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复亨
——张家口老商考证

乔 彦 军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广东 深圳 518001)



天复亨
——张家口老商考证

乔 彦 军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广东 深圳 518001)

库伦和恰克图等地寄至天复亨的存世信封表明，天复亨是一家烛铺，经营地址位于仁寿街，即如今的中学街。离其不远的玉带桥南和明德南街西的区域曾经是皮革作坊重地，有不少牲畜屠宰者和肉食品加工者，这些行当产生的大量动物油脂成就了一定规模的蜡烛加工及贸易产业，由此推动了天复亨的创立和发展。

天复亨；仁寿街；玉带桥；蜡烛加工；蜡烛贸易

网络出版时间：2016-07-13 09:37

实寄封是经过通信寄递后的信函封套。其上的各种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邮政史和邮票史的可靠佐证。把互联网上的商家实寄封图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可证实一些商号的真正存在，还可揭示其经营地址与范围、创立及持续时间、财东经理、经管特点以及兴衰成败等诸多历史信息，有利于区域商业史研究走向具体和深入。

见诸于互联网上的天复亨实寄封比较多，通过收集到的74枚封片，可以考知天复亨的一些基本情况，若将其置于供求关系之中加以系统分析，更可见其设立和发展的必然。尤其是后一方面，对于突破当前面临的供求矛盾，谋求可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天复亨的经营地址和存续时间

这些信封的寄达地址如表1所示，对于准确定位天复亨经营地址最有意义的是“仁寿街”这4枚。

图1是1928年2月18日由库伦寄往张家口的红条封，也是最早写有“仁寿街”字样的一枚，但仅凭此封还不能确定中间一字一定是“寿”字。图2是1931年10月24日自库伦寄张家口的红框欠资封，这是第二封出现街道名称的信封，中间一字为寿字的繁体字——壽，由此可以确证收信的具体地址就是“仁寿街”。

查现在的张家口市地图、大境门街道办事处和明德北街街道办事处所辖的社区居委会及其历史沿革，均未见“仁寿街”。有资料提到，成立于1915年的张家口市第一中学最初的校址在明德北仁寿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学街①。

表1 寄达地址统计表

注：寄达地址按信封上的最小范围地址进行统计，比如，图1中的“烦邮至张家口上堡仁寿街祈交”按“仁寿街”统计，若没有“仁寿街”便按“上堡”统计，若没有“上堡仁寿街”则按“张家口”统计。

图1和图2仁寿街的前边还有“上堡”两个字，仁寿街或后来的中学街是否属于上堡范围呢？自1975年设立明德北街街道办事处以来，中学街一直包括在它的辖区范围内。中学街周围的蒙古营、营城子、下东营以及西沙河等也都属于该街道办事处管辖，这些区域都属于上堡范围。严格地讲，下堡即明宣德四年(1429年)所建的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上堡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所建的来远堡(也称市圈)。但是，一般民众所说的上堡和下堡，其范围要比本来意义上的来远堡和张家口堡大得多，而且这种认识由来已久。1892-1893年曾经4次进出张家口的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②这样写道：“作为商业城市，张家口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堡，另一个是下堡。”[1]“和上堡南端直接相连的是满洲八旗兵驻营的地方……满洲驻军的校场把张家口分隔为上下两部，即上堡和下堡。”[1]照此来看，上堡与下堡的分界线应当就是今天所说的蒙古营一带了。现在的明德北街街道办事处和明德南街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的划分，基本上体现了这种上堡和下堡的分界。

图1 1928年库伦寄仁寿街天复亨

图2 1931年库伦寄仁寿街天复亨

表2对74枚信封按寄信年份进行了统计，最早一封销有恰克图1925年8月13日戳，最晚一封销有恰克图1937年9月27日戳。这两枚信封表明，天复亨的创立早于1925年8月，至1937年9月底仍然存世经营着。在这12年间，1931-1934年的信封较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业务繁忙和商业兴隆，而其他年份似乎较为冷清。

