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桥词典》看民间对词语的二次阐释和误读

□文│张澍树

在“寻根文学”的风潮中，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无疑是一部独树一帜之作。《马桥词典》根据韩少功在湖南马桥当知青的真实经历创作，加以发挥和虚构，以阐释词条的形式记录了马桥方言中形形色色的词汇，又在词汇中穿插了马桥人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马桥词典》尝试用词语编织故事，又用故事解释词语。既写被人创造出来的词语，又写被词语操控的人生。马桥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也是千千万万在潮流中跌宕起伏的乡村的缩影。

《马桥词典》发表之初曾引起一场震动中国文坛的“马桥风波”，而笔者认为《马桥词典》虽然在创作手法上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但其精神内核仍然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评论界对《马桥词典》的评论大都集中在作品的文体和形式上，如陈思和在《〈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中详细比较了《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之间的异同，提出“《马桥词典》不是抄袭《哈扎尔辞典》”；黄忠顺在《笔记小说的发扬与小说观念的归根》中认为《马桥词典》是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观念在当代的发扬；唐玉环在《变迁社会中的语言与人》中则认为《马桥词典》阐释了文学与语言学都必须面对的几组最基本的范畴：“语言与人，语言与言语，方言与民族共同语，语言变迁与社会变迁”。综合前人观点来看，《马桥词典》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都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而本文试图将重点放在马桥人对普通话中一些约定俗成的词的“误读”，从这些衍生的词义中读取马桥和语言的相互影响。

一、由物质匮乏和地域局限造成的误读

马桥是一个位于湖南罗江边的偏远乡村，由于地域偏僻、土地贫瘠、灾害频繁，马桥人的记忆一直充满苦难和贫困。因此，在马桥人心目中吃是头等大事，甚至在关于血缘亲族的表述上都离不开食物。马桥人把同宗、同族、同胞的亲戚关系称为“同锅”，前一段婚姻称为“前锅”，续弦妻子称为“后锅”，女子结婚时要把一口新锅架在夫家灶上，称为“放锅”。以煮饭的工具“锅”来概括一切“一口锅里吃饭”的家族血缘关系，足见马桥人对于“吃”的重视。马桥人因为平日的饥饿，才把关于食物的词语挂在嘴边，让自己得到画饼充饥式的心理满足。地域的偏僻和交通不便阻碍了马桥人与外界的接触，使他们的词汇形成了许多与外界截然不同的习惯用法。例如马桥人有贵老贱少的风俗，将老人高寿称为“贱”，和一般语境中的用法截然相反。水水的儿子雄狮被日军留下的炸弹炸死，母亲痛苦得精神失常，村里的妇人却安慰她说儿子早死是好事，在享福的年纪就走了，不用继续吃苦受累，是谓“贵生”。马桥人认为18岁之前是“贵生”，36岁是“满生”，36岁以后就是“贱生”，等待人的只有生活的苦难和无尽的煎熬。这种对短命的扭曲的期待也从侧面反映了马桥民众生存的艰辛。

二、由小农心理和社会风俗导致的歧义

马桥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社会，而小农的生产方式也影响和塑造了马桥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缺乏对外交往使他们把一切遥远的地方都称作“夷边”，让韩少功“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错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1]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一个“夷”字不仅流露出马桥人夜郎自大的心理，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2]正是因为这种固步自封和不以为然，让马桥人对于一切现代文明和科技都持有怀疑和警觉的态度。

这种怀疑和警觉同样体现在“科学”一词在马桥的歧义：在他们眼里，“科学”即意味着学懒，汽车、火车、飞机无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鬼名堂。马桥人对科学的误解和歧视波及到了“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3]甚至到了走在公路上看到停在路边的大客车就要拿着扁担把车壳捶瘪的地步。他们在潜意识里拒绝一切改变固有生存模式的新鲜事物，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抵触，甚至产生了精神上的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了马桥人特有的另一个现象——“晕街”。马桥人对于杰出、优秀的赞扬也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天资聪颖、多才多艺称作“怪器”，能干、技艺高超称作“狠”。马桥人的这种表达方式也许体现了他们对于知识和技能的另一重疑虑：一切先进的、科学的东西后面，可能都暗藏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道德败坏。

