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间关系研究

赖泽栋，卓丽婕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间关系研究

赖泽栋，卓丽婕

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使得民众不断关注所处环境。文章从风险认知偏差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悲观、乐观偏差）与环境风险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风险较忧虑，且风险认知上较容易出现影响风险传播行为的悲观偏差，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悲观偏差下的风险传播行为极易引发谣言的产生与传播。

环境风险；悲观偏差；风险传播行为

一、引言

近年来，雾霾事件、水污染事件、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事件屡见报端。这些环境事件社会影响恶劣，公众对所处的环境无不流露出担忧和焦虑，网络上的“与水、土壤污染相关的癌症村”的信息时常在公众间流传，甚至滋生环境谣言，环境风险引起的恐慌不时侵袭社会。事实上，有些环境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并不大，由于缺乏权威部门的及时传播，或出现诸如天津雾霾播报不一致的“乌龙事件”等因素，公众对环境危机的风险认知可能与环境危机的客观风险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即公众对环境风险认知可能发生了偏差。若公众的认知发生偏差，会影响诸如公众的风险规避行为等一系列行为改变，造成的后果可能远大于比环境事件本身的损失。因此，考察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偏差及偏差下的行为对于环境传播管理是极为重要的。在风险认知偏差中，公众时常可能会出现一种影响风险规避的极向偏差现象。这种极向偏差有两种维度：即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与悲观偏差（optimistic bias）。乐观偏差指的是公众对所面临的风险呈现乐观倾向，低估自身所受到风险的伤害而高估他人受到风险的伤害。而另一些公众则呈现出悲观偏差，认为自己更可能遭受风险伤害而认为他人更不会遭受风险的伤害。面对风险，乐观偏差的公众采取风险规避行为，降低可能导致的伤害。悲观偏差的个体在面临事故时会更为担心，极易引发恐慌和非理性行为。

若公众对风险认知发生偏差，其风险行为也可能会随之改变。谣言传播被认为是在风险情境中一种普遍流传的未经证实的说法的风险信息传播。换言之，公众对风险情境中出现认知偏差，并在认知偏差作用下把未核实的风险信息与他人进行分享。站在风险传播角度，公众的信息风险行为属于二次传播，即风险信息首先从当事者或官方通过媒体传播，公众获知后由于传播欲望导致风险信息再一次传播。尤其是当公众处在风险情境中发生认知偏差，面对大量的风险信息时，若不对这些风险信息进行筛选并主动积极地把这些未过滤的风险信息通过自媒体与他人分享，很容易使得风险信息扭曲，加之情绪熏染，极易引发环境风险的谣言传播。因此，风险认知偏差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由此，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其一，当前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及认知偏差水平；其二，环境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因雾霾天气笼罩中国大地，考虑到目前空气污染作为环境问题风险的典型性，又因福州近来爆出雾霾天气，本研究把空气污染风险作为环境风险研究考察对象，考察在空气污染风险认知偏差与公众风险传播行为的关系。资料搜集上，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法，在福州市金山区街头进行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412份，实际的有效问卷为324份。

三、数据分析

（一）基本数据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均值统计，数据显示，风险认知水平为4.17，标准差为0.537，表明目前我国公众对环境的风险认知较高，对目前环境问题较为忧虑。对认知偏差的均值进行统计，数据显示，均值为2.19，标准误差为0.926，公众对环境问题风险认知不仅没有乐观偏差，相反，出现了悲观偏差。从具体的风险传播行为来看，信息寻求行为最活跃（3.75），其次是信息分享（3.58），最后是信息筛选（3.41）。这表明公众对环境问题比较担忧，需要大量环境风险信息，风险分享也活跃，但最后才考虑筛选过滤风险信息。

