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卫：《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223页)

冯小莉

周永卫：《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223页)

冯小莉

周永卫教授长期致力于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他曾指出，汉代的西域道、缅甸道、南海道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密不可分，不能孤立地将中国汉代对外交往割裂为“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此为依托的物质文化交流就凸显了这一特点，尤其是岭南地区出产的象牙、黄金和香料，它们不但与佛教关系密切，而且还与印度、罗马之间的贸易有关。(参见氏著《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52页)因此以香料、犀象和佛教等问题为切入点来研究秦汉岭南地区的对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近来出版的《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一书即是以此为着力点研究秦汉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力作。

有关秦汉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就岭南地区而言，近来学者较多的关注于岭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但囿于史料的限制，研究力度稍显薄弱。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岭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本书则另辟蹊径，以香料、犀象的贸易活动为考察对象，来探讨秦汉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等地的交往关系，而与此相关的佛教问题，学术界也往往“重北轻南”，本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佛教在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传播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提供了与许多以往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的对秦汉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另一种研究路径，完成了本书所谓“揭示秦汉时期岭南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第2页)的主要任务。

全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三章。引言部分，周教授由“丝绸之路”的概念引入，简单梳理了秦汉时期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史概况，指出秦汉时期是岭南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为代表的秦汉岭南墓葬中，大量带有异域文化因素文物的发现，彰显了岭南善于吸收异域文化的特点，因此“研究这些文物，以及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中国遗物，对我们重新认识岭南地区在中外交流史上的作用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2页)

汉代处于香薰活动的上升期，香料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相当广泛。第一章作者首先介绍了香料在宗教活动、世俗生活中的应用，包括祭祀用香、佛道用香以及清洁居室、熏暖衣被、洁身美容、医疗祛病等熏香之风的盛行。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宗教活动和王公贵族对香料的需求和热衷，在海外官方贸易正式形成的基础上，岭南地区的香料贸易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由此展开论证，如岭南土产香料(桂、姜、高良姜、柴桂)不但贩卖到中原地区还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出口至域外，同时沿着地中海——印度洋——岭南的香料贸易路线，岭南还从东南亚、南亚、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输入域外香料(丁香、沉香、樟脑、胡椒、郁金、豆蔻、木香、苏合香、安息香、迷迭香、乳香、没药)。这些地区成为了香料贸易的中转站，而岭南越人、昆仑人、印度人、安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康居人等中转商以货币为交换媒介分段从事近海或远洋的中转贸易。这个论证过程是本章的核心内容，征引了大量的外文文献，解决了香料贸易的种类、路线、中转站和中转商以及使用的国际语言和交换媒介等问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亮点。接下来作者又探讨了汉代香料贸易兴起的条件，认为在多种条件为前提下，以香方、香具、香事为代表的香文化内容更为丰富，同时汉代岭南地区香料贸易的路线、管理方法等也为后世岭南对外贸易活动提供了借鉴。

除香料以外，犀、象也是岭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传统商品，犀、象贸易在汉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章作者说明了岭南地区是犀、象的重要产地，随着人们对犀、象认知的逐步加深，它们也开始广泛应用于世俗社会和宗教活动中，甚至在战争、外交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外各国的进贡贸易与民间自由贸易的结合使域外犀、象品种开始进入岭南本土市场，岭南地区的犀象贸易初具规模，一方面岭南地区以贡纳贸易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输入大量的犀、象；另一方面岭南与西南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再加上蜀商的活动，岭南地区的犀象远销至域外，进而成为中外犀、象贸易的中转站，在我国古代对外物质文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近年来南方地区大量佛教文物的出土，为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至于传播的条件和途径如何？与其他地区有无互动？对南方地区又有何影响？带着这样的问题，作者在第三章首先阐释了西南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苦难的人们开始从佛教中寻求精神慰藉，加之玄学的兴起、神仙方术和黄老之道的盛行，也为这种可能增添了砝码。为更好地了解佛教在南方传播的情况，作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文地理条件等因素将南方地区细分为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然后逐一分析了各个区域内佛教的传播情况。在西南地区，通过对现存佛教造像遗物的分析，发现这一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流行年代在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还处于以摇钱树为主要载体的“模糊阶段”，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作者分别介绍了东吴时期以武昌、建业为中心的佛教发展情况，包括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和造像艺术，尤其是反映在铜镜和魂瓶上的佛教内容，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表明这一时期佛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佛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作者仅能从牟子的《理惑论》、康僧会、安世高等相关史料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在出土文物中除了“佛教七宝”的普遍出土外，并未有佛教造像遗物的发现，不过岭南香料的广泛使用和带有佛教文化因素的青铜器的出土，佐证了佛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状况。汉魏时期佛教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传播各具特色，却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因此作者一方面讨论了岭南地区的佛教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的影响，得出“长江下游地区的佛教与交州地区的佛教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佛教的发展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受到长江中游地区很大的影响，最终发展出有长江下游地区的具有江浙特色的佛教发展道路”结论(第184页)。另一方面岭南与西南地区交通便利，尤其是苍梧郡自身条件的优越性，成功地吸引两个方向上的佛教在此交汇，进而影响了中国最早的佛学著作《理惑论》在岭南的诞生，至此实现佛教在岭南与西南地区的互动。

