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明结婚”：民国时期广东台山婚礼的变化

冉琰杰

(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江门 529020)

乡村“文明结婚”：民国时期广东台山婚礼的变化

冉琰杰

(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江门 529020)

清末民国时期，广东侨乡台山的知识精英鼓吹婚嫁改良，一些受过新式教育者、基督教徒、华侨或华侨子女在县城或乡村举行了“文明结婚”。分析这些“文明结婚”的现象，探讨“文明结婚”的原因，关注“文明结婚”者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以地方个案研究丰富对近代中国婚俗转变的认识。

文明结婚；基督教徒；华侨

“文明结婚”出现于清末①， 民国年间逐渐增多，它与古代儒家婚仪妇至夫家成婚的“亲迎”②程式不同，也不同于广大乡村传统的民间婚俗。近代“文明”一词是作为civilization之译语，有取法欧美日本，进行社会改革的价值取向。[1]文明与结婚有联系，也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改革的背景。以往关于“文明结婚”的研究，大都认为“文明结婚”受西式婚礼影响，发生在沿海通商口岸及大城市，主要被华侨、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倡导和实践，特点是删繁就简、崇尚节俭，有一定进步性，不过社会旧婚俗仍占上风，所以“文明结婚”呈现“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过渡性。③研究很少关注“文明结婚”者的宗教信仰，④较少深入讨论“文明结婚”的原因以及乡村中“文明结婚”的现象⑤。

本文探讨民国时期广东台山县城及乡村中的“文明结婚”。台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1914年由新宁改名而来，它南靠大海，有很多乡民到广州、香港、澳门，以及国外谋生，侨乡台山与海外有密切的联系。民国时期，台山地方刊物报道“文明结婚”，虽然只是零星个案，但是仍然可以从中分析结婚者的身份，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结婚仪式的多样性，并且藉此跳出新旧“过渡性”的简单论述，分析“文明结婚”出现在县城及乡村的原因。

一、改良婚礼的倡导

清末民国时期，以社会改革为己任的读书人关注社会之基石——家庭的改良，其中婚姻家庭观念、婚礼仪式、婚姻家庭立法等问题讨论热烈。然而观念总有争议，立法也是滞后的，唯有婚礼贴近人们的生活，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改良婚礼的倡导与新式婚礼的实践，受到改革家和革命者的重视，认为：“政治之改革，决不能不先社会之改良，而社会之改良，尤必在男女之进化……我今日世俗之婚制，固亦未尝无礼式矣。然而繁文错杂，通人窃笑，秽谬多端，智者见羞，误以传误，古礼无存，此野蛮之礼式而非文明之礼式也。”[2]言下之意，中国人的婚礼不再遵照《礼记》或《朱子家礼》设定的礼仪程式，从婚礼层面已不能体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形象，婚礼必须向文明礼式转变。那么，什么是文明的婚礼？

广东新宁(台山)致力于地方自治和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使婚礼文明以促进社会风俗之改良，他们在地方自治刊物、乡刊族刊中，批评婚嫁论财、婚事靡费的现象。有人就认为，由于出洋之人众多，他们赚了钱寄回家，能让亲人过优裕的日子，故而侨乡婚嫁竞尚奢侈，造成家庭经济负担。“有办一婚事而费一二千金者矣，至少亦需五六百焉，有嫁一女而费千余或数百金者矣，最贫者亦要一二百焉。”[3]针对嫁娶奢侈的现状，1909年塘头乡自治会提出“改良婚姻”的议案，“限礼金一百元，礼饼一千枚，柜一只，椅二张，箱二只，衣裳六十件，男女家均从其俭。”[4]1913年，地方教育界人士在其所办《新宁杂志》上登载《广东改良婚嫁总会婚嫁专章》，主张婚姻礼节从简。议婚时，革除男女算命问神的习惯，不计较聘物妆奁多寡；定婚信物不拘贵贱；行聘礼物以简为贵；亲迎仪仗一概从省；婚礼以开会的形式举办，有主婚人证婚、新人相对行三鞠躬礼、新人见亲族行礼(对长辈一鞠躬，对平辈执手)、来宾致颂词演说、新人答谢演说等环节。[5]

