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鸿诗人刘梦苇：飘零的歌与难圆的梦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孤鸿诗人刘梦苇：飘零的歌与难圆的梦

彭 星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新月派早期诗人刘梦苇是中国新诗史上一道短暂而亮丽的风景。关注刘梦苇的飘零的人生经历和求学热情，可以发现他与《晨报诗镌》的问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诗歌实践上，他的爱情诗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新月派；孤鸿诗人；刘梦苇；爱情诗

新月派早期诗人刘梦苇的名字似乎已经随着历史的浪涛起伏辗转，淹没在风起云涌后尘埃落定的泥沙里。无法回避的是，刘梦苇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略显“尴尬”：1926年，当他含泪逝世时正是新月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黄金时期，大家林立的态势已经掩盖了这位青年诗人在世时所作的种种努力。出身贫寒，经济拮据的他，逝世后遗作几经辗转无法出版，最终导致遗失甚多，让刘梦苇频频被阻挡在大众视野之外。然而，历史的蛛丝马迹常常让个人命运在既定的眼光中得到惊讶的翻转，细心查看可以发现刘梦苇不仅是当时新月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而且他以诗歌作为创作实践的突破口，其中他对爱情诗的吟唱，尽显孤鸿诗人孤独演奏的悲凉和单恋难圆的梦。

一、飘零的人生与求学的热情

众所周知，层出不穷的文学论著都有各自不同的关注重点与解读线索，但也避免不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推进，某些作家便滞留在偏僻一隅逐渐隐去。刘梦苇的一生短暂孤苦，按解志熙对他的生平事迹考述，刘梦苇“在人世只活了短短22年。”[1]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自命为飘零的一只“孤鸿”，渴望在艺术与爱情中寻到自己最终的归宿。在自由诗泛滥成灾、毫无章法的混乱时期，刘梦苇挺身而出，率先倡导对自由诗的反拨，病入膏肓之时仍然执着地将理想付诸实践。

阐述刘梦苇的诗学宏愿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倾听他凄凉而悲情的人生之歌。刘梦苇，原名刘国钧，笔名有梦苇、孟韦等，出生于洞庭之滨的安乡县。据《安乡文学志》人物小传记载“刘梦苇三岁离开家乡”，[2]原因是父亲早丧、母亲出走，脆弱的心早已蒙上了人生的苦恨。贫寒交迫的生活环境对于常人来说是不堪重负的打击，但对于早慧的刘梦苇来说却是不断求索的驱动力。1918年前后，刘梦苇和所有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怀揣着外出求学的心，有同学回忆到他曾经到北京留法预报学校，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经济的匮乏让他未能完成留学心愿，于是回到当时不收学费的长沙第一师范就读。在长沙时期，刘梦苇积极参加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军阀的运动，是一个爱好文学并且关心社会改造的新青年。当政治热浪一过，刘梦苇的兴趣便转向了新文学，尤其转向是能唱出个人心声的新诗。1923年《创造季刊》第2卷1号发表的《吻之三部曲》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刘梦苇从此一跃登上诗坛。

1925年是刘梦苇艺术之花盛开的春天，同时也是他步入生命倒计时的秋天。离开湖南后，刘梦苇先后辗转于北京、上海、宁波、南京等地，求学的愿望依然强烈。在奔走的路上，他偶然遇见了他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朱湘，二人不仅是同乡，并有着大致相似的凄苦身世，于是很快成了挚友。随后，二人结伴来到北京，同在适存中学教课，结识了后来成为新月派主将的闻一多。可以看出朱湘对于刘梦苇是人生的一个关键，罗念生在回忆朱湘时说“他为人是这样，对一个朋友不满，宁可当面大骂，或者写信痛责，但他绝对不背地在别人面前说这朋友的坏话。”[3]正是由于这种火热直率的性格，刘梦苇在为中国新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被新月诗派的光辉“遮蔽”时，朱湘才会忍不住撰文为刘梦苇打抱不平，并为他的遗作《孤鸿集》的出版四处奔走。

进入文化交流的风暴中心，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理想伙伴，刘梦苇开始了他建设诗学与创作诗歌的宏图伟业。肺病的袭击和经济的拮据却让他的梦想戛然而止，失恋情绪更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最后身心交瘁，在1926年9月与世长辞。这位一生孤零凄苦的文学之才在最为辉煌璀璨的时候骤然离去，死后家中渺无音信，丧事是身边的几个友人凑钱将他安葬的。此时，新月社已经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声誉，闻一多、徐志摩等大将开始雄心勃勃，希望展露棱角，领导一股诗歌潮流。但名声大噪的新月社名单中不能抹去刘梦苇的名字，他在文坛不仅留下了不菲的诗歌成果，同时新月诗派的重要阵地——《晨报副刊·诗镌》的问世与新诗形式建设开创都与刘梦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刘梦苇与《晨报诗镌》的成立

