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政治形象的文化意蕴
——兼及晚清小说中“沉沦”政治形象分析

方国武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文学中政治形象的文化意蕴
——兼及晚清小说中“沉沦”政治形象分析

方国武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文学中的政治形象不同于生活政治，而是以艺术的形式，承载文化内涵的一种政治意蕴。政治形象的文化价值旨归，是文学中政治书写的意义表达。晚清小说是极富有政治内容的叙事呈现，“沉沦”政治形象最为代表。它既指涉国家、民族的灭亡危机，又喻指精神层面的文化“沉沦”。

政治形象；“沉沦”；文化意蕴

一

文学中的政治形象最终传达的不是简单的政治追求，而应该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体悟，或者说借助于艺术形式表达一种关于政治的文化价值和意蕴。

当代理论者从文学表达的视角基本肯定了政治与审美不再对立，但就如何实现政治与审美的通融各表己见。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政治的泛审美化。国内学者骆冬青采取一种政治泛审美化主张，即“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特殊表现”，“权力融化、渗透到我们的全部身心”[1]。生活政治在特定情境中也可能具有某种美学意义，美国的汉学研究者王斑在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关系时，以五、六十年代革命电影为例分析了作为一种集权的政治怎样转化为一种集体、公共的艺术审美形式。他认为：“美学化的政治则是表现为这样一种权力，它植根并运行在个人大脑、情感和趣味等的内部世界；它植根于我们创造意义和推进文化的过程中所依赖的象征活动和感知模式。在这方面，政治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本身化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和象征行为。”[2]15。但即便如王斑所说“文革”中经常出现的万众一心的政治集会场面就是一种公共性的审美体验，但这样的美感体验其实是一种集体性、盲从式的意识惯性和失去自我判断后的迷离，其实质是反美学的。在这里政治和艺术二者的结合不是基于品格的相通，而是政策宣传的谋略。

文学中的政治形象不同于生活政治。现实中的政治如何深入人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理论表达：“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3]29当政治指向一种文化表达时，一个人的政治行为模式的背后，必然隐含着心理的、情感的内容。每一个人都是政治文化中的人，文学叙事应该揭示人物的政治文化心理，而不仅仅只是记载在日常政策、观念下的人的行为活动。深入人的心理层面，挖掘人的内心情感，“这时候，每一个体现了政治倾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情绪，就不仅仅是对具体政治活动的感应，而是对一种存在于他的心中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信念的感应。由此表现出来的政治性，才是一种活泼的政治性，这样的政治人物，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文学创作表现这样的政治性,也才能够生动有致”[4]。因此，以文化作为精神旨归，文学中的政治形象就能避免简单的社会学判定而导致其文学意义和诗性精神的丧失。文学中的任何政治内容应转化为文化心理层面的揭示，政治书写才可能变成极富意味的心理的、情感的文学意义。以文化旨归作为文学政治形象的价值提升，是对文学政治意义的深层揭示。

因此，当文学中政治形象包含一种文化意蕴后，就深入到行为主体的内心层面，就是文化诗学意义上的表达。因为究其根本，文学最终揭示的是人的政治行为背后的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结构以及文化心理、文化旨归。这类政治形象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群体的心理和价值取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并逐渐稳固，对于群体政治行为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都能起到相当强的制约作用。

然而就文学实践来说，很多作品的政治形象往往不被认为具有真正文学本体意义，这是因为其与政治、真理、革命之间还需要一个更为内在的链接点，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学自身摆脱直接功利性的中介，才能建立起作为文化表达而不是作为工具的合法性。这个点既能表达政治，但最终旨归于人们的文化体验。童庆炳先生在对中外艺术理论梳理和分析基础上，将意蕴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在艺术文本中的对应点。[5]我们在这里同样认为文学中的政治形象也是以文化意蕴呈现，我们可以称其为政治意蕴。政治意蕴具有形象性、超越性，它是文学行为建构出来的一种意蕴。

