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的自主性建构
——以叶炜的《福地》及“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

贺仲明　刘文祥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评论小辑

乡土文学的自主性建构
——以叶炜的《福地》及“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

贺仲明刘文祥

“读懂中国人的乡愁，认识巨变中的中国”，这是叶炜乡土三部曲——《富矿》《后土》和《福地》封皮上最耀眼的字句。正如王晓明在《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中所表达的那样：“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向人们提出一系列堪称重大的疑问：‘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第6期。认识当下中国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艰难的命题。在这当中，认识乡土是一个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乡土的问题折射着整个中国的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乡土社会已经在多种文明并置的冲击下走向破碎，认识乡土中最容易遭遇的障碍便是乡土文化、乡土历史和现实绞合所产生的那种不确定性。对于作家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既给他们的书写增添了难度，却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它能够延伸出更多的言说和思考空间，给予作家们更多自主建构的可能。作为长期耕耘在乡土文学领域的“70后”新锐作家叶炜，一直在试图从乡土生活中认识和理解当下中国，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精神还乡。十几年间，叶炜完成了《后土》《富矿》《福地》乡土三部曲，它们的背景都是一个名为麻庄的乡村，展现这个东部山区农村的日常生活和时代变迁。从微观的角度看，三部作品各有侧重点，如《后土》是对当下麻庄日常生活的内部揭示，展现麻庄在庸常生活之下的状态；《富矿》是借现代文明角度对麻庄进行的外部检视，折射了工业文明进程对麻庄的干预，分析麻庄如何与现代文明产生共振关系的；最新出版的《福地》则将视角从当下转移到历史中，意在为麻庄这个乡土地理空间寻找起源。从整体上看，叶炜的三部作品从多个侧面完成了对麻庄乡土社会的艺术建构，也呈现出了他对乡土叙事自主性建构的艰难努力。

一、对麻庄历史的静态展现

叶炜在《福地》中的叙事时间运用上非常有特色，全书用干支纪年法的“辛亥卷”“丙子卷”等题目做标题，以此囊括麻庄历史时段中的林林总总。但是在每一卷中又使用“子时”“戌时”“辰时”等时间标度进行切片式的展现，围绕一个场景和画面展开故事呈现。所以翻阅《福地》如同浏览一张张画卷，既有微观的场景呈现，还有历史纵横的对比延伸，呈现出麻庄的静态历史与动态历史的有效结合。我们先从静态方面分析麻庄的存在形态。

首先是乐天知命，安土敦仁。《福地》是从麻庄庄长万仁义一家展开的，万仁义从名字上看便是汲取齐鲁厚重文化之意，作品中的老树是这么描述万仁义的：“老万这个人和他的老爹子一样，是个忠厚人，或许肚子里有了一些四书五经，他对待麻庄那些租户和下人的态度一直很温和。”*叶炜：《福地》，第42页，青岛出版社，2015。所以万仁义的身份可以定位为一个人格颇为高尚的乡绅，他有情有义，忠厚持家，从不欺辱他人。在遭遇匪患的时候，他出资组建了民团；在日寇入侵的时候，他又宣讲大义，无偿支持减租减息；在三年灾荒期间，他将自己的救命粮分给挨饿的乡亲，号召乡亲们打井抗灾；甚至，他生命的终结也关联着对麻庄的守护。万仁义的品质具有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特征，他始终牢记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可以说，万仁义的个性是传统乡绅文化中优良品格的体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是麻庄多年安稳与超然的重要依托。

万仁义依靠自己的文化权威，相对有序的调解着乡民的伦理生活，致力于麻庄的风俗与礼仪文化的维护。他敬鬼神，尊教化，从一而终。《福地》中讲到麻庄有一处麻姑庙，多年来人们已经忘了祭奠麻姑的习惯，但是万仁义却一直维持这个习惯。他还将麻庄遗传下来的风俗礼仪视为生活戒律，日本女人香子作为一个外来户进入麻庄，但万仁义一直视如己出，在她出嫁的时候为她备齐各种嫁妆，风风光光出门。在万仁义看来，这不仅是一个颜面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礼制的承袭问题，风俗断裂意味着一个人生活道路的迷失和一个人精魂的难以延续，所以他积极的身体力行，维护麻庄的现世安稳。正是在万仁义的维护下，麻庄一种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从绣香的出殡，再到香子的出嫁、万春的成婚，西集的庙会、过年的饮食等，这些民俗生活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其次是灾患横行，临难不避。麻庄在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从土匪抢掠、日寇攻伐，到黄河水灾、人为饥荒，麻庄在一次次的灭绝面前都顽强的支撑着，可以说，《福地》是一部具象化的乡村苦难史。在麻庄抗灾的岁月中，我们看到政府系统和社会层面都没有建立起基本的灾难应对机制，反倒是万仁义挺身而出，他带领村民坚强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誓死捍卫家园，绝不向灾难妥协，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求生意志。在万仁义的带领下，麻庄总能够从艰难中生存下来，实现了一代代的繁衍。《福地》还有一个叙事者——老树，它也是一个灾难的亲历者和记录者。老树来到麻庄的时候，是青蛇遍地、瘟疫流行的明末，之后更历经了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战乱。麻庄能够在几百年间生生不息本身就是生命韧性的体现，老树的叙事为麻庄增添了更多厚重的积淀。

