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2017-02-27 21:15张振龙
关键词:投壶游艺斗鸡

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汉魏之际; 文人; 游艺; 文学

从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游艺作为游戏的艺术,和文学不仅都是属于艺术这一大的门类,而且游艺是文学得以产生发展的动因之一,所以游艺和文学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这在文学艺术理论家的许多论著中都有相关论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文学起源于游戏说,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我国近代的王国维、当代的朱光潜等对此都有精彩阐释。尽管文学的起源有很多原因,游戏也并不是文学产生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游戏说确实揭示出了游艺和文学之间在发生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存在的内在关联。我国古代的游艺和文学的关系也不例外,只不过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春秋战国时期是游艺和文学相对混而未分的时期,人们对游艺和文学关系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明晰,两者往往相互交融。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游艺和文学的关系逐渐疏远和分化。这种分化直到从东汉中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才发生了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进一步密切了游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就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言,对汉魏之际游艺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为此本文主要就该时期的游艺和文学关系新变的具体表现做一透视。

一、文人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新变的表现之一,就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人开展的游艺活动和文人文学创作活动合二为一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文人在参与游艺活动的同时,又以游艺活动为描写对象来进行文学创作,实现了在游艺活动中创作和在文学创作中游艺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这种情况在东汉中期之前文献中也有记载。如西汉景帝时,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葛洪《西京杂记•梁孝王宫囿》云: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渚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①

在梁孝王与文人进行游艺活动的过程中,有时就有文学创作。葛洪《西京杂记•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载:

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②

汉武帝时也有在开展游艺活动时命文人创作的情况。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云:

(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③

不过总体而言,这种情况在东汉中期之前并不普遍,只是个别现象。

但到汉魏之际,文人在游艺中创作、在创作中游艺则成为文人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在建安文人汇集邺下时期成了文人活动的一种常态。此时文人在西园、南皮等地举行的游艺活动就是典型的表征。《三国志集解》卷二一引赵一清曰:“《名胜志》:西园在邺城西,魏曹丕同弟植宾从游幸之地也。”④南皮也是他们经常的游幸之地。在西园、南皮举行的游艺活动中,多伴有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就是说这些活动本身既是文人游艺和文学创作的共同载体,游艺和文学创作也是整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合二为一的。如建安十六年(211)曹丕、曹植兄弟和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应玚等在西园、南皮开展的游艺活动,在活动中文人就以游艺活动为书写内容,相互诗赋唱和。对此建安二十年(215)曹丕的《与吴质书》曾回忆曰: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⑤

裴松之注引《魏略》载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又回忆曰: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⑥

从以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判断出西园、南皮之游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妙思六经,逍遥百氏”“高谈娱心”的学术交流,有“弹棋闲设,终以博弈”的棋奕对弈,有“哀筝顺耳”“悲笳微吟”“丝竹并奏”的音乐欣赏,有“驰骛北场”的游猎之乐,有“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和“觞酌流行,酒酣耳热”的宴集欢饮,更有“仰而赋诗”的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和其他游艺活动形式一起成为整个活动的有机内容。当时参加西园、南皮之游活动的文人除曹丕、曹植兄弟外,还有王粲、陈琳、徐干、应玚、阮瑀、吴质等。现存曹丕的《芙蓉池作》,曹植的《公宴》《侍太子坐》,刘桢的《公宴诗》,王粲的《公宴诗》,阮瑀的《公宴诗》,应玚的《公宴诗》,陈琳的《公宴诗》等作品也是此时游艺活动过程中创作的。曹植的《公宴》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⑦诗中就明确指出了游艺的地点为西园。不仅如此,此时文人创作的作品中,也直接描述了他们当时边从事游艺边从事文学创作的情形。这从应玚《公宴诗》中所说的“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⑧;刘桢《公宴诗》中所说的“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⑨等诗句中,就可得到说明。

汉魏之际文人在游艺活动中伴有文学创作的,据史料记载还有:曹丕为太子时,和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文人在北园及东阁讲堂赋诗。《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云:

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⑩

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游西园,登铜雀台,命曹丕、曹植兄弟作赋。曹丕的《登台赋》序云:

