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产能过剩五论

鲁保林　陆茸

[内容摘要]关于本轮产能过剩的特征、性质、根源与治理方案等，本文研究认为：（1）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已经由局部向整体恶化。（2）产能过剩主要是由于国内外需求急剧萎缩引致的，不能完全归因予举制性缺陷。（3）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未能有效防范，甚至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4）从“补短板”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过剩产能可以转化为“有效产能”。（5）治理产能过剩应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一方面增加有效供给，适应和引领需求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扩大有效需求，支撑和带动供给能力提升。

[关键词]周期性过剩；补短板；政府与市场；供需两侧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进入第五次长波周期的萧条阶段，中国经济也步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长、短期矛盾相互交织导致我国出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学术界关于本轮产能过剩的分析和判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产能过剩的主要特征。多数学者认为，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产品和传统产业，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是整体产能过剩。第二，当前产能过剩的诱因。部分学者认为，目前的过剩为体制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发生与以审批制为特征的产业政策、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等因素有关。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16）则认为，“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水泥等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我国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第三，产能过剩是否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失衡有关？一些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过度干预造成了目前的产能过剩，因而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规避产能过剩。第四，市场对当前的过剩产能是否还存在一定的消化空间？韩国高（2013）认为，过剩行业的供给已绝对超过了市场需求，市场已经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史正富（2016）提出，应通过补短板来“用”现有的过剩产能。林毅夫（2016）指出，如果投资用来补短板，不仅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且还可以消化钢铁、水泥等国内现有过剩产能。第五，治理产能过剩是否要放弃需求管理？魏杰、杨林（2016）认为，需求管理创造出的需求是不健康的，继续实施需求管理只能造成“滞胀”。郑新立（2015）认为，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选择。本文从五个方面梳理了学术界的主要论点与分歧所在，以期从不同侧面去厘清本轮产能过剩的基本轮廓，并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把握其形成机理和具体根源所在。

一、局部过剩还是整体过剩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即低端产品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并存，其主要矛盾在于供给结构不适应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转变，这一判断既抓住了本轮产能过剩的独特之处，也指出了供给侧的短板所在。魏琪嘉（2013）研究发现，我国传统产业的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严重，但一些高端产品如高精钢、大型发动机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周劲、付保宗（2011）认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在较大程度上源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升级。邱海平（2016）认为，由于供给的产品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造成了消费能力外流。从价值链视角来看，我国制造业大多分布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进入门槛较低，易于陷入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近年来，由于成本上升较快，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减弱，因此，我们并不缺乏制造低端产品的能力，但缺乏高精尖的技术。总体来说，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比较薄弱。

当然，如果仅仅是低端产品、低端产能存在过剩，那么当前的产能过剩只能算局部过剩。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闲置产能除了集中在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技术密集型和附加值率较高的行业，如电子设备、专用钢板等。”于立、张杰（2014）认为，“尽管某些行业仍存在产能不足问题，但不可否认我国经济是整体产能过剩，并非是有多有少、多少相抵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考察工业增加值、出厂价格等指标，则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以来，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已经由局部向整体恶化。第一，工业增长明显疲弱。2007年以来，工业增速大幅放缓，从之前的两位数增速下降到目前的个位数，2015年工业增速仅相当于2007年的1/3（见图1）。第二，工业品出厂价格全面下跌。2015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0个主要行业出厂价格同比涨跌幅数据显示，除了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医药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四大行业外，26个主要行业（占30个主要行业的近90%）的出厂价格都出现下跌。第三，利润同比下降行业数量增多，亏损额扩大。如表1所示，2013年以来，利润同比下降的行业日渐增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逐年增长，亏损面由2011年的9.35%上升至2014年的11.5%，亏损不断侵蚀利润。第四，工业投资增速大幅减缓。2012年以来，随着“四万亿元”投资的刺激效果逐年递减，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恶化，利润增速快速下滑，尤其是最近两年，利润已呈负增长态势（见图2）。由于企业对盈利和投资预期比较悲观，企业家信心指数持续走低，投资动力不足，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见图3和图4）。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7.7%。

