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文艺创作的民族化风格

文|张刘晓远

马识途文艺创作的民族化风格

上图：马识途先生

文艺民族化的程度关乎一种民族文学兴衰存亡的命运。在对文艺创作吸收、借鉴、反思与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应该如何面对世界、本土文学如何与世界文学良性互动、在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冲击下长大的青年作家们如何在文艺创作中“回归本土”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老一辈作家们曾做出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在马识途先生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他追求的蜀中民俗“摆龙门阵”的叙述语风，表现出他对巴蜀民间口语词汇的使用，这在“川派”作家中独树一帜。作者开拓创新了民族结构形式，采用了饱含幽默讽刺意味却白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并使之与体现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内容交相辉映，让文学作品更加彰显出民族色彩，体现出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文化艺术特色。

马识途文艺创作的民族化

在马识途的文艺作品中，他主要借鉴了西方文学的表现形式、情节设置及讽刺幽默的语言，从中国老百姓自身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爱好出发，不断地探索文艺创作民族化的道路，用具有民族精神的内容和富有民族特色的形式，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赢得了更多中国老百姓的喜爱。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还在为积极实现文艺的社会功能而努力，不管是在以《京华夜谭》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中通过描写一批投身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地下革命斗争，其中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袍哥少爷与不学无术、成天混日子的“公子少爷”相对比，以及特务中的精明狡诈者、唯利是图者和凶狠毒辣者与机警干练、顽强坚定的革命者的对比；还是在《风雨人生》《百岁拾忆》这样的传记中，表现出在革命的艰险曲折的道路上，革命者们牺牲个人利益、不畏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又或者是以《盛世二言》为代表的杂文中体现出的一种反映中国老百姓特有的、难得的乐观和积极向上的基调，在阴霾中显现出明朗的前景，展现出美好生活必将来临的信念，催人奋起，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功能。

综上，马识途文艺创作的民族化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使自己的作品富有民族性；二是要吸取借鉴其他民族文艺创作的成功经验，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艺创作；三是，文艺民族化的理想目标在于使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

在马识途的作品中，对文学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以及对通俗化、大众化的执着追求，都是值得肯定与重视的。作者在作品中不仅体现出了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还从中彰显了在开阔的国际视野下，本土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所在，展现了属于中国本土文化本身的民族气派。

相比于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原创力和消费力来说，四川无疑是一处文化的精神胜地。在人才辈出的今天，如果仅仅只是浅谈诸如文学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林林总总的新鲜变化，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回归本土，回到养育自己和自己生长的地方，静心体会属于这片土地的民风民俗，心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才有可能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有民族风气的作品，杜绝“文本仿制”，使中国文学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在世界面前展现出中国文学真正的魅力和五千年文化所造就的风度气概。

综观马识途文艺创作的历程，我们可以洞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民俗审美知觉和情趣融合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广义上说，这也是中国传统中的“以不变应万变”与古老的审美哲理的杰出运用。马识途主张摒弃盲目追求西方现代派手法，转向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借鉴相结合的道路，在文艺创作中注入本民族特有的民俗基因。

2011年5月，周有光与马识途合影（马识途拜访周有光）

马识途文艺创作民族化的重要标志

民族审美离不开民俗，因为，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有关于民俗的描写或者是否体现出民俗的特征，成为了评价它是否具备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准。马识途儿时生活在浓郁的、极具四川风味的民俗环境中，吃火锅、坝坝宴、“吃讲茶，断公案”、摆香案、请喝酒、烧纸钱的民间风俗，以及婚俗、丧葬、寿礼、祭祖等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中，给他以启蒙教育，成为他后来文艺创作中的充满活力的血肉。

马识途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使用了有意味的民俗意象，以及在他生活的那段时期中独具社会风韵的民俗形式，这些都是他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得以体现的重要方面。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对民族斗争、民族世相的描绘，更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场景描写，展现出独具风格的风俗画卷。马识途作为川籍作家，更多地在笔下描绘了保守、闭塞却又十分秀丽的四川风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成都，其次是重庆以及他战斗过的大巴山。这些在以《巴蜀女杰》《三战华园》为代表的小说中均有体现。

