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影响下的鲜卑体育文化转型

隋东旭，王韶峰

汉文化影响下的鲜卑体育文化转型

隋东旭1,2，王韶峰2

鲜卑民族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随着与中原地区汉族的不断深入接触，汉文化开始影响并逐渐改造鲜卑的民族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转型过程中，鲜卑的体育文化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采用文献调研和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对秦汉至十六国北朝时期鲜卑体育文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研究表明:早期鲜卑社会的体育活动主要以骑射、乐舞为主，至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与中原地区汉族的深入接触与融合，汉文化开始深刻的影响鲜卑文化，鲜卑的体育文化形式、内容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鲜卑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扩展，其体育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鲜卑体育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呈现了文化性、社会性、互动性、包容性的历史特点。鲜卑体育文化的这种转型，对我国当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建设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汉文化；鲜卑；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

鲜卑族是东北地区的古民族，有关记载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早期的鲜卑出自东胡，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随着与中原地区汉族的不断深入接触，汉文化开始影响并逐渐改造着鲜卑的民族文化。到了北魏时期，随着鲜卑的南迁与魏文帝汉化政策的全面施行，鲜卑与汉民族逐渐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在这种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鲜卑民族的体育文化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1 鲜卑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1.1 秦汉时期鲜卑体育文化的萌芽

鲜卑之名，在文献中最早见于《楚辞》与《国语》。按《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4]又按《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云：“鲜卑，东夷国。”[10]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鲜卑族就已经存在，是东夷民族的分支。自战国以降至汉末时期，檀石槐建立鲜卑部落联盟，鲜卑族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形态存在着，其社会经济与文化都与游牧活动密不可分，因此，这一时期的鲜卑体育活动“主要表现为游牧经济下的狩猎骑射”[3]。

汉初时，鲜卑“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2]，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并不多，因此，关于早期鲜卑社会发展情况的记载在文献中保存的并不多，一直到东汉时期才开始逐渐丰富，而在这些文献中，关于鲜卑早期体育文化发展状况的记载也并无直接描绘，我们只能通过其他一些资料对之进行间接的考察。

按《三国志》引《魏书》：“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1]这说明，汉代时期的乌桓族与鲜卑族在习俗乃至社会日常生活上是十分相似的。按《后汉书·乌桓传》记载，汉代的乌桓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2]鲜卑与乌桓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使得骑射成为他们不得不精通的全民性生产与生活技能。此外，鲜卑族盛产优质的马匹，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马、牛、羊等大型牲畜，这为鲜卑人锻炼自己的骑射能力创造了优良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几乎可以从小就对骑马相当熟悉。鲜卑族也出产富有其民族特色的骑射工具，即“角端弓”，这种以牛角为原料制作的弓，因其原料易于获取且结实耐用，从而保证了鲜卑人对弓箭需求的供给。

骑射在早期鲜卑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代的鲜卑是一个游牧民族，其社会发展尚处于部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有限，使得狩猎成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粮食来源。在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中发现有刻着猎人射鹿图像的骨饰板以及雕有羊形状的羊形饰牌[9]，这充分说明了狩猎在鲜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除狩猎外，骑射对于鲜卑族而言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鲜卑族民风彪悍，崇尚武艺，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很多生活必需品如盐、茶砖等都难以自给自足，因此，外出劫掠成为其获取生活物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东汉时期的鲜卑，随着自身实力逐渐发展壮大，开始了不断的对外征伐，针对汉王朝北方边郡的“内寇”非常频繁。鲜卑的“内寇”,是一种颇为类似后世游击战的寇抄劫掠，其多以骑兵突袭的形式进行，得手之后随即在汉人步兵有所反应之前撤退，不以获取领土为目的，因此，对骑射技能要求非常之高，非弓马娴熟、技艺高超的军队不能为之。鲜卑也正是凭借其精锐的骑兵军队，击破了强大的匈奴，雄踞漠北。而强大的骑兵，如果没有平时频繁而系统的针对性训练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狩猎骑射以及军体训练，应该是早期鲜卑最为重要的一种体育活动形式。

早期的鲜卑族应该还经常进行乐舞活动。《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至葬则歌舞相送”[2]，而鲜卑亦经常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2]。由于两族在风俗习惯上的相似，所以鲜卑应该与乌桓一样，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规模的集会宴舞应该是鲜卑人经常进行的文娱活动，而乐舞也是早期鲜卑人比较钟爱的一种体育形式。

