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状况研究*

徐莎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广东 东莞 523808

性别差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状况研究*

徐莎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广东 东莞 523808

本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访谈了7名女性6名男性社工，发现其各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状况，女性社工的倦怠感受多源于对工作有效性的失望，男性社工则比较多来源于自己的男性身份在社会中承受的压力；女性比较主动使用来自家庭、同事的支持，而男性应对职业倦怠状况的支持来源比较单一。在以上发现的基础上，文章还对社工机构提供组织支持提出了建议。

职业倦怠；女性社工；男性社工；社会支持

职业社会工作在内地的发展已经超过十年，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服务从基础到层次丰富，这与奉献爱与热情的社会工作者密不可分。在高强度的情感付出和压力工作下，社会工作者已成为职业倦怠的易感人群，而这一现状也已引起业界的关注。

一、文献回顾

Freudenberger在1974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这一概念，指当工作者因为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强度大而感到情绪枯竭、筋疲力尽时，就会产生职业倦怠。Maslach认为这是一种症候群，包含三个方面：情绪衰竭——在助人工作中投入过多情绪，透支后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丧失，这也被认为是症候群的核心；去个人化——个体以一种麻木、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事或受助者；低个人成就感——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都评价很低。Hansung Kim(2011)等提出，职业倦怠程度高的社会工作者更多地发生头痛、肠胃疾病等身体不适，Farber指出，有强烈的离职意向是倦怠的典型表现之一。

国内近年来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也多有关注，黄文斌(2011)在调查研究中指出，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程度较为严重，李静静(2014)在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武汉、重庆等七个城市的250名社工为样本的研究中，认为社会工作者出现轻度职业倦怠。对于造成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原因，李静静认为性别因素与职业倦怠状况无关，而孙铁、黄文斌在各自的研究里则认为相关，且都是男性社工的职业倦怠得分高于女性。任云霞(2013)提出，相较于本科生，研究生学历的社工去个性化程度最严重；工作资历久的工作者，倦怠状况相对低。社工缺乏社会支持也会增加职业倦怠(石亚、史天琪，2013)。

现有的研究，多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年龄、资历、学历、性别等人口学因素都被讨论，但其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有不同的定论，尤其是性别因素，本文在其后将重点分析。社会支持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有干预作用，而男女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支持的获得上会否有不同，与其职业倦怠状况有什么关联，本文也会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来了解不同性别的社会工作者在情感衰竭、去个人化、低成就感三方面的感受，及其获得社会支持状况，对其职业倦怠状况产生什么影响。

从15年11月至17年4月，笔者共访谈13人，7名女性，6名男性，访谈对象工作年限从半年到七年不等。

三、研究发现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男女社工都存在或轻或重的职业倦怠状况，在情感衰竭、去个人化、低成就感三方面各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男性社工和女性社工在职业倦怠状况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一)整体状况

13位访谈对象中，除一位社工表示还未有倦怠症状外，其他社工都表示自己曾有过或正被职业倦怠症状困扰。

德力，项目社工，男性，工作五年。他表示自己算是职业倦怠症状的康复者。“两年前的时候最为严重吧，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想上班，坐在电脑前，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做不出来，感觉很焦灼。不得不做的工作就随便应付。”德力觉得自己很糟糕，工作没有意义，想要逃离。但因为“没有想明白离开去干什么”，德力留了下来，捱过倦怠症状最为严重的时期后，情感衰竭和去个人化状况减轻不少，“工作中我会主动地考虑项目发展的许多问题，比如执行，比如成效。”

陈及，女性，是某家综的中心主任。“我感觉倦怠是一直都有的。工作方法可能就简单粗暴一点，像上一次跟那个志愿者急起来了。”对待服务对象方式缺少温情关怀、冷漠、粗暴是职业倦怠症状中去个人化的表现。

达哥，男性，从事社工服务半年，他表示工作很开心，和服务对象相处也很融洽，专业能力上还有很多想要学习的地方。他是访谈对象中唯一一位表示没有任何倦怠感受的社工，除此外，男女社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情感衰竭的折磨，去个人化及低成就感带来的挫败情绪。

(二)男女社工的倦怠特点

文意，女性，社区社工，做妇女儿童服务已经六年，经历了很多对社

工行业的失望。“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社工服务真的很乱，上面的制度设计，下面的服务执行……其他项目点跟我们分享经验都是说如何把文书写得漂亮一点，但实际上对这个服务对象有什么帮助什么影响，没有人关心。”文意说社工理想的火种在心中逐渐熄灭，也许还会残存一个星点，其余的热量都已被现实耗尽。在服务中，经历了情感衰竭后她也开始变得敷衍应付，出现去个人化症状，进而出现对自己成就低评价。

小甲，女性，项目社工，做儿童教育服务三年，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担忧让其对自己的工作也产生怀疑。“我觉得自己做得越来越不像社会工作了，我也常常觉得强调的那些理念、方法…真的有用吗，在实际的服务中，用不上。”对工作成效的怀疑也让她萌生离职的想法。

男性社工不同的是，他们在提及倦怠症状时，都会说到自己经济上的压力。新一，男性，从事社区服务七年，他说自己是把社工当做一份工作来做，七年间他有过两次离职计划，希望能去到有更多薪资回报的地方。“很巧这两次都没有走，因为机构也都及时给了一些(薪酬)支持……我们在社工这个圈子里可能感受还不多，出去外面社会，就能很明显感觉到(经济地位)差异。”新一说近年不太愿意春节回家，因为不想被亲戚盘问工资，“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还是看钱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性”。