“早晨的山城，揭去浓雾的被，她苏醒过来，明晃晃的太阳照在她的头上，暖意洋洋。南山的松岭，浮在乳白色雾带上，显得特别青翠。碧绿的江水，从她的脚边流过，泛起一片片耀眼的粼光。早春的确已经来到山城，不仅报春花早已开放，连朝天门万人践踏的土坡上和石梯缝里，野草也顽强地伸出头来，向长年在那里爬上爬下的干人和苦力问好。河坝边一串串纤夫在吆喝着雄壮的号子，在悬崖下坎坷不平的江边小道上挣扎前进。”这是《三战华园》的开篇描写，形象而生动地勾勒出了1947年早春时的重庆，铺垫了故事发生地的环境，通过对一系列具有浓郁四川民俗特征的意象的描述，构建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人物关系。这不仅仅是对当时当地的本土生活的如实写照，也是对四川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工作的真实缩影，在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一意象的描写便有着高度的典型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风物情致、风俗习惯、信仰禁忌等民俗构成的基层文化形态，是马识途文艺创作中的核心成分，也正是这一部分奠定了一个民族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展现出一个民族的独特风姿。所以，马识途文艺作品中的这种民俗化倾向，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真正的文艺形成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是识别和体现其民族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识途文艺创作中民俗意象的体现

从1935年马识途首次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征文作品《万县》算起，迄今已有80余年。由于他同时具备革命家和作家两种身份，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视角；而且，他在创作中一直执着地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辛勤耕耘，努力探索，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马识途小说里所体现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主要奥秘就在于他注意在创作中将那些富有民族和区域特征的民俗材料，以“摆龙门阵”的叙述语风，大量运用到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中。在作品中他将一些蕴含着四川本土特色的意象与故事情节和叙述穿插在一起，不仅体现出作品的民族化特色，还从中体现出他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思考。

（一）人物性格的民族特征及审美特质

在文艺作品中，人物始终是艺术审美的主要对象。民俗的差异，构成了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民族特征和审美判断的民族特质。马识途深谙此道，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富有浓厚的人情味和民族性，他特别注意在特殊的民俗刻画中写人物、叙人情，锤炼其鲜明的民族性格。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鲜亮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往往是靠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精妙地选用民俗素材来体现的。

例如在小说《破城记》中就这样描写出一个专门给人出坏主意的“师爷”形象：“我们衙门的这位秘书师爷，虽然长得像个无常二爷，瘦得像根光棍，小头锐面，其貌不扬，可是绝不能小看他，他是在什么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据说在那个大学里是专门学习治人的法术的。他又是县太爷的小同乡，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这个人的确学了一肚子烂条，县太爷干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没有一条不是他出的点子，他总是在县太爷面前夸口‘自有办法’，谁要听到他说这几个字，就知道有人该遭殃了。”这段描写没有绚丽华美的词藻，只用简单易懂的词汇和句子，就描绘出“师爷”的全部，在看似平淡、实则暗含反讽意味的叙述中，这位师爷阴鸷冷酷的性格被完全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马识途在作品中更多的是塑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正面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个多情的革命者之妻的柳一清；机智沉着、坚毅顽强又温文尔雅、不为名利所诱的贺国威；默默无闻、智勇双全的肖强；忍辱负重、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至死都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张萍；慈祥温和而又爱憎分明的革命母亲老三姐；聪明伶俐的小交通员小丁；憨直朴实又刚韧兼备的王天林；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珠珠等。他们有的是富有经验的革命者，有的是追求进步、有着强烈革命愿望的农民，有的与敌人进行着正面交锋，有的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人进行着无声的斗争。但他们都有着中华民族典型的性格特征——吃苦耐劳、追求自由、舍生忘死、沉稳干练等等。

（二）民俗生活相中寄寓民族思想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熟悉生活、了解生活、把握生活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其中，源远流长的民俗所展示的“生活相”，是人类社会中的生活形态，也是文艺创作的特殊源泉。带有本土民族风情的文章风格体现在方方面面，也是我们本土文学民族化特色的标签，为本土文学走向成熟和独立奠定了基础。马识途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让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表现在他对民族风情的展现和对人物性格的勾勒上，还体现在对四川社会民族风貌习俗的展现上。这些民族风貌习俗所构筑的民俗生活相中寄寓了深刻的民族思想。

马识途文艺作品中对于诸如风味饮食、地方民居、礼仪风俗等生活相和行为的描述和体现，都是百姓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物质和精神意识共同沉淀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传统性。

