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的历史功勋

文|田润民

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的历史功勋

文|田润民

吕振邦，1909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民团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生前担任旬邑游击队队长。

有关党史资料为这位游击队队长留下了这样的笔墨。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第76页写道：“旬邑起义保存下来的一支武装退入陕甘交界一带山区，改编为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达4年之久。”

该书第352页至353页进一步写道：“1928年5月，中共旬邑区委根据陕西省省委的指示，领导发动了旬邑起义，建立起400余人的农民武装。同年底，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起义失败，保留下来的队伍由共产党员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等领导，成立了旬邑游击队，在旬邑山区进行武装斗争。游击队隶属中共旬邑区委领导，总指挥程永盛，队长吕振邦，副队长程双印。1932年初，旬邑游击队编入陕甘游击队。”

曾任刘志丹的警卫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于占彪1984年在接受采访时说：“旬邑游击队开始时，领导是吕振邦，他是队长，程双印是政委，这是陕甘边最老的游击队。”（《马栏革命回忆录》第18页）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吕振邦的牺牲经过及其功绩，其中写道：“旬邑县游击队队长吕振邦，1932年回家给部队筹运给养时，被郭相堂民团包围杀害。民团还把他家的粮食、农器、家具全部烧光。吕振邦的胞兄吕彦杰带领全家14口人，被迫讨饭逃难到泾阳县。直到西安事变后，在仲勋同志的关顾下迁回原籍吕家村。仲勋同志在劳动时，经常给我们讲述烈士的事迹。他说：‘吕振邦同志是无私的共产党人，是出色的军事干部，曾多次打败反动民团的联合围剿，扩大了游击区，发展壮大了游击队。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完成他们的遗志。’”（第335页）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吕振邦是中共陕西党史和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官方留下的文字却显得太少。

笔者查阅了有关党史和回忆录，采访了吕振邦烈士的亲属，进行考证、分析和梳理，写成此文，试图还原一个更加清晰的吕振邦，让后人记住这位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烈士。

旬邑起义 崭露头角

1928年的旬邑起义烈火，首先从旬邑县的清塬烧起，以这一带的农民为主力军。

清塬，又名清水塬，在如同被切成一块块蛋糕般的旬邑县小平原中，清塬的塬面较小，但地理位置非同一般。它东临渭北地区海拔最高的石门山，向西不到20里就是旬邑县城，南临淳化县，过了淳化，就进入关中平原的腹地泾阳县。在那个年代，旬邑人无论是钻山谋生，还是到关中平原的泾阳、三原谋发展，都要经过这个塬面不大的地方。南来北往的商贾、官人、进城读书的学子，常常汇聚在这里，带来四面八方的新闻，使这里成为当时旬邑周边的消息灵通之地。

旬邑起义之所以从清塬爆发，是因为这里有革命的传统。

早在清末民初，这里的农民就造过清政府的反。那时的组织者是哥老会。旬邑县哥老会的“龙头老大”是土桥人罗天兴。土桥镇离清塬只有20里路，哥老会势力很快扩展到清塬，清塬的一些农民拜罗天兴为师，练功习武，组成红枪会，打土匪，保卫家乡。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陕西革命党人立即响应，并与哥老会掌握的新军光复了省会西安。11月2日，罗天兴联络驻扎在淳化的起义新军，与旬邑哥老会的总“码头”联合，攻克县城，活捉了龙知县。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7年后，攻县城、捉县官的一场“大戏”又上演了。不过，这次领头人不是罗天兴，而是许才升，其组织者不是哥老会，而是共产党。

1928年5月6日，中共旬邑特支负责人许才升，以“鸡毛传贴”的方式，号召清塬18个村的农民，夜里听见鼓声就到郝村集中，下县抗粮“交农”。早在大革命时期，许才升就在清塬吕家村的洪仁寺小学教书，在当地红枪会、学生和农民中传播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并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

“交农”，是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向反动政府示威的一种方式，相当于工人罢工。当晚，许才升在郝村药王庙亲自擂鼓，不到两个钟头，郝村、赵家、蒲社、班村、陈家、连家、庄合、坳里、吕家等18个村的群众140余人，扛着镢头、铁锨、杈把等农具，拿着大刀、长矛等武器，集合在郝村药王庙内。

