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的核心价值与多元文化

张颐武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两个概念是包含更高远目标和很多现实生活的综合体，也抓住了统领文化供给、解决文化问题的关键词，指明了建设核心价值与多元文化的方向，非常重要和深刻。

一、改革发展中的思想文化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目标是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十八大以来“砥砺前行的五年”所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国经济经过三四十年高速增长，给社会带来巨大变化，其中文化的作用一直很凸显。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要体制转型和高速发展，引入西方很多思想观念是必然的，而无论思想观念还是流行文化，在西方、港台影响下比经济发展更快、更开放、更有影响力。经过这一文化准备时期，1980年代以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个体从计划经济体制中释放出来，思想文化对其新的选择起到很多作用。原有的革命文化保持其延续性，西方及港台各种思潮与流行文化大量引进，现代新儒家等传统文化思潮也从海外引入；同时开始价值观重建，逐渐探索出一套想法而未完全成型。这是思想文化的深刻变化的时代。90年代后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最大变化是沿海等地高速发展带动中国变成全球重要的生产中心，中国社会由于全球化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进入21世纪，中国又变成一大消费中心，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份量日渐增大，更深地与全球连在一起。中国形成了既是生产中心又是消费中心的新的格局。

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伦理观和价值观变化。靠契约解决问题的意识极大地增强，在这样一套保证下，道德是滑坡还是提高，其实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展开，很难以简单的好坏来评判。很多人指出道德滑坡、文化堕落、价值观错乱等，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但同时，有些方面道德观念和责任感是加强的，如对动物权利开始非常重视。也有根据当下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调整、放开的。确切讲，快速发展带来许多新情况新挑战，跟传统的伦理与价值观不契合或难协调，

转型调试中逐渐脱离原有规范、应对新问题时较陌生，但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也有了逐渐成熟的动向。我们原来是以道德伦理划定底线、作为支撑，而市场经济下制约往往是靠契约、法律。以离婚为例，这一问题涉及复杂的价值观。计划经济时代离婚率低是管理造成的，去民政部门离婚需单位介绍信，领导认为感情还在就不给开。1982年实施新婚姻法，与单位不再有关而用法律来协调，加上计划经济刚结束，普遍无什么财产可分割，于是离婚很容易，甚至有人认为“第三者”是个人解放的好事，离婚率骤升。到21世纪，离婚是夫妻双方事、财产分割去法院已经成共识，婚姻靠财产划分来保障，离婚率反而降低在可控水平，现在年轻一代对婚姻较重视而批判“小三”。所以道德伦理跟经济社会密切相关，转型期两套规范都起作用时反而产生社会、文化的无序现象，但成功转型后社会越来越规范化，道德观念越来越好。又如计划经济时期把人想得很理想，但由于普遍贫困，作小恶的人很多，如贪一些小便宜、走后门得一些小好处的人不少；现在整个经济和文明程度提高，一些原来没有的作大恶的出现，如利用股票市场漏洞操纵市场，一些作小恶的并未增加，甚至还减少了。

转型也可能带来很多复杂情况，即法律是假定人性复杂或较恶，通过证据和契约来明确，以保障合法权利为底线，其适用就面临一些问题，和道德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因此要兼顾并调适二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更高追求是极为必要的，是社会的重要支撑，但首先考虑到法律保障的是商业、社会、交往活动中人的底线。例如“老人摔倒没人扶”问题，过去假定没有耍赖或讹人的，直接救助就是，但实际也未必如此；现在法律需要足够证据来证明究竟是本该担责还是好心救人，在证据模糊、各自喊冤时判断难度很高，带来道德和价值观上一定混乱。高线来讲人应该提高道德、见义勇为，但好心救人也要考虑上述复杂情况，找人一起去救或预先拍个照，另外天眼、手机也使证据越来越多了。

转型过程中文化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挑战，没人管、双轨制造成许多不顺，高雅文化、纯文学受到市场冲击，文化滑坡，如京剧院、杂志社一度很困难；但21世纪以来，政府有余力支持包括纯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事业，支持方式则是通过基金、项目，反而理顺了情况，资源更丰富。社会有余力给文化事业、伦理和价值观追求更多支撑，十九大报告总结“砥砺前行的五年”便揭示了这方面巨大成绩。总的看来，这四十年来文化发展情况极其丰富复杂，传统文化的活态演变和来自西方的文化状况共存，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亦即时间空间上都是多元并存的体系结构。