1.2 魏晋时期鲜卑体育文化的发展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随着鲜卑族在汉王朝北方草原地区的逐步扩张，人口逐渐增多，过度依靠游牧与狩猎的经济模式使鲜卑族出现了“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2]的情况，因而不得不东击倭人开发捕捞业以补充粮食来源。但无论狩猎、放牧还是捕捞，从根本上来看仍然是一种粗放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随着鲜卑族的扩张，他们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与深入，不断有其他民族的人口被掳掠并充实到鲜卑部族之中，使鲜卑逐渐变成了一个族源复杂的部落集团[7]。在与外族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很多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被引入到鲜卑社会之中，尤其是，东汉时期的鲜卑曾经掳掠了大量的汉族人口以及与汉族关系十分密切的如高句丽族等族的人口，与他们进行了频繁而深入的交往，使中原地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开始逐渐被鲜卑族接受，并潜移默化的开始影响鲜卑社会。至北魏时期，鲜卑文化完成了与汉文化相交融的过程，鲜卑民族本身也逐渐的与汉民族融为一体，其社会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自然也随之产生了转变。

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十六国时期，随着鲜卑社会的日益稳定繁荣，社会结构逐渐转型，鲜卑人传统的骑射体育也有了新的发展。按《魏书》记载，十六国时期代国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建国五年(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将，讲武驰射，因以为常。”[8]讲武，即讲习武事。《国语·周语上》：“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韦昭注：“讲，习也”。故“讲武”者，实乃“讲”、“习”结合，以“习”为主，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操练。随着战争的需要及最高统治者对军事的重视，讲武上升为御驾亲临的军事检阅及操练的礼仪活动。这是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关于鲜卑族国家层面官方军事骑射训练的记载。应注意到以官方定式的形式，将讲武与骑射并行不悖，这固然是鲜卑人尚武民风深刻影响下的产物，更说明讲武与骑射开始被鲜卑人有意识的结合，从而使鲜卑的骑射体育开始产生了全新的内涵。

自此之后，在有关鲜卑的文献记载中开始频繁出现由统治阶层推动的讲武骑射活动，尤其是北魏时期。如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公元426年)：“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8]。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秋七月己卯，筑台于祚岭，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缯絮各有差。”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秋七月己巳，车驾至上郡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8]。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春正月……己酉，讲武于唐水之阳……三月辛酉朔……讲武于云水之阳”[8]。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种以君主为首进行的讲武骑射活动的频繁出现，说明了鲜卑统治者对之高度重视，讲武与骑射已经不仅是以民风、民俗的形式出现在鲜卑社会中，统治者更是将之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加以推广。

1.3 十六国北朝时期鲜卑体育文化的繁荣

1.3.1 体育活动形式多样

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鲜卑人生活地域的逐渐南移，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越来越深入，鲜卑的社会生活开始趋于稳定。其传统的游牧生活逐渐为农耕定居生活所取代，社会经济与政治都在根本上发生了转型，开始向汉族靠近。在这种情况下，鲜卑社会中的体育文化也产生了变化，体育活动不再局限于骑射、讲武、乐舞等传统项目，而是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这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之前的文献资料中是不曾体现的。

黄聪曾考证了十六国北朝时期鲜卑族中出现的各种体育活动，除最为传统的骑射外，还有登山畋游、围棋、投壶与击壤、樗捕与握槊、赛马、速跑、跳绳以及百戏中的一些活动如角抵、高絙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等体育项目[5]。这些体育项目在北朝时期有关鲜卑的史料文献中有多处的记载，说明这些项目在当时的鲜卑社会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受到了鲜卑民众的喜爱。同时，这些体育项目很多都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与推广。如鲜卑帝王对登山活动十分喜爱，文成帝时就有多次关于帝王登山畋游的记载。太武帝则十分喜爱围棋，太平真君年间有其因下棋而不听政事的记载[8]。又如击壤，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曾诏曰：“朕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而道谢击壤，教惭刑厝”[8]，说明击壤这一活动已经在帝王世家中流行开来。

同时，北朝时期鲜卑的统治阶层也在不断的推动体育文化的融合与转型。如北魏道武帝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凰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如道武帝一般将本为汉族体育文化内容的如百戏等活动在鲜卑社会中自上而下的进行推动，甚至成为宗庙定制，说明鲜卑体育文化的这种转型，是在统治者有意识的推动之下逐渐成型，而这也是自汉末时期即已经开始的鲜卑汉化进程所导致的一种历史必然。