时下的很多乡土文学中总是将乡村的灾难引渡到命运的悲剧，以及权力对乡村的蹂躏主题上来，让苦难话语成为历史“伤口”牵系与延续的证明。但是，叶炜的乡土灾难叙述中很少有政治和阶级的影子，叶炜没有简单的将乡村苦难归位于政治和权力，而是试图寻找那些超于现实之外的因素。我们看到《福地》中的灾难总能够从一些谶语、异象、梦境中得到表现，总是和天启预言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麻庄总是生存在不可知的命运中，绝非个人所能够左右。显然，叶炜要表现的，是乡村的盛衰如同生命一样，有自己的过程，所有的偶然中隐藏着不可知的必然。

第三是情欲横行，躁动不安。《福地》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便是欲望，麻庄中个人都离不开欲望的缠绕。万仁义与滴翠、滴翠与万福、香子与万福、万乐与金枝、嫣红与陆小虎，父子之间，族里族外，时代圈禁下的麻庄总是充斥着躁动的情欲，乱伦横行。不光是《福地》，在《富矿》《后土》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叶炜书写的充满欲望化色彩的乡土。但是在叶炜的笔下，欲望并不是简单地受到排斥的，在麻庄，各种的偷情乱伦并没有得到道德的惩戒，它更适合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生命本能，是民间最自然的生命形态，老百姓都可以理解，都抱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如滴翠与万福、香子与万福的偷情被公之于众，但是并没有很多的口诛笔伐，叙事者也不作评价。叶炜书写乡村的情欲是感性化的宣泄，没有体现出与他人、社会系统的冲突阻滞，不涉及肉体与精神、阶级与革命等范畴的东西。在叶炜笔下，欲望是乡村构成自我生命体的重要表征，展示出乡村的本能与活力。

很多乡土启蒙叙事中充满了对欲望的怀疑和负面判定，包括一些肯定者的精神内核也都是现代理性。因此，很多乡村的欲望叙事是去欲望、反欲望的，欲望并没有真正的被摆到合理或者合法的位置上，反过来也构成了对乡村本能的“阉割”。从弗洛伊德泛性论的角度讲，欲望作为人类的本能，一旦遭受压抑就会采取博弈的策略，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拐弯抹角的寻找出路，要逃避意识形态的纠察。麻庄的欲望之所以无穷无尽，其实也折射了乡村欲望被压抑的现实。

二、对麻庄历史的动态解剖

叶炜不仅仅展现了静态的麻庄，还从动态的角度展开对麻庄历史的追溯。这种追溯的意义不单纯是揭示麻庄的历史变迁，也从整体上折射了乡村社会历史循环往复、农民个性沦亡、乡村文化主导权变更等很多本质性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解读乡土变迁的实质和根源。

