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区位与张家口的兴衰变迁(1429-1929)

王 涛,王华玲

(1.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政策、区位与张家口的兴衰变迁(1429-1929)

王 涛1,王华玲2

(1.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明清时期的张家口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贸易城市与金融中心之一。明朝在隆庆年间改变了对蒙政策，张家口被确定为明蒙互市之地，开始了张家口由军事城堡向商业城市的转变。清代张家口因为优良的区位条件成为对蒙及对俄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枢纽。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铁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马车与骆驼的运输方式，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完全改变了中俄贸易路线，张家口因未能抓住历史机遇而走向衰落。

张家口；贸易政策；区位条件；转运枢纽

网络出版时间：2016-07-13 09:38

张家口又称东口，取其在长城东部之口之意。张家口的兴起虽然较晚，但是到清代中期，它已经发展成闻名塞外的商城，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与金融中心之一，近代更有“华北第二商埠”的美誉。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张家口贸易枢纽的地位不复存在，地位也一落千丈。关于张家口兴衰的问题，已有多文加以讨论，但是并未严格区分商人的兴衰与城市的兴衰，这造成对张家口城市兴衰的讨论含混不清。从明清政府政策、区位条件及其演变的角度讨论张家口如何成为中俄与汉蒙贸易陆路枢纽以及如何走向衰落，对张家口今天的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军事城堡转变为边贸重地的关键：“隆庆和议”

长城一线历来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张家口正处于长城沿线之上，东临北京与承德，西临山西大同，北部是蒙古草原，南部是华北平原，是外接漠北、内通中原的交通要道。明朝建立后，虽然将蒙古驱往草原，但是并不能够彻底消灭蒙古。为此，明朝先后在辽东至陕甘一带建立了军事防御体系，即所称九边，宣府是最早建立的军镇，处于防御体系的中央，直接担任着守卫北京的重任，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朱棣去世以后，明朝军事进攻能力大为下降，总体上采取了防守策略，沿长城一线构筑了众多的城、堡、墩和台，并设立都司卫所等军事建制机构。张家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指挥张文在原张家庄的位置修筑张家口堡。按明代制度，戍堡分“极卫”“次卫”和“又次卫”3种等级。作为最高等级的“极卫”戍堡，张家口堡格外重视其军事防御功能，筑墙取土使环城四周形成了可用于防御的“湟”(无水的护城河)，仅有东、南两门，后又增建瓮城以加强防御。据《万全县志》所载，张家口堡额定驻军“原设守备一员，把总员，存籍官军一千一百九十九员，实有官军一千七百零八员”[1]卷4·武备志。明代制度规定官军需携带妻、子戍守，依此计算，当时张家口堡人口应在5 0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军事为核心的居民聚集区。

明正德、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各部，蒙古高原开始出现安定局面，但由此带来的人口扩张也使蒙古各部迫切与中原地区交易，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嘉靖一朝，双方冲突不断，蒙古虽然屡屡突破长城防线，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而明王朝的财政开支也因此不断上升。嘉靖去世后，明蒙双方均意识到不断的冲突只能使问题恶化，而互市则能够实现“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2]1 367，故在隆庆五年(1571年)实现了“俺答封贡”，也称“隆庆和议”，双方正式开始互市。

当时，互市分为官市与民市，明朝开放了新平堡、守口堡、得胜堡以及张家口堡4个地点作为贸易市场。官市主要满足蒙古贵族需求，每年一次，每次一月，不同市场的交易时间并不相同，总体上多在夏秋两季。民市主要满足蒙古平民百姓的需求，每月都有，但每月仅交易两日，就在官市旁边[3]。对于官市，明蒙双方均严加防范，交易被限定在边墙之外的瓮城之内，交易者进入市场之后，瓮城闸门关闭，蒙古300名士兵驻扎在边墙之外，而明朝则有500官军于瓮城内负责监督交易进行，防止发生争端[2]3 373-3 375。而对于民市，则听凭普通蒙古人与汉人交易各种皮毛、牛羊与杂粮布帛。

开放互市之后，双方的贸易额发展非常飞快，其中张家口堡的贸易更是后来居上(见表1)。张家口能够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在于此地相对于大同和山西，更加靠近京城与华北平原，各种商品能够更方便地运抵，而毗邻的蒙古诸部也与明朝关系融洽。

