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功能与路径:参政党社会服务辨析
——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的考察

雷明贵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定位、功能与路径:参政党社会服务辨析
——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的考察

雷明贵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社会服务是参政党联系和团结社会的重要渠道,是发挥参政党基本职能的条件和途径。社会服务是参政议政的“资料库”、社会和谐的“助推器”、能力建设的“粘合剂”、人才建设的“蓄水池”。发挥好参政党社会服务作用,要明确基本理念、把握主要方向、探索工作模式。在发展理念上,要以履行基本职能为中心;在发展方向上,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大主题;在工作模式上,要致力于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持。

社会服务 参政党建设 统一战线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将参政党的基本职能界定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社会服务”并未界定为参政党的基本职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把握社会服务与参政党履行基本职能的关系,如何找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加强参政党建设的路径,是推进参政党建设、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议题。本文试图结合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相关规定,对参政党社会服务的定位、功能与路径作出解读。

一、参政党社会服务的理论基础

社会服务(socialservices)概念由英国学者理查德·提特穆斯(RichardM.Titmuss)于1958年在他的著作《论福利国家》中首次提出,认为社会服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非现金支付(救济),主要是一种劳务性服务;二是主要针对人群中的困难群体、边缘群体;三是针对个人的服务,是一种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四是主要采用三种供给模式,即政府直接供给、非营利组织独立供给、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外包(购买)形式供给;五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六是服务的实施人员主要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也有学者建议将社会服务与“公共服务”等同,即把社会服务看作是“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某种直接需求,能使公民受益或享受”的服务类型。在实践中对“参政党社会服务”常依情境不同而作可宽可窄的界定,一般的认识是社会服务与参政党的其他职能有所区别。与社会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及民主党派自身的业务工作有交集但也有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参政党社会服务带有政治性,是参政党发挥社会中介作用的必要途径。笔者认为可以粗略地将参政党社会服务界定如下:参政党以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某种直接需求,能使公民受益或享受的服务活动。

参政党社会服务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社会关系理论”。“政党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既是整合与协调社会的力量,同时也是运用国家权力、引导社会发展的力量。”[1](P7)联系和沟通社会,是参政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参政党发挥基本职能的基础。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也就是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通过某种方式得以传播、普及和延续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涵义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个体层面,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而接受和掌握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即个体逐步学习和获得政治知识,产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从而形成政治人格、成为政治人的过程。其次,在社会层面,政治社会化是一定的政治文化在社会中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即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培养、教育、训练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承认统治阶级的统治并在政治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社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政治文化内容以取得适应性的过程。参政党社会服务的过程,是参政党联系和沟通社会、履行好基本职能的过程,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更大范围内为社会所认知的过程。

二、参政党社会服务的基本定位

参政党作为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政党,其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社会服务不是参政党的基本职能,但是是基本职能得以发挥的基础和条件,是基本职能得以有效拓展和深化的重要途径。对参政党社会服务的定位逐步明晰,各民主党派在发挥社会服务作用、履行参政党职能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政策文件层面,从1989年首次出现“社会服务”的概念,到2015年在《条例》中明确规定这一概念,“社会服务”经历了概念逐渐明确和内容逐步完善的过程。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颁布了59号文件,明确“支持鼓励民主党派开展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参政党“社会服务”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当中,文件指出“民主党派开展经济、科技、教育、法律、医卫、文化等咨询及社会服务工作,要以服务为宗旨,注重社会效益。政府有关部门要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支持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事业多做贡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肯定民主党派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指出“拓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渠道。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