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

曹丕、曹植和曹操的《登台赋》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创作的。建安十八年(213),陈琳、王粲、应玚、刘桢等创作的同题反映狩猎活动的赋作,也是这些文人随从曹操狩猎时创作的作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此有具体记载:

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

在这次由曹操组织发起,曹丕和建安诸子等文人参与的游猎活动中,活动本身也包括了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是作为整个狩猎游艺活动的一部分出现的。另外,曹丕在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时,也曾伴随有文学创作活动。其《戒盈赋》序曰:

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

还有一些文献,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文人的创作是在游艺活动中进行的,但也可以间接说明当时文人进行的游艺活动中伴有文学创作乃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如《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云: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

甚至后来的文人在谈及汉魏之际文人的创作时还津津乐道。《晋书•阎缵传》引缵上疏也曰:

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干、刘桢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

还有一些作品,据文献和内容可以确定当为文人从事游艺活动时所作。如曹丕的《于谯作》是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设伎乐百戏犒赏六军和百姓时创作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云:文帝黄初元年“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裴松之注引《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他的《孟津》是建安二十年(215)在孟津宴饮时即兴所作,其他的如《诗•行行游且猎》《诗•巾车出邺宫》是曹丕狩猎时创作的诗歌,《善哉行二首》《夏日诗》《东阁诗》也是其参与游艺时创作的作品。曹植的《箜篌引》《当车已驾行》为宴饮宾客而作,《元会》是太和六年参加正月元日朝宴所作。如曹植的《娱宾赋》所言:

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遂衎宾而高会兮,丹帏晔以四张。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

在此篇赋作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宴游活动的丰富内容,有热闹的酒会,有齐郑妍倡优美动人的歌舞,有雅士的高谈阔论,有文人的即兴创作,参与的文人雅士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优长,各展其才,各显其能。文人雅士的口头创作、书面创作与歌舞酒会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这次文人的游艺盛会。建安十六年(211)前后,出现了曹植、刘桢、应玚等文人创作的反映“斗鸡”娱乐休闲活动的《斗鸡诗》,对当时文人“斗鸡”活动给予了生动描写与再现。这些《斗鸡诗》就是在斗鸡活动中创作的,其创作本身也成为斗鸡活动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汉魏之际文人在开展游艺活动时,同时以游艺活动为内容进行创作确实是该时期文人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统一的一大表征。

其次,汉魏之际不少文人既是游艺的爱好者,又是游艺文学的创作者,集游艺的爱好者和游艺文学的创作者于一身,达到了游艺活动主体和游艺文学创作主体两者的同一。因为汉魏之际有不少当时文坛上的文学家,也是某一或某些游艺的爱好者。在东汉中期之前,游艺的爱好者和游艺文学的创作者在很多情况下分属不同的主体,游艺的爱好者就是游艺的爱好者,一般不是游艺文学的创作者;游艺文学的创作者就是游艺文学的创作者,一般不是游艺的爱好者。如西汉司马相如和刘向等,作为当时文坛的代表作家,前者创作了《子虚赋》《上林赋》等反映帝王游猎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后者创作了《围棋赋》《行弋赋》《行过江上弋雁赋》《弋雌得雄赋》等反映围棋、狩猎等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但史书没有关于他们喜爱游艺的记载。东汉中期之前游艺的爱好者,如以围棋著称的弈秋和杜夫子,以斗鸡出名的王奉先,以投壶赢得时誉的郭舍人、祭遵,以射覆闻名的东方朔,以六博见长的薄昭、吾丘寿王、许博昌,以蹴鞠载入史册的董偃,以百戏为人称道的鞠道龙、马援等,也没有相关的游艺文学作品传世。当然此时也有像枚乘和杨雄等这样的文人,他们既参与了帝王组织的游猎活动,又创作了反映游猎活动的赋作。但他们也不是当时游艺活动的爱好者。