结语部分，周永卫教授指出，西汉前期蜀商不但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还经缅甸道与印度、东南亚等地贸易往来；至张骞出使西域，大批的汉使沿着西域各道与域外互通有无，随着海上交通的开辟，无名汉使也率先抵达黄支国等地；至东汉时期，胡商、胡僧的先后而至，佛教也经此传入中国，以至于西域道和南海诸道同步繁荣，进而将两汉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往历程，大体划分为西汉前期的蜀商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11年)——汉使时期(公元前139年-公元105年)——胡人时期(公元58年-220年)，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秦汉时期的岭南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本书在秦汉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突破：首先突破了近年来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心探讨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固定模式，以香料、犀象等为个案研究着重探讨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情况，并不拘泥于对海外交通沿线考古遗物的简单描述，而是涉及了香料和犀象贸易的多条线路(东西航线)、多个国家(中转站)、多个商人(中转商)、多种语言和交换媒介，力图证明岭南与东南亚、南亚等各个国家的联系，使岭南纳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中去，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行政区，还是世界经济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次，本书是对周永卫教授部分研究内容的补充。周教授在《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一书中曾以香料和犀象为对象佐证了两汉交趾与益州的对外关系，但囿于主题的限制，关于香料和犀象的贸易活动问题涉及较少，本书则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翻译借鉴了西方学者米勒《罗马帝国的香料贸易》的观点，不但分区考察了汉代岭南输入的外来香料之种类，还介绍了当时岭南与这些地区的香料贸易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是该书的一大亮点，透露出作者对外文文献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受到了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等人的启发，如在汉代外来香药的探讨中，就参考借鉴了谢弗在“香料”“药物”章节中对唐代传入的香料和药物的相关研究。此外，本书还采用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佛教在南方地区传播的例证上，作者一方面广泛搜集资料，制作汉魏时期译经情况表，将各位僧人的所译经书现状一一列出；另一方面作者详细列举了不同区域的大量佛教造像艺术，并附有图片若干，有助于读者更直观的了解不同地区佛教的传播盛况。

当然，本书仍有进一步探讨提升的空间。从整体上来看，由于本书是由周永卫教授与他的研究生邓珍、温淑萍、万智欣合作完成的，所以部分章节之间的衔接或有些许的突兀，相似内容无法展开，如犀象贸易的情况与香料贸易的方式类似，导致第二章有关犀、象的贸易路线、中转商等方面的讨论稍微薄弱，就两者贸易方式的不同之处着墨不够。从内容上看，本书虽交代了香料和犀、象贸易活动的方式，至于这种方式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抑或走私贸易则涉及较少，往往把“官方对外贸易正式形成”作为香料、犀象对外贸易的前提一句话带过。事实上，民间商人与官方统治者一起开辟了海上交通，官方贸易才正式形成，岭南地区的民间贸易活动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封建专制政权对外来珍宝的需求上涨，越来越多的不法商人也开始投机于此，走私活动渐趋猖獗，因此有关香料、犀象贸易活动与民间贸易、走私贸易的关系，仍有可探讨的余地。此外，至于交州地区没有佛像艺术出土的原因，作者仅仅猜想与交州一带的经济文化落后，神仙方术思想并不浓厚有关系，并未展开讨论，这也有待于今后考古的发现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在史料的运用上，同类史料的铺陈情况较为明显，如在香料和犀象应用上的例证以及佛教在各地区传播的情况上即是如此，缺乏更为深入的解读，部分内容难免流于泛泛而谈。

作者冯小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