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泗州时期苏轼的诗心佛缘

李 静，董宏钰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论泗州时期苏轼的诗心佛缘

李 静，董宏钰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苏轼一生身行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海角天隅，所到之处，不但能于文坛留下千载流传之佳话，且多能游心佛老，驰于方外，体现出一代文学大家、思想大师的超迈情怀。而他之于泗州，最能体现这一特色，不仅创作了数首精妙诗词，且在泗州结下了不解的佛缘并对之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亦作有数量不菲的偈赞之文，展示出一代文豪济世与出世相与为用的精神境界。

苏轼；泗州；诗心；佛缘

泗州是中古时期的江淮重镇，自古即为南北交会之要冲，尤其是隋唐大运河开凿通航以后，泗州控扼淮汴，成为南北转输之关捩，自隋唐以迄明清，泗州在南北漕运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水陆发达，经济繁盛，在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惜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霖雨六十余日，引得山洪暴发，黄河夺淮入海，洪泽湖水倒灌，最终导致泗州古城长眠于洪泽湖下。*泗州自后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改为今名，至1680年沉于洪泽湖，历时1100余载。泗州城沉没后，州署移治于盱山西北麓，近百年后的乾隆年间，州治又由盱山移到虹县(即今安徽泗县)。古泗州虽然沉于洪泽湖底，但古泗州曾有的千余年辉煌却通过一代代文人的笔墨留了下来，尤其是其文化上曾有的璀璨，让一代代的文人墨客流连不已。而这当中泗州与佛禅的渊源尤其引人注目。

一、泗州之地与佛禅渊缘

江淮之地，人心向学，于佛禅一事，又尤有所好，其最著者当属与苏轼同时的天长人朱寿昌，其辞官寻母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之一。《宋史》本传载：“寿昌母刘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刘氏方娠而出。寿昌生数岁始归父家，母子不相闻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力所可致，无不为者。熙宁初，与家人辞诀，弃官入秦，曰：‘不见母，吾不反矣。’遂得之于同州。刘时年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悉迎以归。京兆钱明逸以其事闻，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1]《东坡志林》载：“蔡延庆所生母亡，不为服久矣。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蝉緌，不独成人之弟也。是时有朱寿昌，其所生母，三岁舍去，长大刺血，写经誓毕生寻访，凡五十年乃得之，奉养三年而母亡，寿昌至毁焉，善人恶人相去尔远耶。余谪居于黄，而寿昌为鄂守，与余往还甚熟。”[2]苏轼不但作诗一首《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且亲为之撰《朱寿昌梁武忏赞偈》。

泗州之地，“其人好学，尚礼义，重廉耻……好学愈于他俗”[3]。如唐之“王义方，泗州涟水人，客于魏。孤且窭，事母谨甚。淹究经术，性謇特，高自标树”[4]。且向佛礼佛之心甚切，以故，唐时，西域僧人僧伽大师来泗，乞地施标以建伽蓝，是为普光王寺。圆寂后将真身葬于泗，由此使得泗州成为江淮佛教圣地。自唐至宋，历代无数僧俗来此膜拜。宋杨齐贤引《纪闻录》云：“僧伽大师，西域人，姓何氏。唐龙朔初来，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洲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树标，将建伽蓝于标下，掘得古香积诗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中宗闻名，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顶上有一宂，以絮窒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非常芬馥。及烧香还，顶中又以絮窒之。师尝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景龙四年，端坐而终。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大风歘起，臭气满长安。中宗问近臣，近臣奏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欲归，中宗心许，其臭顿息，奇香馥烈。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也。中宗问万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观音化身。”[5]对于僧伽的身世、僧伽塔，清人査慎行考之更详：