政治书写的核心就是通过对一个个政治形象表达政治意蕴。政治意蕴是一种感性的政治体悟，而不是通过逻辑判断、抽象说理去论证某种政治观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传声筒式的简单灌输和教化只会沦为纯粹的宣传工具。政治意蕴必须是以艺术形象示人，感性体验政治内容。它应有别于政治学意义的政治以及现实社会统治者的政治方针和纲领，它应是文学性的政治形象。这种政治形象或是政治想象或是政治反思、批判的产物，但都是以心灵活动去感受政治、体验政治、反思政治。

同时，政治意蕴中应含有广阔的历史胸怀，从人类历史的视角和高度表达政治价值和意义，展现政治生态。因此，文学中的政治形象塑造就不能持有狭隘的价值立场去做简单的政治判断，而应以一种历史理性的眼光进行政治书写。文学中的政治书写者要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能够透过重重生活假象，发现现实关系的真面貌。历史理性强调政治形象是对生活内在本质规律的把握，甚至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考察，更多展示人的政治生活在人的心灵上的折射和人的心灵在政治生活条件刺激下的对社会、世界的感知、体验和幻想。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事实上，当文学中的政治形象完全同一于现实政治生活，尤其是不正常、不健康甚至畸形的政治生态，这种政治书写理念就会消解了其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失去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文学创作中每一种政治情绪，不仅仅是对具体政治活动的感应，而是对一种存在作者心中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信念的感应。由此表现出来的政治形象，才是一种政治意蕴。文学创作表现这样的政治意蕴，也才能够生动有致，由此表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才是一种活泼、生动、彰显美好的生存理想。

二

晚清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极富有政治内容的叙事呈现。其作品中政治形象的文学意义并不充分，但很多作品中的政治形象也还是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蕴。《文明小史》中的“茶碗”、《老残游记》中“梦”的形象、“船”的形象，《新中国未来记》中“醒狮”等等都艺术地传达了许多政治信息和政治图景。这里可以近代小说中“沉沦”形象的政治意蕴分析为例。

近代小说中，对于民族危机的感受空前强烈。近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充分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危难，忧心忡忡。这样的时代心理在小说政治叙事的表达中常有体现，其中“沉沦”想象最为代表。所谓“沉沦”想象即以国家、民族的“陆沉”、“船沉”或民众的“沉睡”情境叙述为表征。

“沉沦”基本含义指涉国家、民族的灭亡危机。陆岛沦陷、天崩地裂往往是一个国家走向衰亡的文学意象。《孽海花》第一回：

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这一段描述中，国家沉没于孽海之中，其荒诞叙述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情结。这段叙述事实上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沉沦命运做了较为准确、客观的历史描述。其深刻的启蒙意义一直为人所忽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正如“野蛮奴隶自由之福”，与鲁迅先生概括中国封建历史上民众所经历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描述意义极为相近。此段描述中，十九世纪中段正是中国被外强入侵的开端，“一千九百零四”年则是中国走向被瓜分的穷途末路时期。近代先驱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思虑国家前途，抨击列强侵略。冯桂芬、郑观应看到“夷患不已”而“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忧国念家，万虑垒集”，他们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熏见唐虞盛世”[6]84。

相较于“陆沉”的虚拟和夸张，《老残游记》第一回中“船沉”叙述更为具体形象，寓意深刻。文中描述一艘破败大船漂泊于大海之上，船上之人自私贪婪，掌舵之人各自摇船毫无团结一致之心；甚至船上的水手成为抢劫乘客的强盗。老残意欲拯救这艘大船，以避免其沉入海底，于是送给这艘船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谁知却被下等水手污为洋鬼子派来的汉奸，差点被杀。老残等人只能眼见这艘大船沉入海底。对于作者刘鹗来说，以晚晴政府为主体的国家正如这艘老残梦中的破船一样，其沉没海底情境正预示着晚清政府走向灭亡。

小说中的这种灭亡危机感首先来自于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面对现实，近代小说都惊恐于大祸将至，发出灭亡的危机呼号。《瓜分惨祸预言记》小说预言：

