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战略思考

曾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韬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战略思考

曾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韬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中国主导之下的全新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着力打破过去全球化不均衡、不公平格局的重要举措，是引领亚洲等国家在全球化中共赢共享的积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强话语权，并打造一个均衡发展、共享共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亚投行的成立，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呼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金融支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运作，虽然是一种全球化战略的创新，但也应注重吸收传统全球化背景下治理体系的经验，使其运行规则更加科学、合理、公平。在此过程中，由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量巨大，所以还应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私人资本积极参与，弥补国有资本的不足。

亚投行 一带一路 全球化 私人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期，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质量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对外经济交流合作日益深入，外汇储备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数值。在此情况下，如何发挥外汇储备的作用，提高其使用效率是一个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推动我国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率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为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交流搭建了一个更加高效的平台。在此时机下成立亚投行，一方面有利于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有效使用，一方面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金融支持，也为提高国家影响力，整合国际产业提供资金帮助[1]。在今后的发展中，亚投行如何充分发挥作用，避免其他多边金融机构走过的弯路，提高运作的效率，使其与“一带一路”战略密切配合，发挥相得益彰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全球化的瓶颈：“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背景

多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和推动下，全球化一直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交通运输、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下，全球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跨境经济合作交流更加深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基于开放型经济的、超越主权和国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全球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经济贸易的国际化，并在经济贸易的推动下，实现多元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包括性、交融性发展。目前，随着交通的便捷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地球越来越小，全球化已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交流基础与前提。实质上，全球化是国际化在范围上的延伸与扩展。二战以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与发展，经济国际化应运而生。在其推进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资本与货币突破了国界相对自由地流动，这也是西方国家主导和全球化的肇始[2]。随着经济国际化规模越来越大，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性金融机构也随之产生。这些多边性金融机构不仅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作为杠杆撬动起了更大量的资金供需，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追求的是经济自由化，也即追求更加开放的市场。因为开放的、自由的市场会产生洼地效应，吸引大量的资源、资本，进而又产生马太效应，使强势经济体借机进一步壮大规模和势力，并进一步拉大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群体，即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使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处于并存的格局。这种全球化，其实是一种不平等、不均衡对全球化，因为发达经济体占据了市场和技术的优势，并凭借这种优势实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源掠夺，并实施经济市场的垄断，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严重依赖，同时又很难聚集起超越发展的动力和资源。以非洲和南美洲为例，这些地区一直是西欧和北美的资源供应地，但是这些地区一方面在经济上依赖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只能为发达国家提供低值的初级产品，自身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时至今日，在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导的市场与金融体系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其内部，进一步的增长空间极为有限，其帮助和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已严重匮乏。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者，更是受益者，这决了传统全球化的格局不会被主动打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全球化格局。然而，由于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为西方国家垄断，因为能够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也远远不及所作的贡献，更谈不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实质上是以亚洲为主的经济一体化，也即亚洲主导的全球化，是打破西方垄断的全球化的全新视角的全球化。在这种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可以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创新，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带动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化体系中提升地位。

二、“一带一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战略

多年来，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全球化发展到当前时代，遇到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全球化中的西方经济价值体系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对全球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全新的全球化战略设想，是在亚洲实现区域一全化的现实渠道。按照“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亚非欧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体化区域，一个最大的经济圈。与传统的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全球化，是着眼于成员的共同利益，构建共享型制度，着力推动协调发展、共同发展。虽然“一带一路”是在中国倡议下发展起来的，但中国不图谋霸权，而是在参与各国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追求双赢和多赢的局面，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亚洲的经济体量庞大，点全球的30%，而且拥有全球60%的人口，其市场潜力和发展活力都不可低估，在经济新常态下，是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动力、新主导[3]。“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并实现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多年来，由于经济欠发达，许多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制约了经济发展，也使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缺乏经济增长的支撑与动力。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而亚洲欠发达国家越来越显示出发展的活力，但资金的缺乏一直是一个瓶颈问题。据测算，亚洲国家仅基础设施一项，每年就会产生80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除去其他多边性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外，每年的资金缺口达到7800亿美元。在此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实施和亚投行的成立，为这些需求提供了项目、资金等配套性支持，无疑将极大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