《高僧传》：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何国在碎叶国东北，伽在本土少而出家，始至西凉，次历江淮。当龙朔初，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穴土，获古碑，乃齐香积寺，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尝卧贺拔氏家，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遂舍宅，其香积寺基即今寺也。中宗景龙二年，诏赴内道场仍褒饰其寺曰普光王，后示寂归葬淮上，多于塔顶现小僧状，于时乞风者得风，求子者得子。太平兴国七年，勅重盖塔，务从高敞，加其层累。《释氏稽古略》云：宋太宗雍熙元年，诏修增僧伽塔，加谥大圣二字，与本传年月小异。刘贡父《中山诗话》：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有碑道兴国中塑僧伽像事甚详云云。与本传正合。《稽古略》讹也，《诗话》又云：退之诗：火烧水转扫地空，则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所造，极工巧，俗谓塔顶为天门，苏国老诗云：上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6]289

韩愈《送僧澄观》诗中对于僧伽塔的赞颂尤能见出唐时的壮观：“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沈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由此可见，唐宋时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塔佛事之盛，至南宋时，宋金划淮而治，泗州入金，后复还，然寺庙渐衰，岳珂《泗州塔院》记曰：

余至泗亲至僧伽塔下，中为大殿，两旁皆荆榛瓦砾之区。塔院在东厢，无塔而有院。后以土石甃洞作两门，中为岩穴，设五百应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释氏，奉其一于笈中以归。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晕锦，正今和州土码碯也。和之产，绍兴间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时已有此，前六条特异，皆晶明如缠丝，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红透，时暑日方出，隐柱而观，焕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为余言，唐时张刺史建殿，而高丽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龟砆露立云，旧有碑载其事，今不存，莫诘信否。塔有影，前辈軭记杂书之，余至之明日，适见于城中，民家亟往观焉。信然，泗固无塔，而影俨然在地，殊不可晓，或谓影之见为不祥，泗寻荡弃，岂其应欤？殿柱闻郭倪欲载以还维扬，今不知何在。[7]

宋人李曾伯亦曾记曰：“僧伽大士，唐龙朔中自西国来，置寺于临淮，灵迹显著甚异，以景龙四年三月三日于荐福寺灭度。中宗勅有司漆其色身，与置普照。国朝严奉尤盛，中堕夷落，遄归职方，边城蹂躏之余，齐人破碎，寺亦堙圮，仅存一宇以覆像设，壁拆屋漏，风摇雨漂，通梁空中，嵬将压坠，万众无所瞻仰。”[8]时至后世，灵塔屡有重建，赵孟頫《重建大圣寺灵瑞塔碑记》亦记曰：“延祐二年夏六月，诏泗州重建普照寺宝塔，至四年七月毕功……寺旧有塔，唐国师僧伽之所作也。肇建于唐龙朔年间，重建于宋雍熙八年，凡十有三级。建炎间，金兵破泗州，焚其寺，大风忽起，云雾四合，咸见是塔，若于空中飞去，自是无复建者。”[9]尽管如此，从其隳圮的院落依然能够睹见其昔日的风采。

僧伽大师的故事传颂既久，历代文人亦对其形象多有嘉誉，僧伽大师圆寂后的数十年，李白作《僧伽歌》一首，表达了自己对僧伽大师的仰慕：“真身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嗟于落魄江淮久，罕遇真身说空有。一言警尽波罗夷，再礼浑然犯轻垢。” 而正是僧伽大师及普光王寺的魅力引得历代无数文人为之倾倒，并使得普照王寺成为宋代五大名刹之一。

二、苏轼谪贬泗州时期的涉佛诗词体现出苏轼向佛之心与礼佛之诚

宋代士大夫思想中三教合一的特征在苏轼身上表现得甚为明显。*至南宋淳熙之时，孝宗皇帝作《原道辩》，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之论，实则这种三教合一思想在宋代士夫之中可谓主流，在北宋初期即有方内方外之士认识到，如宋代天台宗的代表人物知礼(960-1020)即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详参王志远《知礼与宋代“三教合一”之思潮》，《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儒家兼济天下之志与佛老出世思想在其身上有着复杂的交集，当其在人生顺境之时，儒家思想会成为主导，而当人生失意困顿之时，佛老思想则会跃升到主导地位。尽管如此，无论穷达，苏轼的向佛之心与礼佛之诚以及对佛禅经义的深刻参悟，亦非同时或后世士人所能比拟。