首先，对历史循环周转的认识。叶炜从多个角度揭示了麻庄往复的命运，呈现为一种循环性。《福地》是用六十甲子做每一卷的题目，从辛亥卷开始，到丙子卷结束，中间跨度80多年。六十甲子是中国的传统的纪年法，每60年一个轮回，起点也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这种方式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历史变化的认识。麻庄的故事从辛亥卷开始，这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一年万仁义的几个儿女出生，他给几个儿女取名为福禄寿喜，青皮道长从一开始就预言这几个儿女会天各一方。随着麻庄与时代的发展融为一体，4个子女先后都走向了各自的命运历程，老大万福成为了一名翻译，并投身日伪阵营；老二万禄成为国民党军官，最终奔走台湾；老三万寿投身共产党，后来成为当地的政府首脑；万喜先成为土匪，最终遁入空门。几个儿女在抗战中先各为其主，抗战结束，又再次分别，最后一卷中终于聚齐，结尾的时候万禄做的梦也很有特色：“万禄想告诉万喜，昨天夜里自己做了一个梦，梦到他们回到了绣香的肚子里，兄妹4个挤在一起，你踢腿，他伸手，相互挤压着……梦的最后，是他们兄妹4人都挤在绣香的怀里，像小猪一样轮番吃着香喷喷的奶。”*叶炜：《福地》，第562页，青岛出版社，2015。从几兄妹出生到最后的梦，以及最终的叶落归根，都映射出强烈的历史循环论，也昭示着生于乡土，最终老于乡土的轮回命运。再从老树的视角看也是这样。老树五百年来作为麻庄的守护者，也是麻庄历史的见证者，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和兴衰荣辱。在它看来，麻庄的历史总是摆脱不了“治”与“乱”的历史轮回，所有的变化在历史中只是一撮尘埃，它对任何的生命都能够一视同仁，因为在它眼中生命只是一个轮回的过程而已。

其次，麻庄变迁中体现了从自我支配到被支配的过程。在《福地》中，我们能够明显的发现，早期的麻庄是安定祥和的，虽然有着阶级和贫富差距，但是万仁义并不是为富不仁的恶霸，而是与麻庄“两位一体”——麻庄是万仁义存在的根基，万仁义也是麻庄存在与发展的守护者。万仁义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仁义勤劳致富，自觉承担着保卫一方平安的职责，为了维护麻庄的安定，他一次又一次的出钱出力，他心怀慈悲，对于佃户和陆小虎这样的“流氓无产者”一再宽容。正是因为万仁义的这些行为维护了乡村内部的生态平衡，维系了麻庄的自我周全。无论是土匪刘老黑，还是国民党，乃至是新生的革命政权都奈何不得。甚至，在自我命运的支配中，它还显现出了强大的反制力，日寇几次侵略麻庄，都铩羽而归，这与前线的国民党的大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麻庄是一种乡土生命强力的象征，它能够拥有自我的主导权，能够决定自我的命运，不愿意被外物所支配，麻庄和万仁义他们其实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乡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但是新政权建立之后，麻庄的境况似乎一下子翻转了，陆小虎这个曾经的无产者成为了农会主席，麻庄的历史不再属于万仁义，他的庄长身份已经被取代，他的财产也被没收，他成为了一名普通劳动者。麻庄也不再是以前的麻庄，它开始被政治、历史等“外物”所左右。这样的变化其实背后隐藏着农民个体意识的变化，因为在万仁义领导期间，乡村是宽容和温和的，麻庄农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能动性，尽管这种个性和自主可能还处于蒙昧的状态。新政权成立之后，它首先要熄灭的就是农民的自主和个性，在全民动员、政治挂帅的口号之下，农民被纳入到集体组织中，个人自主性被完全驱除。麻庄人不再寻求自主性，麻庄也被历史强行拽走，大跃进、饥荒、“文革”先后进入麻庄，麻庄人已经不能自我支配，传统社会中诞生的伦理观念和民俗习惯开始被破坏。这一过程隐含着传统乡土社会逐渐沦亡的命运进程，也可以说传统乡土社会的沦亡就是农民个性的沦亡和被改造过程。