这时，只见许才升身挎大刀，在庙台上讲话。他号召老百姓团结起来“交农”，打进旬邑县城，杀贪官，除劣绅。

许才升在清塬农民中威望很高，他振臂一呼，当场140多名农民全部表示跟随，其中，吕家村人吕振邦带头响应。

吕振邦，时年19岁。他16岁就能“主事”，常常帮助大人拿主意。因好抱打不平、主持公道，曾在陕西省泾阳县口镇和淳化县交界的一个叫“四十里黑松林”的地方，当过一年“刀客”。

所谓“刀客”，是清末关中渭河流域出现的一种类似古代游侠的人物。他们随身携带一把特制的长刀，名曰“关山刀”，作为标志，故世人称其为“刀客”。这些人大多是破产的农民、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和游民，多慷慨好义，打抱不平，抑强扶弱，对抗官府。这一年的“刀客”经历，为他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吕振邦还上过私塾，比起那些大多不识字的农民来，接受新思想快，许才升讲的那些革命道理，他一听就明白。因此，他成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骨干成员。

许才升率领起义军向县城进发。途经吕家村，由吕振邦带头，捉拿恶绅吕善堂。不料，吕善堂闻风而逃，起义军抄了他家，继而向陈家村、赵家村进发，一路如潮水般涌来。附近的农民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由原来的14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400余人。

起义军下塬后，很快到了旬邑县城。

吕振邦带领崔平元等数十人，掀开南城门石头顶着的水眼，钻入县城。一行人进城后，趁黑直奔国民党县政府前门楼，悄悄登上门楼，出其不意地缴了20多个穿黑制服、戴白边大盖帽警察的枪械。鉴于这些警察不经常下乡催粮，没有激起民愤，遂将他们关在前门楼里，派专人看管起来。

接着，起义队伍兵分三路，许才升、程永盛、吕振邦率领的一路，顺利攻下了国民党旬邑县政府。

占领县城后，起义领导人对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力量进行了整顿，将年龄较大和较小的一部分，还有跟着凑热闹的部分，劝退回家务农，挑选其中200多名年轻力壮的革命意志坚定者留下来，听候改编。吕振邦正是其中之一。

5月12日，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许才升担任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程永盛担任军事总指挥。临时苏维埃政府将留下来的200多名农民进行整编，命名为苏维埃红军渭北游击支队，下设三个连，由程永延、程志英、程双印分别担任连长，吕振邦被编在程双印为连长的第三连。共产党从事革命初期，除了共同的信仰和斗争目标以外，血缘和亲戚关系也是一条团结的纽带。吕振邦和程双印是亲戚，吕振邦的舅家就是郝村的程家，后来，吕振邦的侄子吕宗儒和程双印的女儿又结了婚，两家更是亲上加亲。“打虎父子兵”，提着脑袋干革命，血缘和亲戚关系使这些革命的农民之间多了一份信任和安全感。

占领旬邑县城后，起义领导人决定：由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凤岐和临时苏维埃政府军事总指挥程永盛坐镇县城，亲自领导渭北支队第一连和第二连，防范国民政府军的反扑，保卫起义成果。许才升、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率领第三连，进驻距县城10公里外的太峪镇张家村。

太峪镇位于旬邑县城以北，其北面的底庙镇和甘肃的正宁县接壤，西面的张洪镇和临近的彬县紧邻。在这里，不仅可以阻挡从彬县进犯的国民政府军，还可以将旬邑起义的成果扩大到甘肃省。许才升领导的渭北游击支队第三连在太峪镇，打土豪，分粮食，成立农民协会。一时间，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土豪劣绅望风而逃。

正当旬邑起义卷起的革命浪潮以汹涌澎湃之势发展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收买起义队伍内的变节者。其中，混入起义队伍中的刘兴汉、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吕永义、陈下季、连老五等在金钱的诱惑下，成了可耻的叛徒。

5月30日凌晨开始，这伙叛徒带领国民党政府军和反动民团，在旬邑县城抓捕了起义领导人吕凤岐、程永盛、吕佑乾、王浪波、王廷碧和程国柱。

起义队伍内部出了叛徒、6名起义领导人被抓、这样的大事，近在10公里外的许才升却毫不知情。除了因为那个年代交通和通讯十分落后以外，主要是临时苏维埃政府没有来得及组建革命队伍内部的保卫和情报机构，位于太峪镇的渭北支队第三连和驻扎在县城的第一连、第二连之间无专人联络。从叛徒们在县城开始动手，到他们于次日拂晓赶到太峪镇张家村抓捕许才升，间隔有整整24个小时！假如革命队伍中有一个人逃出县城，到太峪镇报信，旬邑起义就不会那么惨败！