可是到了汉魏之际,集游艺的爱好者和游艺文学的创作者于一身则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如马融,史载“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他自己在《长笛赋序》中也云:“性好音,能鼓琴吹笛”;又创作有《围棋赋》《樗蒲赋》等描写围棋赋、樗蒲等游艺活动的作品。蔡邕善音乐,史云“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他创作有《弹棋赋》《祓褉文》等游艺文学作品。曹操喜爱音乐、书法,善围棋,好射猎。《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也说:“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魏书》曰:“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张华《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他的《鼓吹令》《短歌行二首》其二和《气出唱三首》其二等作品就有关于游艺内容的描写。王粲善投壶、音乐、弹棋,还是当时著名的围棋专家。《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曹植《王仲宣诔》云:“何道不洽,何艺不闲。棋局逞巧,博弈唯贤。”王粲创作的游艺文学主要有《公宴诗》《围棋赋序》《弹棋赋序》《羽猎赋》《投壶赋序》等。曹丕精通击剑、围棋、斗鸡、射猎,尤好弹棋。史曰“时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他在《典论•自叙》中曰:“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麞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他创作的《夏日诗》《艳歌何尝行》《校猎赋》《弹棋赋》等作品就是反映游艺活动的。阮瑀也善音乐,能鼓琴。《文士传》云:

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

在这次活动中阮瑀即兴创作了《琴歌》。曹植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修养情深,并擅长击剑、跳丸、斗鸡;邯郸淳也是当时有名的游艺专家。《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而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

曹植保存至今的游艺文学作品,主要有《名都篇》《侍太子坐》《白马篇》《箜篌引》《当车已驾行》《当日来大难》《元会》《娱宾赋》《节游赋》《射雉赋》《斗鸡诗》《宴乐赋》等;邯郸淳的有《投壶赋》《艺经》等。以上所举的马融、蔡邕、曹操、王粲、曹丕、阮瑀、曹植、邯郸淳等文人,皆是当时游艺活动的爱好者,有不少还是某一或某些游艺活动的专家;同时又是当时文坛著名的作家,并且都创作了保存至今的游艺文学作品。这充分说明在汉魏之际的文人群体中,集游艺的爱好者与游艺文学的创作者于一身的文人,不仅普遍,而且其中多为同时执游艺界和文坛之牛耳者,真正达到了游艺活动主体和文学创作主体的同一。这是之前文人所无法比拟的,即使是与以后的文人相比,也是游艺和文学在主体上实现完美结合的典范。

所以,汉魏之际文人在开展游艺活动的同时,往往伴有文学创作,成为当时文人游艺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不仅是这个时期文人游艺活动的特色,更是文人游艺活动和文学活动同一的典型表现,从文人游艺活动、游艺文学创作本身的角度反映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相统一的新变化。

二、文人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新变的表现之二,就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东汉中期之前,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虽然已经出现,但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一方面,此时文人还没有把游艺作为文学反映的独立对象,只是作为其他主题的附庸而被描写的。如先秦时期的《诗经》《左传》《论语》《楚辞》《孟子》《战国策》《庄子》等典籍中对游艺的零星描写和记载,就是如此。还有些作品虽然从内容上看,是描写游艺的文学,像《吴氏春秋》记载的《弹歌》,《左传》记载的《投壶辞》,《诗纪》所载的《石鼓诗》,西汉刘向的《围棋赋》《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弋雌得雄赋》,杨雄的《奕旨》等,或描写射猎,或描写投壶,或描写围棋等。但这些作品描写游艺的目的还不在于游艺本身,而是在于游艺所蕴含的伦理政治意义。如刘向的《围棋赋》描写围棋时云:“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从现存的这几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教育功能。他的《行弋赋》《行过江上弋雁赋》《弋雌得雄赋》,现仅存篇目而无文辞,见于《太平御览》卷八三二引刘向《别录》,其云:“有《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弋雌得雄赋》。”由题目可知这三篇赋作是描写狩猎活动的作品。但从刘向生活的时代来推断,这些作品也应是以讽谏为目的的。刘向之后杨雄的《羽猎赋》《长杨赋》是反映天子游猎的赋作,东汉时期崔骃的《博徒论》、班固的《奕旨》,分别为描摹“博徒”这一从事六博活动者和围棋活动的作品。这些作品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游艺文学。原因在于当时游艺还没有从其他职业中独立出来,还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活动被文人所关注。同时就文人的创作意识而言,他们创作这些作品的自主意识总体上还没有达到自觉。如汉赋中有关游艺活动的描写就属于这种情况。甚至杨雄认为辞赋创作是“雕虫篆刻”。另一方面,此时文人作为游艺活动的爱好者和游艺文学的创作者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独立。《汉书•严助传》云:“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武帝)颇俳优畜之。”同书《东方朔传》亦曰:东方朔等文人只是“在左右,诙啁而已”,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以优”。又同书《枚皋传》也言:“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文人创作游艺文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游艺,而是为了讽谏。所以东汉中期之前的游艺文学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