该章程对婚仪的改革，极有可能参考了同时期通商口岸尤其是香港和广州的“文明结婚”仪式。1906年，新宁何某之子与新会李某之女在侨居地香港结婚，两位均穿西式服装，脱帽行礼，新郎父亲致颂词，新娘父亲演说，接着来宾演说。此形式被广州《时事画报》赞为“文明结婚”，报道还称何某曾游学欧美，“李固港中富商，素颇开通，女亦少习英文，醉心欧化”。[6]此推测两家改变传统婚礼，是因为他们在香港或欧美的生活中，了解也比较接受欧洲婚俗，他们愿意并有经济条件做出改变。同样，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会通的广州也出现“文明结婚”，特点是新人相对行三鞠躬礼，对父母、来宾皆行鞠躬礼，来宾祝颂词、演说，最后是茶会。[7]从现存史料来看，在婚嫁改良的宣传及“文明结婚”报道的影响下，新宁(台山)至少在1913年就有“文明结婚”的个案。据该年《新宁杂志》读者称：“近读本报，所纪各乡各族，及某某男女志士，实行文明结婚之事，乃其礼节，几于无期不有，实足为吾邑礼俗进化之明征。”所谓“礼俗进化”，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行聘简便，“一切物品可以撙节，既免争论，又不伤财”；第二、嫁妆“但取其轻便适用者，随意供给，而不必有一定之限额”；第三、迎亲时“省一切仪仗之繁，又限以一定之时刻，可免诸多俟候”；第四、只以茶会宴客，应酬减少；第五、免闹洞房；第六、来宾演说，“使参观者于以油然生其敬慕，由敬慕而模仿，由模仿而改良”，有助于移风易俗。[8]

关于第一、二点，聘礼嫁妆不以财多为论，其实就是减轻家庭办婚事的经济负担。第三、四、五点，要结合当时台山的婚俗来理解。按旧俗，婚嫁当天新郎行冠礼，“上头公”一边为新郎梳洗，一边唱祝词，黄昏时新郎派媒人迎娶新娘。新娘出阁前几天，要唱哭嫁歌。嫁人当天，先由“上头婆”梳洗，然后拜别祖先牌位，唱哭嫁歌上花轿，“上头婆”跟轿，一路“将爆谷混钱追随乱撒”。花轿到门口，新郎“踢轿”，新娘由媒婆搀扶出轿，跨过门前火堆，进入室内，然后再行礼。该夜新郎家大宴宾客，乡俗还有闹新房的恶作剧。[9]可见，简省婚礼仪节、开茶会、不闹洞房是“文明结婚”区别于台山传统婚俗的重要特征。

民国时期，台山社会的“文明结婚”不时被报道。尽管这些婚礼有一些共性，但是具体仪式细节有差异，最大的差别是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即台山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的知识分子或华侨家庭的婚礼有所不同。下文分别论述。

二、基督教仪式的婚礼

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刊物最早报道了台山基督教徒的“文明结婚”，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或者请牧师来家中证婚，有祷告、读《圣经》、唱诗等环节。这类婚礼的产生，与基督教在台山的传播密不可分。清朝中期之后，很多新宁人赴美国谋生，他们在美国接触了基督教新教差会，逐渐有华侨开始信教，并献身传教事业。1887年，美国公理会的华侨信徒回到故乡，在新宁县城建立传道组织纲纪慎会，随后又办学堂；1891年，美国长老会的华侨信徒回新宁，在县城建教堂(刚德堂)办学堂；20世纪初，北美浸信会也派信徒回新宁传教。[10]1907年，“新宁基督教青年会”成立，1910年长老会、纲纪慎会、浸信会、卫斯理会协力合办青年会。[11]青年会得以壮大，传道渐广，信徒增多。1917年，台山青年会与上述四大基督教公会组建“兴奋会”，前往台山各地布道，布道员有77人，听道者多达13300余人。[12]