心狠手辣的刘兴汉用长矛将许才升戳伤。闻知许才升被叛徒打伤并押解到旬邑县城，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带领渭北游击支队第三连赶赴崔家河拦截。没有料到，刘兴汉等叛徒押着许才升途经城关镇史家塬，先一步进了旬邑县城。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率众追入旬邑县城东门，不料，又遭到袁金章民团快枪的猛烈射击，队伍被迫撤出县城东门，退回崔家河。

此时，这支队伍只剩下一支枪、三发子弹。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一面派人了解情况，一面率领队伍到赤道坡、魏洛等地设伏，准备截击国民政府军和反动民团，营救被捕同志。未曾想，当日下午，袁金章民团将许才升等7名起义领导人从旬邑县城押解到赤道上官庄，后转移到张洪镇杀害。

营救计划落空，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等人怀着一腔悲愤，当晚蛰伏于崔家河，第二天凌晨，经连家河、钻梢林，到达留石村。

旬邑起义失败了。个别游击队员悲观失望，想回家种地。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在留石村召开会议，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回家种地就能安静吗？国民党还不天天找你的麻烦？”“难道让烈士的鲜血白流吗？我们要为许才升报仇！”“当年的哥老会活捉了清王朝在旬邑的龙县官，后来清政府不是被推翻了吗？我们也要造反，拿起枪杆子，为穷人打天下！”

一番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最后，清点人数，渭北游击支队第三连还剩下燕久发、崔平元、崔占奎、吕直刚、吕自成、程益万等30多人。因留石村离旬邑县城太近，不能久待，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便率领这30多个战士转移到旬邑县石门山区。

起义失败 临危受命

石门山，位于旬邑县城东南23公里处。其东西两侧有高达1800多米的两座山峰，正好相对，形如拱卫石门山的两座大门，因此又名“石门关”。石门山北连甘肃省正宁县境内的子午岭山脉，东邻陕西省耀县境内的照金，南通淳化县，面积8800公顷，森林覆盖率95%以上。一眼望去，一片片茂密的森林掩盖着神秘莫测而又连绵起伏的大山。现在，这里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被誉为“渭北高原的西双版纳”，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当年，这里是旬邑游击队的天然屏障。每当敌人围剿时，游击队员们就躲进石门山里，凭着森林和大山与敌人周旋。

旬邑起义失败后，在红军渭北游击支队第三连的基础上，成立了旬邑游击队。因旬邑县又名三水县，这支游击队曾被称为“三水游击队”。

游击队的班底是旬邑起义的武装力量渭北支队第三连。按说，连长程双印应该顺理成章地担任队长。然而，程双印提出：“我们现在人少，力量小，面对强敌，领头人必须有勇有谋。吕振邦当过‘刀客’，胆子大，见过世面，在这次起义中冲锋在前，立下很大功劳。”因此，他决定“让贤”，让吕振邦当队长，他来当副队长。

开始，吕振邦死活不同意，他说：“这不等于我夺了你的权吗？我怎么能干这号事！”

程双印说：“老兄，这不是坐酒席，你推我让的。咱这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叫你挑头，主要是你既不怕死，又有谋略。你文化比我高，当过刀客，经见的世面比我多。”

话说到这份上，吕振邦只能接受了。

接下来的分工是，第五伯昌任党代表，程百印负责对外联络，下设四个小分队，吕自成、吕直刚、程益万等分别担任分队长。

吕振邦率领的旬邑游击队以石门山区为依托，首先在家乡清塬一带的农村开展游击战。

1929年，陕西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蝗灾，全省饿死200多万人，又有200多万人逃亡他乡，800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

对此，旬邑游击队首先打击囤积居奇的土豪劣绅，把他们的粮食分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同时还袭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走狗——警察所。这些家伙经常下乡，用武力向群众征粮要款，群众对他们非常憎恨，因为他们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沿大盖帽，被群众称为“黑狗子”。游击队为民除害，老百姓拍手称快。

除了旬邑县几大镇以外，游击队还到周边的淳化县、彬县、耀县以及甘肃省的正宁县三嘉塬一带活动，打击豪绅，扩大游击区域。他们曾打击过土桥镇头的姚家、榆林子的孟家、后庄的李十一，向这些富户筹粮筹款，把筹来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用筹来的钱买枪。

初创时期的游击队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武器。那时，30多人的游击队就一支枪，子弹打一发，就少一发。