最后，麻庄近百年历史进程的变迁本质上是文化领导权的更替。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曾指出文化领导权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中的重要性，他号召革命中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夺取文化领导权。麻庄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士绅文化领导权的更替历史。在前半部分历史叙事中，万仁义代表的乡绅文化是主导乡村历史的，无人能够撼动这种文化的地位，它能够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实现一体化的超稳定控制，同时万仁义将这种文化化为生命信仰，并贯彻到吃穿住用行中，形成超然淡泊的生活态度，同时积极向外拓展，他支持民团、支持抗战，甚至当革命政权要没收他的财产的时候他都能泰然处之。等陆小虎翻身成为农会主席之后，革命政权与士绅权威的对立性已经非常突出，士绅权威暂时的被革命权威所淹没，万仁义所代表的乡村士绅文化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但是革命政权始终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陆小虎将万仁义贴上“大地主”标签进行批斗，却没有效果；陆小虎教大家唱革命、生产曲子，却没有人听，麻庄人仍然哼着祖传下来的那些小曲，可见文化领导权争夺的艰难。因为万仁义的士绅权威根植于传统的民间伦理道德，能够获得一般民众的情感支持，能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在抗拒革命文化，所以万仁义并不是那么容易所打倒的，仍然能以某种方式发挥他的影响力，带领群众们抵制灾荒，打井抗旱，甚至在批斗中受到群众的保护，让陆小虎也做出让步。这种文化最终的解体是万仁义去世之后，商业文化开始逐渐崛起。从麻庄的橡胶厂建设开始就已经隐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最后以老树的视角讲述了麻庄的“乡亲们不再一辈子看守麻庄了，都开始纷纷往外走了。尤其是年轻人考上大学便不再回到这个小山村了，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就到北京、上海、广东去打工。他们背起行囊，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的犹豫”。*叶炜：《福地》，第556页，青岛出版社，2015。商业文化的侵袭最终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人们背弃传统的意识和道德，信奉利益与金钱，至此由万仁义所代表代表的传统文化观念和领导权消弭殆尽，麻庄很快进入了更为浮躁的时代环境。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叶炜展现和建构的是麻庄的历史，麻庄是乡土中国的典型代表，在漫长的历史中乡土是没有声音的，其表达权、话语权、解释权都被剥夺了，其处于行动没有记录，表达没有倾听的尴尬位置，陷入无声和隐形的境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精英和政治群体的干预，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将乡村和农民阶级变为从属，将底层的威胁减至最小，所以不断的压抑万仁义这样的行动者的主体性，他领导乡村抗战、抗匪的历史都被遗忘了，他在饥荒年代里的“抗灾发明”权很快被政治权威者剥夺，同时乡土历史的循环也证明了万仁义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一场徒劳，他从开始的地方结束，最终走回了原点，领导乡村的丰功伟绩没有被记录，也没有被确认。耶鲁大学的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任何历史都是存在着双重的文本，一个是历史“公开的文本”，这是由支配者与从属者互动书写的，采取伪装、监视、程式化和仪式化等策略所公开建构的，具有某种的心照不宣的表演性。另外一种是底层和被支配者自身的“隐藏的文本”，其发生在权力舞台的背后，并不采取公开反抗的形式，“隐藏的文本”其实记录的是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拥有自己的话语形态。从这个意义上，叶炜便是在开掘这个“隐藏的文本”所包含的诸多内在因素，分析底层或者乡土的“文本”是如何被逐渐“隐藏”的，试图寻找属于被历史所淘洗过滤的东西。这种努力其实从8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创作中早已见诸，比如在陈忠实、韩少功、莫言、贾平凹、张炜等人的乡土叙事中都有这种努力，但是这些努力中从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大都围绕着“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的纠缠关系，创作主体的民间理性和非理性倾向都非常强烈，这种双向的分叉导致叙事背离了乡土和民间文化的原始坐标，虽然呈现给人们一种新的民间形态的历史，但是这样的创作离“隐藏的文本”到底有多远很难说。叶炜的这种纵向的历史中只专注于“隐藏的文本”的出土整理，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了“公开的文本”他是不关心的，这样便保证了“隐藏的文本”的自主性和真实性，并呈现了自己的价值。

三、自主性乡土叙事的意义、不足及展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叶炜在《福地》中对麻庄的历史作为了较为充实和深刻的建构，这种叙事中既有宽广的视野，还有一定的深度。叶炜的乡土叙事实现了叙事模式的有效创新，他注意淡化政治与欲望批判色彩，注重乡村生活本真性，发掘乡土生活中包含的强力韧性。同时还通过纵向的对比书写揭示乡村文化蕴含的循环时间观，分析农民个性沦亡、乡村文化主导权变更等本质问题，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乡土生活的深切关注，也表现出了属于叶炜乡土叙事的自主性建构的追求与特征，结合叶炜的乡土三部曲，我们可以将这种特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乡土叙事模式上的自主性建构。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可以大致分为文化批判形态、政治功利形态、文明怀旧形态、乡村代言形态，*贺仲明：《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进入9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中，这几种模式仍然是重要的主导类型，我们可以从阎连科的乡土启蒙、刘庆邦的浪漫礼赞、贾平凹的症候解读、莫言的自觉代言等创作中得到印证。在解读叶炜作品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地发现，叶炜不附和既有主流乡土叙事的模式，只专注于自我的专心营造。他拒绝启蒙、批判、回忆、怀念等元素对乡村的干扰，而是试图建构一种更纯粹、更自主的乡土叙事。在此立场上，他努力去建构一种独立的乡村叙事方式。典型如《福地》。作品的“大叙事”与“小叙事”相互勾连，有的写乡村内部，有的写乡村外部，并共同放置于历史层面加以审视，形成了多维关怀和立体还原的效果。这当中，作品使用的叙事者“老树”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老树本身是历史的亲历者，是乡土文化的精魂，它拥有穿越过去未来的便利视角和功能，它能够对麻庄的任何事件展开评判，它的姿态是谦和的、悠远的和慈悲的，充满着古意和怀旧气息，或对历史怀念，或对生命感慨，或对乡民行为悲愤，或为社会变化欣喜，都能赋予事件以历史感和乡土性，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一种乡土的原初气息和亘古之情。

