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迷失与毁灭悲剧
——论东西《篡改的命》

罗小凤

(扬州大学 文学院 ， 江苏 扬州 225000)

自我的迷失与毁灭悲剧
——论东西《篡改的命》

罗小凤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0)

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以“极为冷峻”的笔法极限性地叠加苦难，展现了汪长尺这类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极端困苦的生存状态和极端悲苦坎坷的命运遭际，呈现了乡下人进城后自我迷失与毁灭的悲剧历程，小说中所呈现的乡下人进城之路，是一条自我的迷失与毁灭之路，无论是被篡改命运还是篡改别人命运，都是自我的迷失，都是滑向堕落与毁灭深渊的人生步骤，由此透视了人之命运的不可自主性和被操控性。

东西；自我；迷失；毁灭

东西的小说一贯擅长“以极为冷峻的笔法提示一种极端困苦的状态, 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1]，其新著《篡改的命》同样如此，以“极为冷峻”的笔法极限性地叠加苦难，展现了汪长尺这类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极端困苦的生存状态和极端悲苦坎坷的命运遭际，呈现了乡下人进城后自我迷失与毁灭的悲剧历程，由此透视了人之命运的不可自主性和被操控性。

一、“进城”：自我迷失的起点

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城”是许多乡下人的美好梦想，因为在乡下人看来，“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拥有农村所没有的住房、生活、医疗、教育等各种优越条件，乡下人对城市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将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因而，“进城”成为乡下人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途径，许多乡下人都纷纷涌入“进城”的浩荡队伍中，殊不知，“进城”正是乡下人迷失自我的起点。

东西在《篡改的命》中塑造了一群为进入城市而迷失自我的乡下人群像，如汪长尺、汪槐、贺小文、张惠等等。虽然汪长尺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但汪槐的“进城”愿望却是乡下人群像中最坚决的。为了让儿子“进城”，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为给儿子落榜争公道，他去招生办闹，求情、威胁、耍赖等各种手法都被他一一使尽，最后不慎坠楼，造成终身残疾。在这个过程中，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尊严，完全丧失了自我。即使残疾后，他也并没有放弃让儿子进城，为了让儿子有钱补习，他四处借钱、打白条；为了让儿子在城里有钱生娃，他沿路乞讨。这一切，表面上是他为改变儿子命运的努力奋斗，但其实都是他迷失自我的表现，在他心中，只有“进城”才能改变汪家命运，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乡下人”对乡村的天然情感与留恋，看不出乡下人乐天知命与世无争的质朴，而只表现出“乡下人”对乡村的摈弃、嫌恶，因而，一切行动只为“进城”；因而，他是那么刚愎自用、孤注一掷地要让儿子“进城”，完全迷失了乡下人的自我本性。而正是他对城市的执迷不悟和完全迷失自我，剥夺了他的健康，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直至断送汪长尺的生命，逼就了汪长尺的悲剧，但汪槐并未醒悟城市对乡下人的排斥与扼杀，为儿子的亡灵进行超度时仍要儿子下辈子投胎到城市，可见，汪槐对于城市所抱的向往与决心是近乎疯狂的，完全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乡下人的自我身份意识。汪长尺是东西所塑造的乡下人群像中的核心人物，他一路坎坷辛酸的进城历程是与汪槐偏执、疯狂的进城“愿望”始终纠缠在一起的，他的“进城”之路一直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高考遇到大学名额被人冒名顶替，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命运彻底被改变，被砸断了乡下人进城的第一道钢索；复读失败后本来打算“回家种田”的他由于无法承受来自父亲汪槐的巨大压力和高筑的债台，只好进城务工，其实是“被迫”进城。他自己无法知道，进城务工的举动其实成为他迷失自我的起点，他本来拥有乡下人的勤劳、质朴、淳厚品质，本想通过自己的勤劳改变命运，但在遭遇老板拖欠工资、讨薪失败、打官司失败等一系列的沟沟坎坎之后，他渐渐迷失乡下人的本性，又将他逼上绝境，走上将儿子送给富人养的路。汪大志(林方生)则是彻底与乡村决断的代表，是最彻底的自我迷失。虽然他出生在城市，其身份其实是乡下人，他的根在乡村，但他从小就对乡下持疏离、排斥姿态，他小时候被抱回农村就“水土不服”，回到省城又自然好转、康复，暗含了中国第三代农民对于乡村的疏离与排斥；汪大志成为城市人后在破案中发现自己是汪长尺的儿子，并发现汪长尺当年被篡改命运的真相，不仅不为汪长尺“翻案”，反而把卷宗和照片都扔进西江，以掩埋自己的身世，显然是对乡村彻底的反叛：“林方生的秘密从此被埋，只要他不自我出卖，谁都不会知道他的原产地”，此话是对乡下人“进城”愿望和现实的绝妙讽刺。汪槐一直希望子孙进城改变命运，但换来的却是孙子根本就不认他，反而彻底切断自己与乡村的脐带，彻底掩埋自己的“乡下人”身份，成为一个“失根”的人，这是值得深思的。汪大志的举动从根本上否定了“乡下人”身份，完全失去了乡下人的自我意识，讽刺了乡下人进城的现象，也宣告乡下人进军城市与抗争命运的彻底失败。然而，无论进入城市的乡下人遭遇如何悲惨，也阻挡不了乡下人对城市的疯狂渴望。汪长尺死后，汪槐为之超度让其重新投胎，刚开始是孙子孙女喊“往城里”，最后是全村人都齐喊“往城里”，这种集体“仪式”仿佛是乡下人集体向城市的“致敬”与宣告，赤裸裸地反映了乡下人对城市的向往。可见，乡下人对城市的向往是盲目而狂热的，即使撞得头破血流，即使性命不保，即使一代人的奋斗、抗争彻底失败，乡下人依然不改对城市的向往，住在城市依然被他们视为成功的一个显著标志，他们从来就没意识到，正是“进城”让他们迷失了自己，让他们走上悲剧的不归路。