到了汉魏之际情况却发生了重要变化,涌现出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首先,此时的文人已经开始把游艺活动作为文学反映的独立对象,并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例如李尤的《鞫城铭》《围棋铭》,张衡的《羽猎赋》,黄宪的《机论》,王延寿的《千秋赋》,马融的《樗蒲赋》《围棋赋》,边韶的《塞赋并序》,蔡邕的《弹棋赋》,应玚的《奕势》《驰射赋》《校猎赋》《西狩赋》《斗鸡诗》,刘桢的《大阅赋》《斗鸡诗》《公宴诗》《射鸢诗》,陈琳的《武猎赋》《公宴诗》,王粲的《弹棋赋序》《围棋赋序》《投壶赋序》《羽猎赋》《公宴诗》,杨修的《节游赋》,邯郸淳的《投壶赋》《艺经》,曹植的《射雉赋》《斗鸡诗》《娱宾赋》《节游赋》《射雉赋》,曹丕的《校猎赋》《弹棋赋》,丁廙的《弹棋赋》,夏侯惇的《弹棋赋》等,这些作品从篇名上看就是以游艺活动的名目来命名的,每一篇作品的内容都是围绕某一游艺来展开的。如李尤的《围棋铭》对围棋这种游艺的功能给予了阐释,认为“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间,玩弄游竟。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马融的《围棋赋》把围棋理论与军事理论、围棋之法与用兵之法结合起来。如开篇所云:“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直接把围棋之法与用兵之法相提并论,把三尺围棋之局比作用兵之战场,指出在双方士卒相当的情况下,拙者无功弱者先亡。接着则对黑白双方之间的攻防之势给予了生动描绘:

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目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击虚兮,跄跭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猒于食兮,坏决垣墙。堤溃不塞兮,泛滥远长。横行阵乱兮,敌心骇惶。……穷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

此段比较形象地展示了对弈过程中对弈者或自保迎击,或贪食险溃,或棋行险道,或羊入虎口等险象环生的局势和绝妙的行棋方法。在涉及具体的围棋战术时,提出了“保角依旁”“徘徊中央”的战略战术,即摆棋要据守四方,行棋要徘徊中央。马融不仅将围棋和军事相结合,而且还突出了行棋的具体谋略,即“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应玚的《奕势》开篇也以战事来比棋奕:“盖棋弈之制,所由来尚矣。有像军戎战阵之纪”;接着以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七个军事战例,来对棋奕的七种战术进行了总结,比喻贴切,形象生动,为人们了解和学习这种游艺活动,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而且提供了实践上参照,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其次,汉魏之际文人的游艺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游艺,不仅仅把游艺作为独立的对象予以表现,更重要的是把游艺作为了一种独立的职业来描写。其典型体现就是此时文人游艺文学中所描写的游艺,特别突出了“游”与“艺”的特质,从之前文人对游艺的政治、军事、伦理等功能的展示转向了对游艺的技艺、娱乐、审美等艺术功能的书写,重点彰显了游艺在交流情感、增加友谊、陶冶性情、审美愉悦等方面的作用。如曹丕的《弹棋赋》,开篇就指出弹棋是一种蕴含丰富智慧和高超技艺的游艺活动:“惟弹棋之嘉巧,邈超绝其无俦。苞上智之弘略,允贯微而洞幽。”并对弹棋者精湛的弹棋技艺进行了详细描绘:“尔乃详观夫变化之理,屈伸之形,联翩霍绎,展转盘萦,或暇豫安存,或穷困侧倾,或接党连兴,或孤据偏停。”接着着重对观众观赏游艺活动时的诸种神态和表现给予了生动展现:“于时观者莫不虚心,竦踊咸侧,息而延伫;或雷抃以大噱,或战悸而不能语。”他们有的抬脚翘首,有的屏吸静观,有时鼓掌叫好,有时紧张不语。观赏者的表现和神态随着游艺活动的展开和游艺者的精彩表演、棋势争夺的变化而变化,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有亲临其境之感,把观赏者通过对活动的观赏所获得的审美体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再如邯郸淳的《投壶赋》,首先对投壶的起源、功用、形制等进行了介绍,之后则重点对投壶者投壶的高超娴熟的技法、技巧作了描绘:一是绝伦之才和尤异之手,他们“撮矢作骄,累掇联取。一往纳二,巧无与耦。”即同时掷出两矢,又同时投中壶中,巧妙无比,所以“斯乃绝伦之才,尤异之手也”;二是技巧妙丽和希世寡俦者,在“柯列葩布,匪罕匪稠”的情况下,他们仍可以“矧回绝之所投”,即在壶口放置一些树枝、花朵以增加投壶的难度,但对他们来说就像没有设置障碍一样,依然能顺利地将矢投入壶中,所以“惟兹巧之妙丽,亦希世之寡俦。”文章最后对投壶活动的娱乐功能进行了阐释:“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必中以微观。悦举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瑰玮百变,恶可穷赞。”揭示了投壶活动给人带来的身心愉悦,并说明了这种活动瑰丽奇伟、变化万端,其奥妙难以尽述。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人参与游艺的过程就是展示自己游艺技能高低的过程,以及性情得到陶冶和获得娱乐的过程,也是他们沟通情感、增进了解和加深友谊的过程,更是竞技双方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创新发展的过程。游艺不仅仅是文人消遣娱乐“游”的活动,而且成了文人提高游艺的专业技能和观赏性、审美性的“艺”的活动。这样从事游艺活动的文人就自觉地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以前对游艺的政治伦理等功能的关注,转向了对游艺活动本身“艺”的专业技能和观赏性、审美性的重视。