各国已经实行瓜分中国，地图上“这北方一带，便换了俄国的颜色了，这扬子江流域，便换了英国的颜色了，这山东便变德国的，两广、云南便变法国的，福建、浙江便变日本的颜色了，此后，地图上再也不能看见我中国的影子了，可怜我们四千年的国家，一旦灭了，连图上也不能占一颜色”。洋兵杀来，“只听啾啾鬼泣之声，那满地尸骸，都隐隐有坐立哀啼之状”。

同时，一次次失败战争的直接刺激，构成了国家存亡危机意识产生的总爆发点。在近代小说中，战争叙述并不多见，但大量关于国家战事的叙述或议论随处可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二回借狂士王伯述弃官从商的经历叙述，传达出战争失败给国人造成的心理创伤：

王伯述又叹一口气道：“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哪！这两天你看报来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异形的，尚且打他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

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政治“一治一乱”的循环怪圈在新的政治文化观念冲击下土崩瓦解。西方进化论的输入，成为激起国人危亡感受的理论根据。其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些西方观念深深刺激了身处落后、衰败社会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激发起他们对国家危亡的警惕和图救生存的自觉。近代小说所呈现出的亡国图景化为萦绕在国人心中的一种亡国灭种的巨大恐惧；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开始思考民族国家的命运。

近代小说的“沉沦”想象内涵不仅指涉国家危亡，还隐喻国民的一种精神状态。诚如梁启超所言：“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7]32这一“沉睡”图景在近代小说中得到了形象化、艺术化表达，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民众沉睡的情境描述。

刘鹗的《老残游记》之主旨在于揭示晚清政府之没落，但其也有启蒙之用意。主人公老残其身份是一位摇动串铃、奔走江湖、能治百病的自由职业者形象，其目的就是为唤醒天下民众。书中第一回自评道：“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老残敏锐地发现了民众病根并非身体之弱，解救之道在于唤醒昏睡之人；治病不在于生理之痛，而在于心理蒙昧。书中第二十回有一段情节，老残为解救沉迷于“千日醉”之人，独自前往泰山玄珠洞寻觅“返魂香”。这一情节叙述看似承袭传统公案小说，实则包含有较强意味的政治叙事意图。小说中的沉睡之病实则象征国人的生存状态，而老残勇救众人，依靠的正是能解干日醉病症的妙药返魂香。《老残游记》将民众昏睡不醒的根源归为一种毒药。在东海觉我(徐念慈)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中，这种毒药更具有文化意味。小说中一老翁黄种祖四万万儿女，始终处于昏睡不醒或者稚童的混沌状态。其原因在于他们中了一种毒。这种毒来自于老翁的玻璃瓶中内盛的人类“性质”。其中最大的一瓶人类“性质”内装有“宗旨不定流质”、“骑墙两流质”“崇拜金银定质”、、“嚣张不靖气质”、“愚暗不明气质”、 “迷信神鬼定质”等等，黄种祖的四万万儿女正是因为染有此毒才不思进取、羸弱病残。在作者看来，这种人类“性质”病毒是中国传统文化弊病所在。从文化层面反思国民精神显示出近代小说的思想现代性，这一直接开启了五四的思想启蒙趋向。

而在《孽海花》中，这种“毒药”更甚：“这便是历史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所以自从‘科名’两字出现于我国，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任他作威作福，总是不见不闻，直到得异族凭陵，国权沦丧，还在那里呼声如雷，做他的黄粱好梦哩”。显然，《孽海花》从制度层面开始反省国人的精神蒙昧，更具有启蒙意义。这在《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得到充分揭示。作品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国民的蒙昧状态：“他们口口声声说国家是皇帝的，地方上的异有官呢，甚至说一时乱了，富的变穷，穷的变富，或者我发一番财、得一个好婆子呢。”书中对国民“刀子过颈，也是无热血出来的”麻木心态的描述入木三分，中国面临危亡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近代小说的描述中，“沉沦”想象中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表达，即精神层面的文化“沉沦”。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近代知识阶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深感忧虑。其表征在于根深蒂固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心理中的“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的崩溃。梁启超对于这一变化的时代语境做出清晰论述：“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但到了晚清时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8]20-21。因此，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天朝独尊在现实的历史境遇中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是无奈的、被动的接受。按照许继霖的观点，华夷体制的破灭是中国政治文化进程中“天下观念”让位于国家观念的重要标志。[9]从《尼布楚条约》到《马关条约》, 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不仅仅作为国家主权的丧失标志，更可以看成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一步步消解。它使国人逐渐认识到自我国家的概念，即从传统中国 “天下”观念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清王朝完成了从“天下”之共主向近代国家政府的角色转换。《孽海花》中《尼布楚条约》是以一种悲剧化的方式呈现。在《孽海花》原作者金松岑的创作计划中，曾准备将这一事件重点叙述，以符合其“政治小说”的创作要求。俄国人侵略中国领土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因为金雯青买来的地图惹祸。小说中关于金雯青向毕叶购买地图的描述颇为生动：

