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脚户”与清朝至民国河州商业市场的发展

吕 强，苏 丹

(1.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2.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回族“脚户”与清朝至民国河州商业市场的发展

吕 强1,2，苏 丹2

(1.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2.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河州是清至民国时期我国西北著名的民族聚居区和商业中心，从唐宋开始，这里就以茶马贸易而名噪海内，明代更繁荣。入清以后，回族“脚户”的兴起更加带动了商贸的发展，使河州成为当时甘、青、藏边区中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商业市场，并成为推动清至民国河州商路沿线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

清至民国；回族；河州；脚户；市场

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自元代以来就以回族的聚居而闻名，又因地处甘、青交界处，故形成我国西北重要的民族交融地带和最大的回族聚居区之一。早在回族未形成的先秦时期，这里曾是古代著名的羌、戎之地；秦初，这里设置罕羌侯邑，形成当时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唐宋时期，这里改置河州，因其南临吐蕃，汉、藏民族贸易于是兴起，并随之发展为“丝绸之路”南道与唐番古道中重要的节点和必经之地，商业往来因此也异常频繁；元代，随着欧亚大陆间民族往来频繁，在我国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至明、清延续，河州已形成西北重要的回族聚居区，处在独特的民族交融地带上，与周边地区的汉、藏等民族杂处，因此，这里民族贸易繁盛，并发展为西北著名的民族贸易区。前辈学者不遗余力地研究河州，研究出大量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的学术成果，主要代表作有马占奎、丁化的《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及特点》[1]，李明伟的《贸易路上的西北商埠》[2]和武沐、王希隆的《论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3]。然而，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分析角度与掌握资料的差异，使河州的研究还尚存一些缺憾，特别是关于回族“脚户”对河州商业及其市场影响的研究，目前还未见发表。虽然，严梦春[4]对河州“脚户”的研究已有专著出版，但其主要谈及的是“脚户”与文化层面上的关系，与商业经济之关系几乎没有涉及。所以，为弥补这一缺失，本文就以清至民国河州为例，试对回族“脚户”兴起后，与清至民国河州商业市场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

一、清朝至民国河州“脚户”的兴起

“脚户”是我国旧时西北地区的一种常见的并广泛分布于回族聚居区的一种行业，它指那些以驮队的形式从事物资贩运的人，因所居住地区地形复杂，致使往来交通不便，故而从事此种劳动，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逐渐从原有的商帮中脱离出来，形成为其他商人包运商品的一批普通体力劳动者，在多数情况下，因基于生计，他们往往也在转运途中进行一些商业贸易。一般地，对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回族“脚户”来讲，其运输的主要工具为马、骡、驴、牛、羊、狗、大象、骆驼、驯鹿等牲畜。

河州地处黄河上游，位于甘肃省西南面，介于大夏河与黄河之间，其东西有136公里宽，南北有183.6公里长，处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上。其区域内多山谷而少平地，唯中间呈盆地状态，一马平川，形成群山环抱且西南高而东北低的地理环境。境内红水河、牛津河和大夏河相互交汇而构成一个田畴连绵、人烟凑集的繁茂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文地貌，使河州自古就成为西通青藏和西域、东连中原和江南的陆路交通枢纽，是丝绸之路和唐番古道的必经之地，并发展为西北汉、藏和回族等多民族相互交往与商贸的一个重要商埠，被盛誉为西北民族贸易的“旱码头”。同时，因元代以来形成西北主要的回族集聚区，遂受到后代王朝的关注，发展为西北国防重地，对此《读史方舆纪要》中即曰“自昔西陲多衅，枹罕(河州)尝为战地”[6]，故明清时期在此广设藩镇，频修边墙并派驻官员和重兵管理，河州逐成为控驭西北的“桥头堡”[5]。清代，河州东与巩昌府相望，西与西宁府毗邻，南与卓尼(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搭界，北与兰州接壤，已然是当时“控扼番夷、肘腋陇右”[7]的军事、交通和贸易要地，并一直沿用前代所设的驿递和铺递，陆路交通因此四通八达，成为运输等往来交通的一处重要节点。

