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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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栒

“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直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对它的关注与研究从未停息，成果迭出。研究需要依托作品，作为绘画收藏的重要机构，广东省博物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窗口之利，自20世纪50年代末建馆以来，在书画鉴定家苏庚春等专家的努力下，至今累计收藏中国宋元以来书画作品八千余件，成为中国内地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大馆。2015年适逢新馆建馆五周年、建馆46年，广东省博物馆特别举办“千年风雅—馆藏宋元以来绘画精品展”，首次集中展示馆藏宋元以来直至近现代之绘画精品69件（套）。展览从绘画史的角度出发，选取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流派，具有一定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绘画精品，以体现中国绘画艺术的不同风貌与多样特点。藏品的收藏、展示同样需要研究来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三者相辅相成。为了配合展览的成功举办，推动中国绘画与艺术研究，广东省博物馆出版了《千年风雅—馆藏宋元以来绘画精品集》（广东省博物馆编《千年风雅—馆藏宋元以来绘画精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并借此次展览契机，以馆藏绘画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传承”与“变革”这个绘画艺术研究的主旋律为题，筹备“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讨会”，会前共收到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博物馆、文物鉴定和美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论文18篇。

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讨会”采取评议方式，共设五场，每场由三名代表演讲，并邀请余辉、梁江、朱万章、于洋四位专家和学者分别担任每一场的主持兼评议人。会议由广东省博物馆魏峻馆长致辞，致辞中指出了本次会议对绘画艺术研究的深入、对广东省博物馆学术平台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会上，学者们结合展品，针对我国宋元以来的绘画史及艺术演变的相关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议题更多地以问题的形式切入，涉及到画理画意、画家画作、流派题材等个案的梳理、分析与考证，有新案新解，也有旧案新断，其中不乏高屋建瓴的概述，也有具体问题的探讨与剖析，为中国绘画的“变革与发展”研究灌注新的血液，现将根据切入的研究主题类型及时间顺序对论文综述如下：“对于古代美术中的罗汉形象的研究，中央美术学院薄松年教授近年来一直着手于该课题的资料收集，此次提交的论文《古代美术中的罗汉形象》可谓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文章通过对魏晋开始至明清时期的壁画、雕塑、卷轴画以及史料记载，结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罗汉形象的发展及演变做了深入的探讨。他特别提到禅宗的流行产生的对罗汉的信仰和崇拜，使罗汉梵相出现了民族化、世俗化的‘世态之相’的转变。随着数量增多，形象日益丰富，罗汉逐渐在佛教艺术中独立成类。明清时期，变形人物画的出现，使罗汉形象也产生夸张变形的独特审美情趣。文章精炼地概括了罗汉在古代美术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对古代人物画创作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梁江先生则在其《中国美术鉴藏史稿》（文物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一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宫廷秘藏的主题研究，补充梳理出《宋元明清宫廷秘藏述略》一文。他凭借丰富的史料、著录、画论等典籍，旁征博引，以数据为凭，概述了宋元明清宫廷书画收藏之大略。从北宋秘阁的殷实富足，转而南宋内府的大不如前，再到元代庋藏的略有可观，继而明朝库藏的可觇大概，直至清宫庋藏的堪称丰赡，得见宫廷秘藏不仅仅与历代帝皇兴趣、收藏管理息息相关，同时也与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讨会”现场