其次，对乡土审视姿态上的自主性。叶炜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的作家从乡村走出，就很难回到那个原初的故乡，他们在审视故乡的时候，总会天然的带上某种知识分子和“归来者”的视角。但是在叶炜的笔下很少能够看到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姿态，他对乡村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之心，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姿态，不让乡土承载过多的思想，生怕破坏乡土的完整性和原初性，他对乡土人物的塑造中既看到了人物的道德上的善，也注意表现他们身上的恶，以人性的丰富来表现对农民、乡村的敬重。当下我们的乡村叙事中，从官员腐败欺诈的批判到女性进城的道德沉沦，再到城市化背景下乡土的衰亡、诗性的没落等都能够随处可见，激烈的冲突、作家的悲愤溢于言表，这些表现了作家们强烈的现实干预姿态。叶炜的乡土叙事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近距离的平视姿态，既不卑微，也不崇拜，他对历史的林林总总很少发声，对乡村日常中人性的泯灭静坐远观，对不安其室的痴男怨女不作评价，甚至在当下最为敏感的“征地”“拆迁”和“把农民赶上楼”等事件描写中，他都能够客观视之。在他笔下，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并没有对立起来，在《富矿》中，塌陷的麻庄成为风景区，《后土》中，麻庄盖起了小康楼。叶炜都没有刻意鞭挞，他既看到可能存在的矛盾因素，同时更注意发掘乡土未来发展中可能存在的美好，因此表现为一种超然和辩证的态度。

第三，在乡土文化审视与重建上的自主性。当下一些乡土文学创作对待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哀悼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批判乡土文化的弊病，用现代文化改造乡土文化等随处可见。这些叙事固然能够揭示乡村的动态变化，但也能够明显发现作家们建设意识少，批判意识多。叶炜不一样。他没有去简单地对乡土文化进行批判，而是放弃争论，努力去建构乡土文化、还原乡土文化。叶炜对麻庄乃至鲁西南民俗文化的描述是执著的，在《福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为了讲述一个完整的民俗场景，甚至不惜中断宏观客观历史的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叶炜对乡土文化的尊重，他作品中，乡土性是高于历史性的。叶炜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建构也颇为自觉。由于他关注的是本体的民俗，而不是民俗的启蒙或者社会学功用，因此，他笔下的乡村民俗，客观丰富，形态各异，具有浮世绘般的效果。

最后，在乡土精神立场上的自主性。评价一部乡土作品是否有价值、能否获得乡土性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其对乡土精神的表现程度上，具体就是对乡土的热爱和关注程度、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核心观念的理解与认同程度、对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的揭示和展示等，这些归结到一点便是能否站在乡村人的立场上进行思考，能否在精神和形式层面上都体现农民文化的特点。叶炜的乡土叙事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作品总是能够真正从乡村人的角度展开思考。比如他的作品写到很多乡村神秘现象，都是让它们自主地呈现，毫无贬斥色彩，无论是《后土》中的故人托梦、风水迷信，还是《福地》中祖坟征兆、算命预言等，都是乡村人最本质的思维，也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种乡村的神秘本身就是农民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对待农民的伦理道德准则，比如他们对家园的守望精神，对自然欲望的肯定，对恩怨纠纷的道德处理，对政治斗争的淡漠，叶炜也都是尽可能客观展现，从而真实呈现出乡村深层的文化形态。因为叶炜了解农民，能用乡村的思维和立场来理解和看待乡土，能够将自己的这种思考方式熔铸到人物身上，充实到叙事者视角中，表现出来的感觉和韵味便离真正的乡土人物、现实自然就很近了。