小农生产方式在马桥带来的另一重社会风俗上的影响便是男尊女卑，直接表现在马桥的女人缺少关于她们专属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例如“小哥”指姐姐，“小弟”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指姑姑，“小舅”指姨妈等。韩少功认为“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4]她们在称呼上被迫依附男性，进而没有独立地位，无法得到尊重，从而产生对于自身性别的否定心理。马桥对女性的歧视和区别对待还体现在语言的方方面面，伴随她们一生。例如把漂亮女人称作“不和气”，这个词也泛指好，卓尔不群，出类拔萃，超凡出众，他们认为美貌潜藏着邪恶和危险，容易引来纷争和灾祸。马桥甚至还残留着一种带有残忍和原始色彩的婚俗——“撞红”，收亲忌处女，反而欢迎女方未婚先孕，而丈夫会在长子出生之后杀死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谓之曰“宜弟”。这体现了马桥人比起贞操更重视妇女的生育能力，也侧面体现了当地生产力的落后和人力的缺乏。唯一一个在马桥女性中脱颖而出、成为异类的，就是美丽的铁香。她16岁那年远走他乡，嫁给了村支书本义。可是她后来又抛弃本义，与一个出了名的“烂杆子”三耳朵私奔，漂泊无依，最终客死他乡。但是铁香也因此逃过了乡规中对不贞不义之人死后要“背钉”的处罚，作者这一处理也许暗含着对于铁香敢于追求真爱和自由的肯定。

三、由权利崇拜和政治影响带来的解构

“马桥本身就是个国家权力意识与民间文化形态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缩影”，[5]虽然地处偏远，但是马桥并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桃花源，其中自有一套村民认可的、自发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呈现出一种原始的等级崇拜。权利代表着地位，地位代表着威严，而威严决定了一个人话语的分量多寡，即“话份”。“话份”意指语言权利，是由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权利。与“话份”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概念是“格”，“格又跟话份互为表里和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6]长者有格，幼者无格；富者有格，贫者无格；男子有格，女子无格。格最高的自然是村支书本义，盐早因为有个汉奸父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没有发言的资格，久而久之真的变成了哑巴。可见，一个人因为“格”的不同待遇也会有天壤之别，“格”发生变化前后的态度也会有很大差距。

“权力通过话语及对话语的解释，压抑了民间世界的生命力，风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拒绝来自权力的庙堂文化”。[7]县文化馆要请马桥最会“发歌”的万玉编一首歌来歌颂人民公社化，还要他披上蓑衣、扛一把锄头上台表演。但是万玉认为这种歌曲破坏了表现马桥人生活琐事、情爱缠绵、喜怒哀乐的“觉觉歌”原生态的美感，不惜在去县城表演的美差面前临阵脱逃。在政治化冲击面前，马桥自有一套躲避与拒绝的办法，能够回到让他们安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去。

四、前进的时代，驻足的马桥

时代在变化，马桥的词汇也在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马桥形成了一副传统与新潮交织、愚昧和先锋并存的局面，“涂料”“电视”“减肥”“倪萍”“劲舞”“彩票”等新词也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在韩少功眼中，马桥式的思维骨子里是没有变的；以魁元为代表的年轻后生，他们的思维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错译。将懒惰当作勋章，将违法当作光荣，好吃懒做，不思进取。他们在面对矛盾冲突时，依然采取的是以牙还牙的解决方式，而对现代社会的法律程序缺乏了解和信任。时代变迁带给马桥的是畸形的钢铁怪物、荒凉的商店街道、无所事事的游民青年，而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和根本的变革。马桥真正融入前进的潮流的那一天，需要假以时日、耐心等待。

五、结语

寻根文学从创作自省到理论自觉，是新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转折。在拉美文学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冲击下，寻根文学作家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自己熟悉的传统地域文化。贾平凹笔下的商洛山区，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钟阿城笔下的西南边陲，这些都体现出寻根作家希望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民族之“根”的期待。而韩少功把眼光投向自己最熟悉的湖南中西部地区，以马桥为代表的湘西边陲寄托着韩少功复杂的感情：歌颂那如诗如画的乡村画卷，记录那复杂真实的乡民情感，探索那模糊不清的历史记忆，力图还原一个最真实的马桥，这里既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又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村的典型缩影。流淌在血液里的楚文化让他们英勇善战、宁死不屈，也让他们愚昧、残忍。韩少功以热情的笔触描绘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楚文化，也用冷静的眼光旁观其中的毒瘤和糟粕，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

作为“寻根文学”精神的坚决贯彻者，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创作中呈现的身份是多面的：他是马桥的外来者、异乡人，客观公正的记录者和冷眼旁观的观察者；但同时他又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一员，对马桥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畜都拥有真挚的感情，魂牵梦萦。因此，韩少功的创作是反思的、建设性的，《马桥词典》不仅是一本传统回忆书，还是一部现代启示录。韩少功曾说过：“文明是一条河，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或者说化旧为新，化新为旧，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重组和再造。”[8]“寻根”不是要建立博物馆，不是要厚古薄今，不是要守成。我们需要在“寻根”的过程中寻找我们自身的渊源，并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2][6]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12

[3][4]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6,29

[5][7]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J].当代作家评论，1997(2)[8]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N].文汇报，2013-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