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
——基于政治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王永军 吴志明



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
——基于政治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王永军 吴志明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家庭政治资本对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Probit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分析结果显示：政治资本对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有正向影响，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没有显著性影响；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分类后分析发现：政治资本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不会因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私人转移支付 社会资本 政治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它可以缓解地区和家庭贫困提高家庭收入。*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2期。关于已有文献将社会资本定位为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的)通过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与社会网络，以及在这关系网络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Brisson，Daniel S.，Charles L. Usher. Bonding Social Capital in Low-Income Neighborhoods，Family Relations，2005， 644-653.其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资本对社区、家庭层面的影响上。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发挥了公共品的作用，社区社会资本能给社区和社区中的个人带来利益而且参加社区的人也期望从中获得收益。*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2期。Narayan and Pritchett (1999)认为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人们的福利。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尤其明显。*周生春、汪杰贵：《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总之，我们认为影响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的因素，不仅包括家庭特征变量，还应包括社会资本中的政治资本，家庭间的相互馈赠这种私人转移支付在中国当前社会中重视“社会网络”“关系”“人情”的环境下，可能会受到政治资本的影响。

本文主要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概率的影响，同时本文还根据自报形式的家庭经济状况把家庭分组为贫困家庭、普通家庭、富裕家庭，分别检验社会资本对不同经济状况家庭接收私人转移支付的差异性。

一、变量与模型

(一)解释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社会资本存在领域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导致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差异性，但都包含了信任、认同。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度量的争议颇多，且作为一种隐含的资本，较难用明确的显性指标直接进行度量。Anirudh(1999)在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一文中关于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包含家庭所在社区的特征、家庭本身的特征、家庭的家谱图、家庭的结构社会资本、家庭的认知社会资本五个方面，各个方面下分别涉及具体的调查问题。例如：家庭的结构社会资本涉及如下问题：是否参加正式的组织或非正式的组织，参加组织的密度、社交网络等。刘国亮(2006)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社会参与程度和信任程度等4个变量来测量家庭社会资本。沈茂英(2011)在研究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农户增收的问题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且，只有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定的。Daniel(2012)在分析社会资本与低收入家庭的关系的时候用家庭特征变量(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周围社区的密度等)来测量社会资本。王江荣(2012)在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跟踪数据分析，中国成年居民社会资本相关因素与健康自评的关系时，关于社会资本的自变量为“组织参与”为是否参与了党团、政府及民间各类组织，为“有参与”和“无参与”的二分类变量；“人际交往”为与邻居、亲友交往的综合得分。本文所涉及的家庭层面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认同的社会关系来促进家庭获得财富、机会、信息等继而提高家庭收入或缓解家庭贫困。所谓的社会关系包含是否在社区、政府担任职位，是否参与某些社会组织等等，这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又可以称为政治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包含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家庭政治资本、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参与程度和信任程度等。文中所涉及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家庭中的政治资本。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是家庭间的私人转移支付，家庭中所有人一年中获得财物的加总，不包含家庭单位内部同代、代际间的财物转移。本文中家庭是以被调查者的父母、祖父母、子女、重子女(如果子女、重子女已出嫁则去除)为一个家庭单位，不管他们是同住还是不同住。将解释变量分为家庭特征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来分析对家庭间转移支付的影响。具体解释变量见表1。

表1 自变量解释表

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中拥有机动车辆”变量中的机动车辆包含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家庭是否从事非农业生产”变量中的非农业是指农林牧渔加工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信息传输业等。社会资本变量中“家庭成员中有无参加组织”变量中的组织是指中国共产党、区县人大、区县政协、工会、私营企业主协会等。“家庭是否有成员从事政府职务、企业管理”变量中的政府职务、企业管理是指村干部、公务员、行政管理员、厂长等。

