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宗教改革

夏洪亮

（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本着“民族再生”、“重建国家”的观念，在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领域向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发起猛烈进攻，力图构建一个由第三等级组成的“新法国”。西埃耶斯在《什么是第三等级？》写道“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需的一切？……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1]17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作战。”[2]395但不容忽视的是法国大革命自始至终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对天主教的教理、教义、宗教法规、宗教礼仪、宗教习俗、宗教特权和宗教象征及其经济基础冲击的事实。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及其由此产生的宗教斗争贯穿革命的全过程。

一、宗教改革是法国大革命应有之义

天主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封建主，“要在每个国家内部从各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2]390。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接连遭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冲击和挑战，罗马教皇政治权威丧失殆尽。

但法国的天主教却日益与王权相勾结，成为王朝统治的支柱和帮凶。1516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在博洛尼亚签订政教协议，重申天主教在法国为唯一被确认宗教；16世纪宗教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在胡格诺战争中登上王位的亨利四世（1589-1610）为巩固王权及争取北部贵族的支持，宣布皈依天主教，并立天主教为国教。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天主教的地位更加巩固，从国王到庶民，人人都应是或应被看作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僧侣自命为“王国第一实体”，是专制制度的精神工具。他们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从思想意识上麻醉人民，使其盲目服从君主的残暴统治，安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各级学校都受教会管辖，僧侣大力推行蒙昧主义，压制科学，扼杀知识，迫害一切有“异端思想的人”。

法国在1715年结束了路易十四的统治后，通过缓慢而有效的“文化革命”，在自然和理性的旗帜下展开了几乎遍及全国的解放思想，更新文化的运动。到十八世纪中叶，这一运动更加发展，更加波澜壮阔。一些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按照他们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所处的环境以及不同的遭遇，对旧制度的各个方面提出批评或进行批判，各自发挥他们改革的思想甚至是革命的主张。

破除神学迷信，向天主教会进行猛烈抨击是启蒙学者的重要功绩。为启蒙思想奋斗了60个春秋的伏尔泰猛烈抨击教会权威。伏尔泰认为天主教僧侣就是一群“狂胜者、骗子手”，天主教就是“一些狡猾之徒所虚构出来的最庸俗的欺骗之网”[3]28。现存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来源于无知，而无知就是教会造成的。天主教会是一切进步的障碍。同伏尔泰一样，卢梭也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说“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4]283，他着重提倡一种“公民宗教”，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宗教迷信，敌视教会权威，批评表面上宗教礼拜仪式。指责天主教邪恶、狂妄，它以神的代言人和神在地上的代表自居，宣扬“教会之外，别无得救”，这是对神的亵渎！百科全书派的作者都是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就认为，对宗教的信仰是迷信，迷信出于恐惧，而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去掉一个基督徒对地狱的恐惧，你就会去掉他的信仰。”[5]348他指出，教会利用人们基于恐惧、无知的宗教信仰，捏造奇迹来愚弄人民，并自居为神在人世的代表，跟统治阶级相互勾结以便于进行统治。他反对教会权威，并指责教会是国家财富的巨大消耗者。

18世纪的启蒙学者用他们源于理性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消除来自“天上的”传播蒙昧主义的教会权威，启迪了人们的心智，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以至于在革命爆发后，被囚禁的路易十六哀叹“伏尔泰、卢梭灭亡了法国！”

