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

陈 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 100017）

党的十九大无疑将以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新论断载入史册。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新特点，深入学习领会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这三个“新”，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是形成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前提，值得深入研究和领会。

一、极不平凡的五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回顾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站到了更高层级的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人民探索奋斗的根本成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形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判断。大体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码要有一百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具体说来，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概括了五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变化，包括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正是根据这些巨大变化，我们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其极不平凡所在，是高瞻远瞩、举旗定向，攻坚克难、力挽狂澜，是开拓进取、各方面面貌焕然一新；十八大以来的成就是全方位、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根本性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续写得格外辉煌。

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成就和变革开启了新时代，我国实现了两个“前所未有”。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一是“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两个“前所未有”，一个着眼于各方面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个着眼于各方面面貌的变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的高度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来的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世界发展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大体说来，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大程度上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多大程度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参照坐标。

新时代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更高层级的新的历史方位。从这个历史方位看新时代的内涵或者历史使命，在时代主题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国家层面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人民层面上，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民族层面上，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层面上，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的这些内涵和使命，是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主题来说的，是紧扣中国梦包括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内涵来说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新时代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努力奋斗，更具体、更宽阔、更深入地贴近中国梦的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从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讲的，不是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等大历史变迁。进入新时代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必须要明确。

总体上来说，新时代的“新”之所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站到了新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去解决新矛盾；制定了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踏上新征程；明确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使命，肩负起新责任；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旗帜上抒写了新内容。

把握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清醒的判断和校准，是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也是党的创造力、领导力和行动力的体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的战略思维能力和非凡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成功都在于它能够在时代变化的关头，准确判断历史方位，正确把握形势发展的趋势和时代大潮的走向。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深刻指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来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是一个确定性的时代，国家战略层面的确定性势必将转化成社会各领域的从容、乐观和主动创造的奋斗精神。

二、全面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一）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历史回顾

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化。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关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此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源于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什么提出这两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因为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落后的农业国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当时人们理解的基本国情；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当时人们理解的现代化；只有在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才能逐步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是当时人们理解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

理清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坚持得不够明确和牢固，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曲折，因而没有很好地把八大提出的两个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反映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就是重回八大的有关表述上面。邓小平1979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把什么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明确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明确了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由此才能真正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式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确认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从1956年开始就存在了。对比八大的提法，这个表述有两点变化，一是不再从国家发展层面讲“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改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处改动，既承续了八大提法的本质内容，也反映了国情的某些变化，使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更精炼，内容更集中了。因为落后的农业国和不能满足人民经济文化需要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同时1980年代我国的目标已不只是建设先进的工业国，而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那以后，历次党代会都要重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十二大说，“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十三大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四大说，“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十五大说，“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十六大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七大说，“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十八大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从十六大开始，在重申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语境有了一些变化。一般来说，都要讲一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具有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然后在社会主要矛盾前面加上“仍然是”，或者在后面缀上“没有变”。这是因为十六大提出我国“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从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主要矛盾确实隐含着将来会出现转化的可能。

（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改为“需要”和“发展”的矛盾，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更升华了，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切实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国情出现的新变化。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等方面的意识日益增长，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美好生活不仅包括吃饱穿暖，更是吃好穿好行好住好，在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后，人民追求质量更高的生活，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需要，是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供给、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我国一些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仍相对落后甚至差距较大，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方面还有许多差距。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上在新时代凸现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所谓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生产力布局还不平衡，比如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从发展各领域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不少明显“短板”。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也有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差别较明显，社会上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还有四千多万。

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持续的情况。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杂，分工更合理，产品更精细，供给更有效方面发展；这就要求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势必带来很多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关系全局的变化，说明不只是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新要求，而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提出新要求；历史性变化，主要指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永远存在，当我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意味着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清醒认识：物质文化需要相对具体，主要还是一些硬性需求；而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以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和前提，还包括主观价值判断和选择，常常从自己是否感到“满意”来理解美好生活，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理解又千差万别。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党的勇敢承诺，也是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高层级的努力方向。正像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会更复杂，遇到的问题会更多，遭受的挑战会更大，需要的努力更为艰辛。