2015年颁发的《条例》对参政党社会服务作出了具体规定。《条例》在9章46条中只有1处(即第三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部分)论及“社会服务”,但从行文来看,则更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服务”的定位,理清了其与参政党基本职能的关系。第三章共有五条,分别论述民主党派基本职能、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政党自身建设,参政党社会服务在“参政议政”条目中作出规定,具体内容是:“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发挥其在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对外交往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这意味着“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基本职能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在制度机构设置方面,“社会服务”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各民主党派中央这一级,先后建立专门的社会服务部门,在工作职能定位方面大体与参政议政并列,各省级层次则在2001年前后相继建立专门的社会服务部门。在对社会服务的定位上也各有特色,如民进中央的相关文件中规定:社会服务是继承我会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广大会员的重要载体,是会员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平台;是参政党成员服务社会、服务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参政党成员认识社会、认识政党本身,社会认识参政党的窗口;是服务组织、服务会员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重要渠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党派都将社会服务作为展示参政党形象的窗口,作为服务大局的有效途径。如民进中央就将2015年确定为“社会服务主题年”[2]。

三、参政党社会服务的功能发挥

社会服务可以成为参政党成员奉献社会的载体与平台;成为参政党发挥自身优势,体现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成为参政党加强与社会联系、树立参政党社会形象的重要抓手。通过社会服务,可以进一步展示参政党的形象,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入人心。一是让普通人得以了解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安排,了解国家基本制度的运作,理解中国式民主的实践;二是让民主党派成员了解基层社会运作,避免其与现实政治的隔膜,真正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运转起来、实践起来。具体来说,参政党社会服务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服务是参政党参政议政的“资料库”

参政议政是参政党的基本职能,是参政党的生命线,在参政党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而社会服务是参政党深入群众、服务社会、参与实践、锻炼队伍的具体途径。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具有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关系。

其一,社会服务可以为参政议政提供具体案例、试点经验,使“参政参到点子上”,提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建议。[3]社会服务是参政议政职能履行的重要条件,也是检验此项职能发挥作用的依据。一方面,社会服务帮助参政党成员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了解群众,帮助他们掌握参政议政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服务工作,参政党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能够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局,使思考与行动结合起来,有助于发现参政议政的丰富素材,以便参政党更好地就全局问题、体制和机制问题以及政策策略问题等开展建言献策,进而更好地实现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其二,参政议政有助于社会服务的深入开展。一方面,参政议政使参政党更好地把握政治方向,对接政策指向,预见时局走向,从而更好地把握社会服务的政治方向。参政议政有助于社会服务在更全局的视野、更宏观的背景下开展,对把握参政党社会服务的政治方向大有助益。另一方面,参政议政对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度分析解剖,有助于参政党找准社会服务的落脚点,增强对社会服务项目选择的针对性,为提高社会服务的实效性打下基础。不仅如此,参政议政对未来局势的研判,有助于参政党社会服务与未来社会需求提前对接,增强社会服务的超前性。

(二)参政党社会服务是社会和谐的“助推器”

参政党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发挥参政党的优势来满足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有效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参政党通过社会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社会和谐打好物质基础。社会服务的工作对象是基层群众,要通过社会服务联系最广大的群众,深入社会实际开展民情调研,真正找准群众最关心、最难办而参政党又有能力发挥优势的事,为群众排忧解难,使社会服务成为参政党成员奉献社会的载体和平台。

参政党通过社会服务与群众深入交流,为密切参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提供通畅的渠道。社会服务的过程,也是参政党与普通老百姓不断沟通与交流的过程。比如送医送药、科技下乡、教育扶贫等,都需要参政党与服务对象直接交流,这种沟通和交流,有助于群众了解参政党,也有助于参政党更深入地了解群众,理解国家各个层级的治理状况,为密切参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政党通过社会服务加强与合作方的联系,可以建构起合作共赢的机制。某些具体的项目运作仅靠参政党一已之力无法独立完成,需要多个主体联合行动,社会服务过程中参政党往往需要与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以及社会团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加强合作,这种合作过程,有利于参政党与其他组织形成良好的互信关系,为政党和谐、阶层和谐助一臂之力。

(三)社会服务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粘合剂”

参政党社会服务需要周密谋划、整体联动,对参政党的组织能力和成员个人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社会服务的过程可以成为参政党锻炼提升、总结检验组织能力的“粘合剂”。