1929年，游击队用筹来的钱从程志壮民团买了几支枪。他们还侦查到马栏川榆林子豪绅张老六有3支枪，但张住在悬崖峭壁的石洞里，子弹打不进。于是，游击队队员将石洞包围，点燃柴禾，烟烧火烤，迫使张老六交出了3支枪和子弹。清塬谈家村一个财主的儿子结婚，请来民团一个班的人当保镖。游击队闻讯，包围了庄子，将8个团丁活捉，缴枪8支。2月，张洪镇逢庙会。吕振邦、程双印带领8名游击队员，装扮成赶庙会的农民。他们趁敌人麻痹大意，冲入驻地，缴了8支枪。这年冬天，游击队在淳化安子洼和淳化民团交战，又缴获了七八支枪。

就这样，游击队由原来的一支枪，一下子拥有了20多支枪。

游击队在打仗的同时，还帮助群众收庄稼，打击地方恶势力，保护群众利益。

有一次，游击队分队长程益万带领六七名游击队员，从石门山区的王留石村出发到清塬一带活动。行至赵家弯子村，突然发现官府恶差王洛儿霸占民妇，欺压老百姓。游击队队员如同天兵下凡，逮住了王洛儿，当场处决，为民除了一害。从此，那些官府差人再也不敢在这一带胡作非为。

敌人围剿时，旬邑游击队队员们吃不上饭，靠野菜充饥。遇到敌人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化整为零，装扮成农民隐蔽起来。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经常有生命危险，有些队员思想发生动摇，吕振邦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有一天，游击队队员们在石门山一片茂密的树林里休息，吕振邦望着东西两侧高耸入云的大山，说：“伙计们，我给大伙说个故事，提提精神！”

队员们齐声应道：“好！”

只见吕振邦像说书人一般，连说带比划地娓娓道来：“很久很久以前，大约是元朝末年吧，咱们吕家村出了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此人会轻功，跑得快，又名‘草上飞’。话说‘草上飞’年轻时拜师学艺，学成后回到村里。一天晚上，他邀请村民谈天说地，说古论今。临毕，向乡亲们声明：‘请各位稍候，今晚本人设宴招待。’乡亲们以为他说大话，忙问：‘你上无片瓦，下无立椎之地，拿什么请客？’他说：‘我下三原城的馆子去拿，片刻即回。’言毕，不到几根香的时辰，‘草上飞’回来了，大包小包背了一大堆，叫众人拿来碗碟，摆了十几桌，饭菜还冒着热气。诸位，咱吕家村离三原城200多里，‘草上飞’顷刻之间竟打了个来回，你们说神不神？”

队员们回应道：“神，神极了！快接着往下说！”

吕振邦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后来，‘草上飞’以眼前这石门山为据点，组织农民，袭击衙门，劫富济贫。吕家村的后人称其为‘飞天爷’。

“有一天，‘飞天爷’只身回村探母，不料走漏消息，官兵包围了村子，把他家的破窑洞围得水泄不通。只听‘飞天爷’在窑里喊道：‘请各位站远点，小心土块砸了头！’言毕，他捅开天窗，身子一纵，从他家窑洞里一下子飞到咱吕家村老城的楼顶，接着，大喊一声：‘拜托各位父老照料吾家老母，日后定有报答！’

“说毕，连作三揖。礼罢，纵身一翻，落到了甘草坪岭子上，再一纵身，进了石门关。

“不久，天下大乱。‘飞天爷’带领一帮农民弟兄打进长安，又出潼关，加入了朱元璋的部队。”

游击队队员们听完了故事，禁不住喊道：“吕队长，你就是当今的‘飞天爷’！我们跟着你为穷人打江山！”

两军相会 并肩作战

艰难苦战中的旬邑游击队终于迎来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到来。

1932年2月12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党代表第五伯昌代表中共旬邑县县委和旬邑游击队讲话祝贺，授队旗，并把旬邑游击队部分队员以及其他青年农民共30多人交给刘志丹和谢子长，这30多名旬邑籍战士被编入刘志丹亲任大队长的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那时，陕甘游击队只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不过100人左右，富有作战经验的旬邑游击队队员很快成为第二大队的骨干，从此跟随刘志丹转战南北。

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的到来，壮大了旬邑游击队的声威；这两支游击队，前者犹如野战部队，后者如同地方部队，他们互相支援，互相支持。吕振邦、第五伯昌、程双印、程百印领导旬邑游击队其他队员继续留在当地战斗，他们一面配合陕甘游击队作战，一面给刘志丹的部队带路送信、侦查敌情、送情报。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以后，又把战士送到刘志丹的主力部队。因此，旬邑游击队被称为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的“补充大队”，还有一种叫法是“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