表1 1571-1575年方逢时所报市马数 单位：匹

资料来源:根据《明神宗实录》卷四十整理

比官市发展更快的则是民市，由于几乎没有交易限制，蒙古各部平民都争相前往几个互市场所交易自己所需产品。到万历年间，各互市地点的民市均已相当发达，其中尤以张家口最为繁荣。万历四十五年(1613年)，考虑到日益繁荣的张家口堡贸易可能对军事防御不利，明朝在张家口堡以北筑来远堡作为明蒙互市之所。然而，这并没有使张家口堡重新回到军事用途，大量前来经商之人，尤其是晋商很快填满了互市消失之后的遗留场所，而来远堡与张家口堡之间的街道很快也成为繁荣的市场。

可见，隆庆和议之后的明蒙贸易使张家口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堡垒转变为一个边贸重地。由于其内通富庶的华北平原，外连蒙古实力最强的各部，其贸易量很快超越了其它同时开放的市场，成为明蒙贸易的首要市场。

二、清前期对蒙、俄贸易的控制加强了张家口的地位

清取代明之后，张家口已不再是边疆地区，因为与蒙古加强了联系而使贸易进一步扩张。

清朝建立之初，对与蒙古交界地区的管理仍然沿袭明制，允许蒙古各部继续前来贸易，对蒙古前来贸易的地点、时间与人数同样加以严格限制。“内外札萨克蒙古，皆令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出入……除此六边口外，别处边口。不准行走。”“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理藩院进一步规定除了噶尔丹等四大台吉之外，其余俱在张家口等地贸易[4]23。

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叛乱，清朝继续鼓励长城沿线的蒙古贵族开垦荒地，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这一政策直接促进了大量汉族人口前往张家口等地开垦，促进了张家口等地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清政府统一蒙古草原后，在明王朝原有驿道基础上向外延伸修建口外驿道。康熙三十一年(1682年)五月，刑部尚书图纳于从喜峰口至科尔泌设立15站，内阁学士德珠于杀虎口至鄂尔多斯设立12站；1683年二月，吏部侍郎布彦图和侍读学士额赫礼在张家口至归化城四子部落设立8站。自此，张家口通往蒙古草原的驿道开始发挥作用。雍正年间，张家口的地位出现了明显上升。雍正二年(1724年)准噶尔之战后，官员奏报由杀虎口前往阿尔泰的驿道道路偏僻，水草不佳，请求移驻张家口，获得同意。同年六月，官员再次奏报自杀虎口至扎克拜达里克城驿道道路偏僻，水草不佳，请求移驻张家口，也获得同意。这样，原来几路驿站已经均迁移至张家口作为出发地点，这样，以张家口为起点的张库商道初步形成。

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设立了张家口理事同知厅，隶属直隶口北道。同年，清政府还规定凡前往蒙古贸易的商人，必须获得察哈尔都统及多伦诺尔同知衙门等官方机构颁发的“部票”才能出行，而这些机构因为驿道起点的变更已经全部移驻在张家口，这也就意味着前往蒙古贸易的商人必须首先到张家口获得“部票”才能前往蒙古贸易。在张家口获取“部票”的同时，商人也在张家口的税关纳税，清政府规定在张家口的税关纳税后，前往蒙古草原便不再征税。另外，清政府为了防范商人聚集可能威胁到其统治，规定旅蒙商人到达指定地点后，必须在当地政府的监督下开展贸易。汉族商人不允许在蒙古地区建立固定店铺和房屋，不得携带家眷，不准前往未经允许的蒙地贸易，且必须在1年内回到内地[5]32。这些规定促使旅蒙商人必须前往张家口取得“部票”以及纳税，为了能够在1年内回到内地，势必也将自己的货物存储地建立在离蒙古草原最近的地方。于是，张家口在成为诸多驿道的出发点之后，又成为前往蒙古贸易的商人的居住地、仓储地与商道的出发点，在对蒙贸易中将其它关口远远甩在身后，成为塞外对蒙贸易最重要的商埠。

在对蒙贸易扩张的同时，新的对俄贸易的发展对促进张家口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7世纪末，不断东扩的俄罗斯已经与清朝接壤，并力图侵蚀清朝的国土，受到清朝的阻击。两国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清朝与俄罗斯的边界，并且允许俄罗斯使团前来清朝贸易。当时俄罗斯使团前来北京贸易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尼布楚到齐齐哈尔城，经东部蒙古进入古北口或山海关到达北京；另一条则是经伊尔库次克城循色楞格河，经库伦，穿越隔壁到达张家口，然后进入北京。前者往返需要150天，而后者只需70天[6]52。1708年清朝将经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的路线定为俄罗斯使团进京的官道，这使张家口成为了中俄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雍正五年(1728年)，中俄再签《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准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两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恰克图、尼布楚择好地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7]28《恰克图条约》在原有官方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边境贸易，允许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与尼布楚两地互市。中俄贸易迅速发展，从贸易总量上来看，1740年代，每年交易额为40～60万卢布，到18世纪末，贸易额达到近300万卢布，1851-1855年，每年平均贸易额更是达到了927.2万卢布，较互市之初增长了20倍[8]9-15。由于尼布楚道路偏远，贸易并不活跃，中俄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需通过恰克图，而中俄恰克图贸易只不过是张库商道的自然延伸而已。

