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師承問題略考

司馬相如的《大人賦》，“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注]葛洪：《西京雜記》卷二“相如答作賦”條，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頁。，在體式上，章太炎先生認爲是屈原《遠遊》之流變，[注]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卷中之六《辨詩》，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31頁。進一步的論述見李大明：《漢楚辭學史》(增訂本)第二章第二節之《〈大人賦〉與〈遠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3頁。而在蒙文通先生看來，《遠遊》所反映的正是道家思想。[注]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載《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頁。《大人賦》之作，據説是司馬相如見武帝沉迷僊道，“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臒，此非帝王之僊意也”，於是進呈是賦。不料武帝讀後，卻“飄飄然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注]司馬遷：《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2013年修訂點校版，第3679、3687頁。這樣的藝術感染力，不僅關乎相如高超的文學技巧，也反映出其思想中藴含的僊道成分。[注]司馬相如思想中的僊道成分，早已爲研究者所注意。如趙雷：《司馬相如的道家與神僊思想》，《濟寧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5期；金生楊：《試論司馬相如的學術思想》，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等。

所謂“大人”者，舊説以爲“喻天子”，萬光治先生則認爲“應指得道之人”，“關乎老莊哲學，而非專指帝王”。[注]萬光治：《司馬相如〈大人賦〉獻疑》，《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大人”之稱，屢見於先秦典籍。《易·乾卦》：“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大人”在這裏就是窺見天地運行之道的人。《論語·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魏人何晏《集解》曰：“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德者。”[注]參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一二《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9頁注⑦。强調“大人”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超凡能力。而賈誼在《鵩鳥賦》中説：“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其中將“大人”“至人”“真人”等量齊觀，亦可見“大人”與道偕行的特質。萬光治先生還注意到《大人賦》中的“真人”一詞：“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這裏所説的“真人”，“當屬後天修煉服藥而成僊者”。[注]萬光治：《司馬相如〈大人賦〉獻疑》，第64頁。可見司馬相如對於秦漢時期盛行的求僊活動也是耳熟能詳。

司馬相如出自蜀地，其地濃郁的神僊、道家風氣向來引人矚目。常璩曾在《華陽國志·序志》中説：“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夫人爲國史，作爲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又引揚雄《蜀紀》稱：“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一二《序志》，第727頁。而揚雄本人也曾記載過老子在成都的行跡：“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别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羊觀是也。”[注]張震澤：《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頁。戰國時期則有萇弘化碧於蜀地的傳説，據《莊子·外物》，“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淮南子·泛論訓》則進一步描述了萇弘的能耐：“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至於屈原在《遠遊》中欣羡不已的僊人王喬，一説即犍爲武陽(今四川彭山縣東)人，其地有北平山，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王喬好道，望山朝拜十餘年，因得食之，然後得道。[注]趙道一：《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五。這些説法固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不可據爲典要，但其中透露出的巴蜀文化與僊道思想之密切聯繫，則不容輕忽。根據蒙文通、吕子方兩先生的看法，《山海經》中至少有《海內經》《大荒經》兩部分作於巴蜀地區。[注]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産生地域》，載《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184頁。而就在這兩部分中，所謂“不死之山”“不死之國”“不死之藥”的記載所在多有。這些記載，正是崇尚玄思妙想、卓犖不羈的巴蜀文化之具體表現。司馬相如生長於這樣的人文環境中，耳濡目染，自然會對這些傳説耳熟能詳。在他的作品中，《山海經》《莊子》等書中的詞彙和意象反復出現，顯然就是在上述環境中熏習日久的結果。

雖然如此，僅以上述背景來解釋司馬相如思想中的僊道成分，尚顯膚廓。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明人曹學佺《蜀中廣記》中轉引陳壽《益部耆舊傳》語，稱司馬相如的經學師承胡安，“胡安，臨邛人，聚徒於白鶴山，司馬相如從之受經”[注]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卷一三《邛州》，重慶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頁。。同書卷七四“白鶴山”又引宋人祝穆《方輿勝覽》云：“白鶴山在邛州城西八里。常璩曰：臨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之白鶴也。漢胡安嘗於山中乘白鶴僊去，弟子即其處爲白鶴臺。司馬相如從胡安先生授《易》於此。”[注]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七四《神僊記第四·川南道》，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24頁。果如其説，則胡安儼然就是一位白日飛昇的僊人，且精研易學；司馬相如既師從胡安這樣一位僊道色彩濃厚的人物，則其《大人賦》中對遠遊求僊歷程的精彩鋪陳當然是輕車熟路。