小李，男性，司法社工，从业两年的他直言自己感觉很辛苦很累，尤其是每个月的工资不够用时，就更加觉得疲惫烦躁了。“我会努力去考到社工证，看能不能晋升，多一点补贴，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不做了。你要是一个女孩子一个月这点钱其实都没所谓的，我一个男生，肯定不行的。”

女性社工的倦怠症状主要源于对社会工作助人成效的怀疑，进而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个人成就持负面态度，产生倦怠情绪；男性社工以一个“社会中的男性”的身份去衡量自己的工作成就，而男性这个角色被赋予的期待和要求，加重了他们的负面情绪，使其倦怠症状更为严重了。

(三)男女社工应对倦怠状况的社会支持

职业倦怠会让社工感觉到精力透支、情绪低落，失去热情，面对这一症状的影响，社工们在一开始也会寻求自己身边的支持资源，在这一方面，男女社工也有不同的表现。

阿玉，女性，为外来务工群体服务，她的丈夫也是社工，两人同属一个机构，她有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很多支持。“我婆婆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她觉得很好啊，也很支持……她现在也有帮我们带小孩(六个月大)；我老公，我们平时就是互相吐吐槽咯，抱怨发泄完就再继续工作。”与其相似的是林一，她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跟家人科普社会工作的内容，丈夫和公公婆婆都觉得很有意义，对她的工作表示赞赏，这也是她在有倦怠感受后还能继续坚持的原因。同时，女性社工这一身份也给她们带来社会认同感。比如从事残疾人服务一年的安妮，“大家会觉得你很有爱心，也比较稳定，好像是政府工，社会地位还可以。”她有轻微情感衰竭，但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也给她一定的安抚力量。

男性社工在应对倦怠症状时，家人并不是其寻求支持的首选，因为“跟他们说了，也不懂，也不了解”(德力)，以及“跟她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她又会担心，我又要反过去担心她”(新一)。男性社工与家人的沟通不如女性社工主动，家人对其工作的了解比较少，不能充分理解其倦怠感受；因为主流文化中对于家庭角色的期待，男性社工们都对自己有承担压力的要求，因而选择不跟家人谈自己的倦怠感受。另一方面，男女社工在是否寻求同事支持上，也有差异。星哥，从事流动人员服务，工作七年，“跟朋友说比较好，因为有些时候你的倦怠感受就是来源于你的同工……社工这个圈子很小的，你跟同行讲一讲别人就知道是什么了”，男性社工在遭遇情感衰竭症状时，会愿意向与社工无关的朋友寻求支持，在放松娱乐的互动中获得能量。而女性社工则非常愿意跟同事表达，“很累的时候，就跟同事说一说，就感觉心情好一些……至少感觉有个伴，还一起(奋斗)的”(文意)。

在访谈中，社工都表示，机构/组织没有特别为缓解他们的职业倦怠感受提供帮助。

四、结论及建议

笔者通过对13名社会工作者的访谈，了解到大部分社工都存在或轻或重的职业倦怠症状，如感觉到异常疲惫、抗拒工作、强烈的离职意向、怀疑工作成效等；而男女社工职业倦怠症状则各有特点，女性社工多因为对社会工作这一助人服务成效的怀疑，而对自己的工作价值、工作意义持负面态度，产生倦怠情绪；男性社工因为自身的性别身份，感受到社会文化的压力，使其倦怠症状更为严重了。在寻求社会支持以应对倦怠状况上，女性社工能主动使用来自家人和同事的支持，而男性社工则回避向家人、同事寻求支持，支持来源局限于朋友。

职业倦怠会对社会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其工作服务质量，对组织和行业发展都具有一定威胁，这也是当前社工机构需要直面的问题。从缓解社工职业倦怠的角度，笔者据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有帮助：1、加强组织支持：社工机构、行业组织应重视给予社工精神慰藉关怀，主动进行筛查和帮助，尤其是对于男性社工，使组织支持、同工支持成为其缓解职业倦怠症状的有效资源；2、对女性社工：可多组织有关社会工作内涵、价值的同工探讨会，以回应女性社工因成效质疑而产生的倦怠感受，丰富其应对倦怠症状的资源；3、对男性社工：可多组织家庭联谊会，促成男性社工家人对其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并缓解其性别角色带来的压力，从而减轻其部分职业倦怠感受。

[1]Freudenberger，H.J.Staff Burnou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4(30).

[2]Christina Maslach，Burnout：The Cost of Caring.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c，1982.

[3]Kim H，Ji J，Kao D.Burnout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Social Workers：A Three-Year Longitudinal Study.Social Work[serial online]，2011(7).

[4]李瑶.社区工作者职业倦怠表现与原因研究[D].兰州大学，2015.

[5]孙铁.西安市一线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D].西北大学，2015.

[6]石亚，史天琪.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01)：150-152.

[7]任云霞.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状况的调查——以深圳社工为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40-45.

[8]李静静.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评量、因素鉴别与干预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9]黄文斌.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15d03)的研究成果。

徐莎莎(1988-)，女，四川达州人，硕士，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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