（二）环境风险的悲观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分析风险认知的悲观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的关系，根据皮尔逊相关分析，悲观偏差与风险信息寻求行为间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p＜0.001），系数为0.674，表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悲观偏差水平越高，对环境风险信息的搜索行为越活跃，而公众的乐观偏差愈高，环境风险信息搜索行为就越不活跃。悲观偏差与信息筛选行为间也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p＜0.001），系数为0.236，表明公众悲观偏差水平越低，对环境风险信息的筛选行为愈活跃，反之亦然。悲观偏差与信息共享间同样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p＜0.001），相关系数为0.652，这表明悲观偏差水平越高，人们对环境风险信息的共享行为就越活跃，反之亦然。总体而言，从悲观偏差与三种风险传播行为的关系系数看，悲观偏差与人们的信息寻求行为影响最密切，其次是信息筛选，最后是信息共享。

最后，为了探求悲观偏差人群的环境风险传播行为，对不同悲观偏差水平的样本进行比对与分析。先对所有样本排序，以认知偏差为关键词排序，取出均值低于中间值的悲观偏差的样本163例，求均值。从结果来看，悲观偏差人群的各种变量均值与总体水平相比有很大变化。乐观偏差从2.67下降到1.25。在风险传播的具体行为分析，变化最大的是信息分享，从3.58上升到4.51，其次是信息寻求，从3.75上升至4.19，变化最小的则是信息筛选，从3.41上升到3.62。以上结果表明，悲观偏差人群的偏差值较低，且在该悲观偏差影响下，其风险传播行为与总体人群的风险传播行为相距甚远，风险信息寻求行为和风险信息分享都很活跃。但较之于信息寻求和信息分行为，风险信息筛选却显得很不活跃。这证实了具有风险悲观偏差人群很可能搜寻与获取各种环境风险信息的行为活跃，却倾向于不会对这些环境风险信息采取必要的过滤，不筛选风险信息就尽可能与他人分享，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在食品风险上得到了证实。

四、研究结论

从风险认知偏差角度，基于问卷调查对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根据统计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

首先，当前我国公众对环境风险认知较为忧虑，对环境风险议题较为关注，容易出现悲观偏差。而且，公众对环境风险认知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悲观偏差现象。公众倾向于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容易遭受环境问题的伤害。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媒体曝光率较大，影响了公众对环境风险问题的风险认知。这在频发危机事件的食品行业出现了类似的风险悲观偏差现象。

第二，环境风险认知的悲观偏差下的风险传播行为容易引发谣言。从环境风险传播行为看，当前公众的环境风险传播行为较为活跃，出现一种立体式的风险信息传播行为，即公众不仅对寻求风险信息，还会对环境风险信息分享，也会对环境风险信息进行筛选。而且，当前公众对环境风险认知容易出现悲观偏差，且这种悲观偏差和传播行为间有正相关。也就是说公众的环境风险悲观偏差水平越高，风险传播行为越活跃。那些高悲观偏差公众不仅比较关注风险信息，还积极传播风险信息，却较少对传播的风险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这意味着，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环境风险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发生扭曲，谣言也很难避免，证实了为什么某些公众特别容易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在某些情境下谣言不是有意制造有意传播的，而是风险情境本身所决定的概论事件。这在食品风险当中已经证实了这点。

[1]Elizabeth C.Redmond,Christopher J.Griffith(2000).Consumer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risk,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Appetite, 43,309-313.

[2]William Klein,Isaac M Lipkus,Sarah Scholl(2010).Self-Affirmation Moderates Effects of Unrealistic O ptimism and Pessimism on Reactions to Tailored Risk Feed back.Psychol Health,25(10),1195-1208.

[3]赖泽栋，杨建洲.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实证研究[J].科学与社会，2014，4(1):112-125.

[4]赖泽栋，杨建洲.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风险规避行为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4，17(2):63-66.

F121

A

1008-4428（2016）12-05-02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交媒体下环境风险传播模式变革研究（JAS160174）。

赖泽栋，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危机传播；

卓丽婕，女，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文法学院行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