事实上，在农村与城市的对垒中，农村人、乡下人的结局都是彻底失败，如汪长尺与林家柏的矛盾冲突贯穿小说始终，汪长尺在初入城市打工却被拖欠工钱、穷途末路之时替林家柏坐牢而赚得“第一桶金”，但当他得知打工的地盘就是林家柏的、亏欠工资的老板就是林家柏时，他拦车向其讨薪，结果惨遭暴打；后来汪长尺在省城打工的地盘又是林家柏的，他摔伤致残，为追讨赔偿而以“跳楼”相威胁，但迎来的结果是失败，接下来打官司也失败，让他彻底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汪家命运，于是将儿子送给林家柏抚养，换来的结果是林家柏逼他彻底消失，连生命都无法自己做主，而儿子亦根本不认他，因此，汪长尺表面上好像成功地篡改了儿子的命，由此改变汪家的命，但实际上是更彻底的失败。

乡下人虽然努力地想变成城市人，但城市人对乡下人永远是排斥、鄙视的。汪长尺与黄葵、林家柏之间的冲突都佐证了这一点。汪长尺与黄葵是同学，但一个是城市的，一个是农村的，两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当汪长尺天真地求助于黄葵，后来甚至投靠黄葵，得到的却是被黄葵利用，成为黄葵服务于林家柏的一颗棋子，当汪长尺试图为自己的利益找林家柏理论时，黄葵毫不客气地“修理”了汪长尺。而汪长尺在与林家柏的交锋中，每次都是连生命亦成为问题，林家柏要他消失他便只能消失。正如徐德明分析的：“乡下人愿意认同城里人的价值标准，却遭遇阿Q 不准姓赵的厄运”[2]，这是乡下人无可避免的悲哀。他们试图挤进城市生活秩序中，但永远被排斥在城市生存规则之外，成为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被逼进生存绝境的“边缘人”，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不过是“垃圾生活、杂工生活、民工生活、小买卖生活、女“性”生涯。”[3]他们在盲目而狂热的对城市的向往中，做着被城市人瞧不起的各种低等活。因而，乡下人进城，其实大多是自取其辱，是自我迷失与毁灭的开始。

