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

索南东主

(青海省贵德县人民医院，青海 贵德 811900)

藏医药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

索南东主

(青海省贵德县人民医院，青海 贵德 811900)

藏医学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了以五元学说、脏腑学说、三因学说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并以自然哲学整体观、二元论的研究方法、辨证论治的治疗模式，以及属于天然药物的低毒性、确切疗效、无耐药性等优势，为青藏高原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藏医药学要走向世界，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为此，笔者认为，从分子生物学方法来辩证地研究藏医藏药，有利于藏医从朴素的方法论转到现代辩证的方法论，能够把宏观和微观融为一体，局部的作用和整体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局部的病变和整体的健康状况联系在一起，人体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并且，建立客观实验基础上的辩证的整体观，这对于促进藏医药学科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

藏医药；哲学；现代化；分子生物学

藏医药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藏民族的繁衍生息，为青藏高原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21世纪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正成为潮流。藏医药学以其自然哲学的整体观、二元论的研究方法、辨证论治的治疗模式以及属于天然植物药的藏药所特有的低毒性、确切疗效、无耐药性并具整体调节和双向调节效应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外引起了持续升温的藏医热。但是，藏医药学要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以适应快节奏、高标准的现代生活的需要。近年来，围绕着藏医现代化的课题，国内外开展了一些临床和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藏医诊断的规范化方面、微观辨证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分子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因其既反映了细胞的微观分子结构，研究了生命物质基础，又反映了人的整体水平的功能规律，而成为当前生命科学中最重要和最具活力的学科。以分子生物学方法来研究藏医藏药，阐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对于促进藏医药学科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 藏医学的哲学基础

五元学是藏族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土、水、火、风、空5种物质所源生(简称五元)，事物的发展变化、形成存灭，都是这5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五元学说运用到藏医理论领域，则主要以五元的分类属性，来具体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及临床药物等诸多方面。《四部医典》中说[1]：疾病产生于五元，治疗药物亦由五元生。三因(隆、赤巴、培根)以五元为根基。《四部医典·根本篇》第三章说[1]：隆和培根性寒凉属水，血液病和赤巴症性炽热属火，虫症和黄水症属寒热中性。五元和三因一样遍布全身的各个部位，只是成份大小各异罢了。如因火源成份及功能使7种物质(饮食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精液)逐级分解，在此过程中风主推动运行各物质，空则使孔道通畅，使各物质顺利分解。五元中由于风的成分大及其功能使隆和索增隆等5种属风源，故隆的特性与风源同属：粗糙、轻浮、寒凉、细微、坚而不定；由于火源成分大使赤巴和久吉等5种赤巴属热性火源，赤性油润、锐利、炽热、轻浮、潮湿；水土源成分大及功能，使培根和登吉等5种培根属水、土源，培根属水土，性滑润、清凉、沉重、迟钝，形成黏糊状。三因由空源遍布。三因紊乱也影响人体五元的正常活动。如赤巴紊乱，因其性炽热，使身体的7种物质、三秽烧涸，生命也随之停止。培根属水土之性，重而寒凉，若其紊乱，则使体温下降，尤其使胃火毁灭，它虽居上身部，但由其性重寒而降到身体下部，使一切寒症由此产生。隆是寒热共性的，在病理状态下助其盛者，若疾病寒重热轻则助培根，使寒症更重，若疾病热辛重则助赤巴之威，所以说隆广行于身体各部，是寒热产生，一切疾病的总根源。在起居、疾病与五元关系方面，藏医《四部医典·论述本》第十四章载[1]：季节有孟冬、季冬、孟春、季春、暑季、秋季6个季节。从初冬开始每2个月为1个季节，孟冬气候严寒属土源，此时人体毛孔闭寒，隆促使体内火的功能旺盛，这时若饮食减少，元气将要耗损。因此要足量吃具甘、酸、咸三味的饮食，起居要加强保暖。在季冬更应如此。冬季培根积于体内，春季因太阳暖热之故，胃火减弱，培根随之升起，因此要适量服用苦、辛、涩三味饮食。暑季里阳光非常炎热，人体消耗很大，要服用甜味食物，主要就吃轻、油性、凉清效能强的食物，要忌咸、辛、酸性食物，少活动。夏季地面湿潮，风凉大盛，危害着人们自身的赤巴，此时应增加火热，服甘、酸、咸三味的轻温油性食物。人们若在各个季节里不能正确把握饮食起居之规律，就会打破体内三因的平衡状态，而出现因三因的过盛、过弱或紊乱而引发的疾病。