从近几年工业运行的总体状况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已经由局部向整体恶化，过剩的压力不仅存在于低端产业与传统产业，也存在于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那些与房地产业和基建投资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产业，或者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前些年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扩张的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之后，产能过剩的范围已经从钢铁、水泥、有色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以及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高科技产业。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均出现过剩，甚至出现同一产业内部高端产品卖不过低端产品的情况。房地产业的过剩程度也丝毫不逊于制造业，“去库存”任务异常艰巨。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高达71853万平方米，相当于当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28495万平方米的一半，若按人均住房30平方米计算，可以满足2395.1万人的居住需求。如果把商品房在建面积、保障房以及小产权房、自建房等也考虑在内，楼市的过剩超乎想象。“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工业和房地产业快速成长是我国国民经济超常增长的主要源动力。2012年以来这两大增长引擎动力日益减弱，压力迅速传导到至钢铁、建材、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引发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据有关学者分析，在调查的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

二、周期性过剩还是体制性过剩

关于当前产能过剩的诱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当前的产能过剩由萧条和衰退导致的需求萎缩引发，属周期性产能过剩。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目前的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与我国一定时期内特有的治经济体制相关。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源于官员的晋升激励或者财政压力，或者是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二是生产要素价格长期被抑制（源于地方政府对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正当干预），因此地方政府是重复投资、过度投资以及产能过剩的幕后推手。江飞涛等（2012）认为，“体制扭曲才是中国出现产能过剩顽疾的关键所在。”于立、张杰（2014）提出，中国以审批制为特征的产业政策导致竞争性行业出现了整体性以及长期性的产能过剩。杨振（2013）认为，产能过剩来自于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和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和退出决策的扭曲激励。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没有这样或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应当说当前的产能过剩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一定关联，但不能完全归结为体制性缺陷，至少来说，体制问题不是主要根源。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任何市场主体都难以做出完全准确的投资预期，投资与生产肯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无论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说外资企业，都概莫能外。第二，改革开放伊始，经济体制改革就围绕着如何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来推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与之前相比，已大为减少，但是产能过剩的发生却越来越频繁。第三，需求萎缩是引发当前产能过剩的导火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两轮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都与在外部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国内经济关系失衡加剧有关。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指出，“钢铁是工业的‘粮食，是经济发展的‘粮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吃‘粮食的一方‘得病了，‘胃口不好了，显得‘粮食过剩了。……全球需求萎缩和经济下行是目前钢铁和其他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2002-2007年，我国出口平均年增30%、投资年增26%、最终消费年增16%，……外贸依存度达50%-70%，“外需”是拉动高速增长的第一位因素。2008年以来，国内外需求严重萎缩使得我国的供给日趋相对过剩。造船行业很有代表性，2007年全球造船市场成交量达到2.7亿载重吨，2009年全球造船新订单量则大幅减少至4219万载重吨，2010年虽恢复到1.37亿载重吨，但过了两年又降至4686万载重吨，仅仅是金融危机前的1/6。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与2002-2007年相比，2008年以来，消费、投资、出口增速已大幅衰减（见图5），特别是2012年以来，投资和出口下滑的幅度非常厉害。正如表2所示，投资增速由2002-2007年的年均25.85%下降到2012-2014年的年均16.9%，出口增速由2002-2007年的28.27%下降到2012-2014年的5.46%。2015年，投资和出口进一步萎缩，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1.8%，出口则负增长1.8%。

因此，从诱发因素和供求关系来说，萧条和衰退导致的国内外需求萎缩是引发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和经济下滑的导火索，萎缩的需求和既定的产能供给不匹配，导致供需出现失衡，进而形成过剩。我们不能否认，地方政府的GDP情结导致它们放任了某些环境、安全、技术、能耗等不达标项目的过度或重复投资，但是，地方政府不是本轮产能过剩的主要幕后推手。相反，如果把需求萎缩引发的产能过剩归咎于地方政府，进而在制度安排中弱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就会逐步消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笔者认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要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也要避免出现那种没有经过深入调查而靠拍脑袋做出的经济决策，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必须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生态规律和社会规律。如果能够遵循这些原则，则不难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政府的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就会越来越少。

三、地方政府越位还是缺位

探讨产能过剩的形成根源和防范机制不能回避对下述问题的回答，即政府和市场在产能过剩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越位，即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造成了目前的产能过剩，由此出发，一些学者提出，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规避产能过剩。于立、张杰（2014）认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短期行为。钟春平、潘黎（2014）提出，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途径只能更多地依赖市场化的机制构建来完成。有学者还提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性行业即使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只能是短期现象。