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清政府对西北政局的有效控制，西北地区诸民族间的相互商业贸易往来又日益繁盛，而作为西北汉、回、藏商业贸易转运站的河州，“茶马互市”和“回藏贸易”当时在这里已是相当的繁盛，当时富商大贾大都汇集于此，使商品流通迅速。然而，河州毕竟处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镶嵌地带上，为典型的黄土沟壑地貌区域，地理环境的复杂，使沟通外界的道路十分难行*《西北远征记》中载：“我们的马头尾衔接地登越这高插云霄的牛心山，险恶的山径，使我们不敢左右瞻顾。有时通过万丈悬崖上逼仄的狭道，心旌神摇地，是我感受一种压迫，紧紧地拉着丝缰，两眼却只是注视着远天的白云。我已将命运完全交给马蹄去支配了。”见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为保障往来运输，物资的流通仍然需要依赖畜力的驮运来完成，因此河州地区逐渐兴起了一些依赖人力和畜力来运商品货物的行业，这使河州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以长途贩运为特色的西北区域性商业中心，河州回族脚户也由此发展并逐步兴盛起来，除地理环境因素之外，河州回族脚户在清至民国的兴起也受到自身民族文化和当时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首先在民族文化上，作为西北回族的主要发祥地，河州回族长期受到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中浓厚商业意识的影响，自形成之日起就视从商为其民族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历史时间长，并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亦农亦商自古成为他们的传统经营方式，向有赶集的习惯……”[8]这种民族特点成为回族脚户经商的内在驱动力。其次在地域经济上，清承明制，清初设河州茶马司，在官办茶马互市制度的影响下，河州成为当时西北的五大茶马贸易区，促使这里的回与藏、蒙等民族贸易异常繁盛。到清末民国时，西北又因众多洋行从夏河及青海藏区大量收购羊毛，致使地处青藏高原交接处的河州，其境内或外来的羊毛商日渐增多，为了转运羊毛货物，这些洋行于是纷纷雇佣当地的回族脚户。而这些受雇的“脚户”先是进青海、西藏收购羊毛等毛畜产品，然后靠骡马及人力行运至河州的黄河边上，再于黄河边上的筏运脚户转运往包头等地，直至天津的洋行总部。近代洋行的贸易介入，又进一步促进了河州近代畜牧业和畜产品贸易的发展，使河州成为近代西北最为繁盛的畜产品贸易地和转运中心，回族“脚户”因此也进一步发展。再次在政治背景上，清建立后对回族实行民族压迫制度，迫使回民不断掀起反清斗争，有清一代甘肃共爆发三次回民起义，分别在顺治、乾隆和同治年间，其中最著名的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而这些起义往往在被镇压以后，清政府便开始大肆屠杀回民并视其为“近城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9]，强行将其迁移到“荒绝无主”的地方居住。然而，与清代其他回民聚居区不同的是，河州地区的回民因接受和维护清朝统治，在有清一代的多次回族起义中，往往被清朝免于屠杀和迁移，如同治回民起义时，河州回民因起义首领马占鳌的降清，就使河州回族未被屠杀和强制迁移，从而得以保全该地回族的数量并且不断吸引西北各地的回族往来于此居住。据记载，仅顺治回民起义后，河州招回丁“11 3536”人；光绪间，200多户陕西关中回民又被强制迁往河州居住，到民国22年(1933年)时，河州已住有回族达23万多人10，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回族聚居区之一。在当时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刺激下*清初，一是清军逐渐统一西北地区，西北战事频繁；二是清初发生了两次回民起义，分别发生在清顺治和乾隆年间，发生地均在甘肃，故清政府对回族的管理和限制较严。，河州回族“脚户”们为了生计，纷纷发挥他们的商运才能，大量从事于民族间的茶马贸易和畜产品的转运贸易，这驱动着回族“脚户”逐渐发展壮大，其数量也不断增长。据相关部门调查统计，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河州就有回、汉驮商近70家，驮牛4 000多头[11]，所谓“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回惟河州为最多……盖八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民”[12]，其中居民尤“多脚户、多负贩、商贩如织”[13]，形成回、汉和藏族交界处的重要商业中心。这些“脚户”们广泛来往于甘、青、川地区，多贩运粮食、皮毛、药材、毛毡和民族用品等物资。“一溜儿山，两溜儿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13]的河州花儿就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河州回族脚户的商业活动。总之，清代河州回族脚户兴起以后，有力地带动了河州商贸及商业市场的繁荣，而一些较大的商业市场在河州回族“脚户”们沿途的商道线上不断形成并发展。