饮食

马识途在《重返红岩村随笔》中写到了火锅：“我们走进一个极普通的店堂，一张张的方桌中间，都挖了个圆洞，烧得通红的炉上摆着砂锅，里面红汤滚滚。最好的正宗菜就是毛肚，所以通称毛肚火锅。我们是坐在高凳上，就着低桌子，脚踏桌横子，大块放进肉菜和蔬菜，就着土碗里的烧老二，又说又笑，大吃大喝起来。吃得热了，索性脱掉衣服，赤着膊，四顾无人地豪吃。不多一会，大汗淋漓。奇怪得很，我忽然感到大汗一出，扇子一扇，一身清凉。这才唤起我解放前在重庆朝天门的河坝竹棚里，和那些下力人挤在一起吃火锅的回忆。那样就低桌子，坐高凳子，脚踏桌横子，赤着膊豪吃豪饮豪言豪叫，才真叫吃重庆火锅。那里才真是重庆火锅的发源地。那时的重庆火锅是那些下里巴人解决肚子问题的去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过作者的这段生动的描写，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看到吃火锅的情形，也因此对重庆人在夏天吃火锅的这样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风俗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马识途在回忆中告诉读者，现在这个已经被改良的所谓鸳鸯锅，红汤和白汤各分两半，盛行于全国各地，其实最早是嘉陵江畔的船工纤夫之食，根本没有花色繁多的菜品，更别提有荤素之分，而是用当时最便宜的牛毛肚、猪黄喉、牛血旺等加以作料混煮而成的。

马识途对于风味饮食的描写不仅展现出四川本土的食俗，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民俗生活相的描写，突出体现了四川人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

再如《京华夜谭》中谈到的“袍哥”舵把子摆寿宴，出现了地方百姓所熟悉的田席“九大碗”的习俗：“照乡下开宴的标准格式，每桌席准备九盘九大碗和寿酒，招待客人。”九大碗，也叫九斗碗，再加上多数情况下是在老百姓的农家院坝头摆席，故又名“坝坝宴”。坝坝宴讲究一定要吃出味道，吃出氛围，所以食客要多多益善，吃饭就像是打一场歼灭战，声势大，人员多，动作猛。对坝坝宴的描写，确实能通过“吃相”勾勒出四川人的性格群像。

《京华夜谭》书影

除了火锅、坝坝宴之外，“茶馆”这一意象也是在马识途的作品中被频繁提到的。有时它是作为地下党接头的地方，有时是大家聚会的地方，有时仅仅作为一种铺垫性的场景描写，以展现故事发生的背景所在地。四川茶馆，是四川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一意象的频繁提及，可以使读者对四川的茶和茶馆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不管是在厅堂布局，还是在服务和功用方面，四川的茶馆较之其他地方的茶馆都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特色。老百姓除了会在闲来无事之时去茶馆休闲之外，茶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场所，有时它还是“袍哥”组织的“码头”所在地。从前，茶馆中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皆聚于此，不同行业的人、各个社团的人大都会选择这样一个熙来攘往的地方谈生意或是做交易，甚至黑社会也会选择在这里买卖枪支，走私鸦片。与现在的茶馆不同的是，当时的茶馆不仅是品茗之地，有时还可以吃饭住宿。到了假期，茶馆还是争聘教师“六腊之战”的战场。因此，这一意象本身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词汇之意，它可以说是对四川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透过对发生在茶馆中的人和事的描写，读者就好像透过一面镜子，穿越时空，看见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在茶馆中活动甚至战斗的景象。对于马识途的文艺作品诸如《京华夜谭》《三战华园》等篇目中，作者为何对会选择以茶馆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地下党又为何常常会选择在茶馆中接头等问题的回答就更为直接和具体了。

对于茶馆的地方民族化的功能性问题，马识途在《四川的茶馆》中详细解释了一番：“那些黑社会势力更是以茶馆作为他们的大本营，许多有点名气的茶馆，本来就是黑社会势力的头子们开的。他们窝藏盗匪，私运枪支和鸦片，买卖人口等等罪恶活动，都是在这种茶馆里策动和进行的。有时候那里也是那些黑社会势力之间进行妥协谈判的地方。他们叫做‘吃讲茶’，谈得好倒也罢了，谈不好往往就叫枪杆子发言，在茶馆里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血肉横飞，殃及无辜的茶客，真正想寻找清闲的茶客是不到那种茶馆去的。”由此可见，当时茶馆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作为“袍哥”组织或商业帮会聚会、办公的地方。