1932年4月21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县城，毙伤和俘虏敌人300多人，缴枪300多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打下的第一座县城。

王世泰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了打下旬邑县城的意义：“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县城，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激励了指战员。”（《王世泰回忆录》第51页）

王世泰，陕西省洛川县人，从1930年起跟随刘志丹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作为陕甘游击队的老战士，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旬邑县城是怎样被陕甘游击队打下来的呢？

当时的陕甘游击队有200多人，而旬邑县城的敌军将近300人，包括杨虎城正规军的一个连。打仗，历来是进攻一方的兵力数倍于守方，况且旬邑县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

战前，陕甘游击队曾两次攻打甘肃省正宁县县城——山河镇。第一次是1932年3月19日，第二次是4月13日，两次均告失败。这时，陕甘游击队正在正宁县的寺村塬休整。

王世泰就此写道：“正在部队休整期间，指挥部接到地下党关于旬邑县城的敌情报告。”（《王世泰回忆录》第51页）

送来敌情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吕振邦。

就在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镇的那一天，即4月13日，吕振邦潜入旬邑县城，躲藏在亲戚崔廷儒家里。崔廷儒家位于县城东门外的东涧村，又称东关。吕振邦在这里住了整整七天，对县城周围的环境、敌军兵力部署和守军动态进行了一番详细侦查，并画了一张草图。他了解到，旬邑县城内有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连，战斗力较强，驻扎在西城外的西堡子，此外，还有保安团和警察，分别驻扎在南城门和东城门。侦查完毕，吕振邦急忙赶到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塬，向谢子长和刘志丹报告，并强调说，西堡子地势高，是旬邑县的军事要地，是拿下旬邑县城的关键。

陕甘游击队趁着夜幕的掩护，赶到旬邑，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西堡子。战斗发起之前，第二大队挑选出30多人，组成敢死队，悄悄摸上了西堡子，猝不及防地缴了哨兵的枪，在哨兵口中塞上毛巾。就这样，第二大队一枪未放，占领了西堡子。此时，驻守在这里的一个连敌人正在酣睡之中，乖乖地当了俘虏。第二大队进了旬邑县城的西门，谢子长率领的第一大队也顺利地攻进了东城门。城内的民团和警察无力反抗，纷纷缴枪投降。陕甘游击队在城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分了豪绅的粮食，在大街上刷写标语。刘志丹和谢子长还特意慰问了住在县城盐店街的许才升烈士的父亲。

接着，旬邑游击队配合陕甘游击队消灭了蔡子发民团。蔡子发民团盘踞在耀县小邱地区，在陕甘游击队到来之前，曾和旬邑游击队交战六七次之多，他们没有把旬邑游击队放在眼里，欲寻机将其消灭。1932年9月，旬邑游击队向该团进攻，然后，佯装败退，将敌人诱入陕甘游击队设好的埋伏圈。次日拂晓，还在睡梦中的反动民团被陕甘游击队包围在照金以北的坟滩、柿坪，400多个敌人悉数就歼，民团头子蔡子发等被活捉。这次战斗缴获甚丰，如今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刘志丹的那支勃朗宁手枪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陕甘游击队一中队队长王世泰也缴获了一支英国造的大机头驳壳枪，这是当时我军第一支连发武器，游击队队员们高兴地互相传看。战斗结束后，旬邑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补充和更新。

吕振邦牺牲以后，第五伯昌、程双印率领一部分旬邑游击队队员正式加入陕甘游击队，被编为第二大队特务队，程双印任队长，第五伯昌作为第二大队参谋随特务队活动。刘志丹离开陕甘苏区时，特意将这支部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

这就是习仲勋对旬邑游击队以及吕振邦烈士充满感情的历史原因。

《习仲勋传》（上卷）第101页对这支有旬邑游击队血脉的部队专有一段描述：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1928年5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战事频仍、军事繁忙的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