(二)模型选择

关于社会资本模型，刘国亮(2006)运用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收入关系。*刘国亮、武美闯：《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收入关系的实证检验》，《洛阳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Daniel S.Brisson(2012)分析社会资本在低收入社区的影响时，运用了稳健的最小二乘估计。鉴于以前的研究，本文针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二元哑变量运用Probit模型(见1式)，对于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运用线性模型(见2式)，具体模型如下：

P(Yi=1)=Φ(α+β1fpi+β2enci+β3nagri+β4aedui+β5hwi+β6hmi+β7foci+β8pcoi

+β9pgmi+β10napi+φi)

(1)

上面(1)式中的下标i表示第i个家庭。方程中P(Yi=1)表示第i个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右边的解释变量见表1。

lnreti=α+β1fpi+β2enci+β3nagri+β4aedui+β5hwi+β6hmi+β7foci+β8pcoi+β9pgmi

+β10napi+φi

(2)

上面(2)式中的下标i表示第i个家庭。方程中lnreti表示第i个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多少的对数。右边的解释变量见表1。

二、描述性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是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该数据集是对北京、上海、广东三省的农村人口进行的详细调查。

表2 样本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的分类，有些文章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困线为基准，通过计算家庭年收入来划分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具有明显的对比性，表2中贫困家庭、普通家庭、富裕家庭的分类是根据家庭特征变量enc(家庭经济状况)来分类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根据户主自己对家庭的主观判断，即从1(很穷)——7(很富)7类中选择的。选择1、2的我们分类为贫困家庭，选择3、4、5的分类为普通家庭，选择6、7的分类为富裕家庭。这样分类在分析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间转移支付的影响时可以增加对比效果。

表2用样本中的1 710个家庭数据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除了整体的描述性统计外，我们还将贫困、普通、富裕家庭的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通过比较这四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在家庭特征中，贫困家庭中的农业家庭所占比例要比普通、富裕家庭中的农业家庭高。富裕家庭平均人均受教育程度要比贫困、普通家庭平均人均受教育程度高，普通家庭要比贫困家庭的平均人均受教育程度高。家庭中工作总人数变量中，普通家庭的平均工作人数要比富裕家庭、贫困家庭的人数高，富裕家庭中平均工作的人数最少。富裕家庭平均拥有机动车辆的比例要比普通家庭、贫困家庭平均拥有机动车的比例高，普通家庭比贫困家庭的高。富裕家庭、普通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例要比贫困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例高，富裕家庭比普通家庭的比例高。(2)在政治资本中，富裕家庭、普通家庭参与社会组织，家庭从事政府、企业管理，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例要比贫困家庭参与社会组织，家庭从事政府企业管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例高，富裕家庭比普通家庭的比例高。下面分析部分解释变量对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消费、家庭年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描述性分析。

从表3样本解释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1)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为非农业家庭平均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要比农业家庭平均接受到的私人转移支付多出64.32%。家庭平均年收入、家庭平均年消费中非农业家庭也比农业家庭要高。家庭中有机动车的平均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要比家庭中没有机动车的平均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要多78.58%，家庭平均年收入、家庭平均年消费有机动车的要比无机动车的高；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要比家庭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平均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高一倍。(2)在家庭社会资本中，家庭中有成员参加组织的比家庭中无成员参加组织的平均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要多，但仅为15.07%；家庭有成员从事政府、企业管理要比家庭中无成员从事政府、企业管理比例的平均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高出40.29%。家庭中有成员参加组织的，家庭有成员从事政府、企业管理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平均家庭年消费平均要比家庭无成员参加组织，家庭中无成员从事政府、企业管理的要高。

表3 样本解释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以上仅是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出的结果，具体的家庭特征、政治资本对家庭间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概率、数量的影响，还需要通过下面的实证分析得出结果，并进行检验。