茶馆与“袍哥”的密切联系是四川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也是由于四川这一独特的社会环境，才生出了“袍哥”这样别具一格的公共领域。在《京华夜谭》中作者写道：“在我爸爸的势力的卵翼下，我这个小舵爷在县城里也慢慢吃得开了，可以坐茶馆‘吃讲茶’，断公案了。”作者运用生动的描述，将茶馆中发生的一幕幕事件展现在读者面前，表现出传神之韵的同时，还充分传达出其人内在精神，显现出“袍哥”这一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帮派组织的习俗习惯。在巴蜀地区近代社会生活中，“袍哥”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的牵涉面很广，另一方面，它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为我国著名的民间帮会组织，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重视宗法观念，并因此发展出一种大家都能称兄道弟、无论级别高低或是地位高下、“义气”二字为最重的“袍哥”文化。因此，在这样一种“袍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四川人也养成了讲义气这一良好的美德，而一个人是否讲义气，也成为当地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战华园》更是直接取故事的发生地——华园茶厅的“华园”二字来命名：“解放前在成都住过的人，大概都记得起东大街有一个有名的大茶厅，叫做‘华园茶厅’，这个茶厅地处闹市中心，四通八达，附近有许多大小商场、银行和交易所，还有许多旅馆、饮食店、澡堂，隔寻欢作乐的天涯石街也不很远。这个茶厅的规模宏大，房屋高敞明亮，进门一连三个大厅，中间隔着天井，里里外外都摆上茶桌，可以坐二三百人喝茶……国民党的特务在这里不断进出，共产党当然也利用这种繁华之地来碰头约会……当然有时还能听到卖场的咿咿呀呀的夹着哭腔的歌声……”小说中很多事件都是在茶馆中发生的。如：“他从漱泉茶楼南边一个楼梯上楼去，到了楼口，回头望一眼，跟他的特务也正要上楼来，但是怕老史发觉，在慢慢地爬。这时，老史一闪身就穿过那些摆得很密的茶桌，穿过那些在茶桌间转来转去的卖花生瓜子香烟的小贩和看相的老头……”在这些场景的描写中，读者不仅能通过作者的描绘看到当地茶馆的建筑特色，还能看到作者为大家清晰生动地勾勒出的一副茶馆百相图。在作者笔下，此时的茶馆是人进人出、热闹非凡的，其中有做生意的，还有调解纠纷的、说和官司的，也有独自闲坐品茶，或者与朋友碰头说话的。更重要的是，这里集合了三教九流的人，因此也是地下党接头的极佳的场所。

连环画版《三战华园》《清江壮歌》书影

民居

马识途的文艺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川西民居建筑的描写，《雷神传奇》中就有这样一段：“这个巴山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虽说它是一座县城，管辖方圆几百里，顶得上一个小小王国的首都，却实在不大……在这个县城中心，朝正南站着一座大房子，你不要看它烟熏火燎得黑咕隆咚的，像一座多年失了烟火的冷庙，它却是威风凛凛地掰开架子，大模大样地站在那里，严厉地望着前面左右的矮房子，好像说‘道理都在我这里了’。你再仔细听听，从那大房子的大门里正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你才明白，哦，这个黑房子原来是巴山县的县衙门。”透过作者的笔触，我们似乎嗅到了一股属于四川特有的浓郁的乡土气息，而民居建筑不仅勾勒出了雷神的传奇活动背景，还传递出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意境和情致。

人生礼仪风俗

马识途曾这样描写为父亲祝寿的情形：“寿辰的头一天晚上是家里的人向我父亲拜寿。他端坐在堂屋正中，几支红色大寿蜡，燃得红火闪闪。我们按辈分一批一批地进去给他老人家叩头，祝他长命万岁。正式寿辰的那天，一大早晨，大朝门外，石梯边的布棚里，几拨吹鼓手和锣鼓，轮流地吹吹打打。不大一会儿就听到朝门一串鞭炮震天价响……朝门里便是专收礼物的‘礼房’，来客到礼房交了礼，礼房的管事便在大红礼簿上登记上，并且立刻在一张红纸条上写好礼品的种类和数目，贴到显眼的粉墙上去。”

另外，《雷神传奇》中关于“雷神”行刑前对百姓们摆香案、请喝酒、烧纸钱等行为的描写，展现了另一种当时的四川民俗：“他看到有的铺门面前摆着方桌，方桌上闪动着明亮的蜡烛。看雷神走过来了，有人就把桌上的酒碗端起来，送到雷神的嘴边，流着眼泪说：‘请好汉喝了好上路。’雷神就碗一饮而尽，细声说：‘谢谢。’就这么一路上喝了十来碗酒。人群里在称赞：‘真是好样的。’有的人说：‘不惊不诧，真是值价钱。’当雷神一走过，在他后面烧化了纸钱，这是送给他的买路钱，祝他一路平安。这是风俗，薛大爷也禁止不得，只是催快走。”