二、清朝至民国间河州的主要商道与回族脚户的商业活动

河州地区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形成为西北著名的回族集聚区与西北民族贸易的一大商业冲要之地，驮道与商道四通八达。这不但保证了河州商贸的繁荣，同时也扩大了该地回族脚户的行商范围与沿途市场的形成与增长。清至民国，途径河州的主要驮运和行商交通道路共有五条：一是入藏通道，即唐番古道。此路从河州段开始，北行经北塬(今甘肃临夏北塬乡)，至古凤林关(今甘肃临夏莲花城)而渡黄河，再沿黄土梁行走，经杨塔(今甘肃永靖杨塔乡)、川城(青海民和大古都村)、古都(青海民和古都水库附近)后，向北顺巴州沟至上川口*或由河州取道西北，至积石山东麓之大河家渡黄河，经官亭，溯乾河而上至古都。上川口位于今青海民和县湟水河谷地入口。(今青海民和湟水河谷入口)，再沿湟水谷地西行，过青海湖，越昆仑山口后入西藏，可直抵拉萨，去往藏区的回族脚户多从此道前往。二是“丝绸之路”南道，此路东自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过河州向西后，前段仍沿入藏通道经西宁后至扁都口(今甘肃山丹扁都口)，再过甘州(今甘肃张掖)后与“丝绸之路”北道重合，继而西行可直入西域，此道为回族脚户往来河西各府与新疆的主要通途。三是通青海道路，此路自河州出发西北行，经红台(今青海民和红台乡)、刘集(今青海民和刘集乡)后渡黄河，直抵西宁府官厅(今青海民和官亭镇)，同时，此线也可经由韩家集(今甘肃会宁韩家集乡)，北行后到青海循化厅(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此路为河州通往青海的重要商道，同时也是回族脚户往来频率最高的路线，当时政府还在这里置驿设卡控制往来的贸易与交通。四是来往于兰州的道路，此道又分东、南、北三路。东路，由河州向东行，经折桥湾(今甘肃临夏折桥湾)，东塬(今甘肃东乡东塬乡)、锁南坝(今甘肃东乡锁南村)、大树(今甘肃东乡大树乡)、达坂(今甘肃东乡达坂镇)，并于唐汪(今甘肃东乡唐汪镇)黄家浪处渡黄河后，直抵兰州；南路,自河州向南行，先后过三十里铺(今甘肃和政三十里铺村)、和政(今甘肃和政)后，东行过买家集(今甘肃和政买家集乡)、广河(今甘肃广河)、三甲集(今甘肃广河三甲集)后，和东去兰州的官道会合；北路，自河州北行先沿入藏通道至莲花(今青海湟中莲花山)后，折向东北行，经永靖过景家山后入兰州，此道也为河州脚户东行前往兰州所使用频率较高的线路。五是南下去往各省的通道。此线主要是指经河州南行至临洮(今甘肃临洮)后，从甘南通往四川的路线。其又分为两支，一支由河州起，分别过和政、广河和虎关(今甘肃康乐虎关乡)后到达临洮；而另一分支则由河州出发后、经和政，转路苏集(今甘肃康乐苏集镇)、康乐(今甘肃康乐)而到虎关后入临洮。此路若从临洮起再向南行，先后经胭脂(今甘肃康乐胭脂乡)、景古(今甘肃康乐景古乡)到甘南后即为南下通往四川的道路，此道为河州脚户南行去往南方各省的主要陆路。

与此同时，河州地方政府为更好地沟通境内外道路。清至民国时期，河州还兴建了许多渡口和桥梁，用以改善落后的交通道路条件。康熙时，河州前后建设了“黑城、潘家渡等河口船渡，并于渡口处各设渡船1只。光绪时，又修缮泄湖桥、修建宁河桥、永济桥”[14]等沿河桥梁，使河州交通进一步得以完善。民国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实施，西北兴起了近代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为羊毛贸易而来到河州的洋商们，更是推动了河州近代公路的建设。总之，自汉以来，甘肃境内的9条主道中有7条途经河州，到清至民国时，河州总计有3个递运所、17所驿站、17座桥梁和9处河渡[15]。道路和设施的完善与改观，不仅提升了河州的交通枢纽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清代河州回族“脚户”进行商业转运的往来通道，而且沿途往往呈现出“店铺相连、商贾云集、商队逶迤，茶马互市，熙熙攘攘，商品荟萃”[16]的商业繁盛景象。