1.3.2 体育活动内涵丰富

随着鲜卑对汉文化的接触与了解愈加深入，鲜卑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深，至北魏孝文帝时期更是开始其全面汉化的进程，到了隋唐时期，鲜卑则已经与汉族相融合，不分彼此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儒家文化对鲜卑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鲜卑的骑射体育也与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在一起。

射本为儒家六艺之一，在先秦时期，既是一种战争技术，又是一种选拔武士的礼，在很多仪式中都存在有射礼，其流传非常久远。自鲜卑南下中原之后，这种射礼活动在鲜卑社会中开始频繁出现。《北史·拓跋顺传》记载：“初，孝武在洛，于华林园戏射，以银酒卮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顺发矢即中，帝大悦，并赏金帛。顺仍于箭孔处铸一银童，足蹈金莲，手执刬炙，遂列背上，序其射工”[6]。《魏书·拓跋浑传》记载：“浑好弓马，射鸟，辄历飞而杀之，时皆叹异焉。世祖尝命左右分射，胜者中的，筹满，诏浑解之，三发皆中，世祖大悦”[8]。这是射礼中关于朋射的记载，说明朋射在鲜卑的上层社会中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竞技与娱乐方式。此外，单射也是北朝时期鲜卑人喜爱的射箭竞技活动，如《北齐书·元景安传》载：“肃宗曾与群臣于西园醼射，文武预者二百余人。设侯去堂百四十余步，中的者赐与良马及金玉锦綵等。有一人射中兽头，去鼻寸余。唯景安最后有一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仪，操弓引满，正中兽鼻。帝嗟赏称善，特赉马两匹，玉帛杂物又加常等”，类似的有关单射活动的记载同样不罕见。

朋射与单射在北朝时期鲜卑社会中的流行，充分说明鲜卑人已经将其有着悠久传统的骑射活动与儒家的射礼紧密结合，是儒家思想在鲜卑社会中得到深入传播的结果。这种结合使鲜卑的骑射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形式更为多样，娱乐性、竞技性得到了加强，更使骑射在其原本作为生存技能、战争技能而存在的意义上，具备了更多、更深入的文化内涵。

2 鲜卑体育文化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特点

通过前文的梳理发现，从春秋战国至南北朝，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鲜卑的民族体育文化完成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转型，在体育活动的内容(图1)与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表1)上都发生了变化，其转型之彻底、推行之坚决，不仅在东北民族之中，在我国历史上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间都是罕见的。而也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转型，使鲜卑的体育文化融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体育文化之中，从而使鲜卑的民族传统体育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北朝时期的鲜卑社会相比于其早期社会，体育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鲜卑体育文化的转型，从过程来看，其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2.1 文化性

体育的本质属性是文化，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不仅是单纯的体育活动内容的改变与丰富，更是一场发生在文化层面上的转型运动，不断地向先进文化汲取营养，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体育文化，是这场转型运动得以成功的文化保障。鲜卑的传统文化是游牧文化，而汉民族则是农耕文化或儒家文化，从文化发展层级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相对于鲜卑文化来说属于先进文化。相比于鲜卑文化，汉文化在文化的内容上更为丰富，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强，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更加有力。而相比于汉文化，传统的鲜卑文化则相对原始而野蛮，其文化土壤也相对贫瘠，对社会文化的理论总结与探索则近乎为零。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相对落后的文化向相对先进的文化进行学习、借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之一，也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自然选择。鲜卑人正是在与汉族社会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将汉文化中的精髓成分有意识的推介、引入到自身的社会生活中，试图不断的缩小甚至消灭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差距，最终使鲜卑社会文化得到了大发展。而体育文化，毫无疑问是这场文化转型的受益者。

图 1 不同历史阶段鲜卑民族体育活动内容的演化示意图

Figure 1. Evolution of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Xianbei Ethnic Sports Content

表 1 不同历史时期鲜卑民族接触汉文化的程度及其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一览表

Table 1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Xianbei Ethnic Han Culture and the Degree of Contact Sports Culture Forms

与汉文化的接触鲜卑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东汉初期与中原地区交流甚少游牧经济下的狩猎骑射东汉袭扰汉朝北方边郡,获取生活物资军事意义下的狩猎骑射东汉中、后期掳掠汉人,引入并接受汉文化粗放式的狩猎、游牧和捕捞十六国与汉文化接触逐渐增多讲武、驰射上升到国家战略北魏对汉文化接触与了解愈加深入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北魏孝文帝时期全面汉化体育文化活动内涵丰富