二、篡改：自我迷失的深渊

“篡改”是《篡改的命》中最醒目最突出的关键词，这一不怀好意、带有贬义的词语所喻示的是自我与人性更深更彻底的迷失。在改变命运而不得、反复被别人篡改命运和只能篡改别人命运的苦难遭际中，汪长尺们走向更深的迷惘，更丧失了自我，彻底走进了自我迷失的深渊。

小说中，汪家三代人的命运都被篡改：汪长尺的命运在高考中被篡改，汪槐的命运在二十多年前的水泥厂招工中被篡改，而汪大志的命运则被汪长尺送给富人而篡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汪长尺和汪大志的命运被篡改。汪长尺高考上线，却由于暗中被同班同学牙大山的父亲“运作”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因而从乡下人进城的第一道钢索上摔下来，命运被彻底篡改，沦为砌墙的民工。而且，汪长尺的命运不仅仅是被牙大山篡改，而是时时都处于无形之手的“篡改”之中。他考大学被牙大山篡改命运，重新参加高考又失败，如果他从此安心地待在农村生活，其命运不会被逼到走投无路，但他在父亲一再要求他补习的逼迫下，他选择了进城务工，父亲在无形之中也成为其命运的一个篡改者。而城市对汪长尺命运的篡改更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他的工钱如果不被克扣，他可以安分地做一个砌墙民工；如果他不意外摔伤，他可以长年累月地以砌墙为生；如果他不做油漆工，就不会突发奇想把儿子送给富人家养；如果他不找林家柏理论，透露他是林方生的亲生父亲，就不会被逼自杀。一切的一切，都无形中有一双手在偷偷篡改他的命运。正是在命运被一次次篡改的残酷现实面前，汪长尺被逼迫着一步步迷失自我，愈益走入迷惘的深渊，最后走向篡改儿子的命运，表面上成功了，但事实上是更深刻的自我迷失。因为“儿子”所象征的是后代，是未来，汪长尺把儿子送给富人家养，这是他迷失自我的极致性表现，小文骂他：“当初嫁你，以为你善良，现在才晓得你心烂”“你太投机倒把了”“我看你连嫖客都不如”，连他自己都骂自己：“你还是原来的你吗？”“连孩子你都不要了，这辈子你还有什么盼头？”虽然有过犹豫和挣扎，但最后他还是把儿子送出去了。将亲生骨肉送给别人，舍弃父子亲情，无疑呈现了汪长尺在城市的魅惑下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人性。汪大志由于出生在城市里，因此一落地便遭受城市文化的熏染，因而是最彻底的迷失者。他被父亲送去富人家，当他知道真相后并不感恩父母，更不为父亲“翻案”，甚至将祖父家珍藏的他小时候的照片偷走，这是他被城市文化彻底改造后的迷失，迷失到连最基本的血缘亲情都否定的程度。他“掩埋”自己的身份，完成了对自己命运的最后篡改，也是他彻底迷失自我的力证。

其实，从更深层的原因进行追溯，是城市篡改了乡下人的命运，乡下人对于城市的理想化憧憬与狂热的向往篡改了乡下人的生活和命运。汪长尺如果高考失败，安心地在农村生活，也不会走到后来丧命的悲剧。他的命运彻底被城市篡改，被他的城市理想与执着篡改，被父亲对于城市的偏执热爱篡改。汪槐的人生也被城市梦想篡改，他想改变儿子的命，没想到自己摔成残疾；他希望儿子在城市中过上好的生活，自己却甘愿做乞丐。最后，儿子死了，孙子不认他，连家族谱系都被彻底“掩埋”，彻底“篡改”了。汪长尺篡改汪大志的命运，让他成功地享有城市的各种物质条件和教育，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但这一切并没有赢得汪大志的感谢，而是“掩埋”，本来汪大志可以还汪长尺一个公道，但汪大志却恩将仇报地彻底“篡改”了汪长尺的命运本相，这是汪长尺最失败最彻底的悲剧。

