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类民主政治探索的中国方案

徐 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在我国，协商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华政治文明传统在现当代社会一脉相承、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民主建国的历史产物。作为人民民主重要的实现形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独特优势，协商民主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当代中国这一最广泛政治联盟的根本利益、基本价值，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世界民族之林中这一历久弥新的东方命运共同体的生命意志、政治智慧，不仅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促进中国发展，也为人类社会的民主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

一、生长于中国社会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

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差异，对任何政治共同体而言，民主，惟有本土生长而来的才是合适的和可靠的。在现当代理性的政治民族看来，民主的确是浩荡潮流、共同理想。但是，世界上毕竟没有完全相同的民主模式，各国民主也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也不能生搬硬套，而是一切都要以历史给予每个共同体的具体条件和机遇为基础，以它们内在的政治矛盾、现实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政治矛盾、政治需要，就是怎样把握和处理好这一古老的东方命运共同体中“一体”与“多元”二者的关系，亦即如何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促成和巩固“一体的多元”、“多元的一体”。具体来讲，中国政治的恒久主题，是要在确认和尊重不同阶级阶层、族群地方及宗教信仰等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独有的存在价值和利益诉求基础上，确立、维护和发展统一、广泛和有效适用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规范体系。这当中就包括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道统、政统和学统，以及由此而来的持续偏重中央行政集权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5-115页。的政体建构。梳理这些基本价值规范不难发现：中国人解决共同体内部政治矛盾和基本问题的传统方略、核心理念，总不外乎“和而不同”——倡导和促进有差异的不同主体、方面通过不断的交流沟通，来实现、维持彼此间的融会和统一。中国政治史也表明，唯有“和而不同”才有良政善治、才能长治久安。由此，倡导和遵循了这一基本价值、核心理念的中华政治文明，先天即秉承着协商和共识政治的精神气质。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政治自我反思、返本开新地努力臻至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高度、新境界。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帝制统治，实质性开启了中华民族转型为向现代政治民族、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也因而完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政治建构。在此基础上，人民民主与共和的新价值、新规范得以确立和完善，中国社会又一次成功实现“一体的多元”和“多元的一体”的重建。与之相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延安边区“三三制”实践到新政协“协商建国”及此后一直贯穿至今的“协商治国”，从一种潜在的文化基质到一种现实的可能、继而到一种全新的制度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终于破茧而出、蓬勃发展。

以此观之，作为中国政治演进、文明发展的制度选择和历史结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最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需要，故能最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统一。较之移植和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民主所引发的种种不适和混乱，这是其最大的自身优势。

二、最广泛政治联盟的政治民主实现形式

当今世界上，统治人口数量最多的民主，一是西式自由民主；二是中国人民民主。由于在社会生活和文明构造等方面根本相异，也因步入现代化的时代特别是政治发展起点不同，人民民主本就不同于自由民主。虽然都强调主权在民，但二者从一开始就在人民内涵上明显分歧。在西方，人民首先是基于独立、分散的公民主体而有机结成的，这决定了自由民主自然呈现浓重的个体本位和权利导向；在中国，人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政治联盟，包括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以及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祖国统一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由此，人民民主自然是联盟内部的民主、是强调社会本位和整体利益的民主。

出于联盟政治、政治联盟本质，或曰统一战线特色，人民民主政治是一种新型共和民主政治，其最紧要处就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构建和运转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力系统，在党的领导下维护联盟内的一致共和、确保实现联盟整体利益及其成员利益的有机统一和整体均衡。这就要致力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真正有效地维护这样的一致共和、确保这样的整体均衡、实现这样的有机统一，要靠选举（票决）民主，更要靠协商民主——当代中国政治的确需要选举与协商的创造性结合来实现党和政府的全面有效领导、来确保人民的广泛有效参与。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切实担负起对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这一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政治责任，就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必须在集思广益、凝心聚力基础上确保长期一贯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要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就要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尤其要借重协商民主这一重要的民主形式、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毕竟协商民主本身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统一战线赖以永续发展的政治基础、统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方法。

由于巩固和发展一体多元的政治联盟是人民自己的事情、是不同联盟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一切政治力量的共同事业，因此，其实现形式——人民民主特别是协商民主自然要借助统一战线的形式，因而自然带有组织方面的大统战特质。由于一切政策活动都要着眼联盟政治的运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府政治以及党的所有工作包括对民主协商的主导，也就自然带有行为、过程方面的大统战特质。由于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不断巩固政权基础、全面展开国家治理也都离不开联盟内所有主体、成员和各个不同方面间的共识与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民主政权及其运转自然也就要充分体现其在政治本质方面作为“商量政府”、“商量政治”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的大统战特质。这些大统战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设计和运转的逻辑枢要，首先即在于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开展和发展。在当代中国，人民民主的共和、人民共和的民主，始终离不开不断丰富和创新发展的政治共识，也就始终离不开作为政治协商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作为治理协商的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和基层协商，以及作为社会协商的人民团体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

综上所述，与大统战、最广泛的联盟政治水乳交融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既注重实体真实、又强调程序规范的民主实现形式。它主导形成了一种选举中有协商、协商中有票决的新型共识政治、共和民主，既能方便实现集中领导又能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与西方竞争主导的自由民主相比，这种新型民主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一是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竞争加剧政治对抗、甚至导致社会断裂和共同体解体的“民主失灵”；二是可能免除因选制关系而合法产生的多数却每每偏离、背离真正的主流民意，并事实上导致少数或多数人民无法实现其应得权利的“民主悖论”；三是可能避免选后人民群众即难以做主甚至无法做主的“民主缺位”。简言之，更真实、更有效，这是我国协商民主最大的比较优势。

