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论“礼”

郭 丽

（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管子》论“礼”

郭 丽

（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管子》认为国家应当上下有序，亲疏有分，长幼有别。“礼”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保障。“礼”当以“乐”和之；以“义”辅之；实施“九惠之教”。为贯彻礼义，需以“八经”整饬国家，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保证国家的富强。提高民众的思想品德，是安国定民之大道，是人君治国之神器。礼不仅表现为制度，还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更是人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管子》；礼；乐；义

《说文·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为获得山川日月的赐福和保佑，周代天子与诸侯有多种祭祀之礼。《仪礼·觐礼》：“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1］1093从“礼”的本义引申，“礼”具有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之义。《晏子春秋·谏上二》：“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2］6《论语·子罕》：“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礼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是人之本质所在，道德仁义体现在“礼”上。《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3］1231礼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作用重大。故《礼记·祭义》云：“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故君主重之。古人看重礼，因为礼具有别高下的作用。《礼记·乐记》：“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3］1531礼还用来别亲疏。《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的确立，能使国家各项事务安定有序；一个国家的教化水平，很大程度体现在礼上。《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3］1610

《管子》与先秦子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管子》是治国之书①《管子》所用版本为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4年版。以下所引《管子》皆出自此本。，涉及国家制度的诸多方面。《管子》没有涉及礼仪的程序问题，更多地论及“礼”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以及如何在国家管理中实施“礼”；重视“礼义”的教化，以稳定社会，发展社会。在推动民众遵守礼仪方面，《管子》也有具体的措施。《管子》以“礼”做为治理国家，稳定秩序的重要手段，并将“礼”看作关系国家危亡之大事。

一

礼为“四维”之首。《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管子·牧民》（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礼不是凭空而来，乃是效法大地之德。地有高下，似君臣之礼；高地下覆，下地上承，如父子之亲。《问》：“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这里与《礼记·乐记》：“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制礼以配地。”及“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含义暗合。人之常礼，如天地之道一样，不可更易。《君臣上》：“天有常象，地有常刑，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

君臣上下，贵贱各有亲疏分等，此之谓礼。“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心术上》）。为礼之道，乃是上下有序，长幼有节。《形势》：“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君臣失位则上下关系不协调，政令乃不能畅通。“上失其位则下踰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法从礼出，法是礼的更高表现。人心彪悍，故需要法律约束。《枢言》：“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理。“法出于礼，礼出于治。”礼与治都是治国之道，国家在礼、治之后，才能够安定。“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在法之上会产生更高形式的仁义礼乐。《任法》：“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尹知章《注》曰：“法行顺，仁义生。”法令施行顺畅，则仁义礼乐产生，故先王以法来约束民众，使之“齐一”。

礼为治国之本，作用重大。《五辅》云：“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人有礼然后恭敬谦让，贵贱不等，没有祸乱，故必须进行礼之教化。讲究礼义，是国家的基本政策。治理国家，需要以道教民，以惠政养民，以仁亲民，以礼乐化民，注重诚信和德义，则无往而不胜。《幼官》：“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上至君主，下至百姓，各有分职，国家才能安定。

二

物质生活得到保障是礼节实施的前提。粮食丰足，民则知礼；衣食充足，则民知荣辱。君主遵行礼法，则六亲各得其所。《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故需要重视农业生产。

治国以礼，这是重要的法则。治理民众，当使民注重“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从最细微处做起。有小礼才会有大礼，有小义才会有大义，有小廉才会有大廉，有小耻才会有大耻，禁止微邪则大邪不产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权修》）如此治国，民知礼义廉耻，则教化行，国家安定。治理国家，需要信誉、忠诚、严格、礼义。管仲曰：“质信极忠，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讲究信誉，则民会产生信任之情；做事忠诚无私，尽心竭力，则民心所向属；严格法律，则民会产生畏惧之情；讲究礼义，则为民所赞美，“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小问》）。信是发布命令，中途没有变化；仁是不将自己不想做的事强加于人；严是中正的表现；礼是保证诚信，又能逊让。《小问》：“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圣君治理国家，深明祸福之所由生，故谨小慎微。《君臣下》：“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愼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故“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这是正民之道。国之大礼，是选拔贤良之人，对百姓仁慈，保存灭亡的国家，恢复已经灭绝的宗祀，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扶助死王事者之子孙，薄赋税，减轻刑罚。《中匡》：“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国家贵贱有礼，方乃为国。《君臣下》：“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国君因为实施赏罚方成国君，无赏罚，则君不足贵。“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然过多的奖赏会造成财物上的匮乏，惩罚没有节制则是政治上的暴虐，如此则会失掉民心，“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君臣下》）。故明君整饬享燕丧祭之礼，以勉励臣下，以衣服表贵贱，故“旌之以衣服”，重视政令，以礼法驾御臣下，则民众因礼法存在之故，乐意为君主效劳。