乡下人的命运在城市中总被无形之手篡改，他们或者受辱，或者伤残，或者精神失常，甚至丧失生命，而城市则被视为乡下人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在《篡改的命》中，东西将林家柏塑造成城市的形象代表，是汪长尺进城务工过程中一切苦难、悲剧的制造者，这种叙事设计其实反映的是尖锐的城乡冲突。中国一直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使城市在物质、文化等方面显示出一定优势，而乡村则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思想保守，因而“城市”一直被视为优于乡下，被乡下人的想象力设计得极其美好、理想化，在他们看来，“城市是高处，往高处走，是人类共同的心愿。”[4]因而，乡下人都对城市充满向往、憧憬，于是争相涌入城市。但他们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是身体挤进了城市，但在精神、文化空间上他们却永远都无法被城市接纳，一直遭受城市的挤压、排斥和吞噬，他们的命运总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篡改，正如有学者分析的：“乡下人进城是一种自愿的放逐，他们在现代化的幻影的召唤下自愿离本土，开始了自我流放的过程，但是他们在客地的心理、物质地位永远是浮动的。”[5]306正是由于乡下人在物质、心理、文化、精神等各方面与城市人所存在的差异性，使他们注定一开始就是弱势者、失败者和悲剧的承受者，使本想进城改变自己命运的乡下人却总是在无形中被偷偷篡改命运，走向更深的迷惘。

无论是命运被篡改还是篡改别人的命运，都显示出，进城后的乡下人在城市利益的魅惑与冲击下无法把持自我，无法坚守内心的底线，而是走进了失去自我的深渊。而随着自我的迷失，进城的乡下人无法避免地走向人性的迷失与丧失，走向堕落与毁灭。

三、堕落与毁灭：人性的迷失悲剧

城市是各种欲望汇聚与集合的“恶之花”，四处充斥着物质化和欲望化的横流，因而沈从文笔下总是把城市描画得无比龌龊、堕落，正如迟子建笔下的翁史美所感叹的：“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就在于城市是一个又大又隐秘的垃圾场，而乡村是一块奶油似的净土……城市是纵容犯罪和图慕虚荣的庇护所，是可以从容进行肮脏买卖的交易所”[6]。确实，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是利益，人性的面纱被撕扯得粉碎，道德快速滑坡，不少乡下人进入城市后，在城市的诱惑与碾压下，原本纯真、善良、敦厚、质朴的乡下人一步一步丧失自我，一点一点地泯灭人性，对此白烨曾指出，乡下人进入城市，“实际上进入了一种秩序,一种撩拨人的各种欲望但又充满了显规则和潜规则的商业文化链条”[7]72。而乡下人在进入城市这个垃圾场的商业文化秩序后，对各种城市文明病一开始是百般不适，但在无数肮脏而残酷的现实碾压之下，性格逐渐被扭曲，人性逐渐丧失，曾经淳朴的乡下人慢慢被吞噬、毁灭，走向堕落与毁灭之路。《篡改的命》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呈露，呈现了进入城市的乡下人由于无法逃脱命运被篡改的困境和不公正的命运遭际，他们逐渐被城市蚕食、吞噬，汪长尺被吞噬了生命和希望，贺小文被吞噬了肉体和青春，汪大志被吞噬了最基本的伦常意识，都无法避免地走向堕落与毁灭之途。