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

考察我国制度史及我国政府过程就不难发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各项根本、基本的政治制度都是经由协商而来的，也都因协商而有效运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把中国治理好，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各项制度建构、重建和巩固新一体多元的政治秩序，继而迅速推进各项改革和建设、取得世人瞩目的伟大发展成就，靠的就是党的领导以及持久、广泛和深入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载体，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在我国，协商民主始终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以尊重差异、多元兼容为前提，以理性平和的对话协商为方式，以化解矛盾、规避风险、增进共识、促进和谐为目的，因而能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的路径支持和政治依托。一是我国协商民主天然地导向、凸显政治的理性特别是顶层设计的合理性、正当性，因而极有利于构建和完善结构合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二是我国协商民主天然地具备亲民性，并始终尊重和倡导人民的主体性特别是积极性、创造性，因而能真正开启民智、广泛汇聚民意、不断凝聚民力，从而能持续促进决策科学化，切实提升政治共同体内各主体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三是我国协商民主天然地具有主体、内容和过程上的兼容性和开放性，拥有空前的公共性、强大的整合能力，可以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又能实现大统战的目的——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强化共同体意识和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四是因为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我国协商民主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说服力，有利于党和政府及其他参与联盟政治、国家治理的主体共同维护社会公义、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冲突、增进社会和谐。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建构的规范体系、所形成的政治安排更贴近现代治理的神髓，有着更光明的现代化前景、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相比较西方一些国家的相关做法和安排，协商民主并不是政治交易的工具，其本身即在象征着、生成着现代治理的目的和价值。一方面，它真正可能从整体上、根本上杜绝西方不同政治力量间的排他性恶性竞争和相互倾轧；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中杜绝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垄断，特别是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因“政治景气周期循环”②Nоrdhаus, Тhе роlitiсаl businеss сусlе. Rеviеw оf Есоnоmiс Studiеs, 1975(42): 169-190。而衍生出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和危机。概言之，凝聚起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不断进步的智慧和力量，供给他们真正方便地参与现代治理的体制机制，这是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我国独特政治优势、治理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重要依托的根本所在。

四、中国协商民主方案对于当代世界的意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外各种形式协商民主一样，都承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都意图建立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实现公民有序有效政治参与，解决治理合理性正当性问题，降低各种政治的、制度的成本，也都试图通过对话协商增进共识、促成善治。所不同的是，这种协商民主无论是在性质地位、目标内容上，还是在组织形式、价值取向上，都天然带有鲜明中国特色、民族特色，都凸显体现最广泛政治联盟价值与利益的社会主义本质，都致力于政治发展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应当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兼具了世界眼光与民族情怀、实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且富于中国智慧的民主创新发展方案。

从人类社会发展、政治文明进步的整体来看，首先，这一方案在中国的适用本身即是在壮大人类民主和进步力量，大大推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其次，早在西方人开始讨论相关问题的数十年以前，我们的先贤就已开创了这么一种协商民主的典范。①李金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央社会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8-24页。作为实际开启历史先河的政治实践、民主方案，它当然有资格有能力为国外相关探索提供镜鉴、提供经验。再次，该方案之所以能成型并能有大成就，完全由于它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造的结果——不照抄照搬，而是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并切实满足自身政治共同体的现实需要，这也是该方案最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之处。

从民主自身发展的逻辑以及它在世界范围内多样化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确乎是丰富了民主形式、加深了民主内涵、拓展了民主渠道，因而为现当代人类民主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必将促进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的深化。首先，作为在非西方社会里自然长成的新类型共和民主的关键部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鲜明地突出人民的主体性。依据该方案，团结统一的大统战、共同体和最广泛政治联盟始终是民主的回归点。于是，主权在民的价值，也就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最有力的支持，人民因此也就不会像在西方那样往往只被视为提供选票的拥趸。其次，该方案明显强调民主运行中协商民主的主导性，有利于修正传统民主主要诉诸竞争、权力制衡因而每每事实上有悖共和精神、民主原则的弊端，从而为人类社会开拓了一条解构和超越传统民主的新路。再次，结合一些非西方国家因循西方民主模式同时也感染其诸多弊病的教训，该方案也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选择，同时也向世人昭示：只有不迷信普世价值、标准模式，确立起自己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利于民主深入和政治发展。

从社会及国家治理以至更广泛的全球治理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提供了一套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现代治理方案。首先，该方案跳脱了传统治理所难以戒除的不同主体或共同体之间围绕权力利益而来的“零和博弈”甚至“恐怖平衡”，本着“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华智慧增强了现当代“合作型博弈”②httрs://еn.wikiреdiа.оrg/wiki/Nаsh_еquilibrium。的积极影响，能兼顾公平效率同时又利于遏制对抗、管理冲突、增强合作、提升治理效能。其次，较之传统做法、西方模式，该方案致力于排除霸权而尤其倡导权威即成功的说服之相对于权力、权利的优先性。它强调权力的形成和行使要出于平等协商，权利和利益的配置要基于开放、广泛和深度协商而来的合理和正当的权威，因而更利于决策和实施、更利于降低成本和提升效能。再次，该方案在适用于协商治理时既注重达成共识的目的，更重视达成共识的过程，非常有利于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的协商主体自觉和负责地着眼大局、兼顾各方，切实展开平等、持续和有价值的沟通对话，从而根本有助于共同体的安全与福祉、和谐与进步。

概言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大家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不仅是我国民主也应是人类民主的真谛。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