我们曾经全面反传统，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剧烈冲击、压抑和流失，但现在从哲学高度恢复了传统的合法性和对传统的认同，高度重视创造性继承、转化、发展，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那套则完全过时。事实上传统一直深植于日常生活与习俗，是支撑生活的重要内在因素。例如民国时要废掉春节，但至今仍是最重要的节日；吃粽子、赛龙舟等民俗也没有断，今天得到更多恢复；很多行为和交往方式深受传统影响，如酒礼、在家养老；唐诗等古典文学一直在教育和生活中，文革期间还是念；高端上儒释道、文史哲也完整承继，只是作为不同分科的研究；宗教断得较多，但一些精微内容仍存在于生活中。又如中国人特别吃苦耐劳、重父慈子孝、重教育这套价值观，很大程度是文化性格积累形成，这种基因一直传承、潜移默化而难以改变，在文革期间、在海外华人中都未改变。

由于这三四十年令人信服的发展，中华民族近两百年奋斗看了到曙光，主流和多数的文化人对发展的路径和愿景很认可，同时认为一些具体方面仍须提高，极端的左派或西化派都是少数。参照一些地方已经高度成熟的运行路径，中国发展相对粗糙，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环境问题等，文化人偶有牢骚也属正常，但要对国情有深刻认识和更多理解。另一方面，我国有劳动力丰富等优势，中产阶级生活福利已赶上，也有独特的吸引力，而西方也遇到很多挑战，总之处在丰富复杂、各有千秋的局面下。

文化精英对发展趋势和主流价值很认同，在继承传统文化、创造高雅文化上不断出现新成果；而民间产生的内容要在市场获得成功、形成大众文化力量，也必然是跟主流价值相符合的。并且中国形成了稳定扩大的支撑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对社会和主流价值较认同；较贫困弱势的群体也向往中产生活，并受其价值观影响。因此整个社会价值观较稳定，为创造优质文化内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例如《战狼2》是市场运营，却得到主流价值和多个方面的高度认可；《战狼2》五十几亿票房主要是靠中等收入群体和他们的后备军——年轻人，这是很庞大的群体。

二、中国文化的多样统一

“美好生活需要”除了更高的理想生活的追求、精神境界的追求，也包括消遣娱乐等世俗生活向往，同时需要大众文化来创造向往、支撑中国梦。我们的文化应该是多样性、分层次的统一：基本要求是爱国、无害，其次是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更高层次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内容上首先追求最大公约数，多样是支撑统一的不同表现。由于核心价值观较抽象、共产主义更遥远，人人认同当然好，但未必能做到，一般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实际就是认可、认同之所在，文化的意义就是创造“美好生活需要”来创造认同感。

文化多样包括文化创造、文化产品、文化传播等多样，表达方式、表达路径、风格、层次等多样，如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就不同。国家和主流社会扶持高雅文化，如支持昆曲、“非遗”等，以适应社会文化提升的需要，很多创造性人才也会被吸引其中，整体支撑、坚实基础会促进优质内容的创造，如京剧在国家大量投入下发展较好。但我们不能要求《羞羞的铁拳》《王者荣耀》也要负责引导大众，一来难度很高，二来低层面上高标准是错位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有宽度的，不能简单理解，社会也必须有宽度。热衷大众文化或许有消磨时间的意味，但其活跃对社会长远来说有积极意义，也是某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人抨击《王者荣耀》，但如果将之取消，没有了本土游戏，低端文化上缺一大块，在全球游戏竞争中，拿不出有吸引力的东西，就会被西方来的占据市场。当然对其负面因素也应该有高度的认知和必要的管理。