第三,就文人的创作意识而言,他们创作这些作品的自主意识走向了自觉。汉魏之际文人无论是作为游艺的爱好者,还是作为游艺文学的创作者,他们的身份地位已经普遍得到社会的认可,开始步入独立的时期。这在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如边韶的《塞赋》序云:“余离群索居,无讲诵之事。欲学无友,欲农无耒,欲弈无塞,欲博无楮。问:‘何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试习其术,以惊睡救寐,免昼寝之讥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极,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书其较略,举其指归,以明博弈无以尚焉”。在边韶看来,“塞”这种游艺活动和讲诵、学习读书、农耕等活动一样,与围棋和六博等游艺活动一起,已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形式。边韶在序中说明了他学习“塞”这种游艺的缘由、目的和喜爱这种活动的原因。他开始学习的目的是“以惊睡救寐,免昼寝之讥”,但随着自己的不断学习和实践逐步认识到了“塞”这种游艺的“精妙而足美”,在态度上也从起初的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最后发展到喜爱。尤其是作者特别点出他之所以创作这篇游艺文学作品,就是为了向大家介绍“塞”这种游艺的精妙,以及它所具有的博弈这种游艺所无法比拟的“其用物也约,其为乐也大”的审美愉悦功能。这个时期另一篇有关“塞”这种游艺的作品是王朗的《塞势》。可惜现在我们只能见到该文的一小部分。其文如下:“余所与游处,惟东莱徐先生。素习《九章》,能为计数。问何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试习其术,以惊睡焉。”在此作者也记载了他了解“塞”这种游艺的机缘和他学习的目的,与边韶赋作的序文有相似之处。作者学习“塞”的目的也是为了“以惊睡焉”,借以驱赶自己的困意。这说明边韶、王朗作为“塞”这种游艺的爱好者和《塞赋》《塞势》的创作者,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此时文人创作游艺文学作品自主意识自觉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关于游艺的理论著作,黄宪的《机论》和邯郸淳的《艺经》就是代表。如黄宪在《机论》中借韩人善弈者之口,对围棋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即弈之道在于虚实相生。认为“弈之机,虚实是已婚,实而张之以虚,故能完其势;虚则击之以实,故能制是形。是机也,圆而神,诡而变,故善弈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贪,先机而后战,是以势完而难制”。这反映出汉魏之际文人的围棋观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技术和技能,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对围棋的本质、围棋之道予以揭示,说明当时文人对围棋这种游艺的竞技性和专业性需求,不只满足于技术和技能的层面,而要向更高的弈之道的“艺”的境界迈进。再如邯郸淳在《艺经•棋品》中对围棋这种游艺所达到的境界进行了划分和总结,把围棋分为九个品第:“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会稽典录》又云:“三国鼎峙,年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说明当时人们学习蹴鞠这种游艺也非常普遍,已经把其作为一种职业爱好来学习和对待了。这由韦曜的《博弈论》也可以推知当时文人从事博弈的盛况。史载孙和“常言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后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为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者也。……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于是中庶子韦曜退而论奏,和以示宾客。时蔡颖好弈,直事在署者颇斅焉,故以此讽之。”从反面也为我们提供了游艺作为一种职业在文人中颇受青睐的例证。正是因为文人从事游艺的意识自觉了,也促使文人创作游艺文学作品的意识走向了自觉。