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间转移支付的实证分析

(一)家庭间社会资本对是否发生转移支付的分析

我们将样本家庭根据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生成二维离散型变量tret，即当家庭发生私人转移支付时tret=1，否则tret=0。在1 710个样本中，接受私人转移支付的为894个，占到总样本的52.28%。接下来我们通过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在模型回归前，通过似然比检验得到的P值为0.195，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所以我们可以根据Probit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是否为农业家庭的系数为正号，对是否发生私人转移支付在P值1%的水平有显著影响。这也就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人越有可能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家庭是否为农业家庭变量对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达0.3，农业家庭更容易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这与家庭所在的社区网络社会资本有关系，农业家庭所在的社区要比非农业家庭所在的社区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大。而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对于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在P值10%的水平上显著，家庭人数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的社会资本。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是否从事非农业生产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并不能增加私人转移支付发生的概率。家庭工作的总人数、家庭中有无机动车对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在P值5%水平上显著。工作所带来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家庭中拥有机动车辆要比家庭中无机动车辆的发生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要高，因为只有拥有机动车的家庭才有机会将机动车借于其他家庭，其他家庭会以其它方式回报拥有机动车的家庭，从而拥有机动车的家庭会拥有更高概率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对于私人转移支付动机的研究者认为，私人转移支付动机有利他动机、自利动机和交换动机。这从私人转移支付的动机来看属于交换动机。

社会资本中政治资本对是否发生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中，家庭中成员是否参加组织对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并没有因为参加社会政治组织而提高接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家庭中有成员参与政府、企业管理变量在P值5%水平上显著，即政治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政治资本属于稀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政治资本获取、换取财物，得到他人的帮助等。另外我们在去掉不显著变量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后重新回归分析，发现结果类似。家庭中有无成员参与政府、企业管理变量对是否发生私人转移支付在1%水平上显著。

(二)家庭间社会资本对家庭间转移支付数量的分析

从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是否为非农业家庭、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系数为正，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家庭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越多。家庭是否为农业家庭的系数为负，达到0.4，即非农业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比农业家庭要多，尽管农业家庭发生接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比非农业家庭发生接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大。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非农业家庭，农业家庭相对比较贫困。尽管有较高概率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但是农业家庭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有限。家庭人口总数、家庭中工作的总人数变量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不显著。家庭中有无机动车变量在P值5%水平上显著，即家庭中有机动车量的家庭有较高的概率接收到更多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比无机动车量的家庭。家庭是否从事非农业生产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相对于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倾向于得到更多财物。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家庭为了维持非农业生产上的社会人际关系需要更多的社会活动，而这种社会活动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要远比仅从事农业家庭的高。在社会资本中，家庭中成员参加组织与家庭中无成员参加组织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上显示结果无差异，这可能与现实中某些组织形同虚设有关，尽管组织存在，但是组织内部没有形成共同的信任、认识，不能进行合作互利。家庭中有成员参与政府、企业管理变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接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但在影响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上却并非如此。在去掉不显著变量家庭中总人数、家庭中工作总人数、家庭中是否有人参加组织变量后重新回归，得到的结果相似。

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变量对影响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多少与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是不同的。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经济状况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都有显著地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家庭有更高的概率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也更多。家庭中总人数、家庭中工作的总人数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有显著影响。家庭中总人数、工作总人数越多，社会网络关系越大，增加了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家庭中总人数、工作总人数越多，并不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尽管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大，但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有限。家庭是否为非农业家庭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是正向效应，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是负向效应。这可能与家庭所在的社区网络资本有关系，农村的社区网络资本相比城市的社区网络资本联系紧密，社区网络资本联系紧密增加了家庭接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由于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差，所以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是负向影响。人均受教育程度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随着私人转移支付接受者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私人转移支付捐赠者给予接受者时为了能与接受者的地位相符合，潜在的增加了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家庭是否从事非农业生产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没有显著影响，对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家庭为了维持非农业生产上所需的社会人际关系需要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而这种社会活动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要远比仅从事农业家庭的高，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家庭会接收到更多的私人转移支付。