泗州作为唐宋时期东南之行的必经之地，苏轼尝一度欲买田泗上，其诗《次韵和刘贡父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其一自注云：“本欲买田泗上，近已不遂矣。”苏轼一生十二次过泗州。作于元祐七年的《淮上早发》有句云：“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查慎行注云：“按年谱，公以熙宁四年赴杭州通判，七年由杭赴密州，元丰二年三月自徐州移湖州，其年七月逮赴台狱，三年谪黄州，七年量移汝州，八年春赴南京，随放归阳羡，五月起知登州，是冬除起居舍人赴阙，元祐四年出守杭州，六年再召还朝，今自颍移知扬州，往来皆经淮上，故云。”[10]七年自颍州移扬州不久即以兵部尚书召。而绍圣元年，“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两职，追一官，知英州，有辞宣圣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状》云：带家属数人，前去汴泗之间，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军，出陆赴任，未到任间，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恵州安置，过虔州有记真君签说云”[11]619。则在“淮中十往来”之后还有两次经过泗州，加之治平三年扶柩回川过泗州，合之，则共十三次。*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谓“苏轼一生凡十过泗州”(见该书545页《如梦令·题淮山楼》编年)，误。

苏轼是诗词圣手、文章巨擘，咳唾之间皆可成文。正如他自己所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1]88因而在泗州期间，苏轼留下了颇为丰富的作品，而在这些文字中，涉佛之作，虽与传统诗词的数量相比并不相侔，然从种类上看，偈、赞、祝文、歌等均有，体现出苏轼的向佛之心与礼佛之诚，其中亦明确地体现出作者的禅宗观。

苏轼于元丰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抵达泗州，到达当日即亲谒普照王塔，由此即能看出其向佛之诚心。其《木峰偈》云：“元丰七年腊月朔日，东坡居士过临淮，谒普照王塔，过襄师房，观所藏佛骨舍利，舍山木一峰供养。乃说偈言：枵然无根，生意永断。劫火洞然，为君作炭。”[12]274苏轼对于其中所蕴藏的禅宗思想，《苏长公小品》眉批解之曰：“庄子有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凡禅宗文字，半须听气。”[12]274而作于同时的《十二时中偈》云：“十二时中，常切觉察，遮个是什么。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梦得个消息。乃作偈曰：百滚油铛里，恣把心肝炸。遮个在其中，不寒亦不热。似则是似，是则未是。不唯遮个不寒热，那个也不寒热，咄!甚叫做遮个那个。”[12]254是则偈子乃苏轼忽然之间的顿悟所得，《苏长公小品》眉批解之曰：“随说随扫，又扫一层。”[12]272禅宗讲究不立文字，随说随扫，苏轼在恍然间的顿悟，认识到世间的一切无分彼此，更无这个那个之区分。

在泗州的涉佛文字中，对僧伽的颂赞可谓至诚，其《僧伽赞》：“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见日喜而舞。非谓日月有存亡，实自庆我眼根在。泗滨大士谁不见，而有熟识不见者。岂彼无眼业障故，以知见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见，从此成佛如反掌。传摹世间千万亿，皆自大土法身出。麻田供养东坡赞，见者无数悉成佛。”[12]245苏轼以虔诚之心谒僧伽，见后心中大喜，其欣喜之状若盲见日。而此前的1079年自徐州移知湖州途经泗州所作的《泗州僧伽塔》，其中亦能看到作者对佛禅的参悟已非一般士夫所及，歌曰：“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对于去来、行留，在作者看来，一切均应因缘而定，臻于无我。《止观》(卷七)曰：“为无智慧故，计言有我。以慧观之，实无有我。我在何处？头足支节，一一谛观，了不见我。何处有人及以众生？众生业力机关，假为空聚。从众缘生，无有宰主，如宿空亭。”这种对于僧伽大师的崇敬在其《书泗州孙景山西轩》中亦有着明确的表达：“落日明孤塔，青山绕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查慎行补注曰：孤塔，即僧伽塔。