社会服务是锻炼基层队伍、促进基层活力的重要平台。社会服务除了要求高层整体谋划之外,基层的灵活作战也是非常必要的。社会服务有助于基层组织立足自身状况开展工作,对于增进基层组织活力是一剂良药,可以有效改变党派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的“上热、中温、下冷”的状况。

社会服务是提升成员凝聚力、形成整体合力的平台。“参政党社会服务既服务了国家和人民,又服务了参政党成员,也服务了参政党组织。”[4]对于需要全国范围内推进的社会服务项目,参政党整体推动的社会服务活动对形成参政党“全国一盘棋”、形成整体联动能力、推动党派工作有积极作用。

(四)社会服务是参政党人才培养的“蓄水池”

社会服务可以成为参政党发展组织成员、培养锻炼党派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

一方面,社会服务可以成为参政党发展、考察新成员的重要渠道。中央有关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养的政策文件规定,党外代表人士的标准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这一标准是党外人士发挥其团结、引领作用的基础。社会服务的过程大多数是党派代表人士获得“群众认同”的重要途径。对于许多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党派代表人士来说,其政治思想素质可以通过学习理论文件来提升,业绩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团体合作得到增强,但群众的认同则需要在广泛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得到巩固。因此很多党派地方组织将社会服务作为党派发现新成员、发展新党员的重要渠道。[5]

另一方面,社会服务可以成为参政党锻炼、选拔骨干成员的重要渠道。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有服务的意愿,还要有服务能力和服务资源。这对推进具体工作的党派成员来说既是思想的检验,也是能力的考验。社会服务往往需要与群众直接接触,在走访贫困居民,下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过程中,党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国家发展之不平衡,了解社情民意以理解普通百姓之艰难,也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建设事业之不易,进而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参政党社会服务的路径探讨

社会服务是参政党联系、沟通及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其履行基本职能的重要条件,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制度安排。在服务“四个全面”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围绕参政党履职这个中心,发挥好参政党社会服务作用,笔者提出如下思考:

(一)在基本理念上,以履行基本职能为中心

社会服务工作是参政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参政党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是一种政治行为、政党行为,是应当做好的工作。要树立起发展理念、和谐理念、合作理念,将社会服务工作与参政党履行基本职能紧密结合。

一是树立发展理念。整个“十三五”时期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立足自身优势,整合民主党派等力量,投身国家重大战略,投身参与扶贫攻坚等重要任务,这对参政党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政党应主动将社会服务融入国家发展大潮中,将社会服务与党派主动履职相结合,将社会服务与党派自身建设相结合。推动社会服务由单一服务型向服务咨询决策型转变,由单打独斗向协同发展转变,由短期零散型向长期可持续型转变。

二是树立和谐理念。将参政党社会服务作为联系群众、服务社会的主要途径。在选定社会服务项目时,将社会和谐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在实施社会服务活动中,注重沟通,加强协调,使社会服务成为参政党成员深度了解群众和社会的方式,成为融洽参政党与群众、与社会关系的桥梁。

三是树立合作理念。将参政党社会服务作为联谊交友、党派合作的桥梁。就社会服务来说,要注重各个层面的合作。在服务之前联合谋划,在服务之中整体联动,在服务之后合作评估,为参政党做好联谊、加强合作提供最佳的机会。

(二)在发展方向上,以“大统战”助力国家治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统一战线要致力于画好最大“同心圆”。时代发展呼唤参政党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自觉地融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服务不仅是参政党履职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还应当成为深度参与“四个全面”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一是凝聚众力,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凝聚众力的过程。参政党社会服务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眼于党委政府工作的盲区,既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把握实情,又要做繁琐复杂的实际工作以解决问题。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自己能做的事情做起,从能发挥自己作用的领域起步,以此为基础去团结众人、凝聚民心,推进问题的解决,推进公共政策的改善。

二是依法依规,做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者。社会服务工作和统一战线的其他工作一样,长期以来注重“联谊交友”,多诉诸情、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参政党社会服务不仅要注重情理因素,更要依法依规。国家对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都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既要恪守党派活动领域,又要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做依法依规的实践者。