这就是说，刘志丹在离开陕甘苏区的时候把一支信得过的部队交给了习仲勋。这支部队长期在照金地区打游击，地熟，人熟，有丰富的对敌作战经验。如果说照金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首都”的话，那么“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相当于这个“红色首都”的卫戍部队。后来，队长程双印作战牺牲，习仲勋担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特务队转移到三原一带的渭北苏区，被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第二支队在这里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政府官员，为巩固和发展渭北苏区立下了新功。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这支由旬邑游击队改编的队伍，三易其队长，而且队长都是旬邑人，习仲勋一直担任政治指导员。习仲勋虽然没有和吕振邦并肩战斗过，但他所领导的这支队伍的三任队长和战士都是吕振邦的亲密战友，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吕振邦的影子。

作为旬邑游击队队长的吕振邦，他短暂的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更没有遗产，只留下一份“吕振邦盘费”，是他唯一的遗物。盘费，相当于今天的支出清单。在这张长长的支出清单中，有食物，包括青菜、猪肉、羊肉、粉条、青油（食用油）等，还有差役、递状子、送货等支出费用。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支出单据。据吕振邦的后人说，这是吕振邦给刘志丹部队采买物资的清单。“盘费”所写的日期是“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即1931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经查，刘志丹的部队（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之前）此时正驻扎在旬邑县的职田镇。原来，刘志丹所率领的部队经常为后勤给养问题所苦恼，不得已，于1931年初被驻扎在彬县的军阀苏雨生收编。苏雨生给了刘志丹一个补充团番号，仅发给了军装和部分生活费，并于是年4月奉命驻防职田镇，在这里驻扎了将近3个月（《王世泰回忆录》第32页）。

阴历三月二十三日，按阳历算，正好是四五月份。也就是说，“吕振邦盘费”上所写的日期和刘志丹部队在旬邑的日期正好吻合。

这是吕振邦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份珍贵遗物和证据。

布告和土地证

1932年阴历五月初九，国民党陕西省警备第一游击支队司令何高侯颁布了一份公告，全文如下：

为发给执据事照得吕家村，吕振邦，前充共匪首领，残害地方，杀戮良善，无恶不作，实属罪大恶极。今振邦已经正法，因振邦胞兄终日以在匪类狗窜，谋害良善，所有家业田产，悉数充公变卖。今将上高硷地一段，三亩五分，东至硷根，西至硷畔，南至吕性（姓），北至吕性（姓），四止分明，今卖出吕世长名下，永远为业，估价大洋二十六块整，将价当日交足，并不欠少，照地均粮理，今发给执据，为永远凭证。

房亲人：吕宗义、吕彦福、吕庚娃

中见人：吕家村乡约

代书人：子英

民国二十一年全月初九

这真是一份血腥的布告！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杀害了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而且，株连其胞兄吕彦杰，“所有家业田产，悉数充公变卖”。其手法之狠毒，无以复加！

这份布告从反面对《习仲勋纪念文集》第335页一段文字进行了注释和补充，它是国民党残害共产党人罪恶的铁证！

而布告背后所发生的事，更为悲壮，更加血腥。

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攻克旬邑县城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932年5月，陕西省警备游击第一支队，又称保安第一大队，在司令何高侯的率领下，进驻旬邑县土桥镇，开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

阴历五月初三晚上，吕振邦带着战士吕怀成偷偷潜回吕家村，在家中杀猪，准备第二天天黑后把猪肉拉到石门山区，给那里的游击队战士们过端阳节。

阴历五月是阳历的6月，是渭北高原油菜收获的季节。五月初四这一天，吕永义的弟弟挑着一副油菜担子，路过吕振邦家门，一眼看见了吕振邦。

吕永义曾在国民党设在清塬乡的清乡局担任文书，不久又担任民团团长。1927年春天，吕永义和吕振邦因土地纠纷产生了矛盾，从此，他对吕振邦怀恨在心。

此时，吕永义担任设在土桥镇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绅士局的助理员。吕永义的弟弟急急忙忙跑到土桥镇，把吕振邦回家的消息告知其兄。吕永义当即向驻扎在土桥镇的敌军司令何高侯报告。

当有人把看到吕永义弟弟的情况告诉吕振邦的胞兄吕彦杰时，吕彦杰觉得势头不对，赶紧告诉吕振邦：“你赶快跑！”

吕振邦如果听从哥哥的话，马上跑，敌人就抓不住他。然而，作为游击队队长，危险时刻，他首先不是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而是想着还有两名战士以及给游击队准备好的猪肉，他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习仲勋称赞他是个“无私的共产党人”。

同时，吕振邦也在算时间。从吕家村到土桥镇有20华里，即使吕永义的弟弟跑去告密，也得两个小时才能赶到，敌人接到报信后赶过来，也得两个小时，这样加起来足有4个小时。再说，敌人从土桥镇出发时，沿途被人发现，说不定还会有人跑来给他报信，那时再跑也来得及。