而元祐七年到扬州上任，途经泗州之时，看到百姓深受旱灾之苦，遂有僧伽塔祈雨之行，并作有《祈雨僧伽塔祝文》：“维元祐七年，岁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苏轼，谨以香烛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圣普照王之塔：淮东西连岁不稔，农末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凶丰之决，近在旬日。轼移守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职所当忧。才短德薄，救之无由。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云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鉴听之。尚飨。”[11]1926虽然自己途经泗州遇有风阻时对求神帮助有所踌躇，抱定一种“得行固愿留不恶”的随遇而安心理，但有感于众生之苦，遂有祷雨之求，于此亦能看出苏轼的慈悲情怀。

三、苏轼历次途经泗州时留下的作品表现出苏轼的佛禅之思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礼佛文字，东坡历次途经泗州留下的文字，从体裁上看，诗词文各体俱存，而从题材看，写景咏物、记事抒情、酬唱应答、议论说理，无所不包，可谓题材多样，而从诸多文字中，无论写景议论还是抒情，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苏轼的佛禅之思。

苏轼数过泗州留下的文字甚为丰富，其中元丰七年岁末的那次泗州之行，以戴罪之身量移汝州，途经泗州，逗留的时间最长，留有的诗词文最夥。《东坡先生年谱》云：“逼岁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梦令》两阕，又作《满庭芳》与刘元达序云：‘余年十七与仲达往来于眉山，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砚铭》，又作《水龙吟》及有《谢黄师是除夜送酥酒诗》。’”[11]613《施注苏诗》于《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下亦注曰：“自此诗以下至《书刘君射堂》凡七诗，墨迹刻于成都府治续帖中，其后跋云：‘过泗州作此数诗，偶此佳纸精墨，写之以遗旌徳君。元丰八年正月十日东坡居士书。’”[11]717加之作于此时的《泗州南山监仓萧渊东轩二首》等，元丰七年途经泗州时作诗至少有十数首之多，而其时，词的创作亦甚为丰富，今检现存东坡词中，作于元丰七年岁杪的即有《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如梦令·题淮山楼》《如梦令·浴泗州雍熙塔下》二首、《浣溪沙·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作》《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满庭芳》(“三十三年”)等8首之多。

陶情于泗州的美景，对山水之色的颂美，能够看出作者追求随缘自适、超然物外的心理趋向，而此种思想往往又以对现实功名的否定作为相辅相成之思想组成，亦可谓佛禅思想之体现。如作于元丰七年岁末的《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淡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站在泗州城南的都梁山上，向北望去，满眼的美景，满眼的野趣，让词人流连忘返，于是发而为词，在大自然的美景中默坐，词人的心性得到极度的放松和解脱，此亦禅思之体现。而作于同年的《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亦诗如此：“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一首小令，将作者对南山之游的浓浓野趣抒发得惟妙惟肖，“全词，为一首风俗写生小品。通过一个野餐的生活侧面，反映了东坡与大自然为伍的愉悦心态。上片写景，下片叙事，景、事中熔铸了东坡的真情实感，第一次尝到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美好生活情趣。这种‘清欢’是真正的‘清欢’，系与他《超然台记》中所写‘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从物外游而得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一生虽然坎坷，而‘胸中郭然无一物’，无往而不适。”[13]923故而在前引《泗州僧伽塔》歌中有“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之慨，其义亦同。