可见汉魏之际,从文人创作的反映游艺作品的数量上,从游艺文学描写游艺的独立性上,从文人创作游艺文学作品的自觉意识和身份地位上,皆彰显出文人创作的游艺作品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标志着游艺文学以独立的姿态成为文学百花园中光彩夺目的奇葩。

三、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学观念在思想上达到了融合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新变的表现之三,就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即文人的部分游艺观念转化成了文人的文学观念,文人的部分文学观念也转化成了文人的游艺观念,形成了文人的文学观念和文人的游艺观念的融合统一。由于文人的游艺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文人的经验积累、总结,形成了文人对游艺和文学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等有比较系统的认识。由于文学与游艺具有天然的互通性和关联性,此时的文人作为游艺活动的爱好者和游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对游艺本身的娱乐性、艺术性和文学创作本身的娱乐性、艺术性都有切实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又有意无意地蕴含在游艺文学创作之中,这就自然赋予了游艺文学作品以丰富的内涵,即包含了文人对游艺和文学创作的双重体验,进而实现了游艺观念和文学观念之间的互通与转化。这在此时期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的游艺文学作品表现了作者作为游艺的爱好者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身心愉悦和快感,这种身心愉悦和快感同时也成了游艺文学作品本质和功能的有机成分。如应玚和曹植的《斗鸡诗》,是与其他文人参与斗鸡游艺活动时即兴同题应和之作。应玚的诗开篇写自己正在为没有什么可以消遣娱乐而担心忧惧、闷闷不乐,急切寻求心理放松的情况下,适逢曹氏兄弟邀大家至游戏之场斗鸡娱乐;再写争斗双方分组布阵,雄鸡动作敏捷、技艺超群,经过从早到晚的激烈争斗也不分胜负;最后写斗鸡的精彩表演给宾主带来的极大愉悦和欢欣:“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博奕非不乐,此戏世所珍。”指出博弈这种游艺固然能够给人们带来乐趣,但与斗鸡相比还不可同日而语。曹植的《斗鸡诗》开篇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写曹氏兄弟看遍了美妙的歌舞、听倦了悦耳的宫商,深感寂寞无事、百无聊赖之时,手下宾客则进献斗鸡作为取乐的方式;中间集中描写斗鸡的场面,细致传神,声情并茂;最后抒发了获胜的雄鸡希望得到主人的帮助,继续与其他雄鸡争斗、独占鳌头的愿望。

从应玚、曹植两人的《斗鸡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诗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心境不同,对斗鸡这种游艺的书写也有差别,但他们作为斗鸡游艺活动的爱好者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娱乐和欢愉则是相同的。他们作为斗鸡游艺活动的爱好者,一方面,这种娱乐和欢愉既是他们对斗鸡游艺活动本身的愉悦性和竞技性等特征体验的结果,又是他们对斗鸡游艺活动本质、特征、功能、价值等系统认识之后所形成的有关斗鸡游艺观念的显现;另一方面,他们参与斗鸡游艺活动所获得的娱乐和欢愉的体验,是借助于《斗鸡诗》这类游艺文学作品来表达的,所以他们获得的体验也就自然成为《斗鸡诗》这类游艺文学作品本质、功能的有机成分,并转化为有关《斗鸡诗》这类诗歌的观念。这样应玚和曹植有关斗鸡游艺活动的观念和有关《斗鸡诗》这类诗歌的观念就达到了融合。再如阮瑀《公宴诗》中的“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对自己参与游艺时获得的娱乐体验也给予了生动展示;应玚《驰射赋》中的“于是阳春嘉日,讲肆余暇,将逍遥于郊野,聊娱游于骋射。”则直接道出了骋射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消遣。这些娱乐体验也是作者作为一个游艺的爱好者在活动中获得的,也是通过相应的游艺文学作品来表现的,两者是相互融合的。