三是内引外联,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助力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不同区域不同环境的服务对象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于武陵山片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群众来说是基本生活保障如教育、医疗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等欠发达地区来说则是生态发展、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根据这些不同地域发展的需要,发挥参政党在外引内联方面的优势,将相应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及智力资源吸引过来,与基层群众奔小康的需求对接,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力。

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推进“大统战”、画大“同心圆”,这成为参政党社会服务的重要指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需要参政党这样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也需要参政党所联系和代表的社会力量大力参与。

(三)在工作模式上,着力平台搭建与服务支持

参政党社会服务以参政党组织和成员社会服务活动为基础,其倍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以往的运作过于随意和封闭。参政党社会服务应在具体方式方法、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上有所创新。应当实现点面结合、整体与部分联动。既要有类似于各民主党派中央参与贵州毕节试验区对口帮扶的集中行动,也要有以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为基础的面向最广大基层成员的社会服务基地作支撑。既要有各党派自上而下的纵向联动,也要党派之间在地方层面的横向互动;既要有党派特色,又要注重立足地方实际。具体来说,在工作模式上,要重点进行平台搭建和服务支持。从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构建社会服务工作平台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以各民主党派中央牵头搭建工作平台。各民主党派中央结合自身党派特色,形成了目的性明确和行业性突出的工作平台。如民进中央组织开展的“同心·彩虹行动”就是发挥民进教育资源优势对口支持毕节金沙的一项智力支边工作,自从2009年9月启动以来,已推广至其他省市的一些地区。民盟中央的“烛光行动”则着力于推进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教育公平,仅2014年就培训中小学教师7000余人次。民建的“思源工程”自2006年启动以来,围绕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项目开发、修建人畜饮水工程、沼气池、治理石漠化等为重点,至2015年已接受现金实物合计3587余万元,支出合计3680余万元。

二是由党委统战部牵头整合同级民主党派资源搭建平台。全国性的平台如贵州毕节试验区建设项目,由中央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中央与全国工商联支持帮助,19个国家部委及东部发达地区省级统战部门参与,使一批重大项目得到审批立项和开工建设,促进了毕节试验区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由湖南省委统战部牵头搭建的“同心工程”平台,则致力于服务湖南四大板块,助推区域协调发展。自2012年启动以来,共创建各级各类同心园区35个、同心项目110个、同心社区127个、同心乡村102个,并在此基础上评选出省级同心示范点33个。目前,“同心工程”在项目规划、制度建设、保障措施方面做出了多层次的谋划,已经成为湖南统一战线服务湖南“四个全面”、服务党派自身建设的工作品牌。

在工作推进上,也要讲求分层推进。对省市组织来说,要注重示范带动,示范点要在找准导向,对下级组织形成示范效应;对基层组织来说,要倡导全员参与、就近参与。倡导“支部结对帮扶、成员定点参与”的全面参与机制,让党派的普通成员找到发挥作用的空间。要形成面向最基层、形式简单灵活的活动案例,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等过于随意、无序化的帮扶行为,真正使参政党的社会服务活动聚沙成塔、联点成面,形成整体合力。

[1][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 [M].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民进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议在京开幕[EB/OL]. http://www.minjin.org/mjzt/node_2560.htm,2015-06 -02.

[3]农工党湖南省委:参政议政亮点频出[EB/OL]. http://hn.rednet.cn/c/2012/05/24/2624607.htm,2012 -05-24.

[4]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理论与实践[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2.

[5]浦兴祖.现有政治实体与新生社会阶层的“对接”——关于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一点思考[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3).

责任编辑:王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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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03(2017)02-0009-06

2017-01-20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合作网络视野下的基层治理”(14YBA249)、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5年度教研咨一体化课题“同心工程的湖南实践”(JYZ201504)的阶段性成果。

雷明贵(1975—),女,湖南津市人,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