这样一想，吕振邦倒也没有慌乱，赶回家，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吩咐两个战士做准备，打算天黑后动身。

没有想到，敌人来得很快。

接到吕永义报信的敌连长高岐山，马上命令排长马久长带10多个人，穿着便衣，打扮成农民模样，由吕永义亲自带路，走捷径，直奔吕家村。这10多个便衣一到，首先堵住了村子唯一的出口。吕振邦这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接着，高岐山带着大队人马紧随其后，立即包围了吕振邦的家。

富有作战经验的吕振邦即使身陷强敌包围之中，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一边开枪迎敌，将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边掩护两个战士撤退，使得警卫员吕怀成负伤后也能成功突围。然而，敌人来了整整一个连，吕振邦已经无路可逃，便跑入自家窑洞躲藏起来，敌人不敢强攻，便从窑顶上放火烧。这场对比悬殊的战斗留下的弹孔和火烧痕迹一直残留至今。

滚滚浓烟逼迫吕振邦跑出窑洞，敌人射来一串罪恶的子弹，吕振邦中弹牺牲。

听说吕振邦被打中了，吕永义还不觉得解恨，他站在吕家的窑顶上高喊：“谁把吕振邦的头割下来，我赏50大洋！”

残暴的敌人果然将吕振邦的头割下来，悬挂在土桥镇城门上，示众整整4天。

吕振邦被害5天以后，何高侯颁布了那份血腥的布告。

吕振邦牺牲后，家被烧，地被卖，胞兄吕彦杰带着14口人逃难他乡。直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在时任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关怀下，吕彦杰一家才回到原籍吕家村。

土地和房屋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句口号叫“保家保田”，这句口号不知激发了多少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

1942年的一天，吕彦杰来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面见分区书记习仲勋。习仲勋告诉他：“过一两年，咱边区政府就要发土地证和房产证。发了证，你家的地和窑就有法律保护了。”

吕彦杰听了很高兴，说：“那何高侯的那个布告不就作废了？”习仲勋说：“不光是作废了，那是罪证，留着它教育后人！”

1944年阴历十一月初八，关中分区赤水县给吕彦杰颁发了一张“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登记证”，上面盖有赤水县政府鲜红的大印，县长王振喜亲笔签名，土地证上注明土地六亩一分五厘，写在吕彦杰的二儿子吕宗儒名下。之所以写在吕宗儒名下，一是表示继承权，如果写上吕彦杰的名字，万一他去世了，会引起遗产纠纷；二是这个二儿子吕宗儒曾过继给了吕振邦。吕振邦生前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按照农村风俗，应该从侄子中过继一个，以示后继有人。

领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土地证，吕彦杰热泪盈眶，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觉得自己对得住弟弟吕振邦。

他告诉吕宗儒：“赶紧到你‘二大’坟上烧张纸，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手里捧着土地证，吕彦杰又想起了习仲勋，念叨着习仲勋对他全家的关爱。

他也没有忘记仇人吕永义。

新中国成立后，吕永义自知罪孽深重，打着“阴阳先生”的旗号在外流窜。1953年8月11日，终被人民政府捕获，旬邑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吕永义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正当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审期间，吕犯因心脏病发作，于1956年元月二十一日死于狱中。

吕永义和吕振邦之间的仇怨早已超出了个人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正如历史档案所揭示的那样，吕振邦被害时两人都担任公职，一个是共产党游击队队长，一个是国民党绅士局助理员。从吕振邦被杀害的经过来看，当年的吕永义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实乃罪大恶极！

陕西省宝鸡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吕永义的判决书

不朽功勋 历史铭记

从表面上看，吕振邦只不过是个游击队的队长，革命经历不到5年。然而，他在陕甘边革命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却是不可小看。

说起陕甘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大多数人只知道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那个游击队。其实，旬邑游击队才是陕甘边地区最老的游击队。曾任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吴岱峰同志说：“（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成立之前，旬邑就有游击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第223页）

吴岱峰所言指的就是吕振邦领导的旬邑游击队。

旬邑游击队为刘志丹、谢子长后来开创陕甘苏区和在陕甘边进行游击战打下了基础。陕甘边苏区后来改为关中特区，抗日战争时期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从1928年到1931年，旬邑游击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孤军战斗了整整4年。