文化和文化管理体制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一，高雅文化、大众文化都不够充分，大众文化尤为短板。在目标上，优质内容不能一味说教或只有高雅文化，需要有对国内国际都强有力的弹性、活跃、丰富的大众文化。我们现在对大众文化认识不够，认为大众应该有高雅追求，觉得做好文化馆、博物馆等基础建设即可，最爱报道大家爱看故宫博物院展览、爱听交响乐等。社会当然需要这些建设，整个社会的教养程度也确实有很大提高，高雅文化需要欣赏，但并不妨碍人们欣赏大众文化。例如一年可能只看一次交响乐，而去电影院有十次，这个差别很大。大众文化创造了很多快乐和认同，对人的影响是持续的，欣赏它也并不会拒绝高雅文化，要处理好二者的平衡；大众文化要努力发展起来，在国内能和好莱坞平等竞争，并且能“走出去”，才能解决国内国际的竞争力和说服力问题。并且文化接受要对年轻人更多着力，年轻人没有经过中国艰难发展阶段和计划经济那套训练，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和世界同步的状况，对其理想信念宣传或主流价值观渗入，需要有和今天时代契合的更灵活有弹性的路径，除了高雅文化的宣传、精英文化的渗透，核心还是大众文化的持久作用。

促进文化发展有很多路径。除了政府主导下长期宣传、向国外推展，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还需市场建立完整机制（如与国际接轨的版权机制）来保障文化发展，发现并鼓励社会所需的创新点与新增长点，通过这些平台便能创造很好的结果。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政府和民间普遍长期支持，以更多办法支持其整体发展，给予更多活力，民间力量就被活跃起来，涌现各种各样创造性劳动。例如一些地方院团改革遇到一些问题，而现在发展出民营剧团、小剧场，开心麻花等的发展就很成功；故宫博物院原来并不活跃，现在注入更多东西，展出《千里江山图》变成很火的事。又如中国网络文化走了一条与全世界不同的自我发展之路，没有谷歌、脸书也活得很好，而且解决了脸书、推特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支付问题，发展出完整系统、具有全球优势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学就是典型。相比西方以纸质出版为中心、网络文学发展不顺，中国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纸质文学双峰并立，网络文学独立发展，有大量作品吸引大量年轻人阅读，有完善的生产和消费体制，还有大量作品成为所谓超级IР，改编成影视剧或传播海外，通过打赏、购买版权等使作者和上下游都有收益，从而更愿意创作，是即市场机制带动良性发展。

由于开放，我们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都有较强的韧性和弹性，这是一大长处。但有些管理和政策不像西方政府运作那么圆熟得体，对文化发展未必有利。中产阶级在生活竞争中已很疲劳，一些无害的内容，如一些相对较优质的综艺节目等，是一种“出口”，非但政治无害，社会上没有负面的影响，反而是创造快乐和认同的。反之，如果给他灌输很多宣传，会引起反感；让他追求理想信念，可能会滑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又如很多人指责的“小鲜肉”，其实他们跟主流相一致才能利益最大化，因此都非常积极，得到年轻人认可，有利于社会安定；一些有底线、不过度庸俗的“八卦”，就是“轻”的娱乐新闻，其实也是无害的，通过创造一些关注，间接创造了对社会的认同感，如果因其不高雅就要消灭，管理上不一定很理想。但我们社会的民间力量和适应能力很强，再困难也能自己“钻”出一条路来，想办法做出优质内容，得到市场和大众文化的支撑。关键是确立必要的法律法规，依法依规进行有序的管理。

优质文化只能从上述多样性统一中找内容来创造，并且仍是多样共存、纷然杂陈的形态，不可能形成一种模式或样式。目前文化生产内容已很丰富，但还没有特别亮眼的作品，我们对内容有很多焦虑。一方面可能是低估了一些作品的潜力，世界经典是需要时间沉淀和后世追认的，高峰需要很长时间地壳运动才能达成，或许今天已出现一些经典，但什么是真正高峰还需时间来认识；另一方面要以更大努力来促进优质内容的创造，如多鼓励年轻人、营造激励的氛围，但经典作品光靠政府是不行的，要靠努力创造、市场检验和将来追认。莎士比亚戏剧当年也只是平民文化，同时代人不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作家，经过几百年才确定其位置；曹雪芹生前贫困到“举家食粥酒常赊”，也没有多少人认可，20世纪才确定《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经典。目前大量作品中或能留下时代经典，只是时间的检验会较长，例如看完一乐而已的喜剧或看不出有什么名著的网络文学里，也可能将来成为经典，而一些同时代都知道的好作品，能否具有永恒价值也还有待检验。