社会资本变量中，家庭中有成员参加政府、企业管理可以看作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本。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社会资本中的政治资本对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结果发现，政治资本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私人转移支付中交换动机所引起的。拥有政治资本的家庭可以将政治资本作为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交换的条件，没有政治资本的家庭会寻求这种资本的帮助，并以自身家庭所拥有财物作为交换，这样增加了拥有政治资本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尽管政治资本是稀缺的，但是政治资本是可用价值来衡量的，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的捐赠者会比较成本与收益的配比，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转移支付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政治资本不会增加家庭间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

接下来我们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分类对贫困、普通、富裕家庭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观察解释变量对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状况家庭之间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贫困者的回归处理结果显示，贫困家庭的60个样本不再满足异方差条件。但在此我们仍然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作为分析结果。检验贫困家庭整个方程的F统计量P值为0.921，对贫困家庭的线性回归不再是高度显著的，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结果仍然相似。而对普通家庭、富裕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方程在P值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对不同家庭的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特征变量对贫困家庭接收到的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没有显著地影响关系，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差。

从对普通家庭回归的结果来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是否为农业家庭在1%的水平上依然显著，系数略有变化。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变为在P值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由0.125降为0.098。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影响越大。家庭有无机动车也变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是否从事非农业生产在5%的水平上不再显著。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对于富裕家庭，家庭特征变量中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中是否拥有机动车辆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影响也不再显著。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对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影响变成在P值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由0.125变为0.156，解释程度略有提高。家庭中有无机动车在5%水平上不再显著。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变量在5%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且系数由0.285提高到0.563。我们可以理解为富裕家庭因为从事非农业生产，从而有更高的概率接收到更多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家庭特征变量对贫困家庭、普通家庭、富裕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是不同的。这主要是由家庭不同的经济状况引起的。另外，从社会资本变量来看，政治资本对贫困家庭、普通家庭、富裕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影响没有差异性，政治资本不再是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多少的关键因素。

表4 不同家庭私人转移支付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内生变量的检验

计算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与家庭经济状况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53，为此需要检验模型中家庭经济状况变量的内生性。由于家庭中工作人数和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参与组织变量在模型分析结果中不显著，并且家庭中工作人数、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参与组织变量对家庭经济状况有很好的解释力，在P值为1%水平上显著。在此将家庭中工作人数(hw)和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参与组织(pco)变量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enc)的工具变量，产生递归联立方程(见下面3式)。对变量进行怀特检验显示P值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同方差的假设。

在对被解释变量lnret进行BP检验发现其在P值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同方差，所以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WH检验)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DWH检验的P值为0.6，故可以认为enc为外生解释变量。通过广义矩估计(GMM)回归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P值为0.758，认为所有的变量为外生变量。

(3)

五、结论

本文首次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中政治资本对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概率、数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中政治资本对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变量对影响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的多少与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是不同的。政治资本中，家庭是否有成员从事政府、企业管理仅对家庭是否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没有影响。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中是否参与组织对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数量均无影响。政治资本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会增加家庭间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

(2)从家庭经济状况分类来看，家庭特征变量对贫困家庭、富裕家庭的影响是不同的。政治资本中家庭有无成员参与组织，家庭有无成员从事政府、企业管理变量对贫困家庭、普通家庭、富裕家庭接受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均无影响。政治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虽然对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没有影响，但是政治资本对整个社会的贫困状况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产生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应将政治资本纳入分配决策。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文献把私人转移支付划归为社会资本，即用家庭接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衡量家庭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关系，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区分社会资本和私人转移支付的关系，我们从政治资本视角切入，定量考察政治资本对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政治资本对家庭消费、贫困等经济福利有何影响则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主题。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耿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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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330(2016)03-0139-08

王永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生(山东济南 250100)；吴志明，中国国家审计署驻济南办事处(山东济南 25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