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战役论析

赵金平

(1.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2.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车桥战役论析

赵金平1,2

(1.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2.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车桥战役的有关原始文献提供了基本呈现该事件原貌的可能性。忽视第一手资料，依据一些二手文献中不完全客观的描述，构建车桥战役的来龙去脉，可能误入歧途。以公开档案、私家日记等为主，辅之以回忆录的记述，审视车桥战役的经过，包括战役决策中利害的权衡、战役实施中具体的部署和战役评价中战略战术意义的考量，都存在值得探究的方面。

车桥战役；粟裕；战役评价

1944年3月初，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以苏北的车桥镇为中心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史称车桥战役。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转折时期中共军队对日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车桥战役所采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结合”在苏中抗日斗争中第一次大规模采用。[1]这次战役战果辉煌，有效地打击了驻华日本侵略者，鼓舞了民众抗战的信心。本文试就车桥战役的决策、实施及评价诸方面详述之。

1 战役决策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折性的一年，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1]。但正如中共中央预测的那样，“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我们。事实上，就新四军而言，这一时期不仅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清乡”，还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清剿”[2]，困难重重。

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1943年苏中反“清乡”斗争中，挫败了敌人的计划，也付出了群众的巨大损失，敌人“大肆烧杀掠夺，甚至一次在一个村庄市镇中杀死五六十人之多，房屋被毁者不计其数”，这带来一些地区群众“情绪之悲观失望与疲劳现象”[2]。如何克服群众的失望与疲劳？捕捉战机，不断取得胜利，鼓舞军队和民众士气，显然是军事家粟裕重点考虑的问题。车桥战役正是粟裕这一战略考虑的产物。

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早在1943年6月粟裕去黄花塘军部参加会议和汇报工作，以及同年9月返回苏中时，他就注意实地调查，了解敌情。期间，粟裕对于淮宝地区的战略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如果拔除以车桥为中心的敌据点，既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便于开展诸如整风运动、主力整训等工作，更重要的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1]。当时的客观条件也比较有利，就敌情而言，淮宝地区是“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之结合部”，战事起来，敌人的配合不会协调；另一方面，敌人为“强化与统一苏北伪军”，从1943年12月下旬开始合编各路伪军，“因此造成伪军上下普遍的恐慌、动摇，甚至抗调抗编，加深了伪伪与敌伪矛盾”[2]。这些也为新四军发动车桥战役提供了客观条件。

车桥战役的实施最终是在1944年2月召开的苏中区委第五届扩大会议上确定的。粟裕发动车桥战役的意见得到了与会领导同志的同意。苏中军区随即又在东台县三仓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制定作战方案。并确定由一师副师长叶飞负责战场指挥，粟裕则掌握全局。[1]作战方案开始就确定“先攻车桥、泾口比先攻曹甸为有利，我军应以攻占车桥、泾口为战役之第一步，以后相机扩张战果，进攻曹甸”。而就进攻车桥、泾口又制定三种方案：1，先集中力量攻占泾口，然后解决车桥；2，车桥、泾口同时攻下；3，先打车桥再打泾口。考虑到车桥的中心地位，它是“敌小队指挥中心，在部署上又正处于敌伪心脏”。同时车桥“警备较差，敌人观念上总以为我们会打泾口，而不会打车桥，因此便于我突然进攻，出奇制胜”[2]，故最终选择第三方案。

车桥“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甸、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3]，顺利攻占车桥的前提是有效阻击敌援军，这就需要准确判断敌主要增援方向及数量。粟裕等人的分析认定“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由此安排“一团、三分区特务营及泰州独立团一个营(以后称四营)为一纵队，担任对两淮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重点是及时占领车桥西北芦家滩一线，利用其便于设伏的良好地形，伏击敌军增援部队。二纵队由七团一营、二营、三营和教导团三连组成，负责主攻车桥。三纵队有三个营组成，主要任务是分别控制崔河、陈桥之线，官田、瓦屋庄之线，小施河、小洪庄、大施河之线，“作宽大正面之防御配备”。

2 战役实施

车桥战役以前，“我们对日寇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这样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为此，师领导高度重视战前准备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精确部署。