三、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小康后更伟大的目标，对文化也提得很高，从大国博弈、全球空间来看，简单通俗地理解就是先能和西方相互参照，再到能发挥主要影响，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在这一进程中，文化与强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强国必须有很强文化实力的支撑——合法性的支撑与吸引力的支柱，这种软实力建设包括整个社会文化的品格和大国的内在精神；建成强国需要文化的广泛拓展，通过有魅力的文化让国内和国际理解并认可中国方案。因此强国是两条路，

文化是走向强国的保障和强国的核心竞争力因素，需要完整、多层次、立体的文化体系支撑，重点从两方面来建设：一方面，高端上建立有哲学支撑和精神思想引领的理念、价值观，其吸引力是徐徐起作用的，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文化承扬、高雅文化建设则是民族和社会的根基；另一方面，持续的大众文化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让人喜闻乐见，其作用是迅速和巨大的。未来文化发展目标是，精英文化高度自觉，文化具有旺盛活力，在国内让广大群众从不同层面凝聚和认同，在国际给别国重要参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丰富，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但其实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跟西方基本重合，所以核心价值观也类似，关键是社会体制跟西方不同，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就来自独特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两方面：

一是社会制度方面。西方是自由、民主那套来支撑整个社会，此外宗教、慈善等对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而中国由共产党领导的这套社会制度、发展路径，是不同于西方和苏联的独特道路，社会效率很高，对基层作用很强，现在看是安定成功的，保障个人发挥才能与获得发展，保障未来实现伟大目标，这是中国最大的说服力和制度自信的根源。如果转到西方体制，会像印度那样衰落糟糕，无法处理内外问题，甚至遇到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悲剧，陷入动乱，总之代价之大无法承受。与之相联系的中华民族自主奋斗史和社会主义国家这套象征系统，对其理解认可是凝聚力的前提。而无论左派、右派以至国外，尽管还有些人未必认可这套发展路径和象征系统，对其有效性是有共识的。但一些人是从较低层面来认可其存在，苏联、东欧连同国际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全世界接受它更有难度，因此必须从文化上论证、宣传其合法性的根基，通过文化支撑的做大做足而使国内外真心信服。例如《战狼2》没有直接诉诸意识形态，而是展现中国的仁爱和正义、安定和力量，潜在揭示了中国很多方面的优势和优越性，对国民心理是一种支撑。

现代性和现代化是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非常丰富复杂的概念，有很多不同定义。总的来说，它们对应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现代化一般指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有五百年历史，转型成功国家都伴随着殖民扩张掠夺；现代化的另一支是列宁开始的计划经济的工业化，但消费问题无法解决、日常生活匮乏致使苏东剧变。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合法性优势和独特的现代性：第一，中国人现代以来直到今天的自强不息的奋斗中，从未欺负过比自己弱小的民族，也从未进行过掠夺和扩张，中国的奋斗是干净的。与此同时，中国又没有出现过彻底亡国失掉主权，被彻底殖民化，失掉自己历史记忆和文明连续性中断的状况，中国的奋斗又是坚韧的。靠自己奋斗达到今天的高度，并且无论孙中山的“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还是今天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站在一起，都是跟弱者一起反抗强者、伸张正义，这是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最伟大之处，这一最大的道义优势是民族复兴的很大前提。第二，我们的工业化经过两个阶段，开始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则既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没有改变这套象征系统，又经过深刻改革，成功容纳市场经济和融入全球化，具有制度韧性，且结合得非常顺畅，在融合创造中走了一条独特道路而发展到今天，是即“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结合不同的现代化而汇流成中国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观念、思路和西方有差别。西方的后现代是指工业化带来环境破坏、精神危机等问题，中国也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文化来解决，而中国特性的回应方式即靠着制度优势、道义优势来解决。

二是传统文化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有来自历史合法性的支撑，中国一定要从文明传统中找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特殊性。美国的主流是从欧洲文明一脉而来，现代多元文化和原来主流相抗争，亨廷顿写《我们是谁》就是追寻美国特性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支撑五千年发展，对东亚以至世界很有影响力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的很多表现上，是跟其他国家不同、形成中国特性的极其重要部分，这种认同是中国认同和要做强国的必不可少的支撑。中国模式源于五千年传统跟社会主义契合，再加上西方市场经济那套，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给这套制度以更大的合法性。传统文化是稳定的价值基础，是稳定道德诉求、生活形态和人心的必需支柱，这一纽带能使社会在法律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之外增加一重伦理道德、价值观和文化上的支撑，对于社会长远发展的意义不容低估。并且中华文化在全球来看是非常悠久和有魅力的文明，是谁都无法否定、必然认可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高端价值理念是公认的普遍价值，对世界很有意义，西方在多元文化视域中认可其源远流长和独特价值，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敢反对这种悠久的民族文化，因此这也是意识形态冲突较少的最大公约数，在高端上成为中国与全球共同的必要符号。但文化“走出去”不是靠一些概念，也不只是“非遗”，而在于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建设。