表2 寄信年份统计表

注：寄信年份按寄出地邮戳时间或寄信人记录时间统计。

二、天复亨的经营范围和信息管理

在这些封片中，图3是1930年10月20日由库伦的康守明寄张家口的一枚红框封，此封证明天复亨是一家烛铺。

图3 1930年库伦寄仁复亨烛铺

图3中“天复亨”后跟随的一个字，似“烛”如“炖”。之所以认定它是一家烛铺而非炖铺，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将图3天复亨之后的两个字放大如图4，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个字右半边前三笔的顺序是：竖、横折、横。而“炖”字右半边前三笔的顺序应是：横、竖折、竖。尽管图4中“烛”字右半边“虫”字的最后三笔不是一笔一画的竖、横、点，但也绝非“炖”字最后一笔的竖弯钩。

图4 放大后的“烛铺”

第二，蜡烛是一种日常照明用品，宗教、祭祀、生日以及红白喜事等活动中常用此物。这些信件主要来自库伦、恰克图和温都尔汗等地。在1925年至1937年的10多年间，这些地方电的使用并不普遍。虽然煤油在19世纪中期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使用，但正如今天仍然需要蜡烛一样，那时这些地区对蜡烛的市场需求规模依然不小。

第三，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记录，1892年山西商人在库伦市场横街上有两家烛铺，自设作坊制造红白蜡烛出售[1]。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库伦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中有一家烛铺叫三盛元，位于东南巷第13号，铺主马成瑞是山西应州人，这家烛铺的伙计竟然有8人之多[2]。这些信息显示，无论在蒙古当地设铺加工和销售蜡烛，还是把蜡烛成品销往蒙古各地，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在蒙古国独立之后，这些华人经营的烛铺可能随之关闭，仍居住在库伦等地的华人及商家可能转向张家口的天复亨采购蜡烛。

第四，寄给天复亨的这些信件中，除两封是商号(裕胜和、三义顺)来信外，其余署名均为个人。这么多个人来信，肯定不是简单的亲属联系，也不是大宗商品买卖，购买生活或娱乐照明的蜡烛极有可能。

在明、清及民国初期，会计账册和来往信件是商家收集报告信息并进行信息管理的重要工具。因此，商家对信件的管理都很严格，大商号还设有专门的信房，来往信件都要编号登记并进行摘要处理等[3]。天复亨的信息管理在这些信封上主要体现在编号和登记收信时间两个方面。

第一，图1左上角有“第五号”3个字，右边有“随统去第四号复信一纸”，这两点表明这位写信人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被编号的。图1左下角印章中3个字为“董玉书”，根据以下两点来看，董玉书极有可能是天复亨的重要人物。其一，图1的收信地址十分具体准确，表明董玉书知道天复亨的确切地址所在；其二，图5的收信人是天复亨的董玉书，该信是1932年9月6日由库伦五道巷寄来的，将其与图1结合起来看，合乎逻辑的解释是，1928年董玉书曾在库伦，1932年或之前他回到了张家口的天复亨。这样，因董玉书是天复亨的一位财东或经理或伙计，他写给自家商号的每一封信件都按规定或惯例进行了连续编号。

图5 1932年库伦寄天复亨董玉书

寄信年份信封数量盖有条戳数量盖有条戳数量占信封数量比重(%)192611100.001931241979.1719321111100.00193344100.001934131292.31193555100.00193655100.001925-1937745777.03

第二，在图2的收信人地址和天复亨商号之间有一列印刷体文字为“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到”，图5中也有这样的条戳，为“中华民国廿一年十月七日收到”。如表3的统计，通过加盖条戳形式记录收信时间首先出现在1926年，全部74枚信封中共有57枚信封有这样的记录。这种现象在张家口的其他商号同样经满洲里或上海至北京再到张家口邮路的信封中根本不存在，那些信封上条戳的时间要么和邮局收到时间相同，要么晚于邮局收到的时间。因此，这些条戳不是邮局所盖，而应当是商家所为。记录收信时间是当时商家的惯例，其他张家口的商号，如德玉恒、义合成及庆泉达等，都是直接在信封上手写收到来信的具体时间，甚至进行摘要。天复亨在收信时间的记录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记录规范而美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天复亨对信息管理的重视。

