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及其特性

苏晓伟，杨 雪

(贵州财经大学 商务学院，贵州 惠水 500660)



博士硕士论坛

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及其特性

苏晓伟，杨 雪

(贵州财经大学 商务学院，贵州 惠水 500660)

政治生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萌芽，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有限政府”思想及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都体现出了美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殷切向往。在西方，政治生态理论最早体现在古希腊时期，经过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政治生态理论逐渐形成。到了现当代，政治生态理论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政治生态学就是为了探寻一种普遍的理论模式实现社会的生态化，借助于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和说明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论。该理论主要体现为三个特性：多样—稳定性为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提供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的条件，有利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动态—开放性保证系统内部高度分化，结构和功能更加完善，适应外界条件的变化；系统—平衡性保持系统健康发展，要素环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维护系统协调有序状态。

政治生态系统；理论渊源；特性

生态学(Ecology)概念是德国生物学家厄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68年在《创造的自然史》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研究周围环境与生物体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生态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指生物生存状态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从词源学来看，“ecl-”表示家园，“log”表示事物间的关系，因此，“ecology”就表示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1935年英国生物学家坦斯利(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的学术概念，认为生物群落和其环境之间组成了相互影响和关联的政体，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组成的有机复合体就是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与协调；第二，系统内各种生物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第三，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实现物质资源和信息能量的再生产；第四，系统内部与外界环境保持动态稳定，需要进行能量、资源、物质和信息的流动性交换。

一、政治生态学理论渊源

政治生态思想意识在我国春秋时期就已有萌芽。儒家的“中庸”思想，就是反对极端，要保持中和之道，社会发展就需要各方利益都得到合理照顾，达到“和而不同”的“大同社会”。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与当今“有限政府”观点有很大相同之处，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达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主张社会不要区分高低贵贱，不分远近亲疏、不分上下尊卑，人们相互帮助，社会充满爱心、信任和责任，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状态。这些都是政治生态学理论的思想萌芽，都有美好的社会憧憬与政治制度设计。到了现当代，最早借助于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政治现状的学者是王沪宁，他将政治生态学知识运用于研究行政学。“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行政系统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用生态学来渗透行政学，研究行政系统和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1]王邦佐等学者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系统中的党员个体、各党派及整个制度结构都与周围社会生态密不可分，进行着相互作用和调试，从而确保政党制度与变化着的社会生态之间保持基本平衡[2]。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政治生态理论，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把政治生态学理解为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生态学问题。以西方生态思想的演变为线索对人与自然进行政治生态分析，比如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佘正荣的《生态智慧论》。第二类把政治生态学当作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第三类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要从生态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述和研究[3]。比如王雨辰的《生态批判和绿色乌托邦：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第四类是把政治生态学看作是关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学研究，是关于政治主体、制度和过程以及与环境之间的方法论和理论观照。比如刘京希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他从政治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学科体系和结构内容入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总结出了政治—社会—自然的政治生态理论体系[4]。

相对于中国文化，西方学者更加注重政治制度的设计，更能体现出政治生态学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追求正义的城邦，也就是“善”的城邦，通过对理想国的构建，认为正义集中体现在社会分工上，国家就是分工的产物。国家需要“统治、保卫和生产”三种职能，所以哲学王高高在上，其次是军人，最底层是生产者。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工互助，实现了正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需要过群居合作的生活，这就需要城邦组成人员的多样性，有利于城邦的和谐稳定，人们相互间没有敌意，不会自相伤害，过着没有忧虑和恐惧、自由自在的生活。洛克(Locke)设想的自然状态是平等的，人们过着自由生活，在自然法的约束下归于理性，他建立的公民社会有效地维护了公民的利益，在放弃与收获权益之间进行平衡。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三者相互制约与平衡，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5]这说明政治生态系统理论都是东西方文化逐渐演变的结果，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这对于理解政治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生态学理论经历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三个时期。在萌芽阶段，政治生态学主要关注环境问题，尤其是雷切尔·卡尔孙(Rachel Carson)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环境伦理问题，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发表，生态意识开始引起高度重视。在发展阶段，生态自由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成为生态政治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各种绿色思潮相互吸收和借鉴，打出“绿色”旗帜，最终形成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6]。在成熟阶段，生态政治思想理论开始转向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民权意识等政治学基本范畴，逐步走向生态现实阶段。将生态学的方法引入政治现象的研究始于美国学者J·高斯(J. Gauss)的《政府生态学》，W·雷格斯(W. Regus)进一步阐述了生态方法在政治现象中的具体应用，他的《行政生态学》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政治生态理论的建立。在他看来，要想了解行政行为必须从社会环境入手，揭示政治发展的生态机制和规律，积极寻找外部环境与行政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互动关系[7]。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把社会政治现象当作系统进行研究，通过建构模型、了解和认知，认为政治系统通过互动形式权威性分配社会价值。西方学者的政治生态研究都是对政治学发展的有益尝试，拓宽了视角，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二、政治生态学概念