2.2 社会性

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是自上而下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性的。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积极而富有热情的参与到了这次转型过程之中。在早期的鲜卑社会中存在以骑射为代表的体育活动，但这些体育活动往往并不是单纯的以身体教育为目的出现，而是更多以民风、民俗乃至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形式体现出来，是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社会群体行为。而随着鲜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鲜卑人，尤其是鲜卑社会的统治阶层，开始有意识地在其社会中对多种类型的体育活动进行推广，鲜卑体育活动的内涵与外延都得以扩展，这说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对于体育在社会精神文化中的作用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他们开始自觉的、有意识的在其社会中推动体育文化的发展。这种推动既有如将讲武、骑射列为定制的从官方层面自上而下的推行，也有如将赛马、击壤等他族文体活动融入鲜卑社会的自发于普通百姓之间的社会性运动。

同时，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鲜卑体育，开始更加注重体育的竞技功能，如赛马、射箭、击壤等竞技活动在这一时期的鲜卑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这在此时期以前的资料中是没有的。激烈的对抗性与竞争性是竞技体育区别于大众体育最为本质的特征，竞技体育可通过这两点来吸引竞技者的参与和民众的关注，竞技体育在鲜卑社会中的大量出现，说明体育在鲜卑社会中已经开始了其休闲化、文娱化的历史进程。至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推行，儒家文化的介入更是赋予了鲜卑体育文化以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变化是全民性的、社会性的，其根基皆在于汉文化影响下鲜卑民族文化的蜕变。因此，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既是官方推动的，也是民众自发的，其转型之彻底与坚决，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没有这种全民性、社会性的参与，这种转型必然不会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2.3 互动性

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发展至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鲜卑体育活动，其中很多并非源生于鲜卑社会中，而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如投壶与击壤，这两项活动最早在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记载。又如围棋，中原地区古时称“弈”，最早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又如百戏，本为中原地区汉族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按宋人高承《事物纪原》百戏条引《梁元帝篡要》云：“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吞刀、高絙、履火、寻橦等也”[3]，说明其自秦汉时期既已有之。这些活动都是鲜卑族与汉族大规模的接触与融合，并为汉文化所逐渐涵化之后才开始在其社会中出现的，汉文化在改变着鲜卑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为鲜卑人的体育文化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内容，使鲜卑体育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意义与形式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汉文化改变鲜卑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也为汉文化带来了全新的风气，随着文化融合的不断深入，鲜卑人彪悍的民族性情为汉民族增添了不少勇武之气，尚武之风与骑射在汉民族中的文化地位得到了强化，并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之后的隋唐时期乃至更为长久的岁月里持续表现出其独有的魅力。在这场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鲜卑民族虽然逐渐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但他们的体育文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对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4 包容性

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不仅没有使鲜卑的民族传统体育走向没落，反而促使其有了全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鲜卑人最为传统的体育活动就是骑射，骑射在草原文化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生存技能和生产方式存在，其生产功能要大于文化功能。而自鲜卑迁至中原地区居住之后，骑射游牧很显然不再适合担当社会主要生产方式的重任，向农耕生产转变是鲜卑人理应做出的历史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骑射社会功能的重要性显然出现了下降，其作为一种传统体育似乎开始面临危机。但事实上，在鲜卑人后续的发展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与汉文化的接触中，鲜卑人将儒家文化中的射礼与其骑射传统充分的结合起来，使射箭的形式更加多样，朋射、单射这种儒家射艺中比较常见的竞赛方式被广泛传播，并且常与鲜卑传统的骑射结合在一起进行，从而使射箭活动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骑射体育非但没有逐渐没落下去，反而以全新的面貌愈加的繁荣起来。

在这次民族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汉文化极大地改变了鲜卑社会的文化形态，至北魏末年，鲜卑民族已经基本上转变为农业民族，其社会文化也基本上与汉文化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就体育文化而言，汉族传统的投壶、击壤、围棋等体育活动的引入，使鲜卑体育的内容得到了极大扩展，社会体育活动的竞技性与文娱性都得到了加强，而鲜卑民众的体育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这种文化交流的深入，鲜卑民族的体育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从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活动，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竞技与文化行为，这对于鲜卑民族传统体育的繁荣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鲜卑体育文化正是在包容中寻求了丰富和发展，在开放中突破了束缚和桎梏。