汪长尺本是一个有点文化的高考落榜青年，他本想在农村里安静地生活下去，但在父亲汪槐的压力下他进城打工，希望通过卖苦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汪家的命运，实现父亲汪槐寄予他的希望，但在一次又一次被人宰割、欺骗、欺负、耍弄、暴打、侮辱后，他逐渐脱却乡村男孩的自尊和淳朴气质，替人坐牢、为讨薪耍赖、为讨赔偿而假装跳楼、为老婆卖淫掩护、送儿子给富人养，他一步步沦为“屌丝”，最后被逼自杀，酿成悲剧。在堕落为“屌丝”的过程中，随着汪长尺自我的渐渐迷失，内心的道德、人性也一步一步迷失、泯灭。

汪大志(林方生)是被父辈带进城市的乡下人，其身上寄寓了乡下人希望后辈过上城市生活、做城里人的美好愿望，是乡下人进城的第三代农民的典型代表和缩影，但他在成功地被父亲汪长尺篡改命运后，却完全泯灭了人性。汪长尺将他送给富人家养育，是希望他改变汪家命运，过上好的生活，但长大后的林方生却完全六亲不认。他被车撞倒是汪长尺及时救了他，但结果却是他诬赖汪长尺撞倒他；他在翻看卷宗发现自己的身世后，不仅不为汪长尺“翻案”，还其公道，反而为了掩埋自己的身世而把一切卷宗和自己留在汪槐家的幼时照片都丢弃到河里，掩埋了亲生父亲被篡改命运和被逼死的真相，也掩埋了自己与汪家的一切关联。汪大志的举动显示了乡下人进城成功后的“失根”和最彻底的迷失，是对乡下人进城的狂热现象的绝妙讽刺。

《篡改的命》中还刻画了贺小文、张惠等进入城市的乡下人。贺小文进驻城市的历程是乡下女性进入城市后不断堕落的典型代表。贺小文一直向往城市，她通向城市的方法是希望汪长尺带她去省城，而她进入城市后真正投入城市生活的方式则是用肉体。贺小文本是一位淳朴善良的乡下姑娘，刚听张惠介绍如果“放得下架子”就可以一晚上挣两到三百时，她是“倒抽一口冷气，满脸通红”“吓得全身发抖”，但在金钱的诱惑下，她竟然不顾身怀六甲，几乎每天晚上都坚持去洗脚城上班至凌晨方归，哪怕汪长尺将其反锁在家，她依然毅然决然地奔赴洗脚城上班。后来她干脆走上肉体交易的堕落迷途，将肉体交易作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她一次比一次觉得自己卖淫有理，再也没有廉耻之心，当小孩出生、汪长尺摔伤致残导致生理缺陷时，小文更是将卖淫作为一种享受，可见，在金钱与物质面前，道德伦理、人性都对她失去效力，迎来的是彻底的堕落和人性的丧失。张惠也是通过身体交易进驻城市，表面上她是进城的“成功者”，她被彻底城市化，无比光鲜地享用城市现代化的各种物质生活，但精神、灵魂却完全堕落，人性泯灭，她劝诱小文进行肉体交易，劝诱小文堕胎，以挑逗的方式讥讽侮辱汪长尺。贺小文和张惠都表明，进入城市的乡下女性，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所能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保姆、洗头妹、酒店服务员、按摩女等服务型行业，从业场所都是“发廊”“酒吧”“按摩房”“洗脚城”等消费娱乐场所，在金钱的诱惑下，她们只能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东西还巧妙地通过乡下人欺负乡下人的关系状态呈现人性的丧失与泯灭。“谁规定农村人必须同情农村人？”这是安都佬在帮助城里人欺负乡下人时说的话，代表了安都佬一类乡下人的声音。安都佬也是乡下人，他对同样来自乡下但境况不如他们的乡下人不仅没有任何同情心，反而帮助城里人，成为城市人的走狗和帮凶。他不相信医院关于汪长尺阳痿的证明而对汪长尺进行羞辱，呈现了乡下人对乡下人的压制与迫害，尖锐地呈现出人性的缺失。张惠也毫不同情乡下人，她自己不过是一个凭借身体交易寄居于城市的乡下人，她在肉色交易中把乡下姑娘的纯情、本真都献给了城市，剩下的只是堕落、无耻、虚荣、空虚，她“免费挑逗”自己曾经喜欢过但遭到拒绝的汪长尺后竟然说：“乡巴佬，你以为你是谁呀？”当汪长尺指出她也是乡巴佬时，她竟然出示一张省城的身份证以证明她的“脱胎换骨”，并说：“过去是你看不起我，现在是我看不起你”，这是典型的乡下人对乡下人的侮辱，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于城市生活的介入而变质，这其实是人性堕落所造成的。这种乡下人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欺负乡下人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在汪长尺与贺小文，汪槐、刘双菊与贺小文之间都存在，面对贺小文卖淫被抓的事情，汪槐、刘双菊以给脸色、发气、带孙子返乡等反应表示了对贺小文的鄙视，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屋檐下的弱势群体，都是为了赚钱，都是为了在城市住下来，为了让小孩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享受城市人的教育、医疗等，但他们却在享用贺小文出卖身体得来的物质条件时看不起她。柳冬妩曾认为：“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的小姐，她们承担的各种压力在世界同类职业中是少有的，身体的、经济的、人格的、心灵的。她们实际上是一个严重失语的弱势群体，在巨大的异己壁垒的压制下，出现一种很吊诡的状态。”[8]33但贺小文身边最亲的人都不能给予她理解和同情。可见，在城市病面前，乡下人对乡下人最基本的感情都丧失了，呈现出的是人性的彻底冷漠。