其实，认为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不会出现长时期的产能过剩，既不符合理论逻辑，也不符合实践。首先，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重任。市场调节作为一种事后调节方式，其盲目性和滞后性恰恰是形成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一般来说，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上，市场价值规律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等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其次，产能过剩与一个行业的竞争程度并非严格相关。就目前而言，无论是竞争性行业还是非竞争性行业都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房地产业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全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数以万计，但仍然避免不了产能过剩。而钢铁、煤炭、电解铝、船舶等重化工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把它们划入竞争性行业未免有些牵强，但是这些行业存在大量难以流动的固定资本，资产专用型比较强，一旦进入不易退出，所以一旦出现过剩，就很难刹车。

正是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才未能有效预防甚至加剧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一，由于政府监管缺失，造成消费能力外溢。一些轻工业产品尤其是食品领域的安全和质量问题频频发生，“三聚氰胺”事件便是典型例证。为什么中国消费者非要跑到国外购买马桶盖、电饭煲、奶粉等普通日用消费品？并非国内企业不能生产这些产品，而是消费者对国货缺乏信任，所以很多人在海外疯狂扫货而视国内产品为低质低端产品。第二，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囚徒困境”。例如，像平板玻璃行业，由于环保部门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标准，导致市场准人条件偏低，使得大量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盲目进入。究其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只追求短期利益和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对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有利的产业，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布局不协调。由于缺乏长远、全局和整体的发展目标，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导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囚徒困境”。第三，住房出现大量库存和空置完全是市场化过度直接造成的。房地产业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过度市场化的行业，因为住房和其他商品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住房兼具投资品和消费品双重属性。作为投资品，住房与一般商品的需求规律相悖。当住房价格上升到超出其实际价值时，其需求量不仅不会下降，还会涌现大量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购买，进而价格与需求量螺旋上涨，导致价格泡沫越吹越大。作为消费品，住房是每个家庭安身立命的居所。若房价持续过高，会对其他消费支出造成挤出效应，从而总的消费量可能不增加，而且高房价也会形成马太效应，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因此，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既要规避市场失灵，也要克服政府失灵和政策失效。

四、减产能还是用产能

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否呈现绝对性？市场是否还存在一定的消化能力和消化空间？有学者认为，过剩行业的供给已绝对超过了市场需求，化解产能过剩的手段只能是削减产能。胡荣涛（2016）认为，目前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是由于生产者供给过多、超过市场需求产生的。韩国高（2013）提出，我国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石化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和发展需求，市场已经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

如果从供给的绝对量来看，我国城市的存量住房已经达到了户均一套的水平，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了。同样，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似乎也需要压缩一部分产能，以适应当前的需求，但是直接削减产能来强制实现供需平衡，往往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以及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如果用动态、发展、协调的眼光来看问题，当前的过剩产能依然存在巨大的消化空间。史正富（2016）指出，如果着眼于国民安居乐业的长期需要和我国长期发展潜能的塑造，将现有产能与补短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补短板来“用”产能，今天的过剩产能就能直接转化为“有效产能”。我们认为，相对于直接削减产能，这一方案较为积极稳妥，关键之处在于打通“过剩产能”向“有效产能”转化的通道。从目前经济发展的短板来看，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从住房需求来看，我国还有相当多城市居民的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依然没有得到满足，仍有1亿多人蜗居在棚户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亟须改善。此外，一、二线城市房价普遍偏高，令不少年轻人和农民工望房兴叹，并且高房价已成为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现阶段如果能够力推民生导向的住房制度改革，使房价收入比回归到合理水平，楼市的需求潜力将会得到极大释放。第二，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科技、生态环境保护、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等，现在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可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长期发展潜力，塑造经济增长新动力。第三，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比较落后，农业基础仍比较薄弱，生产能力不高。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可以消化相当一部分过剩资本和钢铁、水泥、建材、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村庄整合、文化娱乐设施以及农村道路、农村饮水工程、灌溉排水设施的修建和完善等，投资量巨大，可以有效利用当前的过剩产能。第四，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依然存在，投资空间还比较大。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9月发布的《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总体基础设施质量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排名51位，其中公路质量排在第42位，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排在第16位，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排在第50位，民航基础设施质量排在第51位，整体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推进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畅通中国”，也可以消化相当一部分当前的过剩产能。