“人之合于画，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张怀后序，载韩拙《山水纯全集》），这是宋画鲜明的写实特征的有力实证，这种写实，更多地被认为与宋代理学“格物致知”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此次研讨会中，陈滢的《中国传统写实绘画的经典—宋代院体花鸟画探析》与林木的《宋画写实中的意象特质》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宋代写实绘画的内涵。广州艺术博物院陈滢研究员从收集到的宋代院体花鸟画入手，对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风格分期、形成过程、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挖掘，做了通史性的断代研究。她认为宋代院体花鸟画可以分为北宋前一百年（以黄筌画风为主导的注重写实，状物真实）、熙宁、元丰之际（以崔白为代表的疏放）、北宋末南宋前（以宣和体为巅峰的精工妍丽，状物传情）三个阶段，并将宋代文学、哲学理念融汇起来，归纳出宋代院体花鸟画具有“格物致知”的写实性、严谨而灵动的“理趣性”、空灵深邃的诗词意境，以及无与伦比的精致、典雅、优美的艺术形式，肯定了宋画乃中国传统写实绘画及宋代文化必读的经典。四川大学林木教授的《宋画写实中的意象特质》更为集中地讨论写实的问题，他认为：“虽然宋代绘画的写实性一向被提倡科学主义的中国现代精英们称赞，被认为是可以与西方写实主义乃至现实主义媲美的艺术。但细究宋画之写实，发现其中有许多非写实的主观的因素，与建立在纯粹视知觉基础上的写实绘画有重大的区别。”（广东省博物馆编《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究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睢阳五老图》画宋代仁宗时期五个德高望重的老臣，创作于北宋至和年间，流传有绪，但后来图跋分离，散藏于美国三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版物及研究文章陆续出版，使其成为又一焦点。其研究多集中在画作的创作时间、吏实、流传经过、隐喻、所属的文化脉络及宋代士人活动、祭祀礼仪等方面。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员庄程恒提交的《从耆老雅集到图像旌表—〈睢阳五老图〉与北宋士人肖像观念研究》，采用图像学研究的方法，将该画置于宋代士人肖像观念与士人活动的视野中考察,指出士人通过肖像画及相应的诗文唱和营建起一个存在于画卷上的“真实”聚会。揭示唐宋之际，肖像画从寺院走出，为士人普遍接受并成为世俗礼仪和士人交往的重要部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余辉研究员的《南宋盛行画<后赤壁图>考》对南宋时期兴起的画《后赤壁图》这一现象从政治文化背景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此题材入画皆因文人画的兴起，画家借此题材表达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激越的笔墨个性；同时南宋内廷处于政治考虑，借苏轼的赤壁文学表达他们的诉求，两个条件促成了南宋《后赤壁图》的兴起。

陈容《墨龙图》作为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直备受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朱万章先生很早就对此画展开过研究与考证（朱万章《陈容画龙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12年第3期）。2010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丹青学术研讨会”上，朱万章发表题为《画龙图考—以陈容绘画为中心》一文，对文献记载之陈容作品及其传世作品展开梳理，结合时人的相关资料逐一考订，并对其艺术经历及生平事迹加以钩沉。时隔五年，他在本次研讨会递交的《陈容绘画研究补证》在前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佐证。凭借《图绘宝鉴》所述“宝祐年间名重一时”推断出陈容大器晚成，成名时当为65岁至70岁，故作于1244年的《九龙图》为相对早期的作品，而广东省博物馆等所藏《墨龙图》则为晚年力作。

对于画之款识，考察现存下来的千余件宋画（数据参考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纂，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画全集》），有确切落款者为数不多，尤其是扇画，无款或添款现象更为常见。对于该问题，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李遇春研究员《从<黄鹤楼图>添加假款现象析谈宋元扇画无款问题》一文以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元代《黄鹤楼图》团扇面后添伪款问题入手，梳理了团扇的产生与发展历史，并结合几件传世的明清团扇画进行对比分析，对宋元团扇画无款问题加以探讨，认为团扇画没有作者款识才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

明清时期，画派繁兴，绘画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此期，存世的岭南画作也渐渐增多，开始崭露头角。现存最早的广东画迹—明代颜宗《湖山平远图卷》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湖山平远图卷》一向被认为融北方山水画风于南方画中，表现江南一带之风景，未涉及确切的描绘地点考证。此次，广东文物鉴定站单小英研究员的《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也谈颜宗〈湖山平远图〉卷》通过对颜宗生平资料的爬梳，确定颜宗进入南京国子监学习的时间在明宣德十年（1435），并通过画中景物地理位置、建筑造型与邵武的实地山水面貌、建筑方位作比对，认为该卷描绘的是邵武的山水，表现了邵武的风貌和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