交通道路改善和提升，为河州脚户的商业活动提供了重要外在条件，每年大批的青藏特产与藏蒙民族物资在河州集散贸易。“多畜驴之家并以赶脚为业”[17]且善于经商的河州回族脚户们，当时就常常往来于各商道、驮道间，贩运东南西北各地的土特产。城关八坊时时呈现“巨商富户，甲于一方，庄廓、店铺林立，庄客、商帮往来不绝，负贩远及新疆、中亚和川陕”[18]。然而，多数回族脚户们的资本很少，往往采用先给大商人带货，然后沿商道进行贸易，购得当地土特产等商品后再沿途贩买，最后返回河州后向雇商归还钱币并获得劳动报酬的营运方式。那时，回族“脚户”贩运商品的品种很多，几乎无不涉及，而贩运最多的为传统和大宗的生活必须品，如牲畜、茶盐和皮毛，还有一部分的珠宝玉器。他们肩负畜驮，短程以一至五日为期，或往来于州内各地，或在毗邻州县及各省份之间行运；而长途者则以河州为中心，往往向南远行至云南和四川，向西至新疆，甚至中亚。近则在周边省份和州县间穿梭，通常去往青海和陕西，省内为兰州和甘南。他们“每日途间往来，运货驮牛不下万千”[19]，由此赢得了“河州商人通九州”[20]的赞誉。这些回族脚户的商业活动向远逐渐沟通了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甘肃武威、张掖以及四川重庆、中坝，向近则将咸阳、西安、汉中、三原、兰州、夏河、循化、西宁等西北主要商埠衔接成了一条贸易网。“脚户”们行进在这些国内主要的商业城镇间，不仅销售从河州带来的特产，也往往在归乡时买入当地之特产，以便在沿途市场中贩卖牟利。多数时间内，向南前往四川、云南者贩买丝线、川糖、水烟和黄裱等商品；西南前往西藏者则转运皮毛、酥油和青稞等藏区特产；而去往青海者通常倒卖食盐与茶叶；向东进入陕西者一般又大多转运铁器、酒和棉花等物品。这种远距离、大规模贩运物品的商业贸易活动，逐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其开始向脚户所贩运的商品征收子口税和厘金。据《清实录》记载，清道光年间就有回商马葛奴“纠约庄邻番、回二十四人，置备口粮杂货，持械前云口外，向野番易换羊皮等物[21]。河州回族“脚户”清至民国间的商业活动，不断推动着河州及其商道沿线商业市场的发展壮大，也使民间开始创作并流传一些反映河州脚户商贾活动的“脚户令”：“青藏皮毛云南茶，茶叶换了个骏马，河州商人走天下，大市场开出鲜花，西部旱码头名声大，工艺毯笑到了欧亚，黄河上长大河州娃，尕生意做个潇洒。”[22]

三、河州及商道沿线商贸与市场的发展繁荣

脚户行商范围的扩大以及贩运货物种类的繁多，使河州商贸与市场邹冉兴起，并呈现出一幅富足繁荣的局面。这种局面即便是在同治陕甘回民起义的干扰下，仍“商贾汇集、商务繁忙，商户字号达100余家，各私商更多达1 100多户，资金30万两白银”[23]。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河州地区更是有商号“较大者25家，全系回民，中等者107家，回七汉三，小商号195家，回六汉四”[24]，共计商号327家。其中以贩运粮食、杂货、京货、牲畜和布梭行业的最多，其商业之繁华与“脚户”们的商业作用由此便可窥一斑，而这些商号绝大多数又是自清代延续下来的，这从它们的商号名称中便可证明，如“万顺祯、自立和、天庆诚及大丰和等商号自清同治年间就已存在。”至清末以后，由于回族脚户转运货物遍及各地，因此河州沿线商道与周边州县中大量存在这些商号，如天顺祥、义兴马和同心盟等7家河州商号清末时，已遍及河州各地而尤以夏河的最为著名和繁盛，因往来西北的洋行与它们合作，借这些商号之力长期雇佣廉价脚户用以往来青藏，贩运兽皮、牲畜和毛皮，从而在当时的河州地区，形成了完善的洋行→商号→脚户→商号→洋行的商品运销体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河州商业的兴盛，河州区域性商业市场初具雏形。因此，清至民国在民族贸易盛行与回族“脚户”普遍兴起且转行各地的历史背景中，河州及其沿线商道，商业贸易和商业市场的发展状况欣欣向荣，显得较为繁荣。一方面，河州城内商业市场当时常常是“贸易至午而散，四方客商居焉”[25]的繁茂景象，其中大市和中市以交换山货、牲畜和粮食居多；另一方面，周边乡集市场集期初为隔日一集，后逐渐发展为常集，也时常至午而散，并设有专供商贩居住的客店18座和专为民族贸易的“番厂”。而与此相应的沿线商道，也因回族“脚户”们的往来行走，形成了以八坊、莲花和三甲集等为代表的诸多集镇市场[26]。

