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乳殇

文 胡述武

母亲的乳殇

文 胡述武

二十一

家里那间大房给我结婚用了，父亲和小毛借住在其他地方，三毛住哪里呢？我这个弟弟小我8岁，从未与母亲分开生活过，母亲也离不开他。母亲安排他与自己住小房间，打地铺。在母亲床边地板上，展开席子，铺好棉垫，放上被褥，晚间伸开，白天卷起。我们不忍心，怕他睡不习惯。母亲替他说，没事。三毛已经憨憨入睡，在母亲床边，犹如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屏息静听熟悉的心跳，和着窗外碎碎的树叶声，啾啾的鸟鸣……这一切多么亲近。

二十二

1979年春，妻子有孕在身。可能是体能变化，多日便秘不下，又不敢死撑，难受的昏厥过去。是母亲凭经验用热毛巾敷肚，亲手抠干结的便坨，妻子顿时轻松，至今感念。不久，我母亲“赶”妻子回娘家住了，理由是担心妻子上下这边的楼梯不安全，另外，离病人的环境太近怕影响胎气。妻子临走还带上一大包婴儿的衣物和屎布尿片。母亲上街买新棉布自裁自做，最后烫洗整理一遍。其实，谁也没有说用什么不用什么，但我母亲在意。

我后来正式到省局上班，但出差频繁，与母亲相处并没有增加几许，多是来去匆匆，时有捎回一些土特产。有一次我带回来两条大鱼，我放下鱼，没说上两句话起身就走，人到楼梯口，母亲把我叫回，她望着我，只说一句：“你去忙吧，不要总带东西回来……”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这样的时候一多，我感到有必要多留一点时间了。有几次我特意多待一会，坐下来与母亲

二十三

房子问题仍是家人的心病。我虽然搬出去住了，但两个弟弟已经长大。心急时埋怨父母，工作了几十年，连窝也没有盘好。父母也曾后悔，调动一处搬一处，每况愈下。申请住房的报告打了多次，都有点讨人嫌了。希望又偏偏在那个时候闪光，卧床难起的母亲听了喜讯，长长喘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房子下来赶快搬过去，我就不用了，就在这里……这就是她的决定，为此我们还有过争论。不过，终归全家是高兴的，高兴了好一阵子！

母亲似乎体味了几年的惬意生活，我相信，那一段日子，也可以说是她一生非常快乐幸福的日子。纵然那种幸福快乐带着病患的沉重阴影，但毕竟是由衷的幸福快乐！

二十四

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一切无可挽回。而最痛苦的是，自己无法表达这种感受。后来，家里人的一些异动或不一样的目光，都会像一把利刃，在剜割着母亲的肉体，同时也深深地伤灼所有人的心。那时母亲和我们最大的需求就是安宁，避免打扰。

此时再去医院，无论哪家，都觉得不太合适了。当年的医院条件，也不好收留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街道卫生站请了护士，隔日上门输液。母亲自己清洗病灶换药敷贴，一直坚持到最后。她在做这件事时是要让身边的人走开的，恐怕是担心我们看到病灶的状况伤心或心惧吧。而这对她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曾强烈要求看母亲换药，也曾悄悄地察看过她的病灶处——那些凸凹不平硬如岩石的癌肿在不断地放大，新的肿块在拼命地怒放。原来柔软温润的部位，变成一个很大、类似花菜状的癌体。特别让人心乱的，还不是换药时散发出的药水气味，而是最后那个夏天，偶尔发现有一两粒白色的软体，在病灶底部母亲很难看到的地方蠕动。我故作镇静地用一团药棉抹去蠕动的物体……

白天里已经告过急了。我提前下班回复兴路，妻子也抱着皓皓赶轮渡过来。母亲在我们的声声唤中睁开眼，呆滞地看着，嘴唇动了动，听不见发声，眼睛又合上。我抱着皓皓靠近点，让儿子喊奶奶，可惜他还不会咿呀学语。母亲又睁开了眼，手动了几下，示意离远一点。我知道，母亲一直执意不去抱孙子，是怕自己身体的气味侵扰婴儿，怕自己的病态吓着孙子。我忽然发现母亲的眼角沾着干涩的泪渍，顿时悲从中来，泪水满眶……母亲难道真的就不痛吗？

二十五

在一段日子里，我想母亲一定做了最坏的打算。比如说摆在她的床头侧处的那套崭新的寿衣，从内衣到外套，裤子、袜子、布鞋一样不少，整整齐齐摆在她的身边好长时间。我们竟然没注意，或者注意到了只当没看见，也不去问。显然，母亲已做好足够的准备。而我们心照不宣，事到临头还是惊慌地手忙脚乱。

母亲平躺在床上，被子盖着的身体只有干瘪的一层，头发还显黑色，却已稀少，杂乱地拂落在枕头上，围衬着一张萎缩得很小的脸庞，脸色苍白无光，气如游丝。舅爷连声叫着：“洪兰，洪兰……”母亲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桃姨当过医生，设法施救。我们不忍心母亲再苦熬，请求放弃。虽然家人都有思想准备，这一刻仍然无限哀伤。似有感应，皓皓突然惊醒，大声哭闹，声音穿透了夜墙……

桃姨和唐姨(我母亲的表妹) ，为母亲擦净身体，换上新衣、新袜、新鞋。她们看到，癌肿已在母亲体内转移，背上腰间都能看到硬结。好在母亲直到断了最后一口气，模样还是安静的。

二十六

学校想派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代表开追悼会的想法，被父亲和我婉言谢辞了。我们知道，母亲一直都主张为人师表和身教重于言教。对她来说，自律和宽厚是一种常态。

曾有这样一件事，60年代初，母亲领着我们三兄弟，到汉口江汉路的“四季美”吃汤包。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星期天，汤包店顾客盈门。母亲安排好了座位，嘱我照顾好弟弟，就去排队买票取汤包。几笼各有特色的汤包端上桌，母亲又去拿香醋碟。这时，一个要饭的小子窜到我们桌边，先是朝一笼包子吐口水，然后抓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塞。我们吓呆了，竟然看着他被包子汤馅烫得张嘴直哈气。母亲跑过来不打没骂，而是用眼神止住了小子的蛮动，还让他带走了那一笼沾了口水的包子。

我还知道，当年在广埠屯小学任教的一位老师，其爱人是农村户口，有两个孩子，家庭贫困。我母亲带着3个男孩生活，家中的财政本不宽松，还是借给这个老师15块钱和35斤粮票，而且一借就是数年未还。母亲病倒后，我曾多次向母亲提起这事，她总算给那位老师写了信，称因病急需花钱。不几天，那位老师领着夫人上门看望我母亲，表达了歉意，偿还了粮票，仍无力还钱。母亲体谅地送客，再也没有催要。

那日清早，我的几位同学赶来扶丧。他们与我患难与共，一起长大成人。我们一起抬起母亲的担架，放轻了脚步，抑制着呼吸，稳稳地走下转弯急绕又陈旧不堪的楼梯。众人从教堂建筑的背后，通过开在巷子里的小铁门，上了停候在那里的灵车。家里准备了鞭炮，亲戚同事也送了鞭炮，一起都带上到殡仪馆再点爆，我们没让出殡时炸。这个时间，学校的大门刚刚开启，已有学生和老师在操场活动，我们不想惊动他们……这是1980年的9月1日，星期一，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