刘梦苇不仅与早期新月派的主要人物有所来往，并对新月派的重要阵地——《晨报诗镌》的创刊及新诗形式运动有筹划与开创之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新月派最初以个人诗歌活动的两大圈子为雏形：一是以闻一多为首的以兴趣结合的清华文学社，另一个则是徐志摩“发起组织一种雅兴的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的聚餐会。”[4]4清华文学社于1921年11月20日成立，是我国最早的大学生文学社团，由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牵头，身边围绕着被称为“清华四子”的饶孟侃、孙大雨、朱湘、杨世恩这四人。1926年闻一多一手打造了一间贴满无光的黑纸和璧楣画着金圈的小黑屋，“这间不同寻常的‘黑屋’成了一群豪迈洒脱青年诗人的聚集处，”[5]他们在这里谈诗、朗诵，成为“一群新诗人的乐窝”，[6]125刘梦苇与朱湘同为湖湘人便顺理成章成了闻一多读诗会的常客。起先与闻一多交往甚密的都是清华校友，能够与清华圈外的青年诗人——蹇先艾、于赓虞等人取得联系是凭借刘梦苇的介绍，他们都是当时《诗刊》活跃的诗人。

与质朴的清华文学社不同，徐志摩发起的“聚餐会”不论是参会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还是会议规格都显得高级气派得多。徐志摩坦言最开始只是想做戏，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于是他以自身的人脉优势聚拢了包括文化界、政治界、银行界、商界、社交界等有着共同雅趣的上流人士。这种每两周举行一次的“聚餐会”就是新月社的前身，关于新月社的问世与成立，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一文中做了说明：“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得不记起办新月社时的热心。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了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6]133一介布衣刘梦苇对于这般文化交流圈似乎只能望尘莫及。但清华文学社与新月社这两个圈子的联姻却是托了刘梦苇“做媒”，在闻一多的读书会上“他提出希望办一个几年前文学研究会办过的‘诗’那样的刊物”，[4]3当时登记办刊、筹集经费对于他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却是天大的难题，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晨报》，由刘梦苇出面与当时担任编辑的徐志摩交涉。由此，开诗歌之新体的《诗镌》就这样问世了。

《诗镌》的诞生标志着新月派先行者们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他们对于诗歌理论的建设以及创作实践有了传播远扬的船只。对于刘梦苇来说，《诗镌》更是来之不易，他以火一般的热情进行新诗的创作，从1926年4月1日创刊到1926年6月10日停刊，刘梦苇发表诗歌的数量居于首位。蹇先艾凭吊刘梦苇时说，“你对于诗歌的努力和热心，是我从来在朋友中没有看见过的”，[7]22其实在《诗镌》创办之前，刘梦苇就已经提出他对于新诗形式的建设，1925年12月12日的《晨报副刊》地1409号就发表了他的诗论《中国诗底昨今明》，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新月派诗歌理论的先声。他呼吁大家“不仅从事旧的破坏”还要“赶紧从事新的建设”，[8]创造中国的新诗。

三、绝望而深情的爱情诗

一个诗人内在的情绪与他外在的容貌有时会呈现两种极端的反差。病态上的刘梦苇消瘦得可怕，肺病的不断侵袭让他时常吐血，情感上的挫败更加重了他在人间的凄风苦雨。谁曾想到他以前也是激越的新少年，几年的光景已让他成为杜鹃啼血般鸣啼爱情之歌的苦情诗人。如今，他唯一一本诗集《孤鸿集》几经辗转已经不知去向，按当时刘梦苇的诗歌创作总量来说，应当在90首左右，再加上后来失而复得的以及永远散去了的，其实远不止这个小数目。现在，能够轻易看到的也就只有寥寥数十首，这些主要是刘梦苇的爱情诗——也是公认他写得最好的、影响最大的诗作。

刘梦苇是一个“唯爱主义者”，他的诗歌表现出一种以死的决心捍卫爱情，坚决且刻不容缓。“生”与“死”是他爱情的两个方面，唯有爱能够让生命的稍纵即逝得到暂缓，获得生之意义和价值。刘梦苇曾在组诗《吻之三部曲》这样袒露自己的心声：“人生既是一刹那一刹那地过去/在各中你我可不要随意地辜负/但只要一刹那中有一个亲吻/生之意义与价值呀——已经寻出！”[9]347生命如此短暂，对于人生哲学的探讨已无意义和价值，时间如此难留，怎么样才能不算虚度呢？唯有热吻与爱情将一刹那延长至万年！创作这首诗歌的时间是1923年，正是诗人刚刚把脚迈入成人世界的时候。其实刘梦苇早在三岁就已经感受到了人世冷暖，生命的危机让他时刻保持着警惕，时代的风吹雨打让他渴望躲入爱情的幻境获取温暖与温柔，于是他在《一夜》中写到：“呵，我的爱人/我们应该感谢呀/感谢夜底恩惠/置我们在蔷薇的乐园里了。”[9]349但爱情的甘露纵使甜蜜、芳醇，死神之手却从不为之感动，以“最后”二字开头的两首诗《最后之梦》和《最后的坚决》，这一前一后创作的情感流变中可见，“死”是“生”之宿命，是无爱后的最终结局。梦的破灭无法换来生的乐趣，即使作为爱人身边一条殷勤的小狗，也已是无法实现的了：“从梦始想到梦终/从起先想到最后/呵！最后的那一个梦/昨夜晚上的那一个梦呀/我狠心的爱人哟/你竟置我于这么一梦里/诶！我底梦之结局呵!”[9]352（《最后之梦》）到了《最后的坚决》，诗人一声“您的爱不给我便是死的了结！”[9]356这种“非爱即死”的坚决，流露出诗人更加悲苦的情调。