其次,有的游艺文学作品表现了作者作为游艺的观赏者,在欣赏时所获得的娱乐和美的体验,展现了游艺的观赏价值和意义,这也成为游艺文学本身价值的重要内容。如蔡邕的《弹棋赋》开篇描写春季花开景美时节,人们布棋对阵,棋子雕刻华美,其腹部隆起、两端狭小犹如鼓形,中间低伏,周边高起,轻巧圆润,便于弹击,易使骋驰;接着具体展示了弹棋的精妙技法,把弹棋与用兵相比,突出了其给人带来的嬉戏和欢娱:“因嬉戏以肄业,托欢娱以讲事。”并对弹棋棋盘的质地、纹理、平滑、光泽等精美的材质进行了描绘,最后揭示其蕴含的非凡技艺和智慧。我们在阅读蔡邕这篇作品的时候,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作者是以观赏者的身份和游戏的心态来写作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弹棋这种游艺活动给观赏者带来的审美愉悦。这种审美愉悦尽管是观赏者在欣赏弹棋的过程中获得的,但又是蔡邕借助于赋这种文学样式来承载的,所以也就成了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如此,弹棋活动的观赏价值与意义,跟描写弹棋的游艺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意义实现了有机的融合。

邯郸淳的《投壶赋》对投壶活动的娱乐功能的阐释也可作如是观,即《投壶赋》中所昭示的投壶这种游艺活动的娱乐功能和价值,不仅是邯郸淳作为一位游艺的观赏者,在欣赏时所获得的有关投壶游艺活动的娱乐观念的体现,也是其所创作的《投壶赋》这篇游艺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学观念的反映,是邯郸淳相关投壶游艺观念和投壶游艺文学观念的融合统一。作品首先说明了投壶的历史、形制等基本知识;中间重点描写了两类投壶者的代表,即具有绝伦之才的尤异之手和技巧妙丽的希世寡俦者的投壶技法、技巧;结尾阐发了投壶活动的娱乐审美作用。从文中“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悦举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瑰玮百变,恶可穷赞”的言语,我们就能得知,投壶活动不仅能够调节人的身心,使人感到放松舒适,使观赏者赏心悦目,让人精神愉快而不知疲倦,而且这种活动瑰丽奇伟、变化万端,奥妙无穷。马融在《广成颂》中也对狩猎活动给观赏者所带来的审美愉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欣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狩猎既能使观赏者获得“睹羽旄之美”视觉上的美的享受,也可使观赏者获得“闻钟鼓之乐”听觉上的美的体验,成为人们“欢嬉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寄心游艺、娱情乐志的载体和平台。这种游艺观赏者的体验一旦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成了游艺文学作品本身思想观念的体现,使观赏者的游艺观念和游艺文学作品的文学观念达到了水乳交融。

第三,有的游艺文学作品表现了作者身兼游艺的爱好者和游艺文学的创作者双重身份所获得的双重娱乐体会和审美享受。如曹丕的《典论•自叙》在追叙自己与建安其他文人一起开展游艺活动的经历时,就兼含了曹丕作为当时游艺的爱好者和《典论•自叙》的创作者双重身份的经历体验。其相关文本如下:

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麞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卻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