在信仰基督教的氛围中，教徒们了解到基督教义对婚姻的阐释，有些教徒愿意采用基督教仪式的婚礼。1915年，台山迳头乡常安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李某结婚，新娘先在新昌埠福音堂接受牧师训勉，然后坐花轿至李家。第二日，新人在青年会礼堂举行基督教仪式的婚礼。常安小学校音乐队奏军乐，信众唱赞美诗、祈祷、读《圣经》，来宾演说，新郎讲心事谢来宾。这场婚礼也被时人称为“文明结婚”。[13]可以想象，新人显然办了两场婚礼，新娘坐轿到新郎家，这是按传统婚俗嫁娶，在青年会礼堂的婚礼，是青年教徒革新婚俗的展示。奏军乐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台山婚俗一般在婚礼中请八音班吹奏粤曲，[14]而军乐兴起于晚清，融进了西方打击乐和管弦乐的元素，曲谱完全不同于八音，婚礼奏军乐是一种时髦。清末上海的报纸就评论，上海“婚丧喜事，用军乐队很多”[15]。

1917年，台山基督教会刊物又同时报道了三场婚礼，结婚者是长老会、公理会的教徒。其中一对教徒在男方本族祠堂举行基督教仪式的婚礼，有牧师证婚、读经、祈祷、唱诗、来宾演说等环节。另外两对教徒都是在教堂(台城刚德堂、南村公理会堂)举行婚礼，刚德堂的婚礼有三百多名观众，报道也较为详细，其婚礼仪式如下：

会场悬挂万国旗，纸花，及摆列生花盆景，教内外人士云集，秩序肃然。(一)李毓椒君主席，宣布开会；(二)彭崇贞女史鼓琴，迎新人入座；(三)合众唱诗；(四)施少山君祈祷；(五)本校女生唱诗；(六)温国符牧师主理结婚事；(七)新人向主婚人及父母来宾行礼；(八)朱槐生、李给圣二君唱英文诗；(九)陈郇石、李谦惠、施少山、李家芬四君演说，或说破陋习，或演说婚嫁之俗尚沿革，或引《圣经》以明证婚之如何正当，如何郑重，或引外国故事以明择婚之当以道德为标准。恳挚痛陈，座中大为之感动；(十)唱赞美诗；(十一)祝福散会。[16]

结婚礼堂悬挂各国国旗，是清末“文明结婚”的特色，当时上海某些“文明结婚”者就在礼堂悬挂西欧国家、美国、日本等国的旗帜(所谓“万国旗”)，象征婚礼“欧化”，趋于文明。[17]婚礼中有四位教友分别演说，以外国人的婚姻故事来说明择婚当以道德为标准，其实是针对台山婚嫁论财、早婚的现象。由于台山很多青壮年男性在美国淘金赚钱，台山乡亲认为这些“金山客”家境富裕，因此产生“有女快嫁金山客”的心态，择婿以金钱多寡为标准。[18]至于革除早婚现象，也是地方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他们指出乡间男女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就在父母的安排下结了婚，“早婚之害，不可胜言。对于个人，则足以夭其年，荒其业，对于社会与国家，则足以弱其种族。”[19]有人建议，可援《礼记》男三十娶，女二十而嫁，或“述西俗以开导之，为之订婚期编婚籍以查禁之。”[20]刚德堂的这场婚礼演说，破陋习，引外国故事，正是“述西俗以开导之”的办法，赋予婚礼改良婚俗以及传道的功用。

此后，台山基督教徒的“文明结婚”仪式基本上依照开会、证婚、演说、读经、唱赞美诗的模式进行，没有大的改变。殷实之家读书人的基督教仪式婚礼在教堂或酒店举行，会邀请几位男女傧相以及众多地方精英，甚至县长、议员等地方政界要人也乐于充当介绍人角色，在婚礼中演说。[21]