2 藏医学的整体观与分子生物学

藏医学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藏医理论的五元学说、三因学说以及药物的六味十七效理论，无不体现了朴素的整体观、系统论和控制论观点，其二元论的整体思想是藏医的特色和优势，贯穿着藏医临床和实践。而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分子生物学，从分子水平辩证地研究整体的功能和联系，即应用还原方法对生命进行研究，从细胞超微结构及分子水平阐明生命的物质基础，再经综合分析过程，利用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协调论等学说，把“孤立”的物质与组成整体的所有器官联系在一起，把局部的作用和整体的功能联系在一起，把局部的病变和整体的健康状况联系在一起，把人体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2]，这种建立在大量实验基础上的辩证的整体观不仅与藏医的整体观有相似之处，而且比藏医对整体的认识更为客观、清晰。分子生物学在充分的实验根据上形成的反馈调节论、信息论等，比藏医学中反映在五元、三因的因果关系等中的朴素的控制论、信息论思想更具有现代性和实用性。引入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藏医，既不会脱离藏医的整体观，又能使藏医从客观化、定量化上与综合——演绎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填补藏医缺乏微观还原分析的空白，使藏医的抽象思维建立在深刻的实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分子生物学的辩证的整体观、系统论等方法论，有利于藏医从朴素的方法论尽快地转到现代辩证的方法论上来。

3 藏药开发研究与分子生物学[3-5]

长期以来，藏药以其确切的疗效、低微的毒副作用以及没有耐药性而受到人们的信赖，特别是藏药独特的双向调节和整体调节效应更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藏药研究中的应用,必将使藏药的开发应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1 分子生物学为藏药的品种鉴定和质量控制提供了机遇：我国藏药材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然而来源复杂，过去一直采用形态分类法来鉴别生物物种，这种建立在宏观观测水平上的方法往往不完善，易致争议，从而为藏医遣方用药中道地药材采用带来困难。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分子克隆技术的发展，现在可以根据遗传物质DNA在不同生物个体的差异来鉴别生物物种，如利用限制性内切酶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RFLD)来研究品种间、种属间的DNA的变异情况，从而揭示不同品种间的亲缘关系，为鉴别药材品种提供依据；同时，这种方法也能为寻找新的药用资源提供线索。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的出现，以其DNA扩增产物的专一性强、不需进行特殊纯化，而且高速、高效、优质和全部自动化的优点，为藏药材特别是贵重药材的鉴别带来了方便。此外，各种蛋白电泳分析如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等以及藏药血清学鉴别为制定藏药质量标准提供了可能性。