只听雯青道：“这图上红色的界线，就是国界吗？”毕叶道：“是的。”雯青道：“这界线准不准呢？”毕叶道：“这地图的可贵，就在这上头。画这图的人是个地学名家，又是奉着政府的命令画的，哪有不准之理！”雯青道：“既是政府的东西，他怎么能卖掉呢？”毕叶道：“这是当时的稿本。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国库，秘密万分，却不晓留着这稿子在外。这人如今穷了，流落在这里，所以肯实。”雯青道：“但是要一千金镑，未免太贵了。”毕叶道：“他说，他卖掉这个，对着本国政府，担了泄漏秘密的罪，一千镑价值还是不得已呢！我看大人得了此图，大可重新把它好好的翻印，送呈贵国政府，这整理疆界的功劳是不 小哩，何在这点儿小费呢！”(第13回)

这一关乎国家领土完整的事件经被描述成类似市场购物的商业行为。更为可笑的是，连地图上红色边界线都不认识的金雯青竟然还梦想通过这一机遇实现整理疆界的梦想。严肃神圣的国家主权事件却以戏谑的叙述方式呈现，曾经的天朝大国也彻底在外国列强的强权下沉沦。

华夷观念的破灭必然产生对国家民族新的变局意识，近代知识阶层已清醒意识到：“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洲者，东南一州也”[10]26，“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11]67。这一意识也体现在晚清政府的政治文化策略的修正中。在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各类学校均应开设地理课程，以“使知地球表面及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之心；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12]44。官方对中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特定位置的自我认定，表明历史上的华夷观念已完全崩溃。

就此，晚清小说对于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的天朝中心地位已发生转变。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保持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天下”格局而伴随的强势的文化优越感，也在“华夷之辨”的天朝中心的幻灭中被消解。这种精神层面的文化沉沦意味着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失信和感叹，尽显于近代小说的反思批判叙述中，同时又延伸出政治叙事的两种价值走向。其一从沉沦走向理论的期盼和重新建构，如《文明小史》中借议论表达出对未来中国的描述：“‘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更为具体地表达出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理念；其二从沉沦走向心理的恐慌直至精神的虚无，于是停留在一味肆意的批判之中。谴责小说中的作品多有此特征。这种文化“沉沦”所带来的惶恐心理成为民众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

[1] 骆冬青.论政治美学[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3).

[2] [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M].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J].学习与探索，2006，(3).

[5] 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批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6] 桑咸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6.

[7]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论不变法之害[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辑[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9] 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M]//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五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中国史学会.丛刊·戊戌变法[C].第1册.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11]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何旺生)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Political Image in Literature——AnalysisonPoliticalImageofDepravityintheLateQingDynastyNovels

FANG Guowu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The political image in litera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s in real life. It takes the form of art and carri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writing in literature is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political image.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present us with political narrative,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political image ofDepravity, which refers not only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 but also the degradation of the culture in spiritual level.

political image;Depravity; cultural implication

2017-01-22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文化与政治修辞：以晚晴小说为考察中心”(AHSKY2014D108)

方国武(1972-)，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博士。

I207.4

A

1674-2273(2017)02-0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