三、天复亨与附近产业的高度关联

图6是收集到的最早一封寄至天复亨的红条封，销恰克图1925年8月13日戳，寄达地址是“上堡玉带桥”。由此可以断定，玉带桥的建成时间一定早于1925年8月，这也印证了其他一些说法的成立③。玉带桥位于现在的西沙河大街、明德北街和明德南街的交汇处，跨越西沙河，连通了明德北街和明德南街。由表1可见，寄给天复亨的信件中共有24封的寄达地址是玉带桥，占到74枚信封的32.43%。这种情形当然是天复亨在玉带桥附近的一种反映，而天复亨之所以如此设址，却有着更为实质性的决定因素。

图6 1925年恰克图寄玉带桥天复亨

明隆庆五年(1571年)，长城上的6个关口被确立为马市，最重要的一处就是张家口。美国人艾梅霞极具想象力地描述道：“1578年的时候，若鸟瞰万里长城，你可以看到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40年之后，则可以看到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4]由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300多年历史长河中，由蒙古各地源源不断涌入的牛、马、驼、羊等解决了当地军民的多方面需求，也推动了牲畜屠宰、肉食品和皮革等的加工及贸易。在道光三年(1823年)重修大境门山神庙、起盖乐楼和增建灶君殿碑的碑文中，记载了智肉房、三盛肉房、于肉房、王肉房、郝肉房、杨肉房和四成肉房等7家肉房均有施银。新华街里有一条巷子叫“肉房巷”，虽然肉香不再，却可遥想当时牲畜屠宰和肉食品加工及买卖的繁荣景象。与此相伴，产生了大量的动物油脂，进而推动了油脂加工和相应产品贸易的发展。把动物油脂作为照明燃料来加工蜡烛，便是其中的一个产业细分和深化。中国人使用蜡烛历史悠久，利用动物油脂加工制作蜡烛的技术，早在魏晋时期已有系统记录，比如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这样写道：“蒲熟时，多收蒲台削肥松大如指，以为心烂布缠之融牛羊脂，灌于蒲台中，宛转于板上，挼令园平，更灌之足。”④这种制作蜡烛的方法在古代一直被沿用着。

张家口有皮都之称，皮革业曾经是张家口的重要产业。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写到：“下堡的北部集中着皮革作坊和皮匠铺，这些店铺很容易从它们的外表上辨认出来，因为它们经营的商品就摆在外面。在店堂门口和当街放着一张张大木架，上面绷着加工中的牛皮和马皮，把令人作呕的臭气一直扩散到很远的地方。店堂里面则挂满了皮笼头，皮颈圈，皮马套，后鞧带，鞍后皮带垫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从整张皮革的开料，缝制，染色，直到陈列起来招徕顾客，全部是在当街进行的。”[1]波兹德涅耶夫所说的下堡北部，就在玉带桥的南边。梁毓如说：“张家口的皮条铺历来都集中在边路街(今明德南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今新华街东口)，在大街的路西开设门市商号。”[5]皮条铺属制革业中的白皮行，白皮行以生产车马挽具和各种皮条为主。

梁毓如还说，他“幼年时代在怀来县沙城外祖父家读书时，外祖父经营的祖传白皮坊永和成，就生产车马挽具、皮条和黑皮，还制做蜡烛、水胶”[5]。怀来的永和成白皮坊生产蜡烛，那么玉带桥以南的众多白皮坊也一定有生产蜡烛者。不仅如此，单纯的蜡烛作坊也是存在的。清代以前的舞台灯光主要用油灯和蜡烛等，“河北西北部除用麻油灯外，有的还用油蜡照明。这种油蜡是以牛油或羊油加鱼油蘸制而成。戏台所用的油蜡高约一尺五寸，重约二市斤。演出时将油蜡放置在台口特制的灯罩之内，一般戏台，最少要放四棵，在台口摆成一排，加上用七色纸糊成的灯罩，煞是好看。过去在张家口玉带桥一带，就有很多制造油蜡的作坊”⑤。这段文字直接证实了一定规模的蜡烛制造业在张家口的存在。此外，还有资料说，张家口商贸包括有“钱行、当行、增盛社(茶行)、布行、油行、杂货行、京城蜡行、梅葛社(染行)、碱行、面行、麻行、清水行(做豆腐)等”[6]。由此看来，坐落在仁寿街的天复亨很可能直接从玉带桥一带的蜡烛作坊收购蜡烛，然后供应当地及内外蒙古地区。今天看来，天复亨俨然是当时张家口蜡烛行业的一家代表。至于天复亨是否直接从事蜡烛加工制造，目前还没有收集到任何直接证据。