曹丕的这段文字自叙了成长过程中所从事的骑射、狩猎、击剑、弹棋等游艺的经历。从叙述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自我欣赏之意。因为作者不只是叙述自己的游艺经历,更重要的他是以评论者、欣赏者和创作者的姿态来叙写自己的感受与体会的。一方面,他在讲述自己的游艺经历时,记忆中活动的娱乐和审美体验就会自然被激活,成为作者描写的内容,这从文中作者运用的有关词语就能反映出来。如“少好”“不衰”“心每不厌”“非至妙”“斯则妙”“笑曰”“每为若神”“尽其巧”等,这些用语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作者活动时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以文学的形式来叙写自己的游艺经历,在叙写时又是以评论者、欣赏者和文学家的视角来审视与表达的,又蕴含有作为评论者、欣赏者和文学家的娱乐和审美体验。如作者以评论者的视角来描写的,文中对荀彧所说的“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张京的拊手曰“善”等用语的引用,就是典型;以欣赏者视角来表现的,文中对在场观众“左右大笑”“坐中惊视”“一坐尽欢”等反应的刻画,就是例证;以文学家的笔触来书写的,文中对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和荀彧谈论至妙之射术,与邓展的击剑比赛,以及自己创作《弹棋赋》缘起等内容的叙述,就是代表。以上这些字里行间都寄予着曹丕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判断。这些情感体验和审美判断,既是游艺的也是文学的,既是对游艺本质、功能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对文学本质、功能的认识和总结,是游艺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合一和集中体现。

再如曹植的《名都篇》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文人的游艺生活。诗中不仅有斗鸡、走马游艺活动的描写,还对射猎、宴饮、蹴鞠、击壤等游艺活动进行了叙述。从“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来看,主人公的射技和蹴鞠、击壤的技艺相当高超,既赢得了众人的连口称赞,自己也获得了身心的娱乐。这种身心娱乐,是曹植作为身兼游艺的爱好者与《名都篇》这首游艺诗歌的创作者双重身份所获得,是两种活动体验的融合统一。所以就该时期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而言,既描写了游艺开展时带给爱好者的娱乐和美的体验,展现了游艺活动的观赏价值和意义;又表现了文人创作这些游艺文学作品时给作者带来的娱乐和美的体验,突显了游艺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文人开展游艺的目的和创作游艺文学的目的取得了一致。从文人开展的游艺活动和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的实际效果来审视,他们在欣赏游艺活动和创作游艺文学作品时也确实获得了娱乐和美的享受,包含了游艺爱好者和文学创作者所获得的双重娱乐,文人从游艺中所获得的娱乐体验借助于游艺文学作品来表现,文人在文学创作中所获得的娱乐体验也蕴含在文本之中。这就决定了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艺术观念,既有来自游艺活动的,也有来自文学创作活动的,是文人游艺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有机融合和统一。

不仅如此,汉魏之际文人的这两种观念的融合统一还表现为两者的相互影响与彼此推动上。一方面,汉魏之际文人的游艺观念在借助于游艺文学来表达的时候,就有意无意推动了文人的游艺文学创作,从而使文人的游艺文学创作走向自觉,并在游艺文学作品中对文人的游艺观念予以自觉的表现,这样也就进一步促使了文人的游艺观念向文学观念的转化。另一方面,汉魏之际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由于承载了文人的游艺观念,所以文人的游艺观念又通过文学这一载体得到了有效传播,使文人的游艺观念在文人阶层进一步普及,并深化了文人对游艺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如此游艺文学观念中所蕴含的文人游艺观念,又反过来推动了文人的文学观念向文人的游艺观念的转化。这种双向互动使文人的游艺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融合程度得到不断提升与加强。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我们上文所分析的汉魏之际文人游艺观念与文学观念的融合,就是在文人的游艺活动和游艺文学创作活动的长期实践中相互影响、彼此推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正是这种变革,促成了文人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关系的深化与新变。这主要表现在文人游艺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的合一,文人创作的真正游艺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文人游艺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有机融合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该时期文人游艺活动的文学化和文学创作活动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①②葛洪:《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2页,第103页。

④卢弼:《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22页。

责任编辑王雪松

On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tainment and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Wei Dynasty

Zhang Zhenl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The decades from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Emperor Wei Ming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a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and also a golden 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tainment and literature , which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i’s entertainment and literature. The change can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literati’s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activities achieved unity; Secondly, lots of typical entertainment literary works appeared; Thirdly, the literati’s ideas on entertainment and literature integrated into an organic system. The ful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penetrat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ultimately made the literati’s entertainment literature-oriented and literature entertainment-oriented at the same time,mar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s entertainment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rising to a new level.

the period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Wei Dynasty; literati; entertainment; literature; a new change

2017-06-25

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两汉文人活动及其文学价值研究”(2017-JCZD-011);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魏之际文人风习转型及其文学影响研究”(14BZW043);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汉魏文人风习与文学”(2016-YXXZ-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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