表1 清朝至民国河州市场统计表[27]

由表1统计，清朝至民国间河州城乡集镇数量总数在32处，这一集镇数若与同期同属甘肃省和同处黄土高原地区的陇东经济重镇的庆阳府辖下任何一县的集镇数单独相比均要高，尤其是清末以后河州集镇数量明显占优*据笔者统计，清康乾时期，庆阳府下辖的宁县、正宁县和合水县集镇数量分别为23、4、6，其总数为33处，而清末至民国时期三县的集镇数量为8、4、11，故总体来看，清至民国，河州若与宁县相比，32个集镇高于清前期的23个和后期的8个。依次类比，概不冗述。即使和当时的整个庆阳府总集数相比，也仅仅低于其清前期的33个而高于清末的23个。，说明清至民国时期，受西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甘肃黄土高原地区各州、县城乡市场的发展呈不同步态势，而河州因受地处藏、回交通要道，民族贸易繁盛及受清末西北羊毛业的兴起等因素影响，商业市场发展又突显得较为繁荣，并且这一集镇数若与西北其他省份譬如临近的陕西城乡集镇数相比，差距亦不是很大甚至还略高于有些县，如陕西宜川县集镇数为27处*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一文中对清嘉庆时宜川县的集镇的统计为27处，参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0期。，而河州集镇数为32处，还略高于宜川县，说明与作为当时西北经济中心的陕西相比，当时河州商业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太逊色，更表明清至民国间，河州商业市场发展繁荣。这一时期，河州共有明确集期的商业市场是17处，占总商业市场数的53%，且大多以三日集或常集为主。此种频率的集期，若与同一时期西北其他区域商业市场的集期相比，可算是频繁的集期。在空间分布上，河州城乡市场又主要分在东部、南部、东南部及西南四个方向上，而西南多，北部少，说明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性，这应当与河州西南紧邻青海和西藏，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茶马贸易繁盛的区域，是通往临近民族聚居区的地理纽带有关。该区域也是入清以后回族“脚户”往来运输商品的驮道，故回族脚户商贩多集结于此，用以转销和购售货物，自然会形成众多集市。这从空间分布上佐证了清朝至民国时期，凡是河州回族“脚户”经常转运货物的必经之地，往往就形成为数不少的集镇市场，体现了回族“脚户”对当时河州商业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

图1 清朝至民国回族脚户行经商道与集镇分布图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至民国间河州及其商道沿线商业与市场的繁荣，河州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回族脚户的商贸活动是推动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清前中期形成了以河州为中心的西北民族贸易体系，清末以后因西方洋行的介入，又进一步壮大了河州的民族贸易。对于这一结果，回族脚户成为最重要的推动者。笔者在借鉴前辈学者成果的同时，对清至民国河州市场的繁荣发展与回族脚户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人口因素：河州为西北回族的聚居地，而清至民国间，此地聚集了人数众多的回族，这为河州回族脚户的兴起奠定了人口基础。从地域分布上看，河州城乡集镇往往就分布在回族集聚的地方，如河州城内聚集有三万回族的“八坊”之地，即为商务汇集之区。

(二)交通因素：河州的南部、东南、西南和东部之所以成为其商业市场在空间上所集中的区域，最为基本的是，河州作为交通繁密之地是河州与周边少数民族往来的交通纽带：一是这里距藏、蒙等民族聚居区近，二是因为这里是回藏贸易、皮毛贸易与茶马贸易的必经之地，要从事这些贸易，就要求回族脚户们必须往返于于此，这样才能使转销商品变得极为方便，自然形成购买和销售商品的各类集市。

(三)回族脚户成为清至民国河州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清末以前，因河州地处西北民族的交融地带，民族贸易发展异常兴盛，以河州回族脚户为纽带的区域间茶马互市贸易繁荣发展。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近代纺织业的兴起，驱使国内、外的洋人商行视青藏和甘南为原料产地，不断涌入该地和介入皮毛贸易，不仅带动了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河州当时商业及沿线商道市场的繁荣，并由此还形成了专门的商号和羊毛市场。这使回族脚户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间接甚至直接受雇于这些洋行，广泛穿梭于青藏和甘南的西北民族聚居地区甚至远到东部沿海来运售羊毛和兽皮，其人数逐渐发展增加，成为推动河州以及商道沿线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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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倩 责任校对 戴 正)

2016-09-12

吕强(1983—)，男，甘肃张掖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西北民族历史；苏丹(1979—)女，陕西西安人，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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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140(2016)06-01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