上述两套象征系统融合起来，对于国内及世界传播是很关键的部分。如果文化不强，精英没有自觉，就缺少文化对合法性的支撑与保障，实现伟大目标就很难。无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都要提供中国独特发展路径的说法保障，创造凝聚认同，使国内“信”而国外“服”，也就是国内有自信和认同，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心悦诚服。要让国人感受到文化价值观的魅力、艺术文化的吸引力，相信国家远期目标和社会能提供更好发展空间，从而有认同感、凝聚力。但由于市场经济下有了各种各样的人和群体，利益诉求、社会认知程度和价值观很不同，文化发展内部有很多复杂性，要让大家都凝聚起来，对主流价值观认同感，也需要过程。例如有人认为不犯法就行，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其觉悟，但这未必容易；一些人就觉得美国好、中国不好，这种偏见也是很多年形成的，说服他认同则需很长过程，也需要事实的不断验证。另外文化不只是价值观问题，是讲趣味、跟美学相关的，有很好价值观的人未必有很好的文化品位，公众的趣味各种各样，这也是必须正视的。在提高基础上一定要注重普及。

四、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有充分的条件与成就，民族自信很强，但必须承认尚未得到别人信服这一客观事实。目前在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我们缺乏理解，甚至误认为中国还很黑暗。十九大报告提出“真实、全面、立体”，亦即以多维度、多层次的支撑来展现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单向的。要使他国对中国发展从理解、认可到被吸引，再到高度认同、信服、照着做，也是分层次、慢慢实现的。要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整体兴起，使文化传播有分量、有力量，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互参照，争取很大的国际话语权，让人心悦诚服。

为达到这一程度，就要提出基于道义观、具有引领性的思想和价值基础，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规范，一是以强有力的国内法来调节人际关系，使人不敢犯法；二是国与国之间有国际法、联合国等建立规范的尝试，但基本还是民族国家赤裸裸为自己、激烈竞争的强权政治。世界需要更高远的人文追求，中国要为人类建立一种比西方站得更高、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更好地解决现代人精神危机等问题，需要长期哲学文化积累和强有力的大众文化来让全世界接受，不能只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抽象说法。

西方是靠思想体系来积累，有周密的国际法，每个方面都发展得很精微，在动物权利、环境伦理等方面都有大套说法；而中国文化只提出更高远的原则，在逻辑严密性上略弱，没有提出具体规则，在很多方面是被动的。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从人文社会科学做大量工作来填补大片空白，在中国文化框架上投入更多精力来吸收西方理论、熟悉其对话方式，把制度韧性、道义优势化为理论、文化、价值、文明的优势：一是从自己内部对中国的新现象作出解释，二是在西方基础上提出严密而有操作性的理论框架来超越它，三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相应国际准则落到实处。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等如何契合新时代而创造出一套自己的文化学说、精神支柱，还需要更多思想探索，需要更新和更好的思考路径和继续长期努力，并寄希望于未来。

在高雅文化“走出去”方面，因为文化传播有语言、文化背景、伦理观和价值观等差异障碍，越是高雅文化越在传播中打折扣。日本为把作品推到诺贝尔文学奖，上世纪60年代起就费工夫请很多美国翻译家翻译，给他们经济支持，起到很好的效果，而我们往往是支持自己人翻译成英语，那种英语就很隔膜。我们的高雅文化要让西方接受，也需要扎实工作。但即便如此，也还需要很长路程。就像西方人喜欢交响乐而我们喜欢京剧，二者无可比性，一些中国人看交响乐觉得高雅，但真正理解其内容则很隔膜，西方高雅文化对中国大众影响有限，高雅人士也未必了解很多，反之京剧要让西方人知道，去演出往往也有理解上的局限，或者看着觉得惊艳而已，真正理解就需很长过程了。