中俄贸易与中蒙贸易的叠加刺激了张家口的繁荣。康熙初年，张家口旅蒙商号有30余家；雍正十三年(1735年)发展到90多家；乾隆十三年(1748年)增长到了190多家；至19世纪初期，旅蒙商号共280多家，规模也更大[9]。贸易额的发展从清政府的税收中也可以反映出来，清初张家口初设税关时定额10 000两，雍正元年增加到20 000两，嘉庆四年(1799年)定盈余银40 561两，正额、盈余合计60 561两[10]。伴随着贸易发展的则是金融业的发展。乾隆元年(1736年)，山西商人王荣廷出资4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祥永发”帐局，经营存款和放款业务，成为张家口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早的一家金融机构。此后山西商人常立训先后投资5万两和3万两在张家口创设了大升玉和大泉玉两家账局。但对张家口金融业发展影响更大的则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展开。为了弥补帐局不能从事资金汇兑业务的局限，19世纪末，山西商人又创办了票号。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张家口已有锦泰亨、日升昌、日新中和协同庆等票号总号或分号12家，张家口成为晋商13个金融中心之一，并且是中国最北端的金融中心。

三、鸦片战争以后区位条件的变化与张家口的衰落

鸦片战争使中国卷入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中国不再拥有贸易与生产的控制权。对张家口来说，最重要的打击便在于其贸易垄断地位的丧失。

一直觊觎中国领土与市场的俄罗斯在1858年6月13日，抢在英法之前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此后除两国由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府、琼州府等七处海口通商。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7]80海港的开放使俄罗斯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海上运输通道。但是俄罗斯的海上运输路线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发挥其期望的作用，一是由于俄罗斯航运能力有限，再加之其与土耳其关系紧张，经过黑海的运输始终受到限制；二则是由于海路经过南洋酷热之地，导致茶叶味道锐减，不如陆路运输经过风霜的茶叶味道浓郁[7]86-87。这就使经过张家口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中国主权的丧失导致了该时期张家口贸易控制权的变化，俄罗斯不断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居留权、售卖货物权与免税的权利，因而在陆路运输茶叶的通道上，中国商人不断地受到排挤；加之中国商人不但不能得到来自政府的保护，反而要为清政府的财政赤字承担更多的厘金，中国商人在张家口的贸易自鸦片战争后便日益不景气，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路线上的中国茶商已经由28家减少到1870年的3家。但通过张家口的茶叶贸易反而更加繁荣，1871年经过张家口的茶叶总量约在30万担，此后逐年上升，至1894年达到了58万担[7]99-100。张家口的重要地位也引起了各国在张家口的争夺，1908年由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通车后，在张家口的外资洋行达到了44家。

随着国际关系以及交通体系的转变，张家口的贸易转运地位受到极大威胁，并最终导致衰落。在晋商控制的中俄贸易中，晋商无论在何地采买茶叶，均是运至樊城(今襄阳)后北上到达晋商的大本营祁县、太谷和平遥，然后继续北上过大同，将茶叶储存于张家口，取得“部票”和完税后运至库伦与恰克图[11]。当俄商控制中俄贸易后，茶叶直接由海上运至天津，然后用马车运至张家口，再换成骆驼等工具运至恰克图，张家口成为了海陆联运的重要中转站。1903年，为了抢占东北，俄罗斯兴建了经满洲里和哈尔滨到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铁路的通车极大地降低了陆路运输成本，因而已经有部分茶叶经由海路前往大连后再转成中东铁路运至海参威后运回俄罗斯。1908年，京张铁路通车，联通了已有的京山铁路，使天津到达张家口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经过张家口的客货运量也出现了大幅上升。但1916年建成的西伯利亚铁路对张家口的中转贸易造成了沉重打击。茶叶经中东铁路直达海参崴，然后再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莫斯科，不论是运输成本还是速度均大大超越了经过天津到达张家口再到达恰克图的路线。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每磅茶叶的运费仅为9美分，运输时间则在10～15天左右，而传统的运茶商队在到达从天津后由张家口转运至恰克图就需49～90天[12]。因而，俄商运输茶叶几乎全部舍弃张家口路线而转走中东铁路进入西伯利亚铁路达到莫斯科，甚至库伦和恰克图的茶叶也由西伯利亚铁路运来。