玉带桥西北边的西沙河是车马店和骆驼店集中的区域，这为天复亨对外销售蜡烛提供了交通便利。

玉带桥的东北边，靠近仁寿街还有一处东市场(如今东市场巷还在)。这是清康熙年间开始出现的张家口第一座综合市场，经营土特产、风味小吃和各种杂货。凡是出入东市场的购物者，多走几步即可进入天复亨的铺子采买蜡烛及烛台等配套用品。

这些老封是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承载着过往文明的重要信息。深入挖掘和系统分析这些信息的丰富内涵，有如下判断和结论：一是民国时期张家口确实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蜡烛加工和销售产业，由于煤油的普及和电力的使用等，这一时期可能已经步入了衰落阶段；二是在供给一侧，伴随着牛、马、驼、羊和各种皮张源源不断地大量输入，对动物油脂的充分利用推动了蜡烛加工与销售产业的形成；三是在需求一侧，广阔的蒙古市场有着大量的蜡烛需求，这种需求与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四是天复亨的选址颇为科学合理，经营内容与就近的上下游产业高度关联，这种布局在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和效仿。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供求矛盾，机遇就潜藏其中，谁发现并抓住了它，谁经营有道，谁管理有方，谁就会赢得相应的发展和不断壮大。

注 释：

① 2013年章海深在抡才书院讲述抗日前后的张家口时谈到，民国四年(1915年)察哈尔成立“区立中学”，即以后的张家口一中，校址在明德北仁寿街(现中学街)。参见抡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网(http://www.zjklcsy1878.com)上的《新中国成立前张家口老城区教育概况》一文。

②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为俄国的蒙古学者，肩负特殊任务的他对当时内外蒙古进行了实地旅行考察，写成了《蒙古及蒙古人》一书。该书第一卷第十章“张家口”对当时的张家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书中也留下了他先后4次进出张家口的具体时间：第一次是1892年12月5日由蒙古来而进入、18日离而往北京，第二次是1893年2月3日由北京来而进入、3月1日离而往大同及归化城，第三次是1893年3月24日由归化城来而进入、4月8日离而往承德，第四次是1893年5月中旬为租骆驼由多伦诺尔来并返回该地。

③ 星云和霜兰在1985年即指出，玉带桥修建于1925年；刘玉河在2005年提到，玉带桥建于1925年，是由时任察哈尔都统的张之江主持修建的。

④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3)，杂说第三十，中华书局，1956。转引自：张彦晓《宋代照明燃料述论》，《史志学刊》，2015年第6期。

⑤ 在聊城宏达舞台技术有限公司的网页上(http://www.hdwutai.com)有一篇题为《舞台美术与灯光音响特效效果》的文章，引文便是其中的一段。

[1]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M].刘汉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2] 蒙古国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旅蒙商档案集粹[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3] 张正明.山西商人信件述略[A].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90-93.

[4] 艾美霞.茶叶之路[M].范蓓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5] 梁毓如.张家口制革业的兴起[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三辑)[C].张家口:张家口日报社,1988.33-42.

[6] 邢野，王新民.内蒙古十通·旅蒙商通览(下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薛志清)

Tianfu Heng: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f Old Merchants in Zhangjiakou

QIAO Yan-jun

(Planning & Finance Department,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al Estate & Properties(Group)Co.,Ltd,Shenzhen,Guangdong 518001,China)

Existing letters mailed from Kulun and Kyakhta to Tianfu Heng suggest that Tianfu Heng,at that time,was a candle shop,located at Renshou Street(Middle School Street nowadays).The area,not far from Tianfu Heng,surrounded by Yudaiqiao South and Mingde Street West,was an important site for leather processing stores as well as for some slaughterhouses and meat processors.Oils and fats of animals slaughtered from these industries trigger the development of candle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which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fu Heng and its subsequent prosperity.

Tianfu Heng;Renshou Street;Yudaiqiao Street;candle manufacturing;candle trading

2016-03-09

乔彦军(1964-)，男，河北宣化人，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正高级会计师，经济学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学、内部控制和商业经济学。

K 14

A

2095-462X(2016)05-0023-0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713.0937.0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