对于曾经参与过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刘梦苇，可以说“五四”的高涨情绪和个性解放的余波一直在他体内产生化学反应。刘梦苇从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培植出了个性的自我，如果这一点体现在爱情的独白里，《铁道行》一诗亦能阐述其中的奥妙。冰冷的“铁轨”意象与火热的爱情用常理难以混为一谈，但就当时而言，“铁路”和“铁轨”是现代化的一种有力标志。诗人引入现代化的新词不仅是当时诗歌创作的一种风尚，同时看似马上相交的两条铁轨，跑近一看还是是遥遥无期地平行相隔，就如同爱情火一般的投射，铁一般的惨烈结局。朱自清曾经指出：“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没有。”[10]新文化运动把人解放出来，唤醒了肉体里的“自我”和“人性”，近乎直白的爱情诗歌便作为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开始了放胆高歌。诗人刘梦苇恋爱中的苦闷彷徨就全体现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是铁路上面的行人/爱情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象在将它们离间。”[9]355这首诗的最后似乎给他绝望的声音披上了一件冬衣，在失落之余还有一丝暖意：“爱人只要前面还有希望/只要爱情和希望那样延长/誓与你永远的向前驰驱/直达这平行的爱轨尽处。”[9]355尽管现实总是失望，铁轨貌似“相合未分”的假象却可以抚慰自己，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爱的决绝。

爱情是生命意识的本质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11]刘梦苇的诗歌不仅暴露了他自己的爱情需求，也暴露了爱情里最本质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的升华。刘梦苇将爱情放置在一个属于他和爱人的“伊甸园”中，这里“碧绿的秋水和青蛇条条/蜿蜒地溜过了大桥小桥/被多情的春风狂吻之后/微波有如美女们底娇笑。”[9]354他以身体交触作为爱情火热的体现，譬如“乘我底牙关还未紧闭之前/你的舌头还可在我口中出进。”[9]347；“用我们底腿儿手儿/紧紧地拥抱呵/贴着——贴着我们的躯体/让被褥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二个”；“青草为褥，阳光为被的山坡之/上/且让我独自来细嚼罢。”[9]352这些充满情欲的诗句冲击着以道德本位为基础的国度，以近乎赤裸的声音阐述了人生的苦闷。

从各种资料和迹象来看，刘梦苇的爱慕对象可能就是龚业雅女士，但恋爱对于他来说十分困难，他必须面对两道屏障：一是家境贫寒，居无定所；并且他患有肺痨——当时的不治之症，何况是贫穷的诗人也无钱医治。蹇先艾说刘梦苇“一人兼备三样”——无地位、病了无钱医治、催命的失恋——“这人间还有你留恋的余地吗？”[7]23对此，刘梦苇有着足够的认识，病魔终究会夺去生命，不如用尽最后的生命放手一搏。这样就使他的情诗几乎都近于绝命词，交织着垂死者的爱与怨：“妹妹您把世界看得太无情/今后只读我底墓草证明/它们将一年一度为您发青。”[9]356刘梦苇与龚业雅被门户的差距与病魔的偷袭所离间，终究未能得到完满的爱情。悲歌未唱尽，情梦未能圆，为新诗作出众多贡献的理想青年也这样与我们飘然远逝了，但“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称号无愧于他为新诗所作的努力，诗歌中的深情演绎也无悔于他生命的短暂存留。

（责任编辑 远 扬）

[1] 解志熙.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9-16.

[2] 安乡县文联.安乡文学志[M].湖南：安乡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98：133.

[3] 罗皑岚.二罗一柳忆朱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4.

[4] 蓝棣之.新月派诗选·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5] 闻黎明.闻一多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08.

[6]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6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7] 蹇先艾.蹇先艾文集:第3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8] 刘梦苇.中国诗底昨今明[N].晨报副刊，1925-12 -12（第1409号）.

[9] 蓝棣之.新月派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0]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印影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9.

I207.22

A

1671-5454（2017）02-0061-04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7.02.015

2017-02-25

彭星（1992-），女，湖南株洲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