二、宗教改革大幕拉开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就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6]50。在法国大革命的岁月里，资产阶级为“民族再生”向天主教会展开了畅快淋漓的进攻。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君主立宪派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依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最先担负起对法国进行改造的重任。在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制宪会议颁布“废除全部封建制度”的八月法令，取消了教会各种性质的什一税，教徒向乡村本堂神甫的各种捐款，以及一切有利于主教、主教代理、总本堂神甫等的种种捐献，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君主立宪派知道，要真正掌握教会，就必须剥夺教会的经济力量，而革命后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也迫使他们急于染指教会财产。11月2日，制宪会议通过决议：所有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国家将为宗教活动、神职人员和慈善事业提供适当经费。允许公民分期付款购买教会地产。1790年7月，制宪会议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 （以下简称《教士法》），《教士法》的通过，实现了君主立宪派全面改革教会的愿望，确立法国教会隶属于国家的地位，割断法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联系，解除了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教阶制度。根据该法令和11月27日法令，即“教士宣誓法”，所有教士都要对宪法和《教士公民组织法》作忠诚宣誓，拒绝宣誓者将被严惩。忠诚宣誓引起法国宗教人士的分裂，“宪政派”（宣誓派）和“反抗派”（拒绝宣誓）出现了。70高龄的普瓦蒂埃主教傲慢地说:“我不会亵渎我的年龄，我绝不宣誓。我将耐心地等待着死亡。”[7]47法国绝大多数主教都持相同的态度。下层教士和许多普通民众也加入反忠诚宣誓的行列。这股巨大的势力马上被反动贵族所利用。骚乱和叛乱在各地陆续出现。针对反抗派教士在国内外所煽起的骚动、复辟活动，君主立宪派先后通过一系列打击“反对派”的法令和议案予以了坚决的回击。这些打击措施主要有：剥夺未宣誓教士的年金；关闭女修道院，财产充公，修女须做出公民宣誓；驱逐反抗派教士出国；君主立宪派的宗教改革是他们重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改革引起的教会分裂，使一些革命的中立者、同情者、甚至是支持者成为了革命的反对者，转移到敌对的革命阵营，壮大了反革命力量，增加了革命难度。君主立宪派并不想废除天主教，也不想用一种新的宗教来取而代之，但他为“革命宗教”登台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

三、“反抗派”疯狂反扑

1792年8月10日，君主立宪派让位于吉伦特派在法国的统治。但吉伦特派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很艰难。国内政争激烈；国际反法同盟的军队已进入法国境内。为稳定局势，吉伦特派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采取措施，继续推进对法国的社会改造。吉伦特派在对待天主教问题上，继续沿袭君主立宪派的宗教政策，同时强化对“反抗派”教士的打击。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立法议会就使打击“反抗派”教士的法律生效，60岁以下的年轻的反抗派教士被驱逐出境，60岁以上被悉数关押。众多“反抗派”教士被流放。禁止教会接受“节敬”，不得登录教徒名册，教士除履行教职外不得穿着教服。没收教会办的慈善工场。依据1792年9月20日通过的离婚法规定：天主教徒可离婚再婚并允许教士结婚。同日立法议会决定将公民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由教会转移给市政当局。1792年国民公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案取消了给教士发放年金一项。

吉伦特派宗教高压政策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更顽固的反抗。为数众多的反对派教士利用农民的宗教感情煽动他们反对革命。1793年3月10日，以旺代为中心的西部各省的发生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人们在“国王路易十七、贵族和教士万岁！”的口号下聚集起来。西部地区地处边远，交通闭塞，这里的人们笃信天主教。天主教会不仅是居民的精神生活支柱，而且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除天主教外，这里的人们没有接受过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但自从革命以来，教会地产被没收，教会结构被毁坏，做弥撒都成了问题。这使他们不理解，甚至憎恨。农民在教士的煽动下起来抗争了，“白旗还在污染着自由的土地，人们还佩戴白色帽徽……阴谋主要是教士和贵族搞起来的。”[1]229赴雷恩在致信国民公会如是说。欧洲君主国也打着“从宗教迫害者魔爪下拯救法国天主教徒”旗号向年轻共和国发动进攻。

四、非基督教化运动展开

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巴黎人民举行第三次起义，结束吉伦特派的统治，确立了雅各宾派专政，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