当前，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中国同各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从经贸合作的角度讲，中国和其他国家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全球化战略，为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经济合作和投融资搭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交流与合作。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改善相关国家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从而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事实证明，亚洲的繁荣与稳定，对全球经济发挥着“定海神针”的重要作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其稳定的表现为全球经济恢复坚定了信心，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左右。但是，与这种作用不相符的是，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上的话语权仍然缺乏。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一体化进程，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交流，从而为新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全球化，是各个成员国共赢、合作、互利、共享的机制体系，而非谋求个别国家的霸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格局，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中国话语权。

三、亚投行：“一带一路”的坚强支撑

“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贸易合作，因此要求各个国家要消除贸易和投资的壁垒，营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要求中国同其他相关国家、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释放和激发发展的潜力，将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各相关国家要积极拓展合作领域，调整贸易结构，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创新合作和贸易的渠道，在巩固和发展传统贸易的基础上，健全贸易发展和保障体系，大力开展新型业态的合作。在此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量无疑十分巨大，需要多边金融机构给予资金和金融支持[4]。

亚投行是多边投资银行，创始会员国57个，会员总数达到85个，涵盖了包括英、法、德等发展经济体在内的遍及五大洲的国家。其成立和运作，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把握国际金融规则的话语权，也是新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保障之一。在亚投行的出资中，中国数额最大，因此在规则制定和运作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同时，由于人民币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已被普遍认可，所以在亚投行的投融资活动中可以作为主要的结算货币。这有利于降低投融资成本，使区域内货币市场效率得以大幅提高。

当前，中国已成立丝路基金，并在2017年峰会中表示要增资1000亿元。在丝路基金等政策性资金引领下，在亚投行运行的基础上，还应通过金融合作、构建亚洲货币体系及信用和投融资体系，扩大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结算的规模。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债券市场发展，增强开放程度，深化与上合组织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使“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更加坚强的金融支持。较为现实的途径是，加强中国和东盟银行等银行的合作，组建银行联合体，通过授信、银团贷款等渠道深化多边金融的合作。

在亚投行运作、政策性资金引导，以及深化与其他多边银行合作的同时，还应注意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亚投行要追求效率、效益和安全，就应注重解决几方面的风险。第一，尽快建立基础设施项目风险评估机制、投资后的风险控制机制。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亚投行投资的重要对象——亚洲国家，其信用度不高，受民族矛盾、政局动荡、军事冲突的影响较大，也导致投资风险较大。第三，亚投行成立不久，其在国际金融生态中的定位还只是概念性的，要注重在实际运作中加以巩固和明晰。当前，美日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规则，如评价、监管和服务体系等，在国际金融社会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亚投行一方面要确立自己的规则，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吸纳和借鉴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并与之进行对接，使亚投行既体现创新精神，又能被国际通行的金融生态所认可[5]。当前，要深入学习和借鉴其他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在项目评估、风险控制和投资后管理等经验，确保投融资安全。

四、私人资本：实现战略构想的重要力量

以丝路基金、亚投行为主体，我国对亚洲、非洲等国家的国有资本投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矿产等。国有资本投资在项目评估、风险防范、成本控制等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在国有资本投资活动中，所有人、责任人、委托人、实施人、核算人、监督人等方面的权利义务职责很多时候不够明确。而引入私人资本，则有利于在风险防范上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督。另外，引入私人资本参与，还有利于增强业务拓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审慎性，从而提高竞争意识，完善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6]。然而，与国有资本相比，当前私人资本参与对外融资还爱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创造条件，消除门槛，通过政策引导支持私人资本参与。

引导私人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来，还有利于加快推进新的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其所需资金是海量的。如此巨量的资金需求，只依靠亚投行、丝路基金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亚投行要与其他多边银行、其他国家的银行，尤其是私人资本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组建银行联合体和私人资本的参与，撬动起更大的资金量。为此，国内商业银行机构和国家政策要对私人资本主体给予大力支持和扶持。支持的手段可包括信贷、信托、信用租赁、证券等。通过私人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合作区域或合作园区，并以此为载体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规模。加快推进融资租赁业务，大力发展跨境保险、互联网金融等业务，为私人资本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环境。

[1]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等.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J].世界经济研究,2015,(3):89-98.

[2] 权衡,张鹏飞.亚洲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投资环境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1):88-102.

[3] 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98-605.

[4] 任志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障碍及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8-34.

[5] 张建平,樊子嫣.“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状况及相关措施需求[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1):23-29.

[6] 贾根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及其破解——基于新李斯特理论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6,(2):4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