百姓眼见曾经叱咤巴山南北、一心为民的“雷神”如今不幸落入虎口、将遭屠戮，自发地为他送行而进行的一系列地方礼仪习俗活动，都体现出当地百姓对雷神的尊崇之情。

《雷神传奇》书影

此外，《人吓人，吓死人》中谈到的四川关于死人的风俗、《我的〈不亦快哉〉》中提到的“走阴”的把戏，也都体现了形形色色的四川社会风俗特征。

（三）以风物构筑环境自然美体现民族情思

对民族风情的展现，就是对民族生活状态的断层扫描，和对民族生活特点的深刻剖析。要想在一部作品中再现某个地方的生活实景，表现当地民风民情，就不可能回避已渗透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风情民俗。在马识途的成名作《清江壮歌》中就有一系列关于民族斗争的描写，这样的描写不仅反映出作者在20世纪前期亲身体验过或耳闻目睹的民族斗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更体现了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就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旋律；而《雷神传奇》中关于土匪称雄的现象，以及《夜谭十记》中描绘的官商合一、禁烟者卖烟、百姓卖女求生等世风人情画卷，也都是那个时代民族生活中的重要音符。

而《巴蜀女杰》更是在开篇就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巴蜀秋景：“这正是天高气爽的秋天。在川陕公路上有一部卡车在奔驰，正爬上大巴山的峰顶。从这卡车身上沾满的尘土来看，这一定是一部从四川运送货物到了西安，又从西安返回四川的车子。车上只捎带了少量货物，却卖了七八条‘黄鱼’（抗战时期的国统区，交通不便，卡车司机常私藏旅客，收取车钱，这种行为叫‘卖黄鱼’，旅客便叫‘黄鱼’或‘黄鱼客’）几天的长途旅行，饱尝了西北的风沙，又经受秦岭和大巴山崎岖山路的颠簸，几个黄鱼客都弄得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在上述段落中，“黄鱼客”旅途的艰辛通过作者对蜀道之难的描写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秦岭作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两边景色迥异，北边可能是漫漫白雪，枯草一片，而南边却是阳光普照，生机盎然。在《巴蜀女杰》中，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张萍的感觉，明显地展现了气候的变化——“又到‘巴山蜀水了’，她心里这么说……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家乡的山水，还是那么绮丽动人。朝雾像轻纱缭绕在高峰的颈上，恰如缠着一条透明的纱巾，山顶的一片青松，倒像一头秀发。这山峰简直像一个亭亭玉立、顾盼自如的美人。这和秦岭那边看到的落叶萧萧、草枯地黄的景象完全不一样……那远方高耸入云的不是号称天下雄关的剑门山吗？车子将要爬进剑门，跨过涪江，进入千里沃野的川西平原，那锦江边上的古城——成都，她的故乡，她的第一个目的地就要到了。”

在审美情感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并非是对单一个体的体现，而是本民族在某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民众的情感的反应，这种审美情感是具有共通性的。在《巴蜀女杰》中，马识途正是通过张萍的眼睛，不仅吐露出自己浓郁的思乡之情，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条件下许多颠沛流离的人的思乡之情。多年奋战在国统区的地下党人，虽然心系远方的亲人，但因为当时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得不在谨记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面对那些残暴凶狠的敌人，完成党给予自己的任务。这种审美情感的表达在《清江壮歌》及马识途的其他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四）幽默和讽刺蕴寓于方言口语中

马识途曾数次在创作谈中提到：“我就是喜欢冷静地、用事实本身进行讽刺和幽默。幽默有趣，这算不算中国人民的气质？不说一般城市老百姓，就是文化较低的农民，特别是四川的农民，你与他们相处久了就可以发现，他们说话总不是那么平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不像我们有些作品写的那种平淡的知识分子腔，而喜欢转个弯，有事喜欢挖苦人，他们的言语中总带有盐味。”方言俗语是极其典型的民俗语言。作为川籍作家，马识途在文艺创作中不仅以巴山蜀水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还在作品中加入了很多极富四川地方特色的语言，这些四川民间的俗语、谚语、口语被作者提炼后加以运用，读来明白晓畅，又增添了几分幽默风趣的意味。