广州美术学院郭伟其教授的《陈道复与文衡山：再论两种画家类型》一文对高居翰先生以文征明和唐寅为考察对象所建构起来的“两种画家类型”的论述模型做了重新检验。他以文征明和陈淳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沈周、唐寅以及部分“浙派”画家，利用题跋内容，重新检验了不同画家类型与风格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叠，不应该沿用“两种画家类型”这一模式因循守旧地传记报导，为这一研究领域做出新的补充。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研究员何锋的《明清之际粤籍遗民画家相关问题探讨》对明清之际在岭南地区隐居乡野，或遁迹山林，或削发逃禅的遗民画家的家世、生存方式、交游、绘画风格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梳理，继而分析其思想行为及绘画作品的风格，揭示粤籍遗民画家的地域性、时代性与特殊性。

上海博物馆陶喻之研究员在《明王鉴〈北固山图〉“双胞案”的考验》一文中，对上海博物馆藏《溪山深秀图轴》和广东省博物馆藏《北固山图轴》此两件双胞作品的真伪作了考察。文章通过对王鉴进京这段经历的相关背景的研究，结合作品笔墨、构图，认为两者创作场合与时间不同，但两图俱真无疑。此外，文章还就王鉴另一件《山水图轴》做献疑探讨。

北京画院研究员吕晓在《澄墨吻毫穷奥妙—髡残黄山之旅对其绘画的影响兼谈的命名》中通过对广东省博物馆所藏髡残《水阁读书图》的画面和题跋的详细分析，确定作品表现的是黄山风景，进一步充实和印证了她早前对髡残黄山之旅的研究。

香港艺术馆馆长司徒元杰的《钟山梅下—粤港两地收藏三幅萧云从的梅花作品》，在萧云从现存不多的花卉作品中，挑选了粤港两地收藏的三件晚年梅花立轴作深入探讨。从该题材与作者字号“钟山梅下”的关联开始，分析画作内在隐含的对前朝寄怀的寓意，一种孤傲悬浮之态，一种亡国失土之痛，深深地烙记在画面之中，同时点出作品中渴笔勾勒呈现的疏简冷逸的画风具有的区域与时代风格特点非常明显，充分体现萧云从作画时年届古稀的心境和创作的态度。

研究近现代绘画，尤其是岭南地区的绘画，“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是两个不可绕过的话题。此次提交的论文中，陈履生的《黄君璧的绘画发展与杰出贡献》、邓庆燊的《论岭南画派绘画中的怀古》、陈继春的《“折中”时代—也论高剑父“新国画”的山水样式》对该焦点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补充。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陈履生先生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着手黄君璧的研究，此次他提交的论文结合黄君璧的生平经历、背景及作品，将其艺术历程细致地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8年至1936年；第二个时期自1936年至1948年；第三个时期自1949年至1968年；第四个时期从1969年至1991年，进而对各个时期所做的贡献作了详细的梳理。香港艺术馆邓庆燊助理馆长则借用西方浪漫主义兴起时产生的创作题材“废墟”作为岭南画派研究的切入点，对岭南画派中的“怀古画”做了释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陈继春博士以新挖掘的高剑父相关文献及遗物，尤其是高剑父所藏之“审美书馆”早期出版品、日本绘画明信片，以及遗画为考察对象，认为高氏民国初年致力于学习中国传统山水画特色的同时也吸收了日本画家艺术营养，注重学习对象的画风形成的根源—“京都派”，从而形成初期岭南式的“折中派”山水画样式。此外，亦指出高剑父“折中”样式的传播，得益于本身具有开放程度大而且颇为现代化的上海画坛。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国绘画的建构与发展，是近现代画家和史学家思考与探索的课题。中央美术学院于洋副教授的《潘天寿的中国画观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策略》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深化潘天寿不同阶段的中国画学思想及其创作思考，并展开论述。

本次研讨会历时一天半，与会代表运用案例、图像、对比、理论等分析方法，对题材技法、流派脉络、风格特点、传承发展等方面做出探讨。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国宋元以来的绘画研究，并且研究触角敏锐、研究重点突出，突出主题对象、关注地域特色，为广东省博物馆今后的绘画收藏、鉴定乃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借鉴作用。综上，“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探讨会”在拓展我们学术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启发，其研究成果将促进中国绘画研究再一次向深处推进。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