君臣上下之分是国家的重要礼制。君臣上下之礼是“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君臣下》）。君子以道谋生，民以劳力养身，这是因为他们身份不同。《君臣下》：“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君子食于道，则礼义审而礼节明，国既明礼义，伦等不踰，虽有大夫邪曲，不敢有混乱国家之心。“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踰，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同上）明君明确君子、农夫的身份，君子按照礼节做事，农夫按照其本职去务农，他们各安其位，故生活祥和。“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同上）。君臣上下肃，礼义明，则国家安定。君以德怀之，以威畏之，则“天下归之”。有道之国，发号出令，符合常道，则“夫妇尽归亲于上”“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国家按照法令程序治理国家，犯罪者当其罪，受赏者当其功，则人们没有怨言。《君臣下》：“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礼义明，故无论刑赏，臣下莫敢违逆；群臣自觉遵守礼义，教导训诫百姓，则上下有等，长幼有礼。圣人明治乱之道，使国家安定，根据世情，决定治理方法，使教化成俗，民心向善。《正世》：“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敎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

君主对于后宫的管理，应当符合礼义。国君当“聘妻于异姓”（《君臣下》），设立“侄娣命妇宫女”（同上），“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同上）。嫡子乃是国君的继承人，根据礼仪的规定，礼节待遇应当与其它诸子不同，诸子不得与嫡子相提并论。“礼私爱驩，势不并论”（同上）。嫡子爵位尊异，但必须以礼行之。“爵位虽尊，礼无不行”（同上）。嫡子须衣着华美，以彰显其地位；他的仪仗亦当特立突出，以显示其威严。嫡子与庶子身份有巨大差别，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同上）。至于一般情况下，《管子》认为礼仪能够别贵贱即可，不可过分奢华。做事需要有节制，“故立身于中，养有节。”（《禁藏》）故房屋、饮食、衣服及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都要符合节度，“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同上）

与诸侯国当以礼节往来，并以礼奖赏国内士人。《大匡》云，管仲为提高齐国的大国地位，请齐桓公与诸侯国实施交聘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往重报轻，齐国以大国的身份，善待小国，则小国敬服。奖赏诸侯及国内之人，“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做善事，齐桓公给予厚重的礼物相庆贺；齐国的列士有善行，管仲以衣裳作为奖赏。“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大匡》）管仲和齐桓公以礼义的形式，奖赏诸侯国与齐国士人的善行，以交聘之礼确定齐国的强国地位。

三

《管子》重视以教化正礼仪。《入国》认为，国家当实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国家有掌养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以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国家有掌慈幼之官。对于士民家的孩子，实施惠政，孩子越多，国家给予的资助愈多。“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子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入国》）国家有负责看护孤儿的职官。士人之子丧失父母，掌孤者将孩子托付给孩子亲属或者邻人，并给看护孤儿者以优惠政策。“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负责收养残疾者之官，掌管国中生病之人，并给予照顾，“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躄徧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负责使鳏寡结成夫妻之官。主管鳏寡之人的婚姻，使鳏寡有家室。“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同上）还有负责探问疾病的官员。“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已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同上）通穷者，是负责掌管贫穷之人的生活状况。“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振困者是负责在灾荒之年给予宽政和惠政。“所谓振困者，岁凶，庸人訾厉，多死丧。弛刑罚，赦有罪，散仓粟以食之。”接绝之官是帮助为国捐躯者进行祭祀，“所谓接绝者，士民死上事，死战事，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同上）国家实施九惠之教，使老弱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安定社会，这是国家以礼养护民众，特别是为国捐躯之人。惠民，民心归属，则国家易于教化。否则，人心思变，国家就需要用刑罚来维护统治。

《管子》主张，君主当以礼之“八经”整饬民众。民知义，而不知礼，君主用“八经”，引导民众知礼。“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八经”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上述内容是礼之主要内容，故《五辅》谓之“礼之经也”。《管子》认为，地位无论高低贵贱，做事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以使贵贱有别，长幼有序，贫富有节度，不然会导致国之混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五辅》）为使国家秩序稳定，故整饬上下、贫贱、长幼、贫富，使各得其义。“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使君主中正无私，臣下忠信，不结党营私，做父亲的以慈惠之心教育孩子，弟弟对于兄长保持孝悌之心，兄弟夫妻亦各得其宜，“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寛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同上）如此则国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

四

义是礼的根本。《管子》认为，“义”有七项内容，包括对待父母亲人需要孝悌，对待君上要恭敬忠信，礼节上符合中正之道，严格要求自己，谨慎财用，质朴淳厚，团结和睦，以防备饥馑、祸乱、敌寇。《五辅》：“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冠戎。”民众知义，做事中正，和睦相处，则战无不胜，守无不成。礼，是因循人情；理，缘自宜。“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心术下》）乐能够节制怒气，礼能够节制乐，遵守礼节莫若以敬为限度。“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如此外敬则合乎礼节，内静则省察自己，故能反其性。“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同上）。