在《找红军》中，作者描写了一个“泥巴脚杆”王天林一心找红军、在一系列找红军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最后终于入了党的故事。故事通过王天林口述的方式讲述，其中就有“我看总有一天要幺台”“把我烧得毛焦火辣的”“就是要把细，不要冒失”“脚板擦油，溜了就是，找红军去”“一个都没有跑脱，都打死了”等生动的方言对话，不仅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个朴实热情、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四川农民形象，对于体现作品中人物个性也有着极大的艺术表现力。这使读者不仅感受到作品浓郁的地方特色，也体会到了四川人的智慧。

在马识途的杂文以及传记中有着更多对方言俗语的运用，如《语言污染》一文中提到的：“其实他在训斥那个工作人员时，已经说了许多‘带把子’的话”。《风雨人生》中提道：“他们出去‘拿言语’，就可以把事情‘搁平’了。”再如《百岁拾忆》中提到的李人回应作者的原话：“……跟着那些政客胡说八道，差点脱不到手。”“带把子”是指说脏话，“搁平”是指把事情摆平、办成的意思，而“脱不到手”意为受到牵连、脱不了关系。如前所述，方言的运用为文章增色不少，甚至可以说形象而生动地表述出了当时当刻的情景，还原真实，增添了杂文反讽的意味，也使传记打上了属于作家本身所特有的印记和符号。

马识途在文艺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对巴蜀民间方言口语的使用，使人读来朗朗上口的同时，还在带有民俗感情色彩的语境中展现了民俗特征及其独特的情致魅力，作品也因此显现出作者所一直追求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使之戴上了民族的光环。

《找红军》书影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虽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文艺创作的题材，但是对于自己生长的环境以及自小开始形成的风俗习惯却是无法摆脱的。对马识途来说，哺育他的就是他最为熟悉的那片巴山蜀水。所以，如何将自己对历史、现实的反思在作品中展示出来，从而在文艺创作中将自己广阔的国际视野及对本土文化的信心展示出来，并体现出应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惟其如此，本土文学才可能有所突破。

（五）白描淡写中的典故运用

在白描淡写中运用典故，在马识途的杂文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在《国庆五十周年感言》和《战友重相聚》中，都提到了“九斤老太太”一词：“经验主义者对于新生事物往往像‘九斤老太太’一样，老看不顺眼，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九斤老太”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风波》一文的人物，因为她的丈夫出生时重达九斤，于是人们唤她作“九斤老太”。由于她总是为孩子们的未来担心，觉得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年轻人是很讨厌她的。在鲁迅笔下，她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对下一代感到不满的老太太，更是那个时代思想保守的典型代表，代表着一切对过去盲目留恋的人，也体现出了腐朽保守的观念及农民的狭隘性。如果读者不了解“九斤老太”是何方神圣，那么对于文章的理解也只能流于一般了，并不能体会出作者的个中深意。

再如《下野和退休》一文中提到的“萧规曹随”，典出《史记·曹相国世家》，指的是萧何首先创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他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仍然沿用执行着这些规章制度，以此来说明继续依照前人拟定好的规矩来办事。

又如《怪事，毛岸龙死而复生》一文中提到的：“……你还在‘桃花源’里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哩。”如若不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势必无法理解这突入其来的汉和魏晋是为哪般。更无须说《旧把戏的新表演》中提到的“挂羊头卖狗肉”、《过节琐言》中说到的“一窝蜂”、《观风杂记》所提到的“诰命夫人”，而《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五十步笑百步》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等文更是直接在标题中就用典故。诸如此类的用典都将作者要讽喻的、描写的、表达的以明白晓畅的笔调，轻松地、形象地刻画出来。

文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杆，越是民族化的文艺作品，越能冲出民族和国界，而没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就很难在世界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相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文学”并不是要求各种文艺创作的整齐划一，也绝非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时尚流行来代替本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造就了每一位文艺创作者的独特心态，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感方式，只有接受了本民族文化的铸炼，才有可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艺术才华。从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夜谭十记》等小说、《风雨人生》《百岁拾忆》等传记，以及《盛世二言》等一系列的杂文中都可以看出，他不仅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还融入了西方文艺创作的色彩。

文艺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它可以是吹响战争的号角，也可以是集聚人心、鼓舞大众的力量，有时更是两国之间较量文化软实力的代名词。中国本土的文艺家们必须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使二者融会贯通，从而创作出更优秀、更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作品，使之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民族化的坚持和发扬就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需要了，它更应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对于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深远意义不可估量。

责任编辑/于溟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