中国一些说法不被国际认可与大众文化弱有关，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在全球最强和称霸与大众文化的重要支撑有关，相反没有这样大众文化的法国就在文化上节节收缩。韩国大众文化和软实力建设很强，对年轻人潜移默化，在东亚也很有影响力，对实体经济、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我们本意很好的孔子学院被视为文化渗透，用更亲民的方式来展现的大众文化反而阙如；在联合国申请“非遗”成功很多，流行音乐或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引人注目的却很寥寥。

从文化“走出去”来看，内容确实较弱，并且老想着走到西方去让人认可，不使巧劲就未必有效。像《战狼2》是跟国内紧密联系、借鉴好莱坞元素的作品，取得巨大成就后送奥斯卡等于画蛇添足，结果肯定是不被接受，当然送去让人慢慢接受也有意义，但受到挫败往往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让西方文化接受我们是有很高门槛的，因为它形成了完备体系，而我们很多东西是从中借鉴的，在它看来是小儿科；而且西方人受西方审美趣味的长期影响，不太习惯东方的想法和趣味。西方主导世界数百年，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方式很多、运作程度很高（如通过很多基金运作等来支撑），有很强的影响主导能力，而且市场运作能力更强，因此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事业建设很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文化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要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做起，扎实地、一点一滴地推进。这些国家遇到的问题跟中国相似，发展的程度比中国要低，我们的文化对其有魅力和影响，如《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反响不错，很多网络剧、网络文学在越南受欢迎等等，就像当年我们接受韩国文化那样。这些都是很现实和具体的影响。重视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其实是很有益处的。

如果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能够和西方影响分庭抗礼，就能够产生很积极正面的影响。当然对西方国家也要长期持续地进行文化的传播，克服各种壁垒和障碍，让人们真切地理解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来久久为功。美国软实力建设公认很强，尽管受到很多批评质疑，遇到多方的挑战，但其内在价值观在西方乃至世界仍是主流，支撑它的大众文化也很强，一些人对美国文化是服气的。而美国达到这一目标，经历了艰难过程。美国在18世纪提出立国理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GDР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但美国知识分子和全世界普遍认为它文化较弱，直到20世纪前半叶欧洲都是全球的文化中心。马克·吐温写乍富的美国人跟欧洲人一起坐游轮也是举止不文明，于是反思批判美国。很多知识分子去欧洲寻找真理，包括威廉·詹姆斯、亨利·詹姆斯这些代表性知识分子在内。一战后巴黎和会、国联还是欧洲大国分赃，威尔逊总统以美国价值观来主导的努力未得理睬。美国意识到问题，于是大力推展文化。美国大众文化兴起是20年代后期，好莱坞等传播全球才带来很大影响，对美国是很大的支撑；二战以来美国跟苏联分庭抗礼，文化才算在全球真正站住并影响巨大，亦即用五十年解决软实力问题而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80年代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去苏联演出，对苏联年轻人思想和风尚影响很深，研究认为对苏联解体都有很大影响；美国到冷战以后才彻底在文化方面形成相对的主导性，亦即用了八十多年，才成为西方甚至世界的中心。美国之强不是光靠打仗，还需很多理念和流行文化的巨大影响，构成一个整体；文化建设甚至比经济发展更难，到成为强国，需要很大投入和久久为功。当然美国的情况并不是一个典范，但可以看出其可借鉴的方面。

中国光“有钱”是不能服人的，况且人均GDР还较低，即使GDР全球第一，人均到美国一半，也还需要很大努力去说明制度优势；西方主导世界三百年，从大航海算起则有五百年，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被中国发展所吸引，同时也受西方发展的吸引，要让世界认同我们价值观、对中国模式更服气，需要长期过程。并且“条条大路通罗马”，各国根据国情来发展，不是要万邦都觉得中国最好或中国道路成为唯一。最高理想就是普遍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对发达国家成为有魅力的参考借鉴，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很重要的吸引与路径，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有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发展路径的关键性参照。

总体说来，如鲁迅1908年《文化偏至论》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只要持续地发展下去，让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文化的展开紧紧相连，中国的文化发展是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也将为未来的发展目标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并会对全球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