二战以后人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工业文明通过大机器摧毁了传统自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两方面的转移：人们由对自然的崇拜转移到了对机器生产的崇拜，由依靠自然转移到了征服自然。这样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口增加、森林减毁、土壤退化、大气污染，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积极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从人类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引发了一系列的绿色运动和绿色思潮，进而衍生出政治生态学理论。政治生态学理论借鉴生态学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来解释和研究政治现象，具有政治学与生态学交叉学科的双重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把政治生态学定义为“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生态政治学借助于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8]。《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治生态学定义为“是研究政治行为环境的一系列方法”。广义上说是“主要被用来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狭义上说是“同政治地理学紧密相连的空间领土环境和政治行为的研究”[9]。从上述两种权威定义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政治生态理论主要是借助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揭示有关政治现象及其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揭示其所包含的内在本质，对基本政治现象做出实质性解释。本文所研究的政治生态学是指：应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具体政治现象和与之相关联的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说，将政治系统视为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置于社会大转型下进行研究，突出内部机制，注重深层规律的探索，实现政治学和生态学的有效衔接，探寻一种普遍的理论模式，实现政治的生态化。

三、政治生态学特性

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既有政治学的特性也有生态学的特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政治生态学的基本特性。其主要有多样-稳定性、动态-开放性和系统-平衡性三个特性。

(一)多样—稳定性

多样—稳定性是政治生态系统的基础。多样性为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提供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的条件，使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更加完善，增强了对抗风险的能力，提高了系统的免疫功能。多样性有利于建构结构复杂、功能稳定和生态平衡的政治系统，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再生产力。按照生物学知识，多样性与稳定性存在一定的关系：系统内部种类繁多，其抵抗力稳定性就强，平衡性就越稳定；反之，系统内部种类稀少，恢复力稳定性强，平衡性容易被打破。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多样-稳定性关系图

多样性有利于促进政治单元结构的多维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存在，维护政治生态的稳定。从政治垂直结构角度来说，多样性便于中央与地方之间政令的畅达，上下级之间占有各自的权力资源，明确各自目标，相互配合，合理利用“权力阳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切实维护好人民赋予的权力，进行权力的扩大再生产，防止出现“纵向碎片化”，有利于维护中央的权威，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从政治水平结构角度来说，多样性便于平行机构相互监督、制约和平衡，避免一方独大，保持相互沟通和协调，共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丰富政治活动和内容，使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和谐相处，防止“横向碎片化”。

(二)动态—开放性

动态—开放性是政治生态系统的保证。政治生态系统内部高度分化，结构功能专门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和自我调节的系统。动态性促进了信息、能量、物质和资源的交换，保持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系统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收集，增强其适应性，内部诸要素随结构功能改变而不断进行调试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开放性有利于提高系统决策功能和效率，通过输入-输出和反馈机制的流动性分析，及时调整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其功能，保持系统的生机与活力，使政治生态系统适应社会生存法则，在一定的生态容量的值域内保持动态平衡，防止局部出现富营养化状态。通过动态的输入渠道，系统时刻保持与外界环境的沟通，经过政治加工和反馈，对外来的刺激调节内部结构，输出的政治产品适应外界环境的变迁。系统的动态-开放性保持了其存在的能量和给养，维持其发展、生存与运转。政治体制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系统与外界环境的沟通中，通过自身调节与更新，处于与社会同步发展状态之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动态性和开放性中的输入-输出和反馈过程都是在合理定义域区间内进行正常交换的，通过过程性、结构性和功能性分析，重新安排行为规则和内部结构，适应剧烈变化的环境以保持动态稳定。

(三)系统—平衡性

系统—平衡性是政治生态系统的要求。政治生态系统要保持健康、稳定、有序发展，必须具有良好的自我协调和控制能力，需要系统内部各个结构部分、功能单位和要素环节之间要保持平衡，协调发展。生态平衡是系统内部处于有机关联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联合体”，体现了政治行为的互动模式，注重系统的平衡性就是很好地保持了系统的效率，如果违背系统生态平衡规律，那么政治生态系统会逐渐失调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政治发展史就是政治生态从原始生态走向亚生态到反生态再到更高生态层次的循环反复和新陈代谢史。“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存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印象即概念，都处于生成和死亡的变化中。”[10]系统保持动态平衡，内部诸要素就会协调发展，政治文明就会进步；系统保持静态平衡或者是不平衡，内部诸要素不能协调一致，政治文明就要倒退。因此系统性和平衡性要求政治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要常态化、妥协意识要明确化、对话方式要法制化，这样有利于保持系统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提高系统政治产品的净生产力，积极创造良性生产要素增量，维护政治生态系统协调有序状态。

四、结语

政治生态研究的是政治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诸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已超越了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政治生态学将政治现象、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给予整体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研究，考察生态系统内诸要素和外界环境实然性动态关系，为更好地解决系统性问题提供了益助。政治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提出系统内相关现象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把握好动态平衡，维护好动态稳定是解决生态系统问题的关键因素。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5.

[2]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

[3] 黄继锋.“政治生态学”──“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观点[J].国外理论动态,1995，(22):169-175.

[4] 刘京希.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4):119-126.

[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6] 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2):21-27.

[7] 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10.

[8] 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327.

[9] [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5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37.

〔责任编辑：徐雪野〕

2016-10-26

苏晓伟(1987-)，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助教，硕士，从事政治生态学研究。

D0

A

1000-8284(2016)11-01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