礼义是习俗的结果。多次做事会形成习俗，习俗会成为礼义。《侈靡》：“其小行之则俗也，久之则礼义。”如若君子崇尚正直而鄙视谄谀，则士人看重勇武而看轻利益，庶人喜好农耕，饮食节俭，如此则财用足，薪菜丰饶；君上对于民众宽厚仁爱，民众听从君令而没有怨恨之心，如此则上下和睦同心。《五辅》：“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

国君管理国家，当明于号令，政策稳定，礼法和道义的要求前后一贯，以取得民众的信赖，不然人力必竭。《法法》：“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若是礼义消亡，社会风气则会败坏。

五

国家大小强弱与重视礼仪有关。大国不治，则日渐小弱；强国不治亦弱；人多而不治理，则人散，故复寡；贵而无礼，则位夺，故复贱；重而凌节，则威丧，故复轻；富而骄肆，则财竭，故复贫。《霸言》：“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

民有礼义，则上下有等，长幼有序。人君当以奖赏、富贵、利禄、爵位劝勉士民，使之有礼义。《版法解》：“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讲究礼义，则上下亲，远者归。君主实施惠政，当无所行私，注重内行，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礼。《版法解》：“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礼义提高品德，是安国定民之道。善待百姓，优游以畜，则可以止乱。《君臣下》：“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拔贤良有才能之人，礼遇孝悌之士，能够避免奸诈虚伪。“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制止淫逸之行，别男女，则能够隔绝男女之乱，“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等级有别，则有功之人劝勉；国家有正常的法律实施，则令行禁止，民没有怨恨之心，“贵贱有义，伦等不踰，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君臣下》）。上述诸多行为，能够使民众道德水平得到提升，匡正过失，这是治国安民之道。

礼义在国家管理中作用重大。君臣之间的交往，没有骨肉之亲，但以礼义相交；礼义在，则君尊臣卑，万人以宁，君臣以礼义相连属。《侈靡》：“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属也。”父母之爱是人的天性，非君臣可以相比；臣虽属君，当以事亲之义事君，国君亦需要谨慎，因为君臣与亲戚不同，没有血缘关系。“使君亲之察同索，属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属际也，不可不谨也。”（《侈靡》）

综上，《管子》将“礼、义、廉、耻”做为国家之“四维”，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主要基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管子》主张礼当借鉴大地之德，以使君臣等差，父子亲和，养育万民，守卫国家。礼既然在维护国家秩序和安全方面起关键作用，故不可改变，以形成上下有序，亲疏有分，长幼有别，这是治国之根本。为使保持等级制度，《管子》主张“礼”当以“乐”和之，以“义”辅之。为维护礼义，也重视教化，实施“九惠之教”，救助鳏寡孤独和疾病之人，帮助为国家的利益牺牲的士人后代，形成稳定的秩序，保障礼义的实施，这是在社会救助方面做的努力。为保证礼义的贯彻，齐国还以“八经”整饬国家，保证上下、长幼、贵贱、贫富的区分，使社会秩序稳定。贫富需有一定限度，以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富人过分奢华，故救助贫民，对于富商，以各种办法使财富上移于国家，这同时保证了国家的富强。《管子》深刻认识到，在国内维护礼义能够使国家秩序稳定，长幼上下有别，保持一种等级制度和君主的权威。在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上，强大弱小也不是处于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需要以“礼”制之。“为国以礼”，不以礼则强国复弱，贵而复贱。故礼义能够使上下亲，远者归，提高民众的思想品德，是安国定民之大道，是人君治国之神器。

我国是遵守礼仪的国家，制度方面多有规范，其礼仪实施方面也很有繁琐的要求，《十三经》中，就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有周一代，统治者很大程度上将礼当作法来运用。《仪礼》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礼”约束贵族的行为规范［4］139-148，对于庶人阶层，则以“法”治之。古代礼之名有五：吉、凶、军、宾、嘉。礼之事有九：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周礼》多涉及国家制度，《礼记》既有诸多礼仪实施的具体程序和规范，亦有对于“礼”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论述。礼在维护等级秩序，教化民众方面具有主要的作用。孔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可以说“礼”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做事规范的最高体现。“礼”不仅表现为制度，还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更在人的日常生活交往中不可或缺。齐国的职官制度和诸多礼制要求是在“三礼”基础上的发挥。在“礼”的论述上，较之“三礼”，《管子》看重“礼”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了国家为民众做的救助对于实施“礼制”方面的价值。《管子》将民众之“礼”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礼”是《管子》中重要的部分。《管子》的“礼”对天子、诸侯和士人都有不同的要求。不同阶层的人，“礼”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为表达庄重严肃之情，为维护国家秩序服务。

［1］贾公彦.仪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

［2］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62.

［3］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

［4］郭丽.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

B226.1

A

1002-3828（2017）04-0031-05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04

2017-06-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管子》文献整理与研究”（12BTQ030）；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齐文化欧美优势资源调查研究”（17CZCJ32）；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先秦齐国统计思想与统计方法研究”（2017LZ40）的阶段成果。

郭丽（1968—），女，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献学，先秦诸子学。

谷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