在这极端艰苦的4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从1929年到1931年，以谢子长、刘志丹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根据陕西省省委的指示，到陕甘宁各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所谓“兵运”，就是在国民党部队内部发动士兵起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借鸡下蛋”，把国民党的部队变成共产党的部队。那时候，年轻的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军阀部队中的士兵大多是穷苦人出身，只要宣传做得好，这些苦大仇深的士兵就会调转枪头，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殊不知，事情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打入陇东军阀谭世麟、苏雨生和陈圭璋部，举行多次兵变，大都以失败而结束。习仲勋于1932年2月在杨虎城部发动“两党兵变”，也以失败告终。这些痛苦的经历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军阀的部队靠不住，无产阶级应该且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搞革命的武装。

正如刘志丹后来所总结的那样：“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王世泰回忆录》第47页）

屡遭兵运失败的刘志丹、谢子长，看到旬邑起义保留下来的旬邑游击队这支队伍，喜出望外！他们没有想到，旬邑起义失败后还能保留下来这样一支革命武装。

游击队队员们大多是穷苦农民。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朱德总司令曾说过：“我们的兵是穿起军服的武装农民，军队即是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我们的人民军队由三种武装力量组成：主力兵团，地方部队，游击队；打起仗来，这三种武装力量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构成了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

从旬邑游击队可以看出这支人民武装的特点：一、有党的领导。第五伯昌既是旬邑游击队的党代表，又是旬邑县县委负责人；二、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游击队队员来源于贫苦农民群众，他们为广大农民的利益而战斗。

刘志丹、谢子长手里有了现成的一支农民武装，比他们从头做起要轻松很多，他们非常高兴。

1932年，是陕甘游击队诞生的一年，也是旬邑游击队迎来胜利和革命形势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的2月13日，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县的职田镇，捣毁区公所，惩办参与杀害旬邑起义7位烈士的恶绅王兆贤。当地民谣唱道：“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起首三嘉塬。谢子长，刘志丹，他把穷人看得宽。又抗粮，又抗款，打开职田把粮担。抬的抬，背的背，穷人大伙都吃麦……”

接着，在阳坡头歼灭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并进军土桥镇和清塬，4月21日攻克旬邑县城。5月上旬，在马栏歼灭来犯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两个连，缴枪200余支。与此同时，旬邑游击队配合陕甘游击队在甘肃省正宁县、陕西省旬邑县和淳化县广泛开展游击战，摧毁了不少乡镇保甲机构，使国民党统治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山区变成了红军的游击区，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陕甘边地区游击队迅速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做出将这一地区的游击队改编成红军正规部队的决定。1932年4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迅速将陕甘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同时规定：陕甘边游击队目前应该首先巩固三水（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区域，把它作为陕甘地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

这就是说，1932年的旬邑正从游击区向根据地过渡，或者说，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陕甘边革命向外发展的根据地。

是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转角镇杨家店子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兼）。

假如没有吕振邦所领导的旬邑游击队4年的艰苦战斗，陕甘边革命的烈火就不会烧得这么旺，陕甘游击队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可惜的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引导，前期是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后期是红26军政委杜衡（后叛变），使刚刚发展起来的游击队连遭失利。杜衡强迫红二团南下渭华，几乎全军覆没，陕甘红军大伤元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为“特区”。“关中特区”所辖的4个县,即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正是吕振邦所领导的旬邑游击队当年打游击的地方。

新正县，由旬邑县以北即职田镇北部和甘肃省正宁县的一部分组成，这里是陕甘游击队打下来的地盘，也是旬邑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

赤水县，主要包括淳化县的十里塬和旬邑县的清塬一带。这里是吕振邦的家乡，也是他领导的旬邑游击队的根据地。

淳耀县，由淳化县的一部分和耀县照金地区组成。耀县的照金和旬邑县的石门山紧密相连，旬邑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对敌作战。

在“关中特区”所辖的4个县中，绝大部分是吕振邦和他的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在这块红色热土上，无数旬邑游击队队员洒下了他们的鲜血。

这就不难理解，当习仲勋踏上这片热土的时候，对烈士及其家属表现出的崇敬和关爱之情。他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吕振邦烈士的功迹：“吕振邦同志是一位无私的共产党人，是出色的军事干部，曾多次打败反动民团的联合围剿，扩大了游击区，发展壮大了游击队。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完成他们的遗志。”

习仲勋心里很清楚，没有吕振邦和他的战友们的浴血战斗，就不可能有这么一块“特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继承先烈们的遗愿，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