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引领，推进我国宗教工作发展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一、宗教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特点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自古至今，我国在宗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西方社会以及阿拉伯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宗教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而政治往往起为辅的作用。伴随着近代世俗化的过程，宗教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世俗政权、世俗力量逐渐得到加强。现代西方尽管世俗化的过程走得比较远，但是依然保有历史上政教关系的痕迹。例如美国是强调政教分离并做得最彻底最明显的国家，但是美国的总统和议员就任时还是要按着圣经进行宣誓，这与之前宗教的强大影响是密切相关联的。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绝对一神教，在信仰中间排他因素比较强，对其他宗教包容性较弱。虽然这在现代发展中有所改观，约翰·洛克等西方思想家也转而强调宗教宽容，但其自我意识仍很突出。总体来讲，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强于其他宗教，这是我们分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特点。

中国则不同。中国宗教在远古时期是民间自发型的，颛顼“绝地天通”之后，宗教事务就由统治者出面进行管理，于是体现出一种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政治政权为主，宗教为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驾驭政治或政权之上而起绝对引导的作用。我们的儒教曾经起过国教的作用，但是儒教的首领无法影响皇帝的抉择。又如佛教传入以后，有些皇帝个人信仰佛教，但是在宗教治理问题上还是基于政治考虑来抉择。政主教从是中国政教关系的特点，它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可以探讨，但这一特点是鲜明的现实。美国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我主张政主教从，事实上我是通过分析中国历史而得出政主教从这个结论，并非是个人主张。在政主教从的特点下，中国的宗教就呈现出一种包容性，亦即不是一教独大，而是儒释道三教并立，它们的关系在不断地发展和调整。在我国鼎盛时期——唐朝，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各种外来宗教进入我国，多种宗教并存，并且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我国在政府层面也有包容宗教的特点，例如对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给予补助，在场所建构、经济、精神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元朝时期皇帝还给欧洲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发放津贴。

这种有独特性、创造性的政治和宗教关系背后的深层逻辑，与中国的文化特点紧密相关。中国哲学思维具有一种“整体论”，中国文化的思维是整体思维，其特点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追求和合、和谐，体现为一种共构、圆融。其中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太极文化的态势，太极图是阴阳共构，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没有截然分开。中国古代有一个词语叫“玄同”，意即不同而同。在“玄同”中，会有一些差异和张力，于是又有“和而不同”的说法。“和”是一种共在，但是特殊性与分歧依然保留，所以又有一种表达即“求同存异”，尽量地增加同、减少异。也就是说，“玄同”就是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存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更要认识到万紫千红才是美，反之清一色就毫无价值，从而共构我们美丽多彩的整体图景，这就是和谐共构。这是中国思维、中国文化的特点。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文化是二元分殊的思维方式。天上与人间、上帝与个人是绝对分开的，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沟通之处。从人的思维发展来讲，最早人的认知是一种客体认知，没有自我意识，自我消解在客体之中；西方的二元分殊一开始彰显的是一种主体的认知，这种主体认知以我为主，主体性非常强，于是形成一种差异和张力。二分式的思维导致西方进入现代以来产生很多现代性精神困境，从宗教上来看，在西方社会引起的最大冲突就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例如在所谓“难民”问题上，修隔离墙等表现就有着排斥异己的明显意向，这其实是想维系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防范一种异化和他化，这就是二元分殊的最典型表现。一方面讲，西方也强调宗教对话，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接纳难民，并且给予援助；但另一方面，由于思维惯性还在，文明的冲突并没有解决，这已经与政治没有关系了。这种思维不是将对方融入进来，这也导致一些移民到了西方国家以后，即使经过几十年，依然认为自己还是在异国他乡，这里不是自己祖国——起码在文化上不是，这也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很容易被挑唆去参加暴恐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就是西方二元分殊的弊病。

十九大报告是辩证整体观的创新表述，涵括方方面面，进而实现圆融共构。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的整体论在今天的全球化当中也表现为一种整体认识，而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整体思维的时代。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整体思维，避免二元分殊导致的张力与对抗。如果完全强调分殊，要分裂开来，这就变成西方思维模式，其效果显然是负面的。这也是中国现在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全球化便是中国思维大放异彩的时机。习近平主席很多精辟的思想博得全球喝彩，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是应运而生的，其特点正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要求。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拾西方或其它传统的牙慧，不要走它们的老路。国内很多人认为西方思维好，这与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被动挨打的遭遇有关，这一认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自己的文化中生长出这样博大的体系，正可以为今天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今天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好时机。从这一方面来讲，我们也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虚的，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而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积淀，加上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大发展，有着充足的底蕴和准备，可以说到了给世界作更大贡献的时候。我们仍保持谦逊，但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世界的中心，反之英国、美国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往边缘化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思路理清，对自己文化的特点要有精确的把握和展示，有新的与时俱进的梳理和建构来重新体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我国宗教的发展态势及推进之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存在确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那么，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今天我们中国的宗教是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抑或是反映1949年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古代封建社会？这是常识性问题，很多人不顾这种常识就想当然，进而否定我们社会的宗教。这种偏见是必须纠正的。宗教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落实宗教政策以来，五大宗教在党的领导下整体上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中国宗教界绝大多数信教群众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起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这是总体的态势。从大方向来讲，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强调绝大多数信教群众是与我们党保持高度一致的。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政策方面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宗教自身革新发展也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和变化，可能遇到阻力，境外势力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都是支流而非主流。就此而言，相应的管理、疏通、引导需要加强，这对宗教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宗教界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将各方面关系协调好的过程，但如果单靠宗教自身的协调，或许时间很长、阻力很大，而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有党和政府积极参与，形势就会大不一样。