但是，《益部耆舊傳》一書久已亡佚[注]據王仲鏞先生考證，《益部耆舊傳》一書約亡於唐代，見王仲鏞：《陳壽〈益部耆舊傳〉探微》，《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即使是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七四“白鶴山”條所引《方輿勝覽》轉引的常璩之語，在今本《華陽國志》中也不見蹤影，接下來所謂“司馬相如從胡安先生授易於此”一句，今本《方輿勝覽》亦無之。[注]祝穆：《方輿勝覽》卷五六《邛州》，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995頁。自從陳壽在《益部耆舊傳》中提及“司馬相如師從胡安”之後，時隔一千三百多年，纔有明末曹學佺舊話重提。至於清人姜宸英[注]姜宸英《湛園劄記》卷一云：“胡安，臨邛人，相如從受經。”《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77頁。按，姜宸英曾參與編修《明史》及《大清一統志》，極有可能藉此因緣看到曹學佺的《蜀中廣記》。、允禮[注]允禮《西藏往返日記》：“《益都耆舊傳》：胡安臨邛人，聚徒於白鶴山，司馬相如從之受經。”載吴豐培輯：《川藏遊蹤彙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頁。以及康熙《直隸邛州志》[注]康熙《直隸邛州志》卷一〇《儒行》：“胡安，臨邛人。聚徒教授白鶴山，有點易洞。先生明天文曆象，陰陽之數。司馬相如從學焉。後乘鶴僊去。”邛崍市地方志辦公室重刊康熙《直隸邛州志》2006年版，第145頁。關於這一問題的記載，只能看作是對曹學佺之説的重復，並不具備比勘價值。也就是説，曹學佺之説只能算作孤證。職此之故，研究者對於曹學佺轉述的這條記載頗爲懷疑。[注]房鋭：《司馬相如受學説辨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如果對司馬相如從胡安受經之説追根溯源，則可發現此説對於明人而言並不陌生。明《寰宇通志》載：“胡安，漢臨邛人，聚徒教授於白鶴山，司馬相如師之。”[注]陳循等：《寰宇通志》卷六八，《嘉定州》“人物”條，《玄覽堂叢書續集》本，1947年。稍後的《大明一統志》亦云：“胡安司馬相如嘗從之受經。”[注]李賢：《大明一統志》卷七二《嘉定州》，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7頁。嘉靖《四川總志》、萬曆《四川總志》同之。[注]嘉靖《四川總志》，卷一三“邛州”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42册，書目文獻出版社，第265頁；虞懷忠、郭棐等纂修：萬曆《四川總志》卷一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99册，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574頁。廖用賢在其《尚友録》中也説：“胡安，漢臨邛人，聚徒教於白鶴山，司馬相如嘗從之受經。”[注]廖用賢：《尚友録》卷二“胡”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18册，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317頁。萬曆六年(1578)，邛州在胡安當年研易之處建講易書院，邑人王廷節撰文稱：“先生(胡安)以英遇絶塵之資，究天文曆象之秘，卓然以易學名於時，從遊問難者雲蒸霧集，司馬長卿師事焉，其爲一代模範可知矣！”[注]王廷節：《新建漢儒胡先生講易書院記》，見嘉慶《邛州直隸州志》，嘉慶二十年刊本，卷四三，第49頁。都明確指出了胡安與司馬相如之間的師承關係。其中，上引《寰宇通志》的文字是目前所見傳世文獻中關於這一問題的最早記載。遺憾的是，包括《寰宇通志》在內的這些記載都不曾注明其文獻來源。可以推論的是，如果《寰宇通志》的記載源自《益部耆舊傳》的佚文，則至少可以證明曹學佺之説並非孤證；如果《寰宇通志》的記載源自獨立於《益部耆舊傳》之外的其他文獻或者故老相傳的當地掌故，則曹學佺之説大致可以得到確認。要之，司馬相如師從胡安的説法，可信度頗高。

如果恪守“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的戒律，那麽本文對胡安、司馬相如師徒關係的追問只能到此爲止。但是，對於這條證據鏈上的缺環作出適當的假設以彌補史料的缺憾，或許是可行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均爲政府主持編纂的全國總志，其説當有所本。在此之前，有可能記載此事的《大元一統志》已佚，而今人趙萬里先生輯校的《大元一統志》關於邛州的記載闕失，故無從確認。繼續向上追溯，則南宋淳熙《臨邛志》或者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中最有可能留下此事的雪泥鴻爪。淳熙《臨邛志》今佚，但明時尚存，《文淵閣書目》有著録，[注]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一九：“《臨邛記》七册。”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48頁。其中《臨邛記》即《臨邛志》。參見顧宏義：《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頁。《蜀中廣記》卷七四“白鶴山”條，卷一〇八“白鶴觀”條兩次引用。而今本《輿地紀勝》卷一四三《邛州》亦全闕，但曹學佺在《蜀中名勝記》中卻引用了《輿地紀勝》“蒲江縣”條的記載，南宋時蒲江與臨邛屬邛州，故這一記載與“臨邛”條同卷。既然明末的曹學佺猶及寓目《輿地紀勝》卷一四三《邛州》的內容，清初錢曾也曾見到《輿地紀勝》全本[注]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地理輿圖·《輿地紀勝》”條，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頁。，那麽參與纂修《寰宇通志》的明初諸人自然也能讀到。因此，不妨做出以下假設：南宋淳熙《臨邛志》(或王象之的《輿地紀勝》)引用了《益部耆舊傳》中“司馬相如從胡安受經”的記載(或直接采自當地的口傳掌故)，《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等書轉述這一記載時，略去《臨邛志》(或王象之的《輿地紀勝》)的出處；曹學佺修《蜀中廣記》時，爲示人以高古，則徑稱《益部耆舊傳》云云，不免弄巧成拙，以致啟人疑竇。當然，上述假設的確立，仍有賴於新材料的發現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