（三）社会主要矛盾同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关系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怎样理解“变”与“不变”的关系？这首先涉及怎样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国情和作为社会性质判断的基本国情。一般意义上说的国情，主要指国家面貌和时代特点，使用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比如这些年就经常说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情所发生的变化。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经过努力奋斗，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这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前者经历了一百年左右，后者依然需要一个世纪。

具体说来，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历史时期，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阶段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才得以根本改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基本国情由此变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表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概括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原话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此后又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起码有“上百年”时间，这也是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国情依据，也是党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历史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也相对稳定，但比较起基本国情来，则容易变化一些。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的几个阶段，依据的就是不同的历史方位，依据的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这三个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凸现特征和变化。

据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强调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比较好理解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虽然表明基本国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变化，但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供需矛盾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属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比如，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Р和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排名仍靠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变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深入全面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变”与“不变”的关系，要求我们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从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就在于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在和时代一道前进的过程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三、关于新目标及其新内涵

制定、调整和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领导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体现鲜明时代性的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是和确立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新时代必然体现在拥有新目标上。

关于中国的发展目标，我们党一直在与时俱进地构想。新中国成立前，讲得比较多的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化的工业。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0年代，主要是讲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代讲得多的是实现现代化，从1964年底第三届人代会到1978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于具体时间，有不同设想。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个远景设想，事实上成为我们党后来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渊源；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要在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后来逐步演变为我们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远景目标。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就具体谋画这件事。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我们将来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小康”，后来又觉得“小康”还不能算现代化，于是在1987年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一步战略任务在1987年已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任务从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看，在2000年也超额实现，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为了让小康成为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并充分认可的小康，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牢固基础的小康，我们党并没有宣布第二步发展战略已实现，而是在十六大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目标。此外，从十五大开始，就分别把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作为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十八大明确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再有三年便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整实现邓小平提出来的第二步发展战略，即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便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怎样规划第三步发展战略，即党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成为党的十九大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分两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形成了“新三步走”的重大发展战略安排，完整构画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这个战略安排深化和提升了党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把原来确立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完成。这是因为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已远非当初设想的模样。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人均达到800至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便进入小康社会；我国现在人均已达到八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还要发展三年，才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小康社会，不仅在经济上使中国实际进入世界中等水平，其他方面的发展成就也超乎预期。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出的强大创造力，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刻而快速地改变中国各方面的面貌。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也没有预料到。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到下个世纪30年代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邓小平回答说，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当时人们确实没有料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赶上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带来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

二是既然当初邓小平提出来的“小康社会”这个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已经大大升级了，那么第三步即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也要升级。于是，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目标。其中“升级”的表述有两点。第一，和十八大报告相比，这个新目标增加了“美丽”的定语，主要是为了对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强化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的要求。第二，增加“强国”的定位，意味着我们的新目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强”之所在，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90年代又提出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加了社会建设，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这些新内涵，涵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度体系和执政能力、世界站位、人民幸福各个方面，更加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提出这个新目标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经济发展上提具体的GDР发展指标。这是因为GDР作为上世纪中期发明的衡量经济增长的计算方式，已不能完整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转换发展动能成为战略重点。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我国的发展目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此外，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强国”目标时，突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同志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还说，“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于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报告没有纠缠于过去注重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是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就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了创新性调整，没有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为分配制度内的关系来论述。实际上，效率更多属于生产和经济发展领域的范畴，公平更多属于分配和社会制度领域的范畴。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鼓励勤劳守法致富。

很明显，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性将更加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我国发展的各个领域将更丰富更具体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将更加充分地发挥。

新时代意味着新目标，新目标意味着新征程。也正是因为有了为实现新目标的奋斗追求，才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各国发展历史上，后来居上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国要做后来居上者，首先要做引领时代的“弄潮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前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有这个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