三、世俗文明婚礼的多样

台山举办文明婚礼的非基督教徒，大多接受过本地新式学校的教育，一些人有进步青年的自我认同，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在他们的婚礼中有所反映。例如：1929年，海晏陈钢剑结婚时，他是台山某校学生，一些同学作为男傧相前去观礼，称他为“青年学子，革命英精”。婚礼在陈氏的祠堂振玉祠举行，“场内牵有五光十色灿绚夺目之纸花，上座悬挂总理遗像，及庄严之国党旗，而男女宾席、军乐队，种种设备无不完备，参观者争先恐后，大有通巷之势”[22]。

关于在婚礼场所悬挂国旗、奏军乐的设想，上海一些著名的教育家早有讨论，他们从倡导全国通行的礼制的角度，讨论新政体国体下，民国的国民应该遵从怎样的婚礼。由教育家黄炎培、沈信卿等人发起的家庭日新会主张：“结婚之场所，必悬国旗，结婚之人必穿礼服，贺客亦以能穿礼服为宜。惟军乐则非结婚所宜用，应特制婚礼乐章，以期通行全国。”[23]1922年黄炎培的妹妹结婚，婚礼以茶话会的形式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行，礼堂悬挂着国旗，新人及全体亲友向国旗行三鞠躬礼。[24]民国国旗及礼服样式是国家符号和国民形象的象征，早在1912年北京政府就颁行施行，正是因其已成定制，若呈现于婚礼，婚礼便有了可标准化的一些新元素。

然而1929年，台山海晏陈钢剑结婚时，国家政局已经变化。时值国民党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肇建之初。1928年国民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党旗国旗的条例和法律，关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官方解释及宣传也在全国展开。[25]同年，内政部会同大学院制定了礼制中的“婚礼草案”，该草案参照当时社会上“文明结婚”的仪式，特别之处在于仪式开始时，“全体肃立，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26]陈钢剑在校读书时有革命思想(同学称其“革命英精”)，可能喜欢阅读报纸杂志，关注国家社会时事。他的婚礼场所悬挂孙中山遗像、国民党党旗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象征陈家对新政府的认同；同时也意味着新政府对国家符号的宣传渗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令参加婚礼者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

还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者出身华侨家庭，家长衣锦还乡，为他们举办新式婚礼，体面而隆重地显示“文明人”身份，受到族人的艳羡和称道。1919年，河朗区联安乡的黄美尧“由外洋捆载荣旋”，第二年他就为儿子黄周福娶妻。周福毕业于台山中学，在文彊学校任教。黄氏族人称赞此为“文明结婚”，“将旧礼教揭破，鼓吹文明礼式，一时掌声如雷，旁观者人山人海，有水泄不通之势。”[27]1935年，东坑共和里李治明由香港回乡，为次子举行婚礼，邀请了证婚人、介绍人、来宾等百数十人，族人认为“洵极一时之盛”。[28]

也有华侨从国外回乡结婚时，不在乎彰显自己的财富，也不遵照乡间婚俗。1932年，朱洞乡某青年由悉尼回家结婚，极大删减了订婚结婚的仪节，一切从简。订婚时只做几套男女款新衣服，“凡礼银饼食三牲三代帖及女家之嫁妆等项，均行豁免，”甚至结婚之日，“所有一切礼仪，一概豁免”[29]。

有些富裕的华侨既为子孙举办新式婚礼，又依照民间聘嫁习惯，花费颇多。例如：朱洞乡朱进学父子在美国经商，家境富裕，进学的孙女佩云在1946年结婚时，朱氏父子寄钱回乡，为佩云置办嫁妆。据朱氏族刊报道，嫁妆丰厚，“柚木炕床，香案大枱，大小圆桌方枱，酸支凳椅，大小皮箱木杠，几用苦力三十人挑运。”成婚之日，新郎家大摆筵席。新娘坐花轿，新人相见行鞠躬礼，循乡例遏祖，“行现代婚仪”。[30]

