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称呼学”里的真问题

化定兴

如果你对中国官场稍有了解，就知道里面有诸多学问，如何称呼便是其中一种。称呼得体了皆大欢喜，称呼不当了有可能让对方反感。在官场，比较稳妥的称呼是一个人的姓加上其职务，比如一个人姓张，又是局长，那么叫张局长或者张局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被不少人嗤之以鼻的就是“叫大不叫小”。比如一个人姓李，是副主任，那么别人不会叫李副主任，而是李主任；一个人如果只是省里来的科长，有时也会喊处长；如果不知道对方的准确职务，也弄不清具体行政级别，那么初次见面还是喊高一点比较好……

因此有人说：“给称呼‘戴高帽中最常见的是将副职叫成正职。有的同志为了‘讨好上级，故意在称呼中省略‘副字，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上级的尊重。但这其中也不免有‘奉承心理，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一种‘语言贿赂。”

按说称呼这事就是个礼仪问题，最多反映一个人是否人情练达，根本不用上纲上线，况且官场产生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因为称呼产生的。如果对“称呼学”大加斥责恐怕板子没有拍对地方。贿赂，一般来讲是给予诸如金钱、不动产、女色等实际利益来收买官员，以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因此，将副职叫成正职，有奉承心理不假，但如果说是语言贿赂，则有点严重了。再说，光靠嘴上这点好处就想贿赂别人恐怕太过廉价。

其实，官场有这样戴高帽的“称呼学”不难理解。一方面，起码在礼仪上可以宣示对对方的尊重，对方总不至于当头棒喝，说你喊错了；另一方面，这样做可以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方便日后自己在官场行走，如同接待里的学问——来的都是客，都要照顾好。这里面充满了为人处世的精明，与贿赂的干系不大。

再进一步你会发现，“称呼学”不是官场独有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里，一个人如果碰到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礼貌地称呼，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懂事有礼貌，或者说嘴比较甜，这样的人往往比较受欢迎，至于有些人口蜜腹剑那是另外一回事。就算是不沾亲带故的，也不好直呼其名，总要想个贴切的称呼，比如长一辈的叫个“叔、姨”，同辈的叫个“哥、姐”，实在不知叫什么好，也会称呼“老师、师傅”。家长教育小孩时，也常从称呼别人开始，可谓人生必修课。

职场上，姓加职务的叫法也很普遍，这和官场并无什么本质不同。若说戴高帽式的称呼，社会上也不是没有，最常见的就是逢人喊总，什么王总、赵总。有些人为了便于办事，甚至自称大职务，这看看名片上到处印着“总经理”“主任”就再清楚不过了。

实际上，中国人的称呼是宗法、习俗、地位、威望等的反映，从称呼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基本的礼仪规范，而且可以看到国人对长幼尊卑等礼法习俗的重视。比如你喊一个人“老赵”还是“赵老”，体现了不同的含义。

有学者分析道，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尊卑长幼之分和亲族间辈分的高下之别确是很严格的，这种分别不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伦级”。这一伦级的观念，扩散到官制之中，就几乎与官阶有了相当的关系。自古以来，大官就是大老爷，小官就是小老爷，底下的就是孝子贤孙。慈禧太后叫作“佛爷”，皇帝退休了叫作“太上皇”。所以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称呼之事异常重要，如果弄错了，有可能赔上身家性命。

由此看来，称呼之事其实只是表，背后的礼制文化才是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硬性规定该如何称呼效果就不显著。“同志”一词曾在党内流行，隐含着志同道合之意，也意味着大家彼此平等。党中央多次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但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叫法开始式微，甚至一叫同志，对方还有些不高兴。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然而，“同志”除了是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外，并未在其他场合流行起来。

所以，如果只是主张大家该怎么称呼，并不断鞭笞称呼庸俗化的现象，而不消除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那么，这样的主张和批评只能是嘴上说说。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你说你的，我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