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下斯蒂芬·茨威格小说思维模式的深层解读
——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森林上空的那颗星》为例

刘　潇

女性视角下斯蒂芬·茨威格小说思维模式的深层解读
——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森林上空的那颗星》为例

刘潇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以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许多闻名于世、为大家所喜爱的女性形象。本文从女性视角出发，对茨威格的两部同类题材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森林上空的那颗星》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他的创作其实暗含了男性至上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一、对作家和作品的梳理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他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茨威格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很深，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十分推崇，因此他的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刻画十分深刻细致，有“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之称。他以描写女性形象见长，善于洞察和表现女性的内心活动，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通过他的笔表达了她们的情感追求、生活的执着和内心的丰富和痛苦，说出了她们灵魂深处无法言说的秘密。茨威格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直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文中的女主人公面对作家R对自己的遗忘和漠然，仍满腔激情不计回报地付出挚深的爱情，她执迷的爱情追求和狂热的内心世界，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读者将此形象看作茨威格笔下最富有想象的激情形象，把它作为茨威格女性主义思想的形象体现。但通过比较茨威格的另一部同类题材（都是讲述一见钟情的无望暗恋）小说《森林上空的那颗星》。（《森林上空的那颗星》是茨威格1904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集《艾丽卡·埃瓦尔特之恋》中的一篇，讲述一位地位卑微的饭店侍者对美丽高贵的异国伯爵夫人一见钟情，但悬殊的社会地位却使他不敢表白，备受心灵煎熬。）这种单一的读解并不足以深刻地揭示掩盖在形式外层下的更为深远的内含。透过作家对女性的理解和爱怜，我们不难发现隐藏于文本中的男性中心社会模式下男女关系的不平等，男性话语权力仍处于支配地位，女性仍然依附在男性权力话语为其编织的囚笼之中。本文试图对比这两部作品并进行剖析，从而揭示此种以男性至上原则为中心的认识模式、思维模式对茨威格文学作品的影响。

二、作品中的性别观念

这两部同类题材小说的不同叙事安排其实隐含了作家潜意识中的男女社会地位不同的观念。两性是人类社会一个简单但却存在永恒矛盾的生存问题，人存在于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首先被关注的就是性别，性别的认定会直接把个体强制性地嵌入社会权力组织中的一个特定群落，无论是劳动分工、角色定性、行为规范、气质塑造等都会被冠以性别的标签。纵观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女性缺席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初期，男人和女人处于平等的社会中如昙花一现，但随着母权制被推翻，私有制的产生，男权社会的确立，女性作为历史的他者，被逐出以男性权利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之外。

在《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生活在单恋世界中的女主人公被漠视、被遗忘、只是作为多情作家R无数艳遇猎物之一而存在，从表象上看是茨威格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与感怀，但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下女性道德的一种塑造和规范。陌生女人自幼过着简单、贫寒的生活。13岁时遇到了邻居作家R，她耗尽一生、坚定不移地来爱他。为他献出少女的贞操，抛弃家庭财产，独自忍受产下私生子时世俗眼光的蔑视，甚至为了让他的孩子过高雅的生活而沦落为卖淫女，而这个男人却从来不知道甚至不问她的名字，即使在与她有过令人销魂的三个夜晚之后仍然想不起她的模样。她仍然每年在他生日时送白玫瑰花，甚至忍受他的放荡滥情和玩乐。

陌生女人的情感走向是茨威格完全按照男性的心理期待来展开想象的，是根据男权社会抑或说男性对女性的要求而制作出的女性意识和道德规范枷锁。陌生女人符合男权社会下女性对男性应该是“倾慕、爱慕、尊敬、敬畏、忠贞、忠诚、依恋”的情感要求。茨威格笔下的陌生女人是和安静、温驯、呼之即来、富有母性等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她膜拜男性生命里的一切，是男性近乎可以无视的谦卑的情感仆人。而当男性不需要她们时，必须挥之即去，且把离开的理由归咎于女性。陌生女人的悲惨命运被作者归结为她的单相思，是无条件且心甘情愿地付出感情乃至所有，而不是在男性诉求下做出的选择。

而在《森林上空的那颗星》中，侍者法郎索瓦所迷恋的伯爵夫人是以男性社会中“圣女”的形象出现的。她美丽高贵、自信优雅、光彩照人，这里的，只是她生命的反光”。于是他对她的暗恋与痴迷虽然是没有希望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内心汹涌澎湃，饱受折磨，但是在表面上他仍要维持他作为男人的可怜的自尊。而当他无法实现心愿时，他并不是对现实妥协，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任凭感情的捉弄、摆布，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沦为现实与情感的奴仆，而是选择了勇敢的殉情。这正符合男权社会中对男性的角色期待——在情感世界里依然要做强者，就算得不到，也要壮烈地死去。

三、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形象构成

（一）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视角在作品中的体现

茨威格所塑造的这一类女性形象对已经形成并将长期存在的男权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无论作者如何给予她们赞美和讴歌，心理上同情她的遭遇，但现实是她的地位始终不变——被观赏、不被重视、没有主动性，配等待同情与救赎。在对这种“女奴”似的人物的述说中，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再次得到了极端、切实且综合的体现。以“爱”为名义，奴性反得到看似感人肺腑的赞美女性没有获得平等的爱的权力，丧失了性别价值和女性的自我意义，处在性别利益的缺失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女人虽然为了弥补感情上的缺失，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幸福，原本应是灵肉结合的爱与性之间分崩离析，两者都变为祭祀或者说是救赎性质的行为。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爱情信仰不过是已经被异化和扭曲的人的自我安慰，以便在被现实社会剥夺得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还能依靠精神力量给自己以感动，缔造一个虚构的神龛，使这种为爱而牺牲的行为上升到类似宗教的高度，以安放自己所有关于爱的幻想和信仰。

女人常把失去当作得到，把失去自我当作得到自由来看待，这是为什么呢？心一点点地失去，直到最后的高贵被埋在了土里，还要如此虔诚，虔诚的教徒奉献与牺牲，却失去了自我，也许只有自我精神的慰藉才能获得他们在神性下、在现实中存在的理由。视爱情为信仰的女人，是必须通过这一过程，才能有自身的存在理由吧。《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对爱的偶像虚无缥缈的崇拜，通过她自己单方面的牺牲、奉献，达到精神虚拟的满足和解脱。这类女性形象在当时社会无疑是被广大读者作为理想对象接受的，无意中，女性生存状态在现实中被男性话语重新定义，不知不觉加强男性话语的权力地位，女性的尊严和价值一次次受到威胁。

（二）时代、社会赋予作品灵魂

作家的创作心态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解读茨威格创作的女性形象时，会发现作家不自觉地将男性本位与主导权思想带入文本中，女性的主体地位被忽视，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塑造和建构，被降格为男性的客体、附庸而存在，女性自身的主体利益被否定，充当着父权社会为她们规定的女奴角色。19世纪后半期是茨威格的青少年时期，那时主宰西方社会的伦理规范基本上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思想。交织着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妇女获得了一些有限的权利，但长久形成的妇女的道德枷锁仍不得改变。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生活的社会历史时期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使然，我们无需过多指责，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主体生存价值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刘潇（1980—），女，汉族，河南安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安阳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传媒。

安阳工学院 45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