这种从日常所见之景中以见禅思，在苏轼的泗州其他体类诗词中亦多有体现，如《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功名真已矣，归计亦悠哉。今日风怜客，平时浪作堆。晚来洪泽口，捍索响如雷。”“过淮山渐好，松桧亦苍然。蔼蔼藏孤寺，冷冷出细泉。故人真吏隐，小槛带岩偏。却望临淮市，东风语笑传。”“回首濉阳幕，簿书高没人。何时桐柏水，一洗庾公尘。此去渐佳境，独游长惨神。待君诗百首，来写浙西春。”这三首赠给好友孙奕兼寄苏辙的诗歌作于元丰二年苏轼自徐移湖，途经泗州之时，此时苏辙签书应天府判官，在张方平幕中，故有“回首濉阳幕”之称。诗中直言“功名真已矣，归计亦悠哉”，是其遁世思想的直接抒发。而对好友孙奕“吏隐”亦多有艳羡，未尝不是作者高蹈之志的显现。因而在苏辙的次韵之作亦有对此思想的回应：“出处平生共，江淮恨不来。宦游良误我，老病赋怀哉。狥物终今世，量书尽几堆。归耕少忧患，惟有仰春雷。”(《次韵子瞻过淮见寄兼简孙奕职方三首》其一)诗中对宦游的否定及对归耕的向往，与苏轼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样作于此时的《龟山》诗云：“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施注苏诗》卷三注引《十洲记》：“沧海岛在北海中，水皆沧色，仙人谓之沧海。”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顿尚且只是诗人归隐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数十年来官场的复杂险恶，仕途的升降沉浮，尤其是乌台诗案以来心理上的惊怖则更是引发苏轼归隐之趣的一个重要缘由。在本年经过泗州之时，恰巧遇到三十三年前的旧友，感慨万分，遂成《满庭芳》一词，其序云：“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久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此词。”其词曰：“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掺掺。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词中对于自己三十多年来湖海漂转的生活和当下窘困处境的描绘，可谓言简意赅，于是归隐之志豁然而出。

在泗州所得的诸多诗词中，最为人们称道的，也是最富有禅机的当数其《如梦令》二首：

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阕。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14]46

如梦令(自净方能净彼)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14]49

无垢，佛家术语，谓清净而无垢染也。又曰无漏。而漏者烦恼之异名，漏泄之义，贪瞋等之烦恼，日夜由眼耳等六根门漏泄流注而不止，谓之漏。又漏为漏落之义，烦恼能令人漏落于三恶道谓之漏。因之谓烦恼之法云有漏，离烦恼之法云无漏。俱舍论二十曰：“诸境界中，流注相续，泄过不绝，故名为漏。”《大乘义章五本》曰：“流注不绝，其犹疮漏，故名为漏。”《法华文句一》曰：“毗昙云：漏落生死。”*转引自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1991年版。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东坡《宿海会寺》诗：“本来无垢洗更轻。”乐府云:“居士本来无垢。”按《维摩诘经》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13]917

一次佛寺的沐浴，引动的是词人对于人生和禅机的参悟，早在黄州之时，词人也曾借沐浴之事，谈论禅理：“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无多谈，此理观要熟。”(《安国寺浴》)诗中借垢寓托尘世之烦恼，通过佛浴来摆脱尘垢，即通过参禅来修心定性，忘却世俗之烦恼，摆脱肉身之桎梏，从而达到精神的绝对超脱。苏轼这两首《如梦令》所要表达的也是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两首词寓禅于词，其中既有借洗浴以自我表白，表明自己虽然因言获罪，但其实清白无罪，同时作者亦借禅语以表明自我已经身心两忘，达到一种至纯的禅境。

综上所述，苏轼与泗州结下了不解的佛缘并对其之后的创作影响深远，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涉佛之作。虽然这些涉佛之作与传统诗词的数量相比并不相侔，然从种类上看，偈、赞、祝文、歌等俱有所包，体现出苏轼的向佛之心与礼佛之诚，展示出一代文豪济世与出世相与为用的精神境界，呈现出诗禅无碍和词境开阔富于禅理的特征，并且明确地表现出苏轼的禅宗思想，影响了苏轼此后的人生观、世界观。禅宗思想对于谪贬泗州时期的苏轼解脱烦恼、参悟人生，回归本心清寂的境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助益之功，促进了苏轼随缘旷荡性格的形成，使之在此后坦然面对人生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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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宋]岳珂，王铚.桯史默记[M].黄益元，孔一，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4.

[8] [南宋]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前·卷五)[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541.

[9] [清]贡震.安徽府县志辑·泗州志(卷十一)[M]//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84-185.

[10]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第九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38.

[11] 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1.

[12]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第一五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3]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等.苏轼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7.

[14]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6-10-08

李静(1971-)，男，安徽泗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词学与宋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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