正如老舍写《骆驼祥子》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丧的社会, 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9]47，东西也是通过进城后的乡下人的内心状态揭示了地狱般的城市对人性的扼杀与吞噬，揭露了人心的地狱。

《篡改的命》中所呈现的乡下人进城之路，是一条自我的迷失与毁灭之路，无论是被篡改命运还是篡改别人命运，都是自我的迷失，都是滑向堕落与毁灭深渊的人生步骤。东西曾说过：“发现秘密、温暖人心、触动神经的文学，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10]《篡改的命》无疑是发现秘密、触动人心和神经的一部力作，尤其是他所塑造的汪长尺，无疑是发现了触动人心和神经的一个当代“骆驼祥子”，将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新的经典形象。

[1]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J].南方文坛,1998(2):4-11.

[2]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J].文学评论,2005(1):106-111.

[3]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生命图景[N].文艺报，2006-12-28 .

[4]刘庆邦.到城里去[J].十月，2003(3)：1-45.

[5]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迟子建.零作坊[J].北京文学，2003(7)：4-38.

[7]白烨.关于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对话[M]//杨宏海.打工文学纵横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柳冬妩.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M].花城出版社,2006.

[9]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0]东西.关于“小说”的几种解释及其他[J].朔方,2009(7):15-21.

[责任编辑韦志巧]

Self-lostandtheTragedyofDestruction——OnDongXi’snovelTheTwistedFate

LUOXiaofeng

(CollegeofLiberalArts,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225000,China)

The novelTheTwistedTatewritten by Dong Xi strengthens the misery with solem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ice-cold words showing people like Wang Changchi who crowded into the city from the country living in extremely distressed conditions and undergoing rather rough time. The novel reveals the tragic process of self loss and destruction of the countrymen after entering the city. The fate of the countrymen presented in the novel is a road of self confusion and destruction. Either one’s own fate be tampered with by other people, or to change the fate of others, they are both self lost. In a word, the novel sees through the non-controllability of the fate in effect.

Dong Xi; self; lost; destruction

I207

A

1672-9021(2017)04-0006-06

罗小凤(1980- )，女，湖南武冈人，扬州大学特聘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XZW035)。

2017-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