雅各宾派统治确立后，由国家拨款组建的宪政派教会很快成为“国内反革命的一股强大力量。”[8]32它支持联邦主义者叛乱，尤其鼓动或参与布列塔尼、诺曼底、马赛、土伦等处的叛乱。8月10日是“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国民公会召集各省推选的代表在巴黎为宣布全民接受1793年宪法举行盛大庆典，唯有被称为“法国教会”的宪政派教会拒不参加，公然和政府对立。这都加深了人们和政府对教会的不信任和敌意。在埃贝尔派人士的推动下，非基督教化运动开始了。1793年9月26日，原祈祷会修士富歇假借国民公会的名义在奥拉尔对穆兰民主社团宣称：要用对共和国的崇拜和对自然风尚的崇拜来取代那些不幸地还被人民保持着的迷信和虚伪的崇拜，并开始征缴教堂金属祭器运往巴黎。富歇又随后下令，送丧、下葬都用世俗仪式；把教堂公墓改为世俗坟场，在坟场入口处标明:“死亡是永久安眠”。富歇在实施非基督化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措施，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其它地区也采取类似的非基督教化措施。如歇尔省拉普朗什教人信仰自由、平等，主张用对自由、平等的崇拜来取代对神的崇拜，有的地方把原来的教堂改为“真理殿”，未被改作别用的教堂纷纷关闭。从1793年9月起，鼓励和责令教士结婚、还俗的做法趋于高峰。

肖梅特对富歇在奥纳尔的活动倍加赞赏，强调反对迷信、弘扬共和主义精神的非基督教化的重要性，建议巴黎市政府采取类似措施。1793年10月2日，国民公会决定将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11月5日，国民公会印发了约瑟夫·谢尼埃所作的《建议以祖国的宗教来取代天主教》报告，报告中说道“你们应当把共和国的儿子们从教士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受偏见的约束，具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条件，你们将懂得在摧毁迷信的废墟上去建立一种唯一普遍的宗教，一种既不保密、也不神秘，以平等为唯一教义，以我们的法律为讲道者，以政府官员为高级神职人员，只在作为我们共同的母亲和神明的祖国的祭坛前为这个大家族焚烧乳香的宗教。”[7]470非基督化运动在法国迅速展开。巴黎大主教戈贝尔与他的副主教连同其它助理教士共11人到国民公会庄严宣布放弃巴黎主教职务，并代表副主教等宣布放弃各自职务，人民不再要教士了，全国掀起了天主教教士和新教牧师辞职的浪潮。

非基督教化运动给法国带来了混乱和损害，反对共和国的欧洲各国君主造成一种口实。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国民公会领导人已经感觉到这种运动所蕴含的威胁性。罗伯斯庇尔认为运动有使共和国那些中立分子丧失的威胁。而且，他们也很难想象国家可以不要教堂，人们愿意抛弃宗教仪式。1793年12月16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重申信仰自由原则:“禁止一切不利于信仰自由的暴行或威胁”，“要求所有良好的公民，以祖国的名义避免参加涉及法兰西人民重大利益的一切神学的或非固有的争论……”[1]488但国民公会的态度并不是坚定的，教堂仍然被封闭，非基督教化运动仍以隐蔽的方式继续进行。

五、天主教活动的有限恢复

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迎来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月党人及其督政府的统治。法国资产阶级走上巩固革命成果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热月党人开始逐步调整过去的激进的政策，宗教上表现为逐步恢复天主教的礼拜。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废除了有关宪政派教士的财政预算，法令实际上确立了政教分离，《教士法》也被含蓄地废除，国家完全世俗化。过于理智化的理性崇拜已经失去任何爱国民主的特征，再也燃不起人民热情，许多法国人怀念往日的宗教仪式，教徒们提出开放教堂的要求。国民公会准许教士和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建筑物里做礼拜。各教堂被用来每旬做一次礼拜。礼拜仍然是个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过誓，都可以做礼拜。宪政派教士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但随着王党分子和反抗派教士纷纷回国，复辟活动又趋猖獗，热月党人的宗教宽容政策遇到严峻挑战。督政府的宗教政策开始趋于强硬，对流亡者和教士的镇压措施重新生效：流亡者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处以死刑；曾被放逐的归国教士必须再次流亡国外，否则要被流放到圭亚那；教会所有的教士必须宣誓憎恨王政和1793年宪法；教会学校必须接受市政当局的视察，“以便了解那里是否遵守10天一旬制，是否庆祝共和国的节日，是否对公民的名称引以为荣。”[1]415。国民公会规定的旬末节和全国性节日必须按期庆祝。有的人甚至想走得更远，使共和国成为与天主教对立的一种真正的世俗宗教。1797年1月，书商舍曼创立“对上帝的崇拜者和人类的朋友顶礼膜拜”的“有神博爱教”，宣扬“地球上一切民族的信条和道义”，但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拒绝重新搞“最高主宰”崇拜。