近些年，五大宗教在发展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道教很多宫观尚未落实、人才比较稀缺，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烧香烧纸等行为被一些地方视为污染环境和迷信而加以批评，基督教有些信徒显得不虔诚而热衷政治选向，等等。这些现象既有宗教发展过程中自身调试所产生的问题，也有政府宗教管理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宗教发展中的某些问题。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宗教方面的人才来继承与发展宗教文化，引导宗教往正确方向发展，与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学术界也要积极作出相应贡献。

例如道教是中国五大宗教中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华文化的底蕴在道教中有很多体现。道教的发展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道”的宇宙观、世界观。这种对于整体的把握、对物质原初的理解，与现在自然科学的很多最新发展比较吻合。尽管它是基于宏观把握来提出一种模糊的说法，而自然科学则是通过实验观察来得出精确的结论，但二者中间是有共鸣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等人）就痴迷于中国的道哲学，很多有识之士都阅读《道德经》，《道德经》是译成外文种类仅次于《圣经》的著作。事实上直至今日，它的哲学蕴涵尚未得到很好的发掘。道教缺乏这方面的人才，需要重点加以培养。因为道教“道”的层面没有得到充分发扬，显得更凸显“术”这一方面，所以有些人觉得它与迷信接近。但这是道教的一个传统，它在得到逐渐发展中会自我扬弃，形成一种新的习俗，要允许它自我发展、自我调适的过程。第二个层面就是道教对于生命的理解，它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回到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今天工业化畸形发展的时候极其必要，这也是道教的思维与文化可以为世界作贡献之处。在这两个层面，道教都要有为，而不能片面理解“清静无为”。我曾经跟道协第六任会长闵智亭道长交流，向他请教为何土生土长的道教却是中国五大宗教中信教人数最少的，他的回答是道教讲“道法自然”而不刻意传教。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道教的一大优点，然而当今世界竞争状况激烈，我们还是需要有意识地弘扬和彰显道教的优秀文化。

又如一些人出于功利思想来信仰宗教，这不仅是宗教信仰上的问题，而是大环境的问题，亦即整个文化建设层面的问题。本着信则灵、灵则信的心态去求神拜佛，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与古代中国是不同的，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们自觉自律。正如康德所讲：“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让我敬畏，一个是我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一个是我心中永恒的道德法则。”而且在功利化的大环境中，人们更多是从功利主义、个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公德出现很多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原本有很好的集体主义观念。我们对此要深刻反思，这是整体文化都需要提升的重大问题。

宗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会发生改革。例如在是否独身的问题上，各个宗教都有不同。道教中有两派，一派保持独身（全真），另一派则可以结婚（正一）。天主教同样如此，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最早是可以结婚的，但由于出现了神职人员将教会财产变为自家财产、将自己孩子提拔为教会接班人等问题，也开始出现出家修道的制度。也就是说，神职人员如果要做教会的事业，就需要出家而不能结婚，以整个教会为“大家”而不能有小家的观念。这都是宗教自身发展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从古至今便如此规定。

所以，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宗教自身发展传承过程中共有的问题，全世界的宗教发展都遇到类似的困境，并非中国所独有。至于宗教是否需要改革，这需要它自身内部的调适。总的来讲，要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第一，在思想认识上，全民文化都要提升发展，宗教界当然也包括在内；第二，如果宗教体制或制度必须改革，那就需要它自身逐渐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外部没有必要过多干预。

其次是需要加强宗教基层管理的一些问题。党和政府在任何工作方面都要起主导和引导的作用，党的领导是涵括全面、不存在死角和空白的，整个管理系统就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基层党组织非常重要，哪个地方有空白和疏漏就说明工作没做到位。具体到宗教工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涵括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最宏观的系统工程。要特别关注和坚持在基层对宗教团体的管理和引导，使宗教场所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确保正常、合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尤其要在基层落到实处。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共同构建的有机公共整体，绝不能把宗教及其作用和党领导的整个社会体系分离开来。宗教是我们社会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有机部分，信教群众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当然包括信教群众；宗教在道德建构、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精神安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是做不了的，实则正是我们党积极引导的成果。

