身的学养,一般要顾及所题之作的通篇要求,要题得好而巧,还要与主体不冲突,相得益彰,书法更要精妙,姚华是这方面的大家。今春嘉德拍卖成交近亿元的明代草书大家宋克的《急就章》,上有历代多名家考据题跋,其藏家为民国章草大家卓定谋(1886-1967),其字君庸,斋号自青榭,他邀请姚华、梁启超等大家为其所藏名迹题跋,可见姚华在金石考证题跋方面功力深厚。姚氏还为好友卓定谋绘制私家笺(图二十二),这也是姚华先生在笺纸创作方面的尝试。姚华在民国金石书画刻铜创新方面,沿袭清末民国的金石思想,推陈创新。范见宽在《莲花庵写铜》中论及书画铜艺术构成的学术氛围,指出:姚氏谙习我国传统文化和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掌握双钩、颖拓书法,临摹金石、古陶、瓦当、佛像、碑刻、古币、古印玺等及域外之物,这些金石实践活动都曾反映到画铜作品上。民国初年书画铜艺术品上的佛像、古碑等经书画家考证,改绘再创作,用书画铜形式再现故物,既显古朴敦厚的风格,又藉其器坚价廉,易于流通,而实现普及古代文化。因此姚华先生对于民国金石书画刻铜有开创之功。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陈师曾(1876—1923)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书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对推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贡献巨大。他出身显赫,早年留日与鲁迅、李叔同结识并成为好友,与金城、周肇祥、姚华等共同倡导成立中国画研究会。《中国绘画史》《中国画是进步的》《文人画之价值》等论著对近代艺术思想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陈氏从艺之路上受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影响极大,重视篆隶、北碑的临写,他在《染仓室印存序》中说:“陈氏印学导源于吴缶翁、泛滥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陶文,盖近代印人之博者。”篆刻与金石书法相通,陈氏知其性,他与京城金石刻铜家合作,运用金石学思想,结合篆刻的技法,共同研究,合力合作,开创出民国金石书画刻铜的新天地。陈氏书法、绘画、诗词、篆刻等皆精,是一通才,他的艺术成就向人们揭示出一个道理:艺术家不能把自己囿于某一种艺术形式的圈子里,要敢于创新突破自我。陈师曾就是那个时代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者。他在文人画的复兴、美术创新的探索、美术教育的提倡及对外艺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著名画家潘天寿对陈师曾有“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之评。他的刻铜创作,山水(图二十三)、花卉、书法(图二十四)、佛像各类题材皆擅长,是他在诗、书、画、印之外一次成功的艺术形式的创新,开创了灿烂的民国金石书画刻铜的新纪元。

限于篇幅所致,本文简单梳理了金石学发展的脉络、前人金石实践活动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民国北京金石书画团体的形成间接构成金石书画刻铜创作的群体,以及以陈师曾和姚茫父为代表一大批金石书画家是刻铜艺术创作的主体。在这里侧重从金石学角度简单介绍,如甲骨学和敦煌学家罗振玉、马衡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和金石学家,张伯英、罗复堪和余绍宋等是民国著名的书法家和金石家,王福厂和寿石工是篆刻大家,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溥心畬代表皇族名家,民国政要的代表是大总统徐世昌与丁佛言,这些人或本身就是金石学家或受其深刻影响,表面看是几个人,其实当时整个文化群体都在其影响之中,金石理论和思想对这一代人影响巨大。金石学以诸多的文化概念影响后世诸多文化艺术的存在与发展,在民国时期,为书画篆刻等艺术带来崭新的艺术思想和丰富的创作题材,在诸多的艺术领域带来创新改革的动力,开创了属于这个时代独特的艺术门类。可以说民国金石书画刻铜因有金石而诞生,从金石学中汲取营养而壮大,是金石书画雕刻完美的结合。金石学对民国刻铜艺术影响深远,其理念和思想始终贯彻其中,并推动民国金石书画刻铜的发展和壮大。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笔者对金石学研究肤浅,认知简单,个人观点粗陋浅薄,诚望方家不吝赐教。

2016年9月19日于沽上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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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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