此外，从全球层面来看，全球终端市场的重心正逐渐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南方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更倾向于廉价商品，我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向更为落后的南方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腾笼换鸟”。并且“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大多数都是钢材进口国，这些国家工业发展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也可以大大拉动我国的钢铁、建材、工程机械等产品的需求。因此，治理产能过剩还应有全球化视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总之，在国内外需求疲软、制造业投资形势低迷、发展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下，打通“过剩产能”向“有效产能”转化的通道，强化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把“无效产能”转化为“有效产能”，既可以提振需求、防止经济运行出现断崖式下跌、为调结构赢得时间和积累资金，也可以补齐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培育长期发展潜力。

五、化解过剩的着力点在需求侧还是供给侧

化解产能过剩被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那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作用，是否意味着需求侧管理政策不再起作用呢？不可否认，需求管理在某时候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确实比较大。例如，单纯依靠信贷扩张，维持银根宽松，去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会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率进一步升高，债务和信用违约风险进一步累积，管控不好就极易引发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供给侧和需求侧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例如，“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在本期来看就是需求，到了下期就形成供给，决定着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

供需失衡可分为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均会导致产能和产品过剩。总量失衡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供给增速不变，需求增速萎缩，导致既有产能与相对萎缩的需求不匹配，形成过剩；第二种情形，需求增速不变，供给增速过快，导致既有需求与增长过快的供给不匹配，形成产能和产品过剩。结构失衡则表现为供需结构错位，局部比例失调，一部分产能和产品出现过剩，另一部分产品和产能出现不足。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资产专用性、沉淀成本、退出壁垒等因素的存在，结构失衡和局部比例失调很难消除。应对不同的过剩，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针对需求萎缩形成的产能过剩，化解过剩的着力点在于提振旧需求，创造新需求。对于某些无效供给增速过快而形成的产能过剩，化解过剩的着力点在于减少供给，压缩产能。笔者认为，当前应着眼于提振旧需求和创造新需求，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失时机地解决供需失衡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治理产能过剩应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调节供求关系。一方面，增加有效供给，适应和引领需求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扩大有效需求，支撑和带动供给能力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意味着放弃需求侧管理，更不意味着有供给就能创造需求，其核心要义在于企业要主动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变，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的精准性和供给体系的效率。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如何做到增加有效供给和扩大有效需求呢？我们认为，可以采取“降低成本、改善配置、增加收入、开辟外需、升级品质、优化投资”二十四字方针。第一，降低成本。适度降低企业的税费、融资和物流等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通过税收减免或研发补贴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和价值链升级。需要注意的是，税收减免会带来财政收入减少，如果刚性开支没有减少，就会导致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提高奢侈品的征收税率，弥补因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由于劳动工资涉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不宜降低，而且低劳动成本会降低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动力。尽管削减工资和福利从短期来看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但是从长远来说，由于需求乏力，市场有限，供给就会遭遇瓶颈，无法进一步扩张。第二，改善配置。政府和市场要协同发力，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耗能、技术落后、效益低下、扭亏无望的企业。一些企业破产或兼并重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的“新陈代谢”现象，有利于推动资产、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的企业，要素重新配置有助于增进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三，增加收入。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基尼系数仍比较高，还有5500多万人口尚未脱贫，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阻碍了消费市场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因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可以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能。第四，开辟外需。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企业走出去，开辟海外发展空间。我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战略与比自己落后的南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关系，在南南合作区内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向更为落后的南方国家进行低端产业转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70%是钢材进口国，比如印度、蒙古等国，这些国家工业发展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能源、核电、油气管道、输电网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拉动我国的钢铁需求。同时，成套技术装备与工程总承包“走出去”也能有效化解建材的产能过剩。第五，升级品质。老百姓总是期望质量更好、价格更优的商品。因此，企业要主动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品种结构，更好适应需求的变化。质量监管部门和媒体要加强对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管理和监督，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提升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的知名度。第六，优化投资。技术进步离不开投资，许多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本身需要投资来实现。优化投资主要指优化投资结构，要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能够提高长期增长潜力的实体经济，而不是在股市、房市等虚拟经济领域套利。近些年虚拟经济的高风险、高收益吸引了过多的投资投机资本，然而，大量的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根基被削弱。实业是立国之本，创新乃强国之路。当前，一要加大对生产性部门的投资。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据调查，在美国，制造业占私人部门研发比例超过2/3，有约70%的国家研发人员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二要强化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投资，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制造业的创新投资和教育、科技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在短期内能扩大需求，在长期内能够推动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