当然，并不是说叶炜的这部作品就不存在缺陷。事实上，作品也存在某些瑕疵，对作品整体价值有一定影响。首先是小说前后部分对历史塑造的不对称，呈现为言说的历史与表现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作品前半部分对历史的处理是传奇式的，乡土生活中见到了通晓古今的青皮道长、身怀天机的瞎子、打家劫舍的万喜，这些奇异色彩的故事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模糊性和虚幻感。但在后半部分的行文中，小说又回归到麻庄的现实生活中，这些生活和当代史非常贴近，土改、饥荒、“文革”不断地侵袭着麻庄人，历史的严肃性开始凸显，作者更多的是使用充满现实感的笔法进行处理和表现，前半部分是言说的历史，呈现虚幻性，后面则是表现真实的历史，它们当然加强了乡村叙述的丰富性，但也影响了风格的统一性。其次是历史真相和数据的运用造成的棱角感。《福地》旨在通过麻庄这个视点往前回溯，通过麻庄来切入到历史的纵深处。但历史是一种深度的存在，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今天如何摆正它的位置，如何在场景中给它新的命名，是对创作者的巨大考验。叶炜是有着非常丰富当代乡土经验累积的，他建构故事场景并不会存在障碍，但是一旦放到历史中，麻庄很容易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也许是为了克服这种潜在的缺陷，叶炜在叙事中使用了非常多的数据，比如在丁丑卷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论证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等，这折射了叶炜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历史只有被亲历者所经历、所遭遇、所化解才能够成为真实，否则只是进入文本而不被消化，很容易带来棱角之感。最后，在文本内部风格上还有缝隙。全文有两个叙事者，一个是老树，它的叙事语调充满着诗意、留恋，这样让麻庄获得了一个厚重的视角，对乡土变迁做一种情感上的归纳，老树在文中不仅仅是一个意象和叙事者，其实它身上折射的还是乡土灵魂与精神，老树的这种视角既能够容纳乡村，能够穿透历史与生活，还沉淀了麻庄的历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个全知视角则是一味讲故事，没有与老树的这种缓节奏叙事形成一定的照应，从处理上看，可能也是因为百年的历史显然容量太大，因此叙事显得过于匆忙，略显浮泛，这样一个轻一个缓，在风格上还有差异。

叶炜在乡土创作中已经扎下了厚实的根基，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别是他已经部分感触到了乡土文化的新变，但是还稍显朦胧、模糊，这可能和乡土文化本身的缓慢更替与外显不足有关。布迪厄在《文化再生产理论》曾指出，文化最大的特征是自我创造性，能够实现自我生产与自我创造。就乡土文化而言，即使在原有的乡村文化生态及组织被破坏之后仍然有实现自我更新的可能，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往往看到乡土文化的消亡和逐渐退场，其实这都是表象的存在，市场、政府和传统原生力量会影响乡村文化的走向，但乡土文化对异己力量也会有一个本能的拒斥，其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在与外来文化博弈中乡土文化也会获得新的生长点，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新的生长，这个过程不是以简单“复制”的方式出现的，其间必然会有一些新的文化事象被重构，一些潜在的因子也会被激活，不断转换为新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我们看到《后土》中小龙河改造成为旅游项目以及土地庙的搬迁，《富矿》中塌陷区的综合开发，都隐含着乡土文化再生产的可能。叶炜可以继续关注这种可能，寻找并揭示乡土文化新的变革和形态，形成新的创作萌生点。

总的来看，叶炜的乡土自主性建构，显示了自己独特的、具有深刻潜质的品质，带来别具一格的效果。当下的很多乡土叙事在表现中陷入到了意义的泥淖中，作家们书写的乡村总是与真实的乡村世界相隔膜。这也许是因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我们传统的阐释已经失效，新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有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还在转型和期待当中。叶炜以自己的方式，游走于故乡鲁南苏北，将感觉和触角深入到乡村的角角落落，将历史民俗收入眼底，在时代变迁中展现乡土的林林总总，让我们全方位地感觉到了乡土中国那种凝滞的生活，混沌的信仰以及坚韧的品格，从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乡土世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叶炜不光有意识地往后看，还在积极地往前看，乡土的未来虽然是暧昧不明的，但叶炜看到了乡土焕发新的生机的可能，他看待乡村并不是站在一时文化衰亡的角度，而是站在文明的长河中审视。旧的乡土文明在淹没，但是新的乡土文明形态也在孕育，在审视乡土的过去并凝视乡土的未来中，我们看到了叶炜对乡土真诚而由衷的热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项目编号：16AZW0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宁)

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文祥，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