这门婚事很有趣，佩云的父亲爷爷在美国，婚礼中直系男性尊长是缺席的，但是他们汇钱回乡，为婚礼出巨资，排场风光，慰藉了身为长辈的“向平之愿”。佩云在朱氏族校读过书，她的结婚礼“行现代婚仪”，满足了年轻人追求时尚婚礼的心态。若用以往研究者对“文明结婚”的评价，这场婚礼很难在繁与简的论述框架下定义。1946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海内外联系恢复正常，这一年台山乡亲收到的海外侨汇激增，[31]佩云嫁妆丰厚，婚礼讲排场，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故而，窃以为不宜简单评价婚礼“过渡性”、“不中不西”，还是要结合史料，回到历史场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展示历史人物活动的复杂性。

结 论

民国时期，广东侨乡台山的县城及乡村出现“文明结婚”现象，结婚者的身份，有信仰基督教的台山教徒，有新式学校的学生，也有归国华侨或者华侨在台山的子女。台山人“文明结婚”的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台山乡亲在广州、香港、海外谋生，他们比较容易看到与台山传统民间婚俗不一样的婚姻观念和婚礼仪式，在耳濡目染之下，有人接受时尚的新婚俗，或者有经济条件改良婚俗，或者因信仰基督教而改变了传统婚俗。其二、在清末民初社会改革的大讨论中，通商口岸城市出现“文明结婚”，此时台山地方知识精英也在追求地方自治、社会风俗改良，他们通过出版各种刊物，宣传改良婚嫁的主张，正面评价“文明结婚”，推动乡村“文明结婚”的兴起。从既有史料所见，也许台山“文明结婚”的报道并不多见，但是这些“文明结婚”已经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当然也有共性)，对它们的理解，需要联系具体的时代背景，放置历史脉络中，不宜简单化一概而论。因此，研究虽然局限于地方个案，却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婚俗转变的认识。

注释：

① 以笔者掌握的史料推测，“文明结婚”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1903年2月17日的《大公报》，该报“中外近事”栏有一则来自江西的新闻，题为《文明结婚》，不过文中没有提到结婚的仪式，而是意在赞扬新娘的学问思想，她“淹通中西，常讲求平权自由”。

② “亲迎”指成婚之日新郎亲赴岳家迎娶新娘，新人在男方家举行成婚礼。《朱子家礼》将婚礼分为七个程序：议昏、纳采、纳币、亲迎、妇见姑舅、庙见、婿见妇之父母。近代以来，人们说的婚礼一般仅指亲迎礼。

③ 参见行龙：《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68-183页；罗检秋：《民国初年的婚俗变革》，《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第36-38页；以及杨秋：《清末民初广州的“文明结婚”习俗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8期，第152-155页等研究。

④ 梁景时注意到清末中国人的教堂婚礼，但是他没有研究。参见梁景时：《清末民初婚俗的演变述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1期，第70-73页。徐华博认为西式婚礼“对华人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受其影响的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进而研究中国基督徒的婚礼。参见徐华博：《近代上海西人婚礼及其影响》，《史林》2014年第6期，第29-33页。

⑤ 左玉河抽取民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地方志关于“文明结婚”的记载，认为民国年间“文明结婚”也推广到了中小县城，但他只是介绍史料，没有探讨“文明结婚”出现在中小县城的原因。参见左玉河：《由“文明结婚”到“集团婚礼”——从婚姻仪式看民国婚俗的变化》(收入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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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夕菲]

2016-10-03

本文为五邑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近代广东五邑侨乡女性研究”(批准号：2016BS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冉琰杰(1985-)，女，贵州铜仁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社会性别与妇女史、近代中国法制史和广东侨乡社会史研究。

K25；K892.22

A

1009-1513(2017)01-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