国际局势的变化推迟了张家口衰落的时间。1915年以后，由于国内局势的紧张，俄罗斯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徐树铮率军驻扎在库伦，为中国商人提供安全保障。1918年，张库公路通车，汽车和马车可以方便地直达库伦，极大提高了货物运输量，也带来了张库商道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此时，张家口的大小商号达到了7 000余家，银行36家，“外管”(经营旅蒙业货栈)1 600家，贸易总额达到了1.5亿两[13]。但是这个辉煌是极其短暂的。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加之十月革命后苏联宣布断绝中苏贸易，中国国内军阀混战造成的商路不通，实际上已经对张家口的贸易造成了极大打击。据1912年的统计，张家口桥东和桥西的常住人口是132 621人，但1924年张家口的官方统计人口已经锐减至69 881人[13]。1929年在苏联支持下外蒙独立，没收了中国商人在库伦的资产，并断绝了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商人损失惨重，无法继续贸易，在张家口的商号纷纷倒闭。至此，张家口作为一个贸易城市彻底衰落了。

明清时代的张家口从一个边疆军事要塞发展成为商贸城市和中国最北部的金融中心，政策因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蒙之间由对抗走向贸易，促进了包括张家口在内的4座军事要塞转变为互市市场。清朝建立后，张家口仍然是对蒙贸易的市场之一。雍正年间部票的发放机关为驻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更进一步强化了张家口在对蒙与对俄贸易中的地位。

张家口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其能够成为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重要枢纽的关键之一。相对于山陕与东北相对贫瘠的土地与人民，背靠北京与华北大平原的张家口不但可以提供蒙古各部需要的绝大多数商品，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张家口毗邻的草原水草丰美，也为旅行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张家口的衰落同样与区位条件的丧失有关。中东铁路以及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导致传统的中俄贸易路线发生改变，张家口不在这条新的贸易路线上。京包铁路的通车可以使货物从天津港直达蒙古草原，张家口因而丧失了其贸易中转地的重要地位。

历史上张家口的兴起与衰落均与贸易存在重大关系，优良的区位条件是张家口取得贸易中转地的重要条件，交通工具的改变也使张家口丧失了优越的区位条件。但是，张家口仍然处在京津冀都市圈与呼包都市圈的交界处，是通往西北、中亚乃至俄罗斯通道上的重要一环，如何重新找回张家口的区位优势，是张家口能够获得新的发展的关键。在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之下，将北京承担的对西北、中亚及俄罗斯的物流与贸易功能部分疏解到张家口，发挥历史上张家口曾经发挥的功能，或许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构想。

[1] [清]左成业.万全县志[Z].乾隆十年刻本.

[2] [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金星.隆庆、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右翼的互市市场[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4-17.

[4] 圣祖仁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十七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

[6]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M].北京：商务出版社，1961.

[7] 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8] 郭蕴深.中俄张家口贸易(A).张家口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辑刊第(十三辑)[C].1988,15-20.

[9] 王洪波，韩光辉.从军事城堡到塞北都会：1429-1929年张家口城市性质的嬗变[J].经济地理,2013，(5)：72-76.

[10] 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J].北方论丛，1998，(5)：94-98.

[11] 张正明.清代晋商的对俄茶叶贸易[J].农业考古，1997，(4)：119-123.

[12] 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贸易[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1)：51-55.

[13] 张轶欣.张家口商业兴衰与近代城市空间的演变[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2)：59-63.

(责任编辑 薛志清)

Policies,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Zhangjiakou(1429-1929)

WANG Tao1,WANG Hua-ling2

(1.School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2.School of Marxism,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

Zhangjiako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cities and financial cent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Ming Dynasty changed its policies to Mongolia and Zhangjiakou was made a trade center on the border of Ming and Mongolia,which started Zhangjiakou to change from a military town to a commercial city.In the Qing Dynasty,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geographical conditions,Zhangjiakou became the transportation hub of trade with Mongolian tribes and Russia.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railway gradually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means of the carriage and camel.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Siberian railway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However,in this process,Zhangjiakou declined because it failed to seiz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Zhangjiakou;trade policy;geographical location;transportation hub

2016-02-19

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ZD201405)；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

王涛(1976-)，男，河北易县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发展。

K 291

A

2095-462X(2016)05-0018-0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713.0938.0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