一是情报收集。除了已有的对敌情的了解外，为作战准备，1944年2月22日开始，师领导布置主攻部队选择干部几次进入车桥据点及其周围侦察，确定突破和开进路线。阻击部队也于2月22日派营级干部前往芦家滩一带侦察伏击阵地及开进路线。同时与毗邻的新四军三师建立情报联系，并安排三师部队部署在“顺河集、仇桥、凤谷村一线”，以打击可能来犯的涟水、淮阴之敌人。鉴于驻守车桥的伪军许多是山东人，新四军也挑选一些山东籍干部战士混进车桥镇，进一步了解敌情和地形等[4]。为配合部队作战，淮安县委敌工部和宝应县委敌工部都安排人员深入据点搜集情报，情报的准确和及时，是战役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二是军政动员。3月1日，副师长叶飞“在野战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动员”，“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并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各团“进行了深刻多样式之动员，组织突击队、突击组，并互相提出了战斗竞赛”。苏中区党委也指示淮安县委和宝应县委做好后勤动员，保证做到“新四军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战役围绕攻坚和打援主要在两个战场展开，经过充分的准备，担任主攻的二纵队南、北两路部队于3月3日午后由蒋营出发，3月5日凌晨到达指定位置；担任打援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分别于3月3日和4日出发，前者于4日夜十二点抵达石桥、芦家滩阵地，后者于4日夜十二时到达崔河设防。战役于1944年3月5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打响，由于准备充分，保密工作做得好，突袭效果显著，“前后在二十五分钟内，便完全突破围墙，攻下十余座碉堡，并占领全部街道”。至此，“占领边沿碉堡开辟前进道路之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完成”。在纵深发展过程中，遇到敌人的阻击，截至3月5日中午，占领了伪公安局，攻占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俘虏“伪大队副以下八十余人”，迫使“伪军一个中队全部投降”。至此，“第二阶段肃清大围内敌人的作战任务完成”。此后战场转入沉寂，我军“忙着一切准备工作来解决最后一个日军据点”，下午三时半向日军驻地炮击，黄昏时展开攻击战，在占领敌人库房后，全力进攻敌人固守的大碉堡。至该夜十时准备第二次攻击时，得悉敌伪军增援部队在向车桥前进中，于是“决心结束战斗”。

日伪军增援车桥最早从5日午后就开始了，我军打援的战斗即时展开，“曹甸、塔儿头敌伪百余，一度出动至大施河，触发我地雷及稍与我警戒部队接战后既窜回”。5日下午，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纠合伪军，先后分三批共七百余人前来增援，在韩庄、芦家滩阵地遭到我军伏击，伤亡惨重。当晚，日军山泽大佐被击毙。追剿残敌的战斗一直延续到6日凌晨三时“第四批增援敌约一百二十余，乘汽车两辆”前来。6日上午十时，获悉敌军有大规模增援的可能，“因此决心将一、二纵队及总预备队向凤谷村以东罗家桥之线转移”，7日午前，敌飞机开始轰炸车桥以西作战地区，援军也集结涟水、淮安、淮阴，“我即集结主力于益林、罗家桥之线机动休息”，随后分别转移，而“以多路小部队挺入边区不断扰袭”，“结果7日晚车桥、曹甸、泾口、塔儿头、张桥之敌伪均退回淮安”，我军平毁了敌据点的碉堡、工事、营房，破坏了飞机场、公路。“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五十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车桥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车桥战役的胜利首先因为新四军一师及苏中区委领导的战略决策、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也离不开新四军三师的支持，以及地方群众的大力支援。三师对一师车桥战役的支持，包括前文所述建立情报联系，还有军事支持。车桥战役正酣，“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一个骑兵排，来到我(指叶飞——笔者注)的指挥部，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其“歼灭伪军三百余人，对车桥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作用”。地方党委领导下的群众支持也是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淮安县委和宝应县委分别成立由县委书记许亚和曾涛挂帅的后勤班子，保证“新四军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在战役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

3 战役评估

车桥战役实现了预定目标，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主要有：缴获大量物资，俘伤毙大量日伪军。而我军付出了很少的代价。经过车桥战役我军“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十二处，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五十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从而“打通了苏中、苏北根据地联系，扩大了根据地，解放了我淮宝数十万群众，提高了群众抗战的信心”。战役结束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并且“集中四个主力团在淮宝地区整训，为后来我军向苏浙地区战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5]。

因此，车桥战役得到中央的赞扬，陈毅、刘少奇发来贺电，“车桥战役，连战皆捷，斩获奇巨，发挥了我第一师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6]。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认为“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