六、天主教信仰的重新确立

“如果没有上帝也要捏造一个上帝”，“如果要使你的人民安静并强大，就必须让宗教服从国家法律”，伏尔泰如是说道。同伏尔泰一样，拿破仑不信上帝，但也不否定上帝，作为政治家的他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身的宗教信仰:“我在埃及是穆斯林；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这里是天主教徒”[9]121。雾月政变上台的拿破仑面对国内外凶险形势，一改大革命以来的宗教政策。拿破仑知道，尽管自1789年革命以来，天主教会已连续10年受到攻击，教会已衰弱不堪，教皇庇护六世就是被法国政府关在罗马的一名囚徒。但天主教会依然是农民当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得到农民多方的支持。四万之众的神职人员中，蕴藏着十分重要的潜在的权力源泉，如果与教会达成协议，他们将会支持他的政权，流亡在外的贵族会向他靠拢，旺代就不会再次发生暴乱。拿破仑认真考虑到一个社会要生存就不能没有财产不公。只有教会能使财产社会不公合法化，因为采用世俗的办法来证实其合理性，就会触发革命。从1800年11月开始，拿破仑就派人与教皇方面进行接触，经过艰难谈派，1801年7月15日午夜，双方代表签署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神甫、主教及大主教都由法国政府任命而由教皇批准，所有教士要向政府宣誓效忠，其薪俸由法国政府发给，但不影响教会享受捐赠所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教皇承认大革命中出卖教会土地财产合法，不再打扰新的土地所有者，户口册籍的登记仍归地方管理。

教务专约的签署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在庇护七世看来，有了教务专约，教会分裂得以避免，天主教会的统一得以恢复，资金也有了可靠来源。大革命企图让法国教会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显然已经失败。庇护七世有感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所及，天主教会濒临毁灭，回首大革命反教权主义的十年冲击，拿破仑在他心中简直是福从天降。

拿破仑也心满意足，他已实现了大多数目标，既安抚了农民，又把保王党人的抵抗力量连根拔掉。由天主教僧侣所煽动的反革命叛乱平息了，社会安宁得以恢复。天主教会成为维护拿破仑个人独裁统治的精神工具。拿破仑参与审订的《教义问答》是教会用来“教育”信徒的必读教科书，书中就有这样的话:“尊敬和侍奉我皇陛下就是尊敬和侍奉上帝”“谁要是反对拿破仑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帝自己建立的制度，谁就要终身受到谴责。”[10]275教务专约在拿破仑统治集团内部引发极大不满和形形色色激进分子的进攻，但都被拿破仑平息了。

法国大革命迄今已过去两个多世纪，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世界并不太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宗教矛盾和宗教斗争，有时候这种宗教背景下的矛盾和斗争还很尖锐，甚至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回顾法国大革命征程中宗教改革以及宗教斗争，总结其经验教训，或许能为当下世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化解宗教矛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法]阿尔贝·索布尔著.法国大革命史[M].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索柯洛夫.伏尔泰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4]卢梭.忏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王养冲.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J].历史研究，1984（2）.

[6]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唐，译.北京：商务译书馆，1992.

[7]王养冲.法国大革命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8]布卢瓦佐.雅各宾共和国：1792年8月10——共和二年热月9日[M].巴黎，1792.

[9]霍特曼.拿破仑的革命[M].纽约，1967.

[10]刘祚昌.世界通史·近代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