3 鲜卑体育文化转型的启示及历史借鉴

通过对鲜卑民族体育文化转型的历程梳理和特点分析，可以发现，鲜卑民族在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上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或许这些做法和经验能够对当下日渐式微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在鲜卑传统体育转型的过程中，鲜卑人并没有固守所谓的民族骄傲，而拒绝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做出改变。鲜卑人并没有顽固地将所谓的民族传统视为禁脔从而排斥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吸收汉民族体育的优秀项目与理念，使其民族传统体育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典型的是骑射活动，在充分地吸收了汉族射艺的精华之后，鲜卑的骑射体育在文化内涵与竞技性、娱乐性上都得到了显著的增强，流传也越来越广，社会参与度逐步提高，源于游牧文化的骑射活动非但没有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逐渐衰退，反而更加流行了。北朝时期，骑射活动已经不仅是鲜卑人的专利，而是在整个北朝社会中推行开来，从而打破了地域的桎梏。

2.通过与汉民族先进文化的深入接触，鲜卑人对于体育活动的文化意义开始重视，鲜卑统治阶层迅速的转变对待体育活动的观念，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其传统体育进行开拓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鲜卑的民族传统体育从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承载了社会文化功能的竞技性活动，其娱乐性也得到了极大增强。也正因于此，鲜卑的民族传统体育才愈加受到人们的欢迎，并最终打破了民族的界限。体育观念的转变，使鲜卑体育开始顺应当时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自身顺畅而从容地与当时的流行文化融合，而这正是鲜卑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3.从更加先进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学习、借鉴其他文化中的优秀内容，是鲜卑体育转型得以成功的基本要素。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态，其与周边其他文化体系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的，它的发展与变迁始终依赖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民族传统体育如果想要发展，就要积极地投身到这种文化的交流过程之中，促进自身造血机制得以运行，进化过程得以开展，从而成为一种与外界自由地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的文化开放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在形式与内容上极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净化、扬弃与成熟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随着信息交流的加强、文化交往的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交流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拒绝故步自封，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爆炸式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去，正是鲜卑体育成功转型留下的宝贵财富。

民族传统体育，既是民族的，也是传统的。民族的，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在内容、形式与文化内涵上具有独特性。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常体现特定民族的独特文化，其具体的运动方式、规则、肢体语言、习俗乃至礼仪，往往都具有唯一性甚至不可再生性。而其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意识和价值观也一般是难以被模仿和再生的。这就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的流传范围通常存在比较大的局限，由于其承载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价值，其他民族很难深入的理解与体会，因此，往往只在这一民族的活动范围之内得到流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排他性。传统的，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往往有着比较明显的传承性，它作为某一民族的重要文化内容，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被这一民族的成员自觉加以继承的，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内在依据。而这种传承性就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往往具备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保守特征，也往往有着固定的形式与内容，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时代背景是在不断变迁之中的，如果某一民族的传统体育在变化的时代背景之中拒绝做出改变，其生存环境就会逐步趋向恶化。现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一方面，要摆脱由其民族性所带来的地域性和排他性，要解决由其传统性所带来的保守性；另一方面，要应对以西方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为背景而产生的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强力冲击。历史上一千多年前鲜卑人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主动地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转变自身的体育观念，不断进行内容和理念上的探索与变革，打破体育的地域性与保守性，充分汲取先进体育文化的营养，以开放的胸怀去迎接世界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共同发展，才能逐步走出现实的困境，真正的让我国的民族体育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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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Xianbei Sports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UI Dong-xu1,2,WANG Shao-feng2

Xianbei nationality is a typical nomadic nationality,with further contact with the Han in the Central Plains,Han culture began to affect and gradually transform the Xianbei ethnic culture,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Xianbei sports culture generates a huge change.This paper,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makes analysis on sports culture in Qin and Han Dynasty to the Sixteen States period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Xianbei history of the carding proces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arly Xianbei social sports activities mainly in riding and shooting,music and dance,to the Sixteen States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with the in-depth contact with the Han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integration,Chinese culture began a profound influence of Xianbei culture,Xianbei form of sports culture,content occur great changes,Xianbei sports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are expanded,the sports concept changes.The sports culture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social,interactive,inclusive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Xianbei sports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lso provides the useful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hineseculture;Xianbei;sportsculture;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

1002-9826(2016)01-0011-05

10.16470/j.csst.201601002

2015-03-24；

2015-1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CTY028)。

隋东旭(1980-)，男，黑龙江双城人，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E-mail：suidongxu@126.com；王韶峰(1963-)，男，黑龙江杜蒙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学，E-mail：shaofengwang2004@163.com。

1.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哈尔滨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1.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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