另一方面，系统工程难免存在局部问题，改革发展还不是尽善尽美，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是因为基层管理没有跟上才出现。我们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指明方向，然后不断加强属地管理、基层管理，实现综合治理，其中基层管理是政权稳固的关键所在。在宗教问题上，一些宗教乱象也说明基层管理的不到位，必须加强基层管理、综合治理，保障宗教的有序发展。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宗教活动分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以宗教为名的非法活动两种，对后者要严厉取缔。

宗教事务的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例如落实宗教政策是民宗局、民宗委的任务，打击邪教是中央610办公室、打邪办的任务，相关专门机构的工作要具体落实。一些宗教活动如果破坏了社会治安，要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去管理；如果破坏了环境，要按照《环保法》来管治，而现在很多宗教场所都是指定烧符合环保要求的香，这就是规范化的管理。

总之，对待宗教要做好两点工作：一是积极引导，二是加强管理。引导和管理有机结合，宗教工作必然会走上正道。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非是积极引导的问题上没有认识到和解决好，或者在管理方面有某些漏洞没有及时处理。如果把这两方面都做好，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三、“新时代”我国宗教的发展之路

我们社会的上线是“发展是硬道理”，所谓发展包括全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这是解决包括宗教问题在内所有问题的根本之途，我们要共同为达成这个上线而尽量努力；同时还有一个底线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社会的大好环境来之不易，社会一定要保持稳定，要果断采取相应的举措来保障稳定。做好宗教工作也是如此，亦即上线是积极发展，底线是有效防范。

十九大报告涉及宗教的话语不多，但都是点睛之笔，说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模糊之处，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指明了道路。展望今后中国宗教的发展，那就是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宗教极端活动。与此相应，最新的党章则表述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首先在政治层面，我国宗教要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宗教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典型体现，是重中之重，是引导中国宗教发展的方向。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对宗教界的积极引导，在宗教界加强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国情世情方面的学习和爱国爱教的教育，真正培养一批爱国爱教、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持高度一致的宗教精英、宗教领袖。所谓“中国化”说明宗教在中国就有中国的特点，例如由于社会基础的不同，中国的基督教与美国的基督教就不同。从这一方面来讲，应该突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特色，而宗教虽然不是政治，但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会有它的政治选择，那么政治便是首位的，我们在宗教工作、宗教文化上一定要讲政治，亦即在政治上要有重要的引导。

其次在文化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十九大报告中也有很多内容强调这一点，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也就是需要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且跟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凸显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也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因素。

弘扬中华文化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宏观规划，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在相关的理论政策方面还须进一步下工夫。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有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基本的考量和评价。“道”的观念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更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中国文化自古至今都不是封闭性发展，而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丰富发展，就是因为吸纳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优秀元素来充实自我，特别是吸纳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现在的指导思想，这典型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圆融共构、和谐合作就是中国思维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自信所在。无论是对内还是走向世界，我们都需要提升软实力，需要有圆融共构、和谐合作的大思路，宗教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我们不是关在国门之内讲中国化，而是要向整个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精神，宗教便是其中举足轻重的软实力。我们在国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却被西方某些人士看作是一种政府行为、政治渗透，但人们信仰宗教是自然而然的民间形式，中国宗教走向世界也不会被视为文化渗透。中国文化需要主动走出去，道教和佛教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世界各地有很多外国人信仰道教，中国的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也可以走出去，这都是彰显中华优秀文化。例如道教、佛教、儒家的音乐，在外界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少林寺在各地开办少林武馆，发展得如火如荼，练中国武术的人慢慢就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拥护者，甚至是中国政治的支持者；2000年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世界宗教和精神领袖大会，每一个国家、每一种宗教都可以在那里展示自身特长，时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道长打了一套太极拳，使很多人深深折服。正如印度大力推广瑜珈，瑜珈表面上是健身，其深层就是一种文化；而我国的太极文化，在武的一面有太极拳、太极剑，在文的一面就是一种圆融共构的精神，圆融思想、整体哲学、太极文化都是中国智慧的体现，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可以组织力量进行研习和推广。

再者在时代精神方面，文化需要传承和更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而需要与时俱进、全新发展。在“新时代”如何进行中国文化的更新，建构起“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建设，其中有很多的任务要去完成。

综上所述，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宗教的未来道路，有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时代精神三重蕴含，而接下来就是贯彻落实，在具体政策举措上体现出来。今天新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吸纳包括宗教在内的全人类优秀成果来巩固，正如列宁那句名言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