3.2 分子生物学促进了藏药作用机理的研究：藏药治病的物质基础，是通过其所含的生物活性分子而发挥作用，藏药复方含多种生物活性成份，即是一种植物藏药，也常含多种化学成份，可能是某种或多种成份从各个方面调节病体内的多个环节，使之逐渐恢复平衡，这种整体调节及双向调节的效应是西医所不及的。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既采用还原方法又辩证研究整体的综合分析方法，从分子水平研究藏药作用原理，对促进藏药开发有重要意义。国内不少单位开展了藏草药的分子药理学研究，如藏药红景天是景天科红景天属植物，在世界上有余种，多分布在北半球的高寒地带，大多数都生长在海拔3500～500m左右的高山流石或灌木器丛林下。我国有73种，其中西藏占有32种，2个变种。但至今仍未有很好的开发利用。红景天主要以根和根茎入药，全株也可入药, 主要有效成份有红景天甙Salidroside)C14H20O7酪醇(Tyrosot)C6H10O2,此外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鞣质、黄酮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及微量挥发油，还含有具有生物活性的微量元素铁、铝、锌、银、钴、镉、钛、钼、锰等，叶与茎中含有少量生物硷。经过深入的药理作用和临床使用权用的研究，1976年苏联把红景天作为“适应原”样药。广泛应用于抗疲劳、抗衰老和提高脑力和体力机能等方面[3]。雪莲花在藏医藏药上作为药物已有悠久的历史，藏医学文献《月王药珍》和《四部医典》上都有记载。雪莲花具有生理活性有效成分，其中伞形花内酯具有明显的抗菌、降压镇静、解痉作用；东莨菪素具有祛风、抗炎、止痛、祛痰和抗肿瘤作用，临床上治疗疗喘急性慢性支气管炎有效率为96.6%。芹菜素具有平滑肌解痉和抗胃溃疡作用；对羚基苯酮有明显的利胆作用。特别饶有兴趣的是雪莲花中所含的秋水仙碱，该成分是细胞有丝分裂的一个典型代表，能抑制癌细胞的增长，临床用以治疗癌症，特别以乳腺癌有一定疗效，对皮肤癌、白血病和何金氏病等亦有一定作用。对痛风急性发作特异功效，12～24h内减轻炎症并迅速止痛，长期使用可减少发作次数。此外还具有雌激素样作用活性，能延长大鼠动情期和动情后期，而缩短间情期和动情前期。但秋水仙碱的毒性较大，能引起恶心、食欲减退、腹胀，严重者会出现肠麻痹和便秘、四肢酸痛等副作用。由于雪莲花中含有疗效好而毒性较大的秋水仙碱，所以民间在用雪莲花泡酒主治风湿性关节炎和妇科病时切不可多服。

3.3 分子生物学有利于藏药的培育和新药开发：当前我国采用的藏药绝大多数为天然药物，长期天然生长的药物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资源匮乏，病毒寄生蔓延，种植费时、费工，繁殖系数低，难以适应生产基地生产药材的需要。运用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就能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它一方面可对药用植物品种实行遗传改造，或构建新型的抗逆力强的优良品种，以加强藏药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的选育；另一方面，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的抗病毒、抗虫害的新型藏药能减少农药施用，杜绝农药和重金属的污染，从而增强了藏药使用的安全性，并将促进藏药出口。而利用80年代建立的转基因器官培养技术和反义技术等分子生物学技术，不仅可以保护濒危药物，同时对有效成分明确的各种藏药可进行有效成分的生物工程生产，从而促进新的生物制品的开发。

综上所述，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分子生物学迅猛发展，成为当今生命科学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具活力的学科，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它的发展，为藏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保持和发扬藏医理论和病证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及先进技术手段，结合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发展成就，使藏医药研究有质的飞跃，最终实现藏医药现代化。

[1]宇妥·元丹贡布.四部医典[M].(藏文).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2]汪建.试论中医、西医与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论及三者的辨证关系[J].医学与哲学，1984，(12):14.

[3]Marirosa Di Stefano Gino Vitiello. The Tibetan Medicine and The Non-Reductionist Approaches of The Western Science[C]. 拉萨：2000国际藏医药学术论文集， 2000:938.

[4]确生. 概述藏医药理论的全息思想[C]. 拉萨：2000国际藏医药学术论文集， 2000:705.

[5]Vicanne Adams. 从生物医学的观点看藏医疗效的复杂性[C]. 拉萨：2000国际藏医药学术论文集，2000:655-659.

索南东主(1976-)，男，藏族，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藏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与临床研究。Tel:15897049860, Email:27314359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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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6810(2017)07-0009-03

2017年4月9日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