但通过车桥战役结束后华中局领导和新四军第一师粟裕等往来电报，可以看出双方就是否应该发动车桥战役的分歧。这种分歧有战术层面，有战略层面，也有组织纪律方面。针对3月8日粟裕、叶飞电报解释的发动车桥战役的思考，3月9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回电表示不同意见，“据来电所说，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而针对粟裕、叶飞发动车桥战役的另一个理由，即为“打破敌汪对我苏中之‘扩展清乡’及改施屯垦起见”，张云逸等电报提出三点理由予以否定：首先，车桥敌人的指挥系统隶属华北而非苏中，故战役对打破苏中“清乡”“恐影响不大”；其次，为着整风、集训考虑，“不是打开淮宝地区，而是不宜主动的大的出击敌人。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结果妨碍整风”；进一步上升到战略角度，电报强调，“一般来说，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丕显来时已说明此点)。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虽然在电报开头，表扬了车桥战斗“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此种英勇善战是很好的”，最终的评价显然是否定的。

针对华中局的批评，粟裕、叶飞和陈丕显于3月11日再次致电张云逸等军部领导，回避了战役发动前应汇报军部问题，进一步阐释发动车桥战役的理由，并分析敌人不会有大的报复，“我们估计在车桥战役后，敌无大举报复。在其报复之后，我不再刺激敌，在敌人实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这一段话前后有些矛盾，无论如何也并未否认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就此而言，饶漱石等人对车桥战役的批评不应该简单视为“无视主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7]。

其实，华中局和军部对于一师在苏中的斗争策略的质疑，至少在1944年2月就开始了。1944年1月12日中共苏中区委副书记陈丕显及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来到黄花塘军部，直到1月30日才离开[8]。这期间应该形成了苏中区的上一年度报告。根据陈丕显和钟期光的汇报，军部“开会讨论一师问题”，赖传珠也曾“略谈一师内部的情形”，并得出结论“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的斗争，估计在策略上可能有毛病”，随后赖传珠开始修改苏中年终报告。华中局对于苏中区反清乡策略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四分区应该坚持斗争坚持自己的阵地；二是“不必主动号召一切群众退出原有地区”，因为如果这样我们无法长期接济流亡难民，同时也无法坚持原有地区。

上述都说明华中局这一时期的方针是苏中应该立足于坚持而非发展，不应该采取攻击行动刺激敌人以免引起敌人大规模报复。在华中局已有这样的指示情况下，粟裕等人先斩后奏，以主力进占车桥，并将苏中区主要机构和军队迁移车桥。华中局领导对此感到不满，并在电报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也就不难理解。

归根到底，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是沿袭抗战以来的分散的游击战略还是根据变化的形势灵活采取集游击战亦或集中的运动战的问题。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略就存在争论，最终统一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百团大战的结果带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方针的进一步变化，即现阶段应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今后一个时期务必要“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打击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9]。饶漱石等人正是依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指导华中抗日根据地斗争的，他们批评粟裕等人的电报中也正是以百团大战为例的。

问题在于，随着形势的变化，到1943年底、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都出现了有利的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是否还应坚持这一方针。粟裕是根据苏中、苏北的具体情况分析，继百团大战后，发动的又一次大规模阵地战和攻坚战。从战役的结果以及后来的事实证明，粟裕的分析和战役行动更有道理。车桥战役后，日伪的确一度加强了对淮宝地区等新四军占领区的军事动作，但随后就因无险可守和兵力不足纷纷退却。粟裕军队获得了比较安定的根据地，形成了和三师的紧密呼应，赢得了整训的空间和时间。应该说，车桥战役是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由分散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的开始。考虑到粟裕的决策是在延安整风尖锐批评百团大战情况下做出的，其独立自主的思考也就更值得钦佩。

[1] 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3] 叶飞.叶飞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4]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六辑)[M].上海：上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1985.

[5] 秦叔瑾.战地日记[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 陶丽.车桥战役：华中敌后抗战史上的辉煌一页[J].大江南北,2014(3):12-14.

[7]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苏中抗日斗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87.

[8] 赖传珠.赖传珠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9] 杨奎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是战略方针的演变[J].历史研究,1995(4):23-33.

(责任编辑：张中胜)

OntheCheqiaoBattle

ZHAO Jin-ping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2. Facul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i'an Jiangsu 223003,China)

The origin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heqiao battle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present the real incident. Ignor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 and drawing on the biased descriptions in some second-hand literature to construct the sequence of the Cheqiao battle can be led astray. Only when we give priority to the public archives and personal diaries,supplement with the account of memoirs,examine the process of the Cheqiao battle,including the balancing of interest in the battle decision,the specific deployment of the battl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strategic and tactical significance,can we assess the battle objectively.

the Cheqiao battle; Su Yu; battle evaluation

K265

：A

：1009-7961(2017)04-0018-04

2017-04-13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DJB001)

